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啊張藝謀

平昌冬奧會閉幕了。

張藝謀成為了焦點。

第二次執導「北京八分鐘」，他又給中國人長了臉。

之前的整個閉幕式表演，被張藝謀用八分鐘吊打了。

不過，昨天在微博上我看到了這樣的評論：

說這種話的人不少。

他們沒搞清楚的是：

不是中國只剩下這麼一個導演，而是中國只有一個張藝謀。

張弓搭箭

三十年前的今天，張藝謀憑藉《紅高粱》拿到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那是他導演生涯的處女作。

第一箭，就命中了紅心。

箭射的准，是因為弓拉的穩。

1988年時，張藝謀已經38歲。

此時距離他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正好十年。

和他同一級的有陳凱歌、田壯壯、何群、黃建新、顧長衛、李少紅、霍建起等一大批後來在中國影壇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們有個共同的稱謂：

「第五代」。

在那個娛樂生活還略顯貧瘠的時代，張藝謀幾位第五代導演逐漸嶄露頭角，年輕的他們開啟了一場對中國電影的偉大革新，他們走過的路，幾乎就是中國電影的發展之路。

提起「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的名字在大多數時候都會排在第一位。

因為他成就最高、榮譽最多、知名度最廣。

這些「最」，都沒有之一。

事實上，和出身藝術世家的陳凱歌和田壯壯相比，張藝謀走上電影之路要意外的多。

1950年出生在西安的張藝謀在成長過程中趕上了那個紛亂的年代，初中畢業就到農村插隊，後來又在一家棉紡織廠做了工人。

從20歲到28歲，張藝謀在工廠一干就是八年。

如果他就那麼一直做一個工人，該是件多麼讓人惋惜的事情。

但命運就是曲折離奇，28歲的張藝謀剛好趕上了恢復高考，1978年他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開始學習攝影。

從那一年開始，他的人生和電影緊緊地聯結在了一起，而中國電影也將和張藝謀這個名字緊緊地聯結在一起。

1984年的「第五代」開山之作《一個和八個》，讓他正式進入了觀眾們的視線之中，也在行內有了自己的名氣和地位。

不過這個時候，他的身份還是一個攝影師。

憑藉在1985年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中史詩級的攝影，張藝謀拿到了當年的金雞獎最佳攝影。

畢業三年，他成為了國內最好的電影攝影師之一。

這之後他又以全新身份給人們帶來了驚喜。

在1987年吳天明導演的《老井》中，張藝謀扮演了質樸能幹的農民孫旺泉。

憑藉著極具張力的表演，他一舉拿下金雞、百花、以及東京國際電影節三個影帝獎盃，第一次做演員，他就做到了極致。

緊接著，他就拍出了《紅高粱》。

柏林金熊獎只是他的起點。1992年他便以《秋菊打官司》拿到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在1999年他又憑藉《一個都不能少》完成了金獅獎的梅開二度。

除此之外，他還拿到過三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導演，非他莫屬。

你可以說他是為獲獎而生的。

但我更願意說：

張藝謀是為電影而生的。

色藝無雙

這裡的色得加雙引號。

世人皆知，張藝謀對色彩的使用是一絕。

解讀張藝謀的電影，色彩是一把鑰匙。

在《紅高粱》里，紅色、黃色與綠色構成了影片的主色調。

綠色的高粱地成了慾望的象徵，紅色的高粱酒化作了英雄的圖騰，日全食則為影片籠罩上了悲壯的氣氛。

看完電影之後，我們記憶都變成了紅色的，也分不清到底是血漿還是夕陽。

厚重的色彩給觀眾帶來了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這種視覺上的衝擊力似乎正氤氳著一種強大的生命力，張揚的野性在張藝謀的影像化表達中被詮釋了出來，得到了最大化的釋放。

這種對於色彩精準而富有想像力的應用，在《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體現得同樣明顯。

在《菊豆》的原作小說里，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山區之中。張藝謀做了調整。

他讓故事發生在了一座南方小鎮的染坊之中。

灰白色的小鎮建築與染坊里鮮艷的布料形成了強烈對比，彷彿正對應著影片中的核心衝突：

封建禮教與人倫慾望。

《大紅燈籠高高掛》與《菊豆》有很多相似之處。

張藝謀通過燈籠這一意象，給影片創造了一系列極具儀式感的符號，從「捶腳」到「封燈」，影片的色彩從明到暗，女主角頌蓮的人生也走向了絕望。

早期的張藝謀，對「形式」有著瘋狂的迷戀，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影像語言解構中國過去的歷史與社會，在強烈的批判意識下，他的作品在這一時期也受到了西方最多的讚譽。

很多人覺得張藝謀過於強調色彩著重隱喻，反倒忽視了最基本的故事敘述。

但只要看過《活著》、《秋菊打官司》、《有話好好說》等電影，多半不會質疑張藝謀在講故事上的功底。

當他想要回歸現實的時候，他也能精準地找到最佳的切入點。

在拍攝《活著》時，張藝謀為影片引入了富有自己家鄉色彩的皮影戲和老腔，這樣的設計為影片平添了不少蒼涼感，這樣的手段，張藝謀最得心應手。

在人物的命運隨時代變化的同時，影片的節奏也盡在張藝謀掌控之中，時刻緊抓著觀眾的心。

《秋菊打官司》則吸取了不少紀錄片拍攝的經驗，用寫實的視聽語言講述了一件荒誕卻又充滿辛酸的小人物故事，以一份「真」描摹出了社會的「偽」。

1997年的《有話好好說》則多出不少黑色意味，體現出了張藝謀性格內在的叛逆色彩。

不管是著重於意象的構建還是現實的傳達，2000年之前的張藝謀始終保持著極高的藝術水準，在世界影壇為中國電影張目。

作為一個導演，他也能夠不斷挖掘出演員的潛力。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鞏俐。

在張藝謀的鏡頭下，鞏俐成為了一種符號，代表著第五代的藝術風格，也代表著當時的東方文化。

獨一無二的張藝謀，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作為著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窗口，並且影響著許許多多的電影人。

如果在50歲時就選擇息影，張藝謀一定會走向神壇。

剗舊謀新

張藝謀從來都不是隱士。

他是旗手。

不管是因為性格還是壓力，他從未故步自封。

在近30年的中國影壇，張藝謀參與甚至主導了每一次重要的變革。

八九十年代自不必說。2000年之後，中國電影市場逐漸形成，在好萊塢大片虎視眈眈的境況下，國產電影面臨的其實是一個危局。

張藝謀站了出來。

一部《英雄》，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

三段敘事、三種顏色、兩種假設，張藝謀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心中的武俠，解析了內心的英雄。

對於《英雄》的爭議，影迷們討論了十幾年。

有人說這是張藝謀式美學登峰造極的作品，有人卻說這是部空洞無物亦且三觀極歪的爛片。

但沒有人能否認《英雄》在商業上的成功。

國內2.5億人民幣、全球1.77億美元的票房，炸開了整個電影市場。

如果說《紅高粱》等電影讓張藝謀贏得了國際上同行們的讚譽，那麼《英雄》則讓中國電影真正走向了世界。

《英雄》不但走向了世界，更為中國電影市場吸引了來自全球的目光。

從此，熱錢湧入。

張藝謀則保持著自己的拍片節奏，商業與文藝並行，賺夠錢滿足投資人，用情懷滋養創作。

拍文藝片，他依然執著地進行著富有人文關懷的表達。

比如《山楂樹之戀》，比如《歸來》。

不再繁複，不再充滿隱喻，卻依舊動人。

就像是昔日《我的父親母親》里張藝謀反覆對著章子怡拍出的特寫鏡頭，乾淨、簡單、質樸。

拍商業片，他不斷使用新技術。

從《十面埋伏》到《滿城盡帶黃金甲》，再到去年的《長城》，他都體現出了一個老導演對於高科技的狂熱追逐。

和同年齡段的李安導演相似，張藝謀渴望變革，並且不斷地在進行嘗試。

當然，電影從來都不只關乎於藝術和技術。

在商業壓力下，張藝謀也拍出了很多令人失望的電影，比如2009年的《三槍拍案驚奇》。

去年的《長城》也讓他受到了不少非議，甚至有人仿效尼采高呼：

張藝謀已死。

我倒覺得，張藝謀「活」得明白。

《長城》對於他來說，其實就是一次嘗試，也是又一次領航。

中國導演在好萊塢拍一部使用中國資本的商業大片，這本身就是一次極具價值的嘗試。

能從中吸取的經驗，太過寶貴。

但第一次做這件事的人，無疑承受著巨大的風險。

於名於利，這件事都遠在舒適區之外。

但張藝謀無疑是最合適的那個人。

早在《金陵十三釵》中，他就有過和克里斯蒂安·貝爾的合作。

他選擇再次為中國電影探路，就像多年前他剛剛出發時一樣。

已經68歲的他，確實已經老了。

我們很難苛求他還能拍出像《紅高粱》、《活著》那樣的電影，但只要他還在，很多人就會覺得安心。

當奧運會、G20這些國家大事發生的時候，我們還是會第一時間想到張藝謀。

將尖端科技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彰顯中國的大國氣質，他確實是最好的人選。

不是別的導演一定做不了，而是張藝謀這三個字，就能給人一種信任感。

有些讓人難過的是，中國只有一個張藝謀。

但幸運的是，張藝謀屬於中國。

（是的，電影爬蟲是我的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