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關於魯迅與托派關係的一樁公案（下）
文/蔣洪生
魯迅托洛茨基觀的轉變
一些魯迅研究者之所以否認《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出自魯迅的本意，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1920年代末以前的魯迅對托洛茨基還是很有好感的。從1925年到1928年，魯迅對托洛茨基的著作相當關注。從現存魯迅的藏書目錄來看，魯迅購入過數種托洛茨基的日譯著作，它們分別是《文學與革命》、《無產者文化論》和《西伯利亞脫逃記》。[1]魯迅不僅仔細研究了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一書，深受託洛茨基「同路人」、「革命人」和「革命文學」論等的影響，1926年自己還翻譯了《文學與革命》中關於俄蘇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的第三章的中文譯文，作為胡敩譯、北新書局出版的亞歷山大·勃洛克長詩《十二個》的序言公開出版。既然如此，為什麼到了1936年6月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兩篇文章中，魯迅會對托洛茨基本人如此地諷刺挖苦，而對「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如此聲色俱厲呢？畢竟，從1928年到1936年間，魯迅似乎沒有對托洛茨基作過系統的、嚴厲的批判。
魯迅為亡友瞿秋白所譯蘇聯詩人別德納衣的詩作《沒工夫唾罵》所配的托洛茨基諷刺畫（蘇聯插畫家台尼（Deni）作）。
其實，從魯迅現存的文字我們即可看出，到1920年代末之後，魯迅的托洛茨基觀開始發生微妙的轉變。1928年8月10日，在回復讀者愷良就韓侍桁所譯林癸未夫的文章《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時，魯迅提到了脫羅茲基（即托洛茨基），認為脫羅茲基以對於「死之恐怖」這種人的生物性為古今人所共同，來說明文學中有不帶階級性的因素，其論證方法過於簡單，類似於「講笑話」[2]，不能令人信服。1928年8月11日，在《奔流》編校後記（三）中，魯迅評價托洛茨基說：「托羅茲基是博學的，又以雄辯著名，所以他的演說，恰如狂濤，聲勢浩大，噴沫四飛。但那結末的豫想，其實是太過於理想底的。」[3]這段話寓貶於褒，一方面讚揚了托洛茨基的博學和雄辯，另一方面以「噴沫四飛」這樣的用語，暗示了托洛茨基的夸夸其談和華而不實，所以托洛茨基的理論在魯迅看來，是總體上是「過於理想」而缺乏現實性的一種空談；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的用語來說，托派理論無異於是一種過於「高超」的理論。1932年9月19日，魯迅在其《<一天的工作>後記》中附帶提到了托羅茲基的名字，但是對於他沒有任何臧否。1932年12月10魯迅在《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中批評了該刊編髮的芸生的詩《漢奸的供狀》，這首詩是對蘇聯詩人別德納衣諷刺托洛茨基的長詩《沒工夫唾罵》[4]的模仿。魯迅認為這一模仿是非常拙劣的，如果說別德納衣的詩是「笑罵」的話，那麼。芸生的詩則是「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5]但是魯迅在這封信中，並沒有對別德納衣所描繪的托洛茨基有所評價。鑒於別德納衣的詩是其時與魯迅來往相當密切，魯迅又深受其影響的瞿秋白翻譯的，想來魯迅會比較認同這首詩對托洛茨基的負面評價。而且魯迅對這首詩相當感興趣，這也是可以肯定的，因為魯迅在1933年2月9日《致曹靖華》（編號330209）的信中詢問曹靖華：「前回曾發一信（忘記月日），托兄再買別德納衣詩（罵托羅茨基的）之有圖者一本，又《文學家像》第一本（第二本我已有）一本，未知已收到否，能得否？」[6]此處體現魯迅不僅感興趣別德納衣諷刺托洛茨基的長詩《沒工夫唾罵》本身，還對書中諷刺托洛茨基的插畫很感興趣。從魯迅親自編輯，並自費為亡友瞿秋白出版的瞿秋白譯文集《海上述林》（下卷）之《沒工夫唾罵》中所配的台尼插畫來看，魯迅在此試圖找尋的，可能就是台尼（Deni）所作的托洛茨基諷刺畫[7]，他需要將瞿秋白的精彩譯文配上台尼的精彩諷刺畫。
鑒於魯迅此前幾年對托洛茨基的大力推介，除非形勢所迫，進入1930年代的魯迅似乎不太願意出來公開地、明確地撰文批判托洛茨基及中國托派的思想，但是在私下的談話中，情形就不一樣了。現在我們知道，雖然魯迅1936年6月前沒有公開的文字系統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理論，但是在小範圍談話的場合，魯迅對托洛茨基的理論尤其是其政治理論，是深不以為然的。馮雪峰說自己1936年6月為魯迅擬寫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完全按照他的立場、態度和多次談話中他所表示的意見寫的」，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當時與魯迅有著密切交往的青年出版人、當時有托派傾向的張友松[8]也有一段重要的回憶。1928年，在魯迅的大力支持下，張友松在上海與人創辦了春潮書店，在1928年至1930年間，由於業務等的關係，張友松與魯迅交往很多，常常與魯迅一起吃飯、聊天。春潮書店及其刊行的《春潮月刊》也經常發表和出版魯迅或魯迅推薦的作品。在回憶當年與魯迅的交往時，張友松說：
「 我在大姐犧牲後，譯過一部托洛茨基的《大英帝國的前途》，後來由「春潮」出版了。我在思想上受過兩個托派分子的影響，對托洛茨基曾經頗為崇拜，夏康農和黨家斌當時也有同樣的傾向。有一次我們同魯迅談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時，說這是權力之爭。魯迅當即斬釘截鐵地說，不是這麼回事，並拿出一份地下黨組織揭露托洛茨基叛徒嘴臉和罪惡活動的小冊子給我們，說道：「看看這個就明白了。」後來我讀了這份材料，還半信半疑。直到幾年以後，大量事實說明了這場鬥爭的性質，我才醒悟過來，深感魯迅對人對事判斷是非真偽的眼力遠非一般人所及。[9]」
張友松沒有明確這此談話的具體時間，從他因辦春潮書局而與魯迅直接交往的年限來看，時間當在1928至1930年的某天。魯迅日記有一百多處提到張友松，日記里首次提到張友松，是在1928年8月4日，當晚，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宴請，同席11人，中間就有張友松。想來此前張友松和魯迅來往不多，兩人並不熟悉，魯迅不會貿然與他談論托派這樣的敏感話題。所以談話的具體時間不會早於1928年8月4日。從張友松的行文來推測，魯迅與張友松等人談論托洛茨基的時間似在1930年某天。此時魯迅有沒有可能得到中共地下黨揭批托洛茨基及托派的材料呢？從他當時與諸多左翼人士如馮雪峰[10]等密切交往的情況來看，這是極有可能的。當時確實也出現過這樣的材料，例如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報刊《紅旗》[11]在1930年4月9日（總第91期）就登載了兩篇揭批托派的文章，一篇是署名「立三」（即李立三）的《回答托洛茨基的問題》，對托洛茨基的《中國發生了什麼事》一文進行了批判，並指出「陳獨秀們竟與國民黨改組派豪紳資產階級一樣的罵紅軍為土匪，可見陳獨秀們走到甚麼地方去了。」另外一篇是署名「問友」的《反對取消派：托洛茨基之取消中國革命的理論》。此外，中國共產黨當時的領導人之一、其時公開發表過反托政論的李立三1930年5月7日也跟魯迅舉行過秘密會談。從張友松的回憶可以見出，至遲從1930年開始，魯迅對托洛茨基尤其是中國托派的看法有了急劇的變化。再加上魯迅在1932年夏秋之交與瞿秋白見面之後，深受瞿秋白的托洛茨基觀的影響。眾所周知，魯迅1932年後與瞿秋白展開了密切的交往和合作，以至於瞿秋白經常以魯迅的筆名發表文章，而魯迅也把瞿秋白以自己筆名發表的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數目高達14篇之多。瞿秋白本來也跟魯迅一樣，對托洛茨基有著比較積極的看法，但是到了1930年代，在蘇聯官方和共產國際的托洛茨基觀的影響下，瞿秋白對托洛茨基越來越持否定的態度，以至於在1932年10月翻譯發表了前文所述的蘇聯詩人別德內衣諷刺托洛茨基的長詩。推想起來，這應該會深深影響到魯迅的托洛茨基觀。[12]比如，在瞿秋白翻譯《沒工夫唾罵》的同時，魯迅就撰寫了《論「第三種人」》一文（寫於1932年10月10日），不點名地批判了托派，文中說：「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里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里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這裡提到的論客，即是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當時這些托洛茨基派分子誣衊中國工農紅軍為「土匪」。[13]所有這些因素，無疑建構了魯迅認可由馮雪峰擬寫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的堅實思想基礎。
從答托派文的結集情況，不能推定魯迅否定自己是其著作權人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兩文在《現實文學》等雜誌發表後，初次結集，是在魯迅去世之後、由魯迅夫人許廣平編輯的《且介亭雜文末編》之中。《且介亭雜文末編》由正集和附集兩部分構成，其中正集14篇，附集21篇。對於《且介亭雜文末編》如此處理的原因，許廣平在後記中說：
「
《且介亭雜文》共三集，一九三四和三五年的兩本，由先生自己於三五年最末的兩天編好了，只差未有重看一遍和標明格式。這，或者因為那時總不大健康，所以沒有能夠做到。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編》，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華譯〈蘇聯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屬姊妹篇，雖然當時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擱開，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現實文學》，《中流》等。《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編》一起了。[14]
」
以上提到的魯迅作品，都是魯迅生前尚未來得及結集出版的文章。其中的手稿部分，被魯迅生前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初步選定要入選《且介亭雜文末編》的存稿（共14篇手稿，其中一篇是魯迅沒有歸到為編集《末編》而準備的存稿堆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而許廣平以為應該編入《末編》的）。另一部分是魯迅另外保存的《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四篇文章，根據馮雪峰的回憶，這是魯迅打算撰寫十來篇類似的詩體散文，以後單獨結為一集用的（類似《朝花夕拾》風格）。其他剩下的17篇，有的有手稿存世，如《立此存照》第一篇至第五篇；有的只有殘稿存世，如《我的第一個師父》；有的無手稿存世[15]，估計是許廣平從雜誌上剪下來的剪報，如《文人比較學》、《大小奇蹟》、《難答的問題》、《登錯的文章》四篇；有的因是馮雪峰擬寫（《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兩篇）或許廣平筆錄（《〈蘇聯版畫集〉序》），所以原無魯迅手跡。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許廣平的記述是正確的話，《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兩篇沒有被魯迅本人歸入為編集《末編》而準備的存稿堆，那麼能如不少論者所斷定的那樣，這就表明魯迅不把這兩篇東西視為自己的文章，不認為這兩篇文章代表自己的本意嗎？恐怕很難。魯迅編集《且介亭雜文》和《且介亭雜文二集》的時間是在1935年最後兩天，按此推定，魯迅編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的時間當在1936年末，可是魯迅不幸於1936年10月19日去世，《且介亭雜文末編》最後未能由魯迅親自編成。假如魯迅能活過1936年末，《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兩文未必不會被魯迅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即便魯迅不把兩文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也未必不會被魯迅編入到自己別的文集中去。總不能說，未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正集、也不在魯迅所規劃的新的詩體散文集的17篇（21減4篇）文章，都是魯迅不願意承認為自己的作品，都是不能代表魯迅本人思想的作品吧。
實際上，根據馮雪峰的回憶，魯迅認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是符合他的立場、態度和意見的，在兩篇文章發表之後，特意「從刊物上剪下來，放到他的積稿堆中去，準備將來編進他的文集」。許廣平說手稿堆中沒有這兩篇，也許是魯迅將這兩篇文章堆到專門的自己文章的剪報堆里去了？因為根據許廣平的記述，魯迅初步選定要入選《且介亭雜文末編》的存稿13篇全部是魯迅的手稿。采自四本期刊的《附集》的文章，許廣平也未明確到底是魯迅自己生前從期刊上剪下來的，還是魯迅去世後由許廣平剪下來的，或者部分由魯迅，部分由許廣平剪下來的。馮雪峰的回憶也許是準確的，就是魯迅確實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從雜誌上剪下來，但是並沒有放到手稿堆中，而是和《文人比較學》等文章的剪報稿堆放到一起，因為這些文章的手稿很可能被魯迅自己毀棄了。當然另外一種可能性是，魯迅也許認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和《〈蘇聯版畫集〉序》一樣，因為沒有經過自己的筆頭潤色，文字上可能稍有欠缺，措辭上可能稍欠嚴謹，如何處理這兩篇文稿，編入何種文集，他還要再作仔細的斟酌。但是從現有材料來看，魯迅從未有過否認自己是這三篇文章的責任人和著作權人的任何表示。實際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造成了如此大的社會影響，魯迅是不可能否認自己是這兩篇文章的作者的。如果魯迅泉下有知，對於當下一些論者主張將這兩篇文章從他的全集中驅逐出去的言論，會感到哭笑不得吧。
當然，雖然《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中「迎頭痛擊」了中國托派，但是對於托洛茨基本人的一些思想尤其是文學思想，不管是馮雪峰，還是魯迅，恐怕也並沒有全盤否定。比如，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第8章《革命的與社會主義的藝術》中將兩種藝術視為「革命藝術」，一種是「主題反映革命的作品，和那些主題並不與革命相連，但卻澈底地為革命所煊染，而且被由革命而生的新意識著了色的作品。這些十分顯然是，或可以是屬於完全不同的種類的現象。」[16]托洛茨基的這一思想，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仍然有所體現：
「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只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它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闊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無需在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著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17]
」
這就是說，魯迅等倡導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不一定非要寫戰爭，作品中不「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但只要作家有著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新意識，則其作品一定會為民族革命戰爭所感染，為由民族革命戰爭而生的新意識所「著色」。這種思想，與魯迅接受託洛茨基《文學與革命》一書的思想影響，在1926年以後反覆在其《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革命時代的文學》、《革命文學》等文章和講演中所提出和強調的「革命人」的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如在1927年10月21日發表的《革命文學》一文中，魯迅提到「我認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18]從《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篇文章中表達的魯迅所認可的此種托洛茨基文學思想來看，代筆者馮雪峰可謂深得魯迅文學思想之神髓。的確，對托洛茨基的某些文學觀點，魯迅是不會以人廢言的。僅以此點而論，也不能排除馮雪峰確實是根據魯迅平日談話的內容，或者是根據病中的魯迅口授的大意來擬寫《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的。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後，深深震動了中國的托派分子，給魯迅寫信的陳其昌受到了其同儕的嚴厲批評，認為陳其昌事先不應該對魯迅抱有幻想，給魯迅寫這麼一封意在拉攏的信。壓力之下，陳其昌1936年7月3日又給魯迅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長信，魯迅1936年7月7日收到了陳其昌的信，但是在日記中對其不置一詞，只簡單地記述道：「得陳仲山信，托羅茨基派也。」[19]觀陳其昌信，其對《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反駁也不是一無是處，比如這一句反駁不可謂不力：「托洛斯基在歐洲貧病交加，靠版稅維持生活，因出版他的著作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書店，造謠者就指著說，他『用敵人的金錢』。魯迅先生，你拿版稅稿費的地方，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20]魯迅對這第二封信沒有再作答覆，我們無從知道魯迅會否接受陳其昌的某些反駁，會否修正對托派的某些批判。如果真的如某些論者所言，魯迅不願遽然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中去的話，那麼這也許可以從陳其昌的反駁信中找到某種線索，但絕不能由此推論說魯迅不承認這是自己的作品，不能表達魯迅的本意。另一方面，魯迅對陳其昌第二封來信的置之不理，也正說明了他認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沒有大的問題，也達到了自己與托派劃清界限的主要目的，所以沒有再次作復的必要。
余 言
《馮雪峰與我放鴨子》，陳早春
2010年，針對有人刊文說，《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是馮雪峰假冒魯迅名義硬塞給魯迅的私貨，建議從《魯迅全集》中刪除掉，老出版人，曾經與晚年的馮雪峰一起到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放過鴨子的陳早春評論說：「憑我多年來的所見所聞，類似的問題其實是個政治問題，即魯迅不應該受馮雪峰的『蒙蔽』，跟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搞得那麼熱乎，這就使我更不敢涉及這類問題了。」陳先生又說，「很難想像，在魯迅眼睜睜看著一切的時候，居然敢假冒魯迅的名義去發表自己的作品。」陳早春先生此論是否公允，是否誅心之論，恐怕也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陳早春先生「就事論事」，在他的《為魯迅代筆——近四十年前聽馮雪峰閑聊（一）》[21]一文中，為我們提供了解決真相的寶貴材料。我以上的文字，也算是響應陳早春先生「就事論事」的號召，為就此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論爭添一把柴火吧。
[1] 參看姚錫佩《魯迅藏書中的托洛茨基著作及其影響》，載《魯迅藏書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1991年。當然魯迅也同時收藏反托書籍，比如斯大林的《論反對派》（1933年浦江書局出版）和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1933年揚子江書店出版），見《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 1-3》，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該館1959年印。
[2]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4，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348頁。
[3]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4，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350-351頁。
[4] 瞿秋白譯，載1932年10月《文學月報》第1卷第3期。
[5]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6，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61頁。
[6]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6，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231頁。
[7] 台尼的托洛茨基諷刺畫見魯迅編瞿秋白譯文集《海上述林》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7-40頁。
[8] 張友松（1903-1995），著名翻譯家。湖南醴陵人。北京大學肄業。曾任上海北新書局編輯。1928年在魯迅幫助下創辦春潮書局，任經理兼編輯。《魯迅日記》中114處提到張友松。其中，僅1929年便有89處，主要記載張友松幫他打官司的事情。日記記載，魯迅孩子出生第五天，魯迅就帶張友松去醫院看望自己的夫人和孩子。張「贈毛線一包」，並送魯迅「仙果牌煙捲四盒」。日記還記載，張友松結婚的前一天下午，魯迅同他的三弟周建人一道上街，親自「買鋁製什器八件」，託人次日送去張家「賀其結婚」。1954年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專業翻譯，反右運動後被劃為右派。晚年定居成都，貧病而死。
[9] 魯迅博物館等選編：《魯迅回憶錄》（全三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28頁。
[10] 馮雪峰在1932年5月發表過《致<文藝新聞>的一封信》，該信在批判胡秋原的同時，順帶批判了「托洛斯基派」。見《馮雪峰論文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85頁。
[11]《紅旗》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機關報刊，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創刊，共出版126期，前23期為周刊，後103期為三日刊。
[12] 關於瞿秋白托洛茨基觀的轉變，詳見長堀祐造著《魯迅與托洛茨基》一書（『魯迅とトロッキー』，平凡社、二〇一一年）的第5章《試論魯迅托洛茨基觀的轉變—— 魯迅與瞿秋白》。
[13] 胡秋原本人晚年回憶說，自己從不是托派，魯迅在這裡說的主張「殺盡共匪」的論客，就是托派陳仲山（古遠清：《胡秋原——從「自由人」到民族主義戰士》，載《武漢文史資料》2001年第6期，第22頁），此說待考。
[14] 魯迅著，許廣平編：《且介亭雜文末編》之《後記》，三閑書屋1937年初版。
[15] 我們從許廣平和其他人的回憶錄中可以得知，魯迅不甚愛惜自己的手稿，文稿一經發表之後，手稿可能被魯迅隨意處置，或流失到油條鋪包油條，或用來給客人擦手、擦桌子，甚或用於「特殊用處」即如廁。見許廣平《關於魯迅的生活》，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第22頁；蕭軍著《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北京市：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184頁。
[16] 托洛茨基著，韋素園、李霽野譯：《文學與革命》，未名社，1928年，第301頁。
[17]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300-301頁。
[18]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203頁。
[19]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53頁。
[20] 張傑編：《魯迅藏同時代人書信》，河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63頁。
[21] 文見《新文學史料》2010第2期第77-82頁。此處引自陳早春的文字，均見此文。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