走後門的螺旋

最近一些朋友找到了不錯的工作，我為他們感到開心。從他們口裡流露出來的，是一份好工作來之不易。他們自嘲：「年少的時候說要靠自己，絕對不走後門，長大以後才知道一切都是迫不得已。」我明白這句話就像說要「改變世界」的馬克思和他的哲學，最後被世界改變了一樣。

舉個例子，一個朋友找到了一份中學教職工的工作，這所中學是我們這最好的高中。要入主這所高中很難，競爭激烈，以前還聽說至少華南師範大學（211）研究生以上才能穩進。我這位朋友Y是華南師範大學本科生，也是足夠優秀的。我記得Y還沒找到工作時跟我說過：「我有朋友靠找關係要進去。」過了一段時間，她也進去了這所學校，我很為Y開心，卻也對社會感到無奈。

有人問：「是人出了問題，還是社會出了問題？」當然了，對於我們社會學學生，把社會作為一個有機實體去看待，會覺得社會出了問題。但社會歸根到底是人的有機結合，人是社會的產物，所以人也出了問題。所以這樣的問題特別愚蠢。以前有人問：「光是波還是粒子？」我不是物理學專業，也知道不可類比剛才的哲學問題，但我記得愛因斯坦說：「光是波也是粒子。」

社會和人，這是個永恆的論題。在社會上生存，遇到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人的第一反應肯定是：找人。因為社會是人類的社會，而不是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動物的自然。這是一個「人緣社會」。所以「人情」是一種工具，一種手段，用來在當下社會中更好地生存。但「人情」有時候也讓人害怕：我母親特別怕收別人的錢或者其他東西，特別怕「欠人情」，也許可以說「人情」異化，「人情」本該是一種工具，卻異化成一種統治社會的魔法。

我知道我的朋友Y不是特別想走後門，我也能理解走後門的便利，如果不走反而奇怪，因為這在當下是一種成功的手段，人總是想讓自己活得更好。還有一個原因：Y的朋友走了後門，本身這個工作的競爭過程就已經是不公平的了，那麼Y也只能走後門來競爭。既然在黑暗中，那閉上眼睛也無所謂了。我不敢像一些學者一樣去給這種現象定義和命名，不過或許可以稱之為「走後門的螺旋」，或者「找關係的螺旋」。

當然了，「走後門」是一種交互行為，有利益交互，肯定有雙方。Y找到的「後門先生」，大概是學校里某個高幹，某種意義上他也是「考核官」，負責審核想要入主這所學校的教職工。某種意義上講，不存在所謂的「考核官」，因為學校里校長、副校長、主任、副主任等等，甚至每個老師，只要在學校內部，都可能是潛在的「考核官」。那麼，導致「走後門的螺旋」，是考核官出了問題嗎？毋庸置疑，考核官本身是有問題的。假設有兩個老師，A老師和B老師，如果A老師要讓他的某個親戚進學校，B老師譴責其走後門的行為，那麼B老師可能會受到A老師的冷眼。再假如，C老師和D老師都想把自己的親戚帶進學校，B老師可能會開始妥協了，人數越多，集體越大，力量就越不可抵抗，如果硬要抵抗，最終可能自己會被孤立。和集體保持一致，妥協於集體，從而獲得身處集體中的安全感，這在心理學上叫「同調行為」。還有一點，考核官本身是一種權威代表，迷戀權威，陷入擁有權威的自戀，也是一種社會的普遍現象。

這讓人思考一個問題，怎樣進行考核才是相對公平的？有一個例子：高考。內容不說，形式上，高考是相對公平的，每個人都只有一個上升途徑：高分。我還想到另外的例子，就是一些體育比賽的打分形式：集體打分，去掉最高去掉最低然後取平均。當然了，高分依然是上升的途徑。可多年的應試經驗告訴我，分數代表不了一切。當追求形式上的絕對公平時，這對個性是一種傷害，就好像法國大革命時期強迫你「追求自由」。公平的形式往往會丟失個性的人才。試想，如果蔡元培用分數衡量人，北大當年就不可能收進那麼多充滿個性的人才，更沒有「百家爭鳴」。至於學生退學屌絲逆襲的例子，韓寒已經被眾多人引用。

錢鍾書說：「文憑是一張遮羞布。」陳丹青說：「文憑是平庸的保證。」我不迷信文憑，但眾多的事實告訴我，文憑，或者分數作為一種門檻，確實讓競爭過程變得「相對公平」。我不知道形式公平算不算公平，但我知道法大於天。我的老師說：「有些法莫名其妙被造出來也就算了，關鍵它造出來的目的就是被人破壞。」別的我不敢說，聲稱唯分數定論的高考，依然有漏網之魚。我又想起老師說的話：「不管某項法律或者規定的制定合不合理，既然制定出來了，就必須嚴格執行，誰都一樣，沒有特殊情況。神經病殺了人，存在死刑，那神經病就去死，不要搞什麼他腦子不正常之類的理由，鬼知道是不是開了張假的醫學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