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國在一戰時的饑饉
引言：說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各國死亡人數，我們的印象會更多地聚焦於士兵死亡人數，因為這是一場無數士兵被投進戰壕內廝殺的全面且持久的戰爭；但以德意志帝國為首的參戰各國在開戰頭幾個月內絲毫沒有預料到這場戰爭將會成為持久戰。所以，當一場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全面戰爭開打時，等待著國內平民的便是饑荒。此現象在德意志帝國境內尤其嚴重，並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帝國政府的垮台。
我在這個網站上搜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國內饑荒的有關資料，將其翻譯並整理後重寫。
Food and Nutrition (Germany)
以下為正文。
（註：下文的圖片如未經鏈接說明，均來源文章翻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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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介紹
2.戰爭與早期糧食短缺
3.當局的介入
4.大眾的反應
5.持續饑荒所導致的後果
6.更寬泛的影響
介紹
士兵與民眾的給養對德意志帝國而言是在整個戰爭期間內的首要問題。儘管歷史學家長期以來均對德國在一戰後期所出現的饑饉有著深刻認知，但糧食危機從戰爭伊始即在前線蔓延，亦嚴重影響了國內的狀況。包括基本需求物資在內的糧食短缺直接與間接地造成了大量戰時死亡。此外，抗議活動與經濟危機一樣具有社會和政治意義。商品分配不足的缺陷和隨之而來的擔憂加深了社會分化，例如在城鄉居民之間的嚴重分歧。作為回應，各級政府官員感到他們將被迫採取寬泛的配額限制，物資價格上限以及其他史無前例的代表消費者利益的干預手段。因此，上述問題對德國在戰時的政治史，社會史和經濟史至關重要，更對魏瑪共和國及其後的國家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下文將介紹戰爭初期的糧食短缺以及政府為了干預危機所做的努力，以及政府機構如何未能達到民眾的期望。
戰爭與早期糧食短缺
在戰爭前夕，食品生產，進口與配給的制度已經使德意志帝國處在不穩定的情況。城市化和其他人口結構的變化意味著進口食品占人們所依賴整個食品供應的四分之一。與此同時，廉價的進口商品使得城市的民眾能夠以低工資生存。1911年，政治家們通過了一項旨在保護大地主的關稅政策以對此狀況進行干預，此協議提高了麵包的價格，但卻激怒了城市內以低工資為生的工人。儘管通貨膨脹在世紀之交一直是一個問題，但麵包這種基本糧食的成本上漲的速度要比其他物資快得多，加劇了城鄉居民之間以及帝國各地區之間的分歧。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對新關稅政策的否定促使其史無前例地贏得了1912年的議會選舉；食品政策在帝國開戰前甚至成為了首要政治議題。
圖源：（https://bam.files.bbci.co.uk/bam/live/content/zshpn39/large）
開戰後，隨著雙方敵對行動的開始，對消費者問題的關注如天文數字般地高漲。1914年8月4日的宣戰布告立即導致了大量基本物資的短缺，產生了在戰爭期間只會加劇的根深蒂固的危機，儘管季節性和其他波動也是造成不穩定的因素。造成食品短缺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俄國與之後的美國均終止了對德國的小麥供應；但諷刺的是德國的地主為了貿易獲利在開戰之前仍將他們大部分的黑麥收成出口至俄羅斯帝國。英國政府實施的海禁令攔截了本應進口至德國的智利硝石，而硝石對用於農作物的肥料和軍事物資都至關重要。英法兩國更在此時迫使歐陸上維持中立的國家扣留對德國的物資出口，例如來自丹麥的乳製品：此決策導致了德國人均飲食脂肪嚴重缺乏。德國官員在戰前並未對物資消費不足做好準備，因為他們寧願獲得一場快速的勝利。當戰爭開始時，文職官員均被用于軍事職務，並通過徵用固定數量的氮，馱馬與農場勞動力而迅速減少了國內的農業生產。糧食的短缺造成了基本商品最令人絕望的持久性危機。然而，消費必需品的稀缺性，如用於烹飪和取暖的燃料與食品短缺相互關聯，並加劇了對德國民眾生活條件的負面影響。
到1915年初，戰爭頭幾個月所出現的食物短缺已達到了危機級別。帝國內某些地區在持續幾個月嚴重缺乏小麥供應後，更完全得不到馬鈴薯供應。挫折和恐懼在民眾之間顯現。為了獲得食品供應，民眾時常不得不在長隊伍中等候數個小時，等待著總是在預計時間之前便告罄的貨物。民眾苦澀地形容這樣的等候為「跳波蘭舞曲」。這種情況大規模地引起顧客之間以及消費者和店主之間的爭端；警方也越來越擔心且嘗試控制動亂。這樣的日常景象持續了多年，因為獲得基本商品能力的減少只會作為一種長期趨勢，並且其對社會所帶來的創傷也是累積性的。同樣，士兵們也開始表達他們的不滿，他們對有限的食品和對在被征服領土上的生活表示遺憾與痛苦：從比利時到俄屬波蘭，人們也遭遇著同樣的貧困。軍中的步兵對他們自己微薄的口糧與軍官的口糧之間的區別表示不滿。 他們亦對身在國內的家人的飢餓表示譴責；他們宣稱，官員們當士兵在前線冒著生命危險時卻絲毫沒有盡到關心這些家庭的義務。
圖源：（https://firstworldwarhiddenhistory.files.wordpress.com/2015/07/hoover-image-of-starving-children.jpg）
當局的介入
最高階文職官員與軍方逐漸擔心數種原因將使得他們不得不去解決食物危機：民眾持續且廣泛表達不滿的證據顯著地打擊了政府官員的宣傳戰，且使得官員認為這將會助長敵人的宣傳戰。在這場全面戰爭中，當局開始越來越依賴不同層面民眾之間的合作。普魯士官員宣布，隨著敵對行動的開始，整個帝國已進入了被圍攻狀態。此政策大幅增加了在帝國境內巡邏的警察數量，並制定了一系列德國公民的行為準則。儘管如此，但單靠武力去解決問題的方案既不能平息公眾暴亂，亦不能使得民眾意識到戰爭的空前規模與戰爭對物資的苛刻要求。相反，這是當局對尤其在城市內出現的日益嚴重的貧困的承認，促使軍民持續抗議。
德國各級軍事與文職官員都嘗試積極響應消費者的需求。這種回應有時是以犧牲某些有官員通風報信的選民利益為代價的，這些人通常為大地主；但小農階級亦感到被輕視。與此同時，軍方的戰略命令也以獲得肥沃農田這一戰略利益的基礎下達，這在1915年軍方對羅馬尼亞前線增兵以及1918年初對俄國及烏克蘭停止敵對行動中可見一斑。為了消費者的利益，當局開始發布前所未有的命令來控制國內價格和各種商品的分配。然而早在1914年，聯邦議會就頒布了麵包生產條件與馬鈴薯的批發價格上限，以此特別關照貧窮消費者。到1915年1月，新的帝國穀物管理局更禁止農民用穀物餵養牲畜，並開始發行麵包配給券。兩個月後，帝國官員開始命令農民大量屠宰牲畜並沒收了供農民食用與餵養動物的馬鈴薯。至1915年10月，擁有絕對話語權的最高陸軍司令部調節了平民用黃油的價格。
至1916年，文職與軍方當局都發布了旨在改善平民獲得食物的機會的措施。到1916年5月，普魯士官員頒布了針對日益動蕩的國內狀況而進行的全面方案，包括了在普魯士戰爭部門主持下的建立的戰爭食品辦公室。然而帝國內的民眾，尤其是這些措施所針對的人群，很難去誇大這些政府干預措施的顯著效果。在1916-17年的「蕪菁之冬」（德語：Steckrübenwinter）時期，政府對幾乎所有食品，煤炭和其他燃料都實行了配給和價格管制。在戰爭後期，新上任且具有話語權的「軍事獨裁者」，保羅·馮·興登堡明確承諾將對國內食物供應與分配實施嚴格管制。
大眾的反應
儘管政府出台了各種政策以維護市場分配的公平性，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去遵守此政策，所以大多數有能力這麼做的人通常會選擇「退出」以表達他們對政策的深切不滿，無論他們將受到何種法律制裁。農民，經銷商與零售商經常私下扣留一部分或者交付數量不合規的食物，從而造成地下經濟與黑市問題。小農抗議因為肥料與燃料的缺少致使他們無法生產食物，苛責徵用他們食物的官員，然後擅自為他們的產品設定價格；更多人則哀嘆他們營養不良的狀況；甚至那些負擔得起的民眾也付出了沉重代價以囤積物資。下級官員經常發布帶有地區仇恨色彩的言論，從而更擴大了緊張局勢。城鎮與小城市的居民則時常加入攻擊帝國官員的農村抗議者以支持柏林中央政府，儘管這對緩和城鄉民眾之間的對立情緒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動亂亦激化了各王國，公國與自由市之間的矛盾。符騰堡王國當局宣布本國內生產的食品將不得外流；憤怒的不萊梅自由市居民則報道魯爾區的官員擅自違抗帝國詔令允許農民使用土豆釀造杜松子酒。即使是巴伐利亞王國的改革派大臣格奧爾格·馮·赫特林（Georg Friedrich Graf von Hertling）也在1917年縱使國內民眾私自扣留食物。巴伐利亞與普魯士長久以來的對抗更是由食物危機加深。在前線，士兵無情地對食物的數量，質量，與按照士兵地區來源的分配製度表達了深刻不滿：在西線戰鬥的巴伐利亞士兵經常表示與他們一起戰鬥的普魯士步兵團是遠超過法國人的大敵。雖然給各邦國軍隊的口糧分配並不是造成地區對抗的根本原因，但它確實粉碎了使各邦團結一致的熱情。
糧食危機不僅加劇了現有的社會緊張局勢，而且帶來了新的危機。即使戰時狀況模糊化了生產者的類型，生產者之間的分歧仍然在加深。然而，同樣是軍火製造商，他們在法國被廣泛批判為「牟取戰爭暴利者」，而在德國，他們得到這種指控的概率遠比食品批發商少。在某些時刻，士兵的妻子，彈藥廠女工甚至大家庭的母親都有責任從某些「活該的德國人」手中搶奪食物。敵國戰俘亦被指控吃掉了本應屬於德國人的食物。各政治集團或多或少均主張恢復確定非德意志民族為「內部敵人」的策略：他們宣傳波蘭裔與俄羅斯裔德國公民偷走了德國人迫切需要的麵包。大量德國人亦宣稱猶太人應對貨物過高的價格與低劣品質甚至無法使用負責。由此增高的民族仇恨在戰爭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在持續著。
儘管計劃經濟的效率不佳，但人們亦無法肯定地說總體狀況會因為取消計劃經濟而改善。貨物經常在設有價格上限的市場內消失，全國性的措施也無法改善此種狀況。同一輩的民眾經常互相開玩笑說道：
「Man Karten Dir verspricht – Doch Ware kriegst Du nicht!」
（「食品券承諾你，但食物不給你！」）
在為戰前價格三倍的情況下，漢諾威的合法豆類價格仍然較為便宜，儘管大多數漢諾威人無法得到它們。在柏林，肉類在黑市上的價格從戰爭前夕的略多於1帝國馬克，在1918年增長至了25帝國馬克。在開戰前，萊茵蘭的工人每月平均在食物上花費26帝國馬克（超過他們每月一半的收入），但到了戰爭中期則每月需要花費60帝國馬克。
持續饑荒所導致的後果
儘管商品價格的數字很重要，但仍不足以了解基本商品的稀缺與無法獲得對社會所帶來的物理影響。數十萬人死於食物短缺所帶來的直接與間接性後果：他們感染肺結核，肺炎與其他肺部疾病；這些疾病在被迫住在擁擠公寓內的人們過熱與過度勞累的體內快速發作。魯爾區工業重鎮雷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的市政府明確承認了這種關係，且這種易感染性亦導致了1918年西班牙型流感無法控制地傳播，以及霍亂和斑疹傷寒的流行。在戰爭末期約有175000名德國平民死於流感。受感染的老年人死亡率尤其之高，但那些最易染上流感的人包括來自城市工人及中下階層的婦女及兒童（但真實數字與當代的普遍推論相反，中下階層的感染者並不比工人階級多）。德國婦女的死亡人數從1916年的468000人顯著地上升至1917年的523000人與1918年的644000人，同時亦大幅提高了德國平民戰時死亡率。在魯爾區的城市波鴻（Bochum），人口在戰爭期間的死亡率從1.5%增長至2.6%，儘管死於前線的人所佔的比率僅為0.6%；但這亦不能將那些在前線因為營養不良及其他戰壕內的惡劣條件而加快死亡的人從戰死者內區分開來。
死於缺乏食物的相關狀況並不是唯一的嚴重後果，在戰爭期間，兒童長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缺乏食物所帶來的生理及心理影響，例如缺乏維生素D廣泛引發兒童骨骼變形。農村地區以外的可疑食物來源引起一系列持久性腸胃疾病，這種疾病被嘲諷地稱為「蕪菁病」，因為在當時因其纖維塊莖而被大眾所厭惡的瑞典蕪菁甘藍有時是唯一易於獲得的食物。然而，許多疾病也是某些人恣意惡行的結果，無論是被水淡化的牛奶或是被當作雞蛋粉出售的有毒物質。
以上兩幅圖的圖源：（http://roadstothegreatwar-ww1.blogspot.com/2016/09/100-years-ago-coming-of-turnip-winter.html）
雖然在當時條件下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在自由市場上生存，但在計劃經濟下生存也非易事。根據科學家的研究表示，當時在相對富裕的魯爾區城市黑爾訥（Herne），1916年政府規定的「正常配給口糧」僅占普通成年人每日所需膳食脂肪的?。1917年4月，威斯巴登的一名醫療官員發現，自1914年8月以來，健康成年人體重下降60磅是「不稀罕」的，即使是那些儘可能採用一切手段獲得配給的人也是如此。
更寬泛的影響
荒謬的是，官方的措施在刺激德國軍方與民眾對消費者權利的意識上取得了重大效果。消費者要求政府充足供應基本商品，而不僅僅是確保供應或法律化當局的政策。在1915年，魯爾區的居民在商品定價問題上抱怨市場上的「無政府狀態」；但在政府嘗試與民眾合作並陸續出台相關政策之後，德國民眾曾一度很少譴責官方對市場的干預，並將此美化為「戰時社會主義」。然而，當這些看似堅忍的消費者們最終逐漸地察覺到了政府的「無所作為」，僅僅是威脅不遵守政府規章制度的人應當入獄。到1918年，絕大多數人已不再相信官員的一再承諾；但許多城市民眾並未直接對官方政策表達不滿，而是質疑官方對市場不起作用甚至完全未有實施的控制。儘管有著俄國的前車之鑒，德國政府對控制市場所做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並加劇了國內的動亂。在戰爭的最後一年，民眾之間普遍傳開了官員玩忽職守對市場管控不聞不問的流言，於是官民之間的不和有力地促進了軍隊與民眾的起義與之後的11月革命，直接導致德國投降與君主制的垮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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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知乎上投稿。有什麼不足的地方還希望指出。今後我將翻譯更多有關普魯士王國與德意志帝國的文章與歷史資料。
在文章的最後再推薦一個與文章主題相關的視頻：
【自製中文】全面戰爭引發的大饑荒：1916年的蕪菁之冬【The Grea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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