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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宣言》170歲了，今天的資本主義出現了哪些新問題？

02-28

企鵝圖書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封面（英文） 圖片來源：亞馬遜

今天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的紀念日。這170年里，資本主義已通過全球化等各種手段，走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那些血和骯髒的東西，無所不在。但與之伴生的，那個共產主義的幽靈，也在積蓄著她的力量。今天，資本主義發展也到了新的階段，本文作者以其理解的《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分析了當今資本主義發展遇到的三個新問題，以此紀念這一偉大著作的誕生。本文不代表土逗觀點，希望能夠引起一些討論，讓我們共同為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做出自己的推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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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長征

編輯：默默然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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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如何紀念《共產黨宣言》和它的思想？在我看來，用馬克思的方法去分析當下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是最值得做的努力。當然，資本主義的變化是顯著的，以至於在很多問題上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未達成共識。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繼續沿著《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方向前進。在重大現實問題面前的分歧，正是馬克思主義不斷前進的表現。本文無意重複馬克思170年之前所描述過的資本主義的現象，而是從現今資本主義的「新」現象入手，從馬克思的「舊」理論出發尋求解讀。當然，由於這些問題大多均處於爭論中，本文不可能成為爭論的結束，而恰恰只能成為爭論的開始。希望本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發大家對於當代資本主義更為深入的學習和思考，以這樣的方式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

小資產階級問題

傳統觀點看來，無產階級是生產並被剝奪剩餘價值的一個階級，而資產階級是不勞而獲地佔有無產階級生產的剩餘價值的一個階級。這樣一來，似乎可以把對生產資料的佔有程度和對自身勞動成果支配的程度作為衡量無產階級的標準，即，無產階級不佔有任何的生產資料，必須向資產階級出賣自身的勞動力，並由資產階級在市場上銷售自身所生產出的商品，而無力支配自身的勞動成果。在這種理論下，也可以很輕鬆地推導出小資產階級的定義：即能夠支配自身勞動成果的階級。

具體來看，小資產階級主要還是小生產者。農民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方面，農民需要自己進行勞動以生產，這是他們的勞動者性質，也是類似於無產階級的地方；另一方面，農民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在市場上進行銷售，這是他們的銷售者性質，也是類似於資產階級的地方。在這種傳統觀點之下，「工人貴族」的定義也被發明出來，用以描述上層被資產階級高福利收買的不佔有生產資料的僱傭勞動者，我們可以將20世紀初在福特每天領五美元工資的工人看作工人貴族，或者放在當下，把在北京工作的多數程序員和金融從業者歸為此類。這些人雖然工資高，生活狀況較好，但仍然是不佔有生產資料的僱傭勞動者，所以雖然是上層，但還是無產階級的上層，即工人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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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農」工資較高，但工作強度非常大 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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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說在進入工業化中後期的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繼續認為農民是小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並不符合現實，或者會使理論的批判角度存在一定的歪斜。那麼當代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究竟在什麼地方？因此，對於「小生產無時無刻不在滋生資本主義」的論斷也需要重新思考。如果在100年前，甚至50年前，反對小生產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但是在今天，參與大生產的成員也並不能免除「滋生資本主義」的質詢。

在土地價格昂貴的大城市，房產問題往往成為區分無產階級的重要分界線之一。擁有一套自有無貸款的住房，是僱傭勞動者進行「資本積累」的前提。即便是這套無貸款的住房是該僱傭勞動者的唯一自住住房，也會為其提供相較其他僱傭勞動者更好的實現資本積累的條件：因為使其免於支付這一房屋的同等房租，而在大城市中，房租往往佔據了生活費用的顯著部分甚至大部。更為重要的是，一旦土地價格上漲，大城市房價的上漲也是非常可能的。那麼擁有大城市房產的僱傭勞動者相當於擁有了一項可以帶來收益的資本，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其生活成本，或可以做反向抵押以房屋所有權交換穩定現金流，都可以令其客觀上擺脫出賣勞動力的強制性。雖然我們在這裡不能劃分一個絕對合理的硬標準來區分擁有什麼樣房產的僱傭勞動者就不是無產階級，但是一個坐標系仍然可以建立起來：擁有的住房貸款越少、總價越高，未來升值潛力越大，僱傭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強制性就越弱，他們就越不是無產階級。

這其中同樣有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大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的確是在被高房價所壓迫么？當然，我們知道資本主義中仍然存在地租，而僱傭勞動者需要為自身勞動力生產支付住房成本，這一成本的主要來源就是資本主義地租。因而我們可以說在這個領域中，僱傭勞動者受到了土地私有者的壓迫——這一點與上文並不衝突。但買房和租房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旦購買了大城市的房屋所有權，則這個房屋的所有者就會從房租的支付者變為收取者。在中國儘管有特殊性，但是70年使用權和所有權幾乎不存在本質上的區別，擁有「不動產權」就意味著擁有得到房屋/土地價格上漲在賦稅之外的所有收益，以及出租房屋的所有收益的權利。

儘管大城市的房價極高，僱傭勞動者購房極其困難，但是一旦他們完成了購房這一行為，他們的身份就發生了轉化成為所謂「業主」，在購房之後他們並不希望地租水平出現任何程度的下跌，而是希望地租繼續上漲為他們帶來收益。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業主權和業主政治的原因所在。這種身份轉化已經用最劇烈的方式將其本質表現出來了：在1997-1998年香港房地產價格迅速下跌之後，香港接連出現了數十例負資產者燒炭自殺的案例。令「高房價壓迫論」的支持者和強調自住房是居住權的實現的人所迷惑的現象就出現了：明明是高房價壓迫小資產階級，為什麼房價上漲的時候沒有人因為房價自殺，但房價下跌了他們的精神反而崩潰了？難道不應該是投機者在房價下跌時率先破產么？他們似乎沒有發現，房價下跌引發的「社會抗議」中參與者大多數也是只有一套自住房的所謂「無產階級」。有識之士指出，政府在面對這些數量龐大的「無產階級」時應當「直接出面幫助負資產一族，包括提供稅務優惠、設立低息貸款等」，而不是「以納稅人的金錢資助社會上一個特定階層……要從根本上幫助負資產人士，就必須使樓市穩中有升」（《新地產》，《樓市負資產：香港中產階級的噩夢》）。我們來看看這些「無產階級」人民群眾是怎麼看待房價可能的下跌吧：

「別說別的，就我自己住的房子，假如跌了個十萬八萬的，雖然我明白怎麼我也得自己住不會賣，但是心裡膈應總會是有的吧，買的時候可是真金白銀的價錢結果住著住著就成白菜了，廣大人民群眾會滿意不?更不要說那些投機炒房者了。」（趙皓陽《向左走日本，向右走香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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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日的香港遊行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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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香港「人民群眾」對於低房價的不滿已經達到了頂峰。於是七月就爆發了參與者多達50萬人的大遊行，「接近六成被訪者有大專以上的教育水平，與此相呼應的是，有四成屬於專業及半專業人士，家庭背景自評為中產階級的也差不多有六成」（《反23與反董是7.1遊行的共同目標》[2]），「他們是香港衰落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香港社會的精英和中堅力量，代表著香港的主流民意」[3]。在香港本地大報《蘋果日報》看來，這一事件的第一原因就是「八萬五製造大量負資產市民」（《港事講真》，58頁）。我們可以發現，對於房價下跌抗議最劇烈的，並不是開發商，而是這些擁有房屋所有權的小資產階級（開發商更依賴廣場行動之外的密室政治）。他們甚至會反對政府增加土地供應以抑制房價的改良主義政策。董建華在任內之中試圖平抑房價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在小資產階級的強大攻勢之下最終被胎死腹中。在有房的小資產階級的壓力下，董建華也不得不承認「政府為了應付資產泡沬……的一些政策及措施，的確令市民痛苦和不安……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香港百人》，51頁）。這些小資產階級害怕的究竟是房價的上漲還是房價的下跌，也已經一目了然了。諷刺的是，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香港房地產就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大牛市，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一路從2003年6月30日的32.58上升到2018年1月26日的167.63，增長了415%。毫無疑問這是眾多因素共同導致的結果，但是以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的「孫九招」為代表的房地產刺激政策得到了民眾的普遍支持卻是這波上漲最大的保障力量。而重溫香港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特首的支持率，尤其是在中專以上民眾中的支持率與在小學文化民眾中支持率的差值，隨著房價的下跌呈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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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3年香港樓市價格走勢與董建華支持率（數據來源：中原地產[4]、《董建華民望綜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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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孫九招」當中有一個具體措施最值得關注。在董建華的「租者置其屋」計劃之下，「居然」出現公屋之內「租住的窮人跟『私人住宅業主』，混雜在一起」的情況，這一現象和出售公屋計劃在「孫九招」之下無限期暫停（《特區十年史》[6]）。這也不得不讓人想到2017年在北京和深圳接連發生的商品房業主要求保留與公租房居住者的隔離的新聞。顯然，不保留隔離對於支付高價購買商品房的「無產者」而言，可以起到保證其居住質量的作用，但是他們更為關心的顯然是物業環境的降低可能帶來的房價真金白銀的下跌。也就是說私人住宅不僅僅是生活資料，更是保障小資產階級能夠進行積累的巨大資本。

可是，為什麼這些僱傭勞動者沒有出賣勞動力的強制性仍然多數繼續選擇出賣勞動力？這一點我們需要從他們的主觀意願出發來進行分析。這部分上層僱傭勞動者因為能夠實現資本積累，因而也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資本的人格化體現。那麼也就很容易理解「中產階級」的所謂「焦慮」，這種焦慮不過是資本積累的焦慮的人格化而已。資本絕對不會滿足於停滯，如果有200%的利潤率，那麼它一定不會滿足於100%的利潤率。

在這裡，我們不僅要考慮在生產領域的權力關係，還要考慮在積累領域的權力關係。如果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小資產階級顯然只是當今媒體口中的中產階級的一部分，即小企業主和上層小商販等。但是，這種傳統的觀點無法解釋為什麼一部分不直接控制生產資料，不直接剝削其他僱傭勞動者且本身也是僱傭勞動者的這部分社會成員也形成了類似於這些小資產階級的「中產階級」社會意識。這種現象也在馬克思主義者內部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亂：一部分人認為他們在本質上仍然是受壓迫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而上海商改住政策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支持這些為自身利益奔走爭取的人；另一部分則認為這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為了爭取自身的資本積累權的行為而已，因為這一問題的核心並不僅僅在於居住權，更在於所謂的財產和財產性收入的損失。這兩種理解框架形成了極端的對立。顯然，這兩者沒有辦法完全分離，但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有可能會導致結論出現偏差。而小資產階級的定義，卻可以幫助我們一體兩面地分析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儘管小私有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與大資產階級相比往往處於競爭的劣勢，但資本主義社會也在不斷生產能夠實現資本積累的僱傭勞動者「小資產階級」——無論這一生產的主觀目的何在，都帶來了整體社會穩定的客觀結果。因為他們並不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即可獲得滿足甚至超額滿足自身基本需要，他們可以很好地利用超出基本需要的這部收入。當然，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及潛在的危機發生，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也可能會出現身份的互換，繼而產生社會意識的變化。但是，無論何時，我們都需要注意區分一個社會群體在某個特定事件中要求的到底是勞動權益還是資本權益。

剩餘價值的分配問題

為資本主義企業提供的非生產性勞動中，有四類非常重要的典型類別，一類是融資服務，一類是銷售服務，一類是法務服務，一類是管理服務。前兩者是加快資本周轉的，而法務服務是為了建立並維護壟斷，幫助資本實現超額利潤的，管理服務的用處在於對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運轉實現「潤滑」。

從目前的角度來看，往往是這些從事非生產性勞動的勞動者收入相對較高，這也是一些人批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經驗證據。然而這恰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論，儘管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關係存在使得按勞分配的原則無法實現，資本對勞動的強制權力使得勞動創造的價值多數被資本佔有。在按資分配的原則之下，勞動得到的回報的標準是其對於資本增殖所起到的作用，而非其創造的價值。而這些非生產性勞動由於對資本增殖能夠起到顯著的幫助作用，因而才能得到更多的回報。

我們需要明白，如果資本家並不是以攫取剩餘價值為目標的話，為什麼他們會為非生產性勞動支付費用。生產性勞動直接創造剩餘價值，但是非生產性勞動可以幫助資本家在單位時間內從生產性勞動中攫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如果非生產性勞動也創造剩餘價值的話，那麼它將在兩個層面上推動剩餘價值生產的增加：一方面，非生產性勞動直接生產出了剩餘價值，另外一方面，它還加速了資本周轉，繼而帶來了剩餘價值生產的乘數。這在邏輯上是無法解釋的，因為資本家將用非生產性勞動取代生產性勞動，那麼資本主義生產將不再利用生產性勞動。

在這裡，我們可以進行如下的定量區分：進入主營業務成本的生產性勞動，以及進入銷售、管理和其他費用的非生產性勞動。但是，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看來，一個企業會計核算的方式並不相同。資本家並不區分c和v（c是不變資本，即生產的機器、原料等成本；v是可變資本，即勞動力等——編者注），對於他而言，這都是預付資本的組成部分，資本家看的是最終回到自己手上的貨幣資本和最初投入的貨幣資本相比增長了多少，至於不同類別的勞動具體在其中負責了多少增長，他並不關心。「資本家究竟是為了從可變資本取得利潤才預付不變資本，還是為了使不變資本增殖才預付可變資本；他究竟是為了使機器和原料有更大的價值才把貨幣用在工資上，還是為了對勞動進行剝削才把貨幣預付在機器和原料上；不管人們怎樣看，對資本家來說，都是無關緊要的」（《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章）。

投入新設備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其高於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繼而帶來單位時間內生產的剩餘價值增多以及相應利潤的增加，在資本家看來，卻是「機器創造了財富」這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絕不可能接受的邏輯。馬克思主義者絕不能從資本家的角度分析企業經營和財務問題。在資本家看來，為非生產性勞動支付的費用減少了他當年的利潤量，因而是他從利潤中的一部分拿出去給了這部分勞動者，這是從他的立場出發所必然得到的結論：就如同在資本家看來，是機器和勞動力一起創造了他得到的利潤一樣。此外，資本家是不可能將稅金也看作自己的收入，但這卻是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的一部分，是政府從資本家手中拿走的一部分剩餘價值。

無論資本家是否能實現其剩餘價值，能否超額實現其剩餘價值，勞動者得到的工資都與之無關。將勞動者的處境和資本家能否賺錢聯繫起來，是資本家所慣用的麻醉勞動者的說辭。這也是為什麼勞動者應該爭取工資先付的原因。資本家剩餘價值實現得更多，有可能帶來勞動者處境的改善，但這一改善的前提在於階級力量的對比和無產階級的組織化（政治）經濟鬥爭，而不是資本家的慈悲為懷。「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進行，它趨向於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李民騏《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第三章），此時，勞動者的工資才傾向於上升。但是，這只是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趨勢性結果而非必然結果，勞動者並不是因為資本家的善良而自然而然地得到更高的工資，而是資本家不得不提高他所支付的工資（可變資本）以保證剩餘價值生產的順利進行——但是，這裡有主動和被動的區分，也就是說，資本家提高剩餘價值率的主觀傾向只有在客觀條件的限制下才會被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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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利潤分配圖，從事主要生產的中國工人獲得不到2%的利潤 圖：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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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在於勞動者沒有處置剩餘價值的權力，勞動者的工資對於資本家而言永遠是一種預付資本。在資本家看來，他為物化勞動和活勞動所支付的貨幣資本，正是他獲得能夠處置剩餘價值的權力的前提條件。對於他來說，勞動者在其所得到的可變資本之外不應染指剩餘的任何部分，更不能對他如何處置剩餘價值提出主張。如果我們認為非生產性勞動者的收入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那麼無疑是對剩餘價值的根本定義進行了質疑，或者說取消了剩餘價值理論的無產階級維度。我們需要知道，之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剩餘價值理論，其根本原因就是為了說明資產階級對於剩餘價值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是資本增殖的前提。勞動者在這一點上並沒有任何的區別，只是分工不同，而他們都沒有的權力就是處置剩餘價值的權力。

在資本家看來，利潤是利潤，預付資本是預付資本，在銷售之後所實現的商品的全部價值減去預付資本之後就得到了資本家的利潤。將非生產性勞動者的所得視為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無疑侵犯了資本家支配剩餘價值的權力，也混淆了我們對剩餘價值的本質認識，即「勞動者創造的被資產階級無償佔有的勞動」。也就是說，剩餘價值只可能被用於兩個方面：擴大再生產以及資本家自身的消費，而其他任何為生產而支付的費用，都是預付資本的一部分。在其他所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家為非生產性勞動所支付的費用的增多的確會減少其獲得的剩餘價值。但是將上句話中的非生產性勞動替換為生產性勞動或者原材料、機器折舊和燃料動力費用也是成立的，那麼可以將這些費用都視作剩餘價值的一部分么？這些費用顯然甚至不來自於資本家當期通過銷售所實現的商品價值，因而更不可能來自於當期所生產或實現的剩餘價值。

我們之所以有可能認為資本家為非生產性勞動支付的費用來自於剩餘價值，是因為資本家自身用收入減去費用來計算利潤的方式。但是，利潤只是用來核算某一個時間限度之內資本家所實現的商品的價值與其預付資本的差額，並不是勞動者立場下應該關注的指標。直到下一階段，剩餘價值再次資本化，成為資本家預付資本的一部分，再次用來購買非生產性勞動時，我們才看到資本家為非生產性勞動支付的費用與剩餘價值的聯繫。當然，從這個角度而言，所有的預付資本都與剩餘價值有聯繫，難道可以說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也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

需要明確的是，非生產性勞動費用的增加對應的是利潤的減少而非剩餘價值的減少。利潤雖然來自於剩餘價值，但是並不等於剩餘價值，兩者的計算方式也截然不同。相反，雖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家為非生產性勞動支付更多的費用減少了他當期核算出的利潤，但是資本家之所以使用非生產性勞動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增加當期所能生產和實現的剩餘價值。既然非生產性勞動對應的不是剩餘價值，那麼其也不會得到對應剩餘價值的分成。

通貨膨脹和比特幣

關於通貨膨脹，沒有比它是勞工鬥爭的表現更錯誤的論斷了。這最早是1960年代左右西方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概念的一個分支，與菲利普斯曲線的內涵含義有所類似：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一個國家要麼失業率高要麼通貨膨脹率高。換言之，這種理論的必然結果是如果工人不失業，那麼就要為通貨膨脹承擔相應的責任。當然，一些左翼學者有可能並不將通貨膨脹視為一種不良現象，而僅將其作為一個中性的社會現實看待，並且應該肯定其積極意義。

但是，按照這個邏輯的推斷，那麼在勞工權力較強的工人國家中，通貨膨脹率應顯著高於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在對勞工權力壓制較多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其通貨膨脹率應顯著低於社會民主主義色彩較為濃重的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和包括德國、比利時和荷蘭等在內的中歐國家。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台灣、韓國、日本和中國都經歷了漫長但極為明顯的通貨膨脹過程。更為重要的是，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對勞動者儲蓄進行徹底洗劫的惡性通貨膨脹完全與勞動者權力的表現沒有任何關係，例如1923年的德國，1949年的中國和1992年的俄國。如果將關注的範圍僅僅集中在西方國家的戰後經驗上，其結論顯然會出現偏差。而且，1980年代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走出滯脹，與大量進口東亞廉價勞動力生產出的廉價商品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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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權利受壓迫較嚴重的阿根廷，也出現了嚴重通貨膨脹。圖為一位阿根廷婦女面對漲價商品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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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曾有一部分勞動者要求過通貨膨脹。追溯紙幣在美國的發展歷史，要求發行紙幣取代金屬硬幣的訴求曾一度成為了一個普遍的社會運動。這是因為美國的商業銀行家長期控制貨幣供應和流通，蓄意製造通貨緊縮，提高利率，加重了需要貸款的勞動者的經濟負擔。在這種背景下，勞動者轉為綠背紙幣黨人，提出訴求：「發行貨幣是政府神聖的義務,在這一功能和公共利益之間不應有任何其它因素」，1872年美國全國勞工改革黨的綱領中也指出：「政府的職責是，提供純粹的以國家信用和資源為基礎的、直接向人民發行的、無任何銀行公司體系介入的全國流通媒介」（《綠背紙幣運動的歷史背景、思想淵源及影響》）。然而這一小資產階級民粹主義主張並沒有在當時取得成功。儘管之後美聯儲建立中央銀行發行紙幣最後推動長期通脹的制度，但是這與綠背黨人的主張已經完全不同。因為此時美聯儲的建立，並不是社會運動長期鬥爭的結果，因而也就不可能體現出勞動者的權力，而變成貨幣發行方（目前來說主要是中央銀行）所壟斷的事物。

自從中央銀行出現後，資本主義社會就開始了漫長的通貨膨脹歷史。這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全然不同，因為馬克思所處的時間並未出現現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在金融領域有著優勢地位的是商業銀行。現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的決定性特徵在於其對一國法定貨幣的壟斷髮行權以及對其他商業銀行收取存款準備金的權力，主要發達國家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普遍在20世紀初建立（如1928年壟斷貨幣發行權的英格蘭銀行和1913年成立的美聯儲）。於是，馬克思集中火力批判的是利用高利貸盤剝勞動者的商業銀行家，但是他不可能預見到之後中央銀行的興起及其對於資本主義社會運行規律的影響。

顯然，資本是追逐利潤的，但是這一利潤往往是以貨幣為單位計量。在法幣取代金屬貨幣之後，這一計量單位就失去了金屬貨幣所包含的勞動價值量的限制，成為一個純粹信用符號。這也使得W—G—W』（即：商品-貨幣-商品，為《資本論》中商品交換過程的公式——編者注）的公式出現了被扭曲的可能，即W』有可能實質上並不大於W，但在符號上大於W，這時資本也認為實現了利潤，因為在法幣體系下並沒有其他任何認可利潤實現的方法。當然，中央銀行製造通貨膨脹的原因並不在於為了給資本製造盈利的幻覺，而是為了收取鑄幣稅。但是，害怕沒有利潤就像害怕真空的資本主要在意的並不是事實上的盈利，而是賬面上的貨幣數量的增加，而且，進入循環之前的資本本身的形式也是一定數量的法幣，那麼通過W—G—W』的運動而實現法幣數量的增多在資本家看來必定是獲取了利潤。

這同樣也是虛擬經濟的「電子遊戲」出現的原因之一。資本必須一刻不停地運動並獲得利潤，而實體經濟受到各種各樣外部條件和客觀物理規律的限制，並不一定可以為資本提供穩定的盈利。但是虛擬經濟可以擺脫這些限制，尤其是在紙幣成為法幣之後，這一趨勢越發明顯。作為虛擬經濟電子遊戲道具的各種金融產品的產生和發展，無不建立在法幣的基礎上。縱觀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史，（寬鬆的）貨幣政策往往是國家試圖恢復經濟（以法幣為單位的）增長的核心手段之一。實體經濟的不景氣往往伴隨著虛擬經濟投機的繁榮，而國家在實體經濟萎靡之時對虛擬經濟的刺激也非常堅決，即利用虛擬經濟的繁榮保證資本的利潤率，以達到防止資本流向其他民族國家以及避免影響深遠的經濟危機的目的。這也意味著中央銀行製造通貨膨脹有著其他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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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貨幣政策對於實體經濟的繁榮程度有一定的滯後反應，將M2數據左移了10個月，即將PMI作為M2的領先指標，顯示二者之間的負相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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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通貨膨脹越來越受到產業資本家的歡迎，而開始反對通貨緊縮。對於他們而言，即便一個財政年度中並未實現資本增殖，通貨膨脹仍然可以讓金融資本家實現賬面上的收益；同時，即便他們向勞動者支付的工資並未較上一財政年度有任何的增長，他們也能夠讓勞動者得到比去年更多的名義工資，而這一名義工資的增長對於勞動者生活處境改善是否有意義並不是勞動者能夠直接感受到的事情。然而在這一環境下得利最多的仍然是中央銀行紙幣和背後的國家權力，因為發行紙幣本身就是對社會勞動的一種無償佔有——這種佔有以國家權力的強製為前提。

當然，無產階級普遍物質處境的提高與通貨膨脹有一定的聯繫，但並不是直接決定的關係。福利國家制度之下，政府開支的增加是一個必然結果。政府為了彌補福利增加帶來的負債壓力，通過印鈔的方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曼德爾在《權力與貨幣》中也解釋了為什麼晚期資本主義需要更強大的國家機器，這一點表現在微觀層面是「一個更強大的政府行政部門」以及「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的增長」。這也是晚期資本主義更需要紙幣的原因，因為晚期資本主義需要用紙幣增發以應對不斷擴張的政府部門帶來的財政壓力。以全職員工進行折算，1992年美國中央政府僱員為383.6萬人，而到了2016年，這一數字猛增到1643.5萬人，如果計算占人口的比例的話，是從1.5%增長到了5.1%，僱員費用佔GDP比例的增長較慢，但也增加了接近兩倍。因而為了更好地潤滑國家機器的運轉，中央政府的收入必須相應增加，而採用直接徵稅的方式，有可能引起包括資本家在內的廣泛社會不滿，所以有必要採用其他的方式。而貨幣發行權是相對「溫和」的一種擴大中央政府權力的方式，其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過程十分隱蔽，因而得到了廣泛的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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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和2016年美國政府僱員數量和費用情況（數據來源：美國人口調查局，世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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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紙幣這個具體問題上，似乎出現了國家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三者的角力。自由主義者，例如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批判國家對於貨幣發行權的壟斷，號召貨幣非國家化。顯然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但其共識在於私有制和一元一票制度，排斥無產階級對於貨幣發行事務的監督和管理。也就是說，無論是國家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不同流派的一種。當國家主義佔據上風時，自由主義者會看到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中似乎與自己有相契合之處；反之，當自由主義佔據上風時，國家主義者會看到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中似乎與自己有相契合之處。在當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中，比特幣的主要批判對象顯然是國家主義，因而自由主義者似乎看到比特幣能夠實現自身主張的可能。但是，比特幣並不想要讓貨幣發行權再次回到私人銀行家手中，而是實現完全的信息公開，使得更多的人參與到貨幣發行事務中來。從這個角度來看，比特幣具備了一定的社會主義潛質。

小資產階級問題、剩餘價值的分配問題，以及通貨膨脹和比特幣問題，只是當今資本主義新問題的幾個方面。這些問題不是孤立的，他們相互勾連、結合，形成了如今的資本主義體系。當與170年前相較，資本的逐利本質沒有改變。結合《共產黨宣言》，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清矛盾、認清敵人，為之後的行動做準備。

[1] 2017年4月9日，觀察者網，cwzg.cn/politics/201704

[2] hkupop.hku.hk/chinese/c

[3] rfa.org/mandarin/pinglu

[4] www1.centadata.com/cci/

[5] hkupop.hku.hk/chinese/a

[6] inmediahk.net/node/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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