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之後無真俠!
16世紀中葉至20世紀,是中國小說史上繼明代之後又一個小說創作和傳播的高峰時代。明代許多偉大優秀的小說在這時都得到了重印以及更廣泛流傳的機會。清代文人作家也創作了數量眾多的偉大和優秀的小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和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它們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白話小說和文言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從文學發展的歷史看,清代文學也是和這三部作品的名字密不可分的。
清代小說反映了更廣闊的生活面,上達封建統治階級人物,下及社會底層的勞動群眾,紛紛在作品中登場。故事情節常常在日常生活的場景中展開,描寫的風格已由昔日的粗線條逐漸向細線條演變。如《紅樓夢》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它的筆端幾乎批判了整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和整個的封建統治階級,形象地、有預見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必然沒落和崩潰的趨勢。提起清代小說,不得不提以《三俠五義》為高峰的俠義派小說,進入鴉片戰爭失敗後的晚清,社會黑暗,世風日下,小說創作也被傳染了「時令症」,如魯迅先生所說,作者的人格和作品的文格都越來越下流。人情小說淪為狎邪,諷刺淪為黑幕,神話淪為迷信,講史已無藝術魅力。俠義小說《三俠五義》的出現一肅晚清文壇上人情小說淪為狎邪、諷刺淪為黑幕、神話淪為迷信、講史已無藝術魅力的局面,清代大儒俞樾見到後驚呼:「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滑小說方算得天地閑另是一種筆墨!」《三俠五義》經大學者俞曲園潤色,遂成名著,為魯迅、胡適等人所稱道,但其同期之《施公案》,其後之《彭公案》、《小五義》、《續小五義》、《英雄大八義》、《七劍十三俠》……則被魯迅先生判為:「大抵千篇一律,語多不通。」從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武俠小說中名氣較大的《三俠劍》、《十二金錢鏢》、《青城十九俠》、《鷹爪王》……都沒有達到《三俠五義》的水平,更不要說超過、發展、繁榮。《三俠五義》情節紛繁曲折百又條理清晰,草蛇灰線,伏筆千里,語言通俗,是中國最早出現的具有真正意義的武俠作品,對中國近代評書曲藝、武俠小說乃至文學藝術影響深遠,稱得上是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由此掀起了各類武俠題材文學作品的高潮,《三俠五義》有關武功技擊(如點穴、暗器、劍訣、刀法、輕功提縱術等)、江湖勾當(如悶香、百寶囊、千里火、夜行衣靠、用毒、皮臉面具等)以及機關埋伏(如八卦連環堡)種種名目之演述,均對以後武俠小說之內容素材有決定性之影響。此後武俠公案、短打評書盛極一時,後世武俠無不出其左右。
《三俠五義》把官和俠客完美的結合起來,宣揚行俠仗義忠君愛國的核心思想,以書育人,提倡愛國為民,反映了底層人民群眾的某些思想和美好願望,「清官」和「俠義」行為的並行不悖, 使他們走向合作,用俠士的勇力, 用清官的謀略和官方的地位,抉隱發微, 使豪強的壞人伏法。這一點《水滸傳》已給了啟示。梁山泊英雄被招安, 實際上獲得官方的認可, 掙得合法的生存空間, 朝廷用他們的勇力對付反政府的力量。《三俠五義》里的俠客和包公等一批清官合作, 剪除了惡勢力, 暫時維護了和平安寧的社會秩序。不過, 這時的俠士已走出草莽, 走進了廟堂。有道是:「天下有道則仕, 無道則隱」,《三俠五義》里「君正臣良俠義在」一片清明景象,皇帝宋仁宗善於用人、虛心納諫,以包公為代表的清官, 上報天子、下安黎民, 可謂「致君澤民」。於是, 俠士們和清官聯手治理國家, 走上亦俠亦官的道路。然而, 俠士無拘無束的生活被一定程度地犧牲掉了, 也壓抑了來去任我的自由個性。如茶樓上展昭與丁兆蕙所說的幾句話「今一旦為官羈絆, 反覺心中不能暢快」,倒也是心裡話。俠的認識也在悄悄地改變, 原來的傲岸不群、蔑視羈絆、積極張揚個性的叛逆思想漸漸被清官「忠君」濡染。原來「以武犯禁」的俠風漸漸被忠的思想消解。像《水滸傳》、《三俠五義》這樣「為王前驅」故事產生的故事被人們欣賞讚揚的同時也被人們詬病,如有人認為《三俠五義》的俠客展昭是招安投降派,開始寫他到處仗劍行俠,「只因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 彷彿與自己事一般, 因此才不愧那個俠字」,真切地寫出展昭的俠士心理。後遇包公, 相見恨晚, 輔佐包公鏟奸鋤惡。皇帝加封四品校尉,欽點「御貓」。早期閃耀在他身上的俠義之光暗淡了, 一副感恩戴德的架勢, 失卻了當年嘯傲江湖的豪氣, 僅僅成了沒有個人意志、徒供驅策打鬥的工具,「奴才相」卻濃厚了。再如皇上賜封昔日的綠林豪傑黃天霸漕運副將時說得更明白:「第一要野性收起, 不比江湖中任意胡行; 第二食朕之祿,須當報效盡忠, 莫負雨露之恩。」朝廷要的是奴才而不是鬥士。魯迅先生評價這些人說:「雖在欽差之下, 究居平民之上, 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 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 安全之度增多了, 奴性也跟著加足。」好在書里還有個與展昭相對應的具有義俠反抗精神的白玉堂,他能急人之難、扶危濟困。他幫助顏查散度難關, 在東京的殺人題詩、留刀寄柬, 都體現著他的血性, 正義感。連宋仁宗都說:「他屢次做的都是磊磊落落之事」,儘管他採用的是「隱隱藏藏」的方式。即使在包公麾下他也不大受官場束縛, 喜歡我行我素, 獨來獨往, 重新張揚遊俠狂放不羈的獨立個性和自由精神, 實現「天下人管天下事」的志向,這是他的可愛之處。同顏上任襄陽後, 白玉堂完全是我行我素的:沈仲元說沖霄樓危險,他不聽。智化勸他別再涉險,他不聽。顏查散拿出上司的身份、兄弟的情誼好說歹說,叮囑他萬不可去,他照樣說走就走。最終羽化沖霄樓,那自由不羈的心性,到死也沒有變,然而正是這一個性葬送了閃耀著俠義精神的年輕生命。白玉堂的消失, 是傳統俠義精神在新時代的凋零, 玉堂之後無真俠,剩下的展昭蔣平徐良黃天霸之流都是一幫俯首貼耳聽命於朝廷的奴才罷了,人們憐惜白玉堂實際上是對古代俠義精神消亡的嘆息和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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