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四）：「天下事無非是戲，世間人何須認真」：名實分離、潛規則與儀禮性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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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生物，在滿足了基本的物質需求之後，還源源不斷創造出各類精神想像，這些想像演化為神話、宗教、哲學、道德、倫理、思想，如同稠密的空氣的一樣彌散在每個人的身邊。以色列作家尤瓦爾·赫拉利指出，正是依託這種精神想像，人類社會才能達成更為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合作，突破了史前小型社會的界限，取得了更大的發展成就。這種精神想像一旦被創造出來，廣泛傳播並在人們心中紮根，它就脫離了創立者本身的掌控，不再依賴個人信仰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賴不同規模的人類互動而存在。換言之，精神想像最終被「實體化」，成為一張具有真實力量的「意義之網」。《未來簡史》一書中寫到：

在大家一起編製出共同故事網的那一刻，意義就產生了。對我來說，在教堂結婚，在齋戒月禁食或在選舉日投票這些行為為什麼意義？原因就在於我的父母也認為這有意義，還有我的兄弟姐妹、鄰居朋友、附近城市的居民，甚至是遙遠異國的民眾，都認為這有意義。為什麼這些人都認為這有意義？因為他們的朋友鄰居也有同樣的看法。人類會以一種不斷自我循環的方式，持續增強彼此的信念。每一次互相確認，都會讓這張意義的網收得更緊，直到你別無選擇，只能相信大家都相信的事。【1】

甚至有時連相信都不需要，只要你看起來相信，並按照社會規範去行動。莫言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講過這樣一個小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捨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眼看著我們，眼睛裡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文化是人類觀察認識世界、闡釋定義自我的唯一途徑，它的存在具有不證自明的特性：「一般而言，人們並不清楚是他們自己把自身建構的對現實的象徵性觀念賦予世界，而是相信世界是以其自身感受到的形式呈現出來。」【2】無論是風動還是幡動，最終都是心動，這顆心並非個體之心，而是社會互動創造的共同意識。美國作家尼爾·蓋曼的代表作——《American Gods》（美國眾神），用文學語言生動描繪了這一過程，人們的精神信仰造就、滋養了神靈，神靈被具象化為真實的個體，信仰越強神力越大，隨著歷史變遷不斷有舊神隕落，有新神崛起，人類文化的意義之網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編織和解體。

中華晚期帝國的根基就在於文明織就的統一意識。中原王朝在整個東亞大陸不斷侵襲擴張，像黑洞一樣將其他文明吞噬吸納進來。在如此廣袤的疆土之內，對如此眾多的人民施行直接統治，這完全超越了當時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傳統治術一枝獨秀、畸形發育的結果。但在低技術水平的限制下，僅僅維護形式上的統一就已耗盡了帝國的心力，隨著擴張距離的延伸，中央政府的管控力度也在加速衰減，就像一張麵糊攤成的大餅，中間厚邊緣薄，還間雜著大大小小的破洞。「干強而枝弱」，這是一切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結構性弊病，將權力和資源過分彙集於首都，結果造成頭腦充血和四肢麻痹。托克維爾如此描繪舊制度中的法國：

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領導一切，洞悉一切，必須發明上千種審查手段。書面文件已經十分龐大，行政程序慢得驚人，我從未發現一個教區重建鐘樓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於一年內獲得批准，最通常需要兩年或三年才能獲准。【3】

中華晚期帝國同樣也是如此，僅就央地財稅分配而言，地方稅收像抽水機一樣從基層直達中央，而支出則是像婚禮上的香檳酒杯塔一樣，先內府後外廷，先中央後地方，先省府後州縣，逐層向下涓滴。財集於上，方能強幹弱枝，削弱地方自主性和談判權，還可以通過選擇性的財政轉移支付強化中央權威，服務君王的政治目的。事委於下，「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基層親民之官要辦的事情最多，但掌握的資源卻最少。清代各地徵收的「所有地丁錢糧平均21%留給各省以供地方使用」，這兩成當中又有「超過84%是用在了主要關乎中央政府利益的支出上」，包括軍費、驛傳體系等等。【4】。歷史軌跡總是驚人的相似，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財政收人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度從原來不到三七開的水平大幅提高到五五開強，而央地財政支出比重則由三七開下降到二八開。」【5】中央集權一方面削弱了地方的實力，避免了地方離心和割據，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長期陷入一種「半癱瘓」的吃飯財政的狀態，有責無權，有責無錢，慢慢蛻變為僅僅關注徵收稅賦和維持治安的「維持會」，有活力的地方性生活由此泯滅。統一帝國在中央層面規劃設計的各項基層管理制度，紙面上看非常完美，一旦實際落地很快就荒腔走板，經過各種「選擇性施政」，最後變成虛應故事。分稅制改革之後，某些地方政府對公共事務所採取了「三不管原則」：「群眾不上訪，不管；媒體不曝光，不管；上級不批示，不管」【6】，千年之下如出一轍。

帝國的血液過分集中於首腦，必將造成末梢神經的麻痹壞死，孱弱的地方政府無權無錢，根本對付不了「千百萬的反叛」，維繫日常統治的秘訣在於依靠社會意識來鎮止天下人心。一整套觀念、儀禮、神話和象徵符號被開發創製、被傳播強化、被灌輸信仰，帝國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臣民相信它的存在；一個孩童之所以是君王，是因為大家把他當作君王。「統治我們這個龐大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女人聽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則以讀書識字的人作為楷模。」【7】傳統中國的普通民眾終其一生也不可能見到君王，甚至連七品縣令都沒打過交道，他很少走出居住的鄉村，去趟府城成了一輩子的談資。他頭腦中如何建立遼闊帝國的想像？是走街串巷的貨郎帶來的遠方奇聞，是市集里說書先生講述的開國君主降生時的咋舌神異，是偶遇府台大人出行見到的威風儀仗，是繳納稅賦逐一填報的滾單，是蓋著官府大印的賣地紅契，是無處不在的敬惜字紙、尊卑有序、貞節牌坊、積德行善、輪迴報應。文化系統如同蜘蛛吐絲一樣為人民綁縛上一層又一層、密密麻麻看不見的思想鎖鏈，帝國的合法性由此永世長存，遙遠的北京政府改朝換代，地方的倫常秩序卻始終如一，正如中世紀的法國人所堅信的：「國王已死，王權萬歲！」

「我們生活在一個大到無法直接觀察的世界中，只能通過抽象的象徵手段與更大整體產生關聯。實際上，我們從未遇到過統治我們的掌權者，他們已經被高度象徵化了。」【8】身居紫禁城的天子只有依靠象徵化的儀禮體制，才能以區區七尺匹夫轄制天下億眾。「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9】這種儀禮體製為君王賦予了神秘特性，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國王神跡》中寫道：中世紀的法國人相信國王像耶穌一樣，僅僅通過觸摸就可以治癒頑疾；清代的中國底層民眾則相信皇權的象徵物——聖旨「誥軸」可以像符咒一樣祛邪治病。【10】君主躲在重重禁宮的帷幕之中，才能保持高深莫測的神秘感。

（權威）總是會用各種儀式和人為的神秘氣氛在自己周圍築起一道屏障，這些形式和神秘氣氛的作用在於阻止過往甚密，因此給了想像提供了一個製造理想化的機會。
（人民）希望有一個如同阿波羅神諭一樣深奧難解的國王。君主制實際上是每一個人想像的創造物。……人民會以為君主具有一切可能想像的德行與才幹。【11】

「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神聖之物只可遠觀不可褻玩，一旦進入現實生活，一切神秘感及美好想像都會轟然崩塌。1945年，日本國民在廣播中第一次親耳聆聽天皇的「天語綸音」宣布戰敗，從此天皇不再是萬世一系、天照子孫的「現世神」，而還原為一個活生生的個人。同樣，中國的皇帝就是供奉在紫禁城之內的一塊牌位，越神秘莫測，他的力量越強；越插手實際政務，就越會減損神性、暴露人性。因此當某些君主試圖掙脫禮儀束縛，實際掌控運用權力時，往往會遭致天下臣工的一致非議和阻撓，一生抗爭身後飽受惡名的明武宗朱厚照，抗爭不得一氣之下消極罷工的明神宗朱翊鈞，可能都深刻體味到充當活人牌位的難受滋味。

這種強烈的儀禮象徵性還體現在對官員儀容的過分看重。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發現，很多管理人員「之所以擔任管理職務的部分原因只是因為他們看上去像個管理人員，而不是因為他們真具有管理工作的能力。」【12】約翰·亞當斯稱，美國國父華盛頓之所以每次都被選為國家行動領導人，原因就在於他總是屋子裡面個子最高的（187厘米）。心理學研究也發現，身高會影響人們的社會知覺，人們傾向於認為身高較高的人更有說服力，能力更強，更有權力，更具有工具性特質，社會地位也更高。【13】明清舉人大挑做官時，尤重形容身姿，相傳有個八字標準：「同田貫日」就有官做，「氣甲由申」只能黯然離場。晚清時期有外國人如此描述一位中國達官貴人的出行場景：

這位官員那奢華的轎子，由八個轎夫抬著，佔滿了街道的空間，他是府台大人，實際上也是當地最有權力的人。外表上看去他是一位理想的官員：身材魁梧，神態威嚴而堅定，在人們看來，這種神色對於任何希望臣民安守本分的地方行政官員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表情嚴肅令人生畏，彷彿是在開赴刑場處決犯人的途中。這就是官員們在公眾面前出現時所擺出來的那種架勢。我在中國多年的生活經歷中，從未見過有任何大小官員因公出行，坐轎經過街道時，是面帶笑容或露出一絲對民眾的憐憫神色的。【14】

這樣的「官像」、「官威」今天仍可隨處看到。有網友隨某部委的一名年紀比較大的處長到該部委辦事，此時部長（和該處長估計年齡相仿）從大門送客人出來，處長馬上喊了一聲部長好，聲音絕對足夠讓周圍所有人聽到。本以為那部長怎麼著也該點個頭吧，結果部長就像沒聽見，繼續往前走，秘書拿著黑色小包緊隨其後，顯得很匆忙的樣子，黑色小車在門口等候，司機已經把車門打開等候，周圍的其他機關幹部或來辦事的人也都自動停在兩邊。網友不禁感嘆：這場面，闊氣！【15】

要成為如此遼闊地域、眾多民族、多樣傳統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帝國就不能傻傻地妄圖去真正統治，當時低下的技術水平和資源條件根本難以負擔這樣的痴心妄想。帝國必須退化到只是看起來像是在統治，用高度表演性的儀禮象徵來統攝四海人心。所以傳統中國「在生活的層面是弱控制，只要納稅繳糧，依於倫常教化便可；但在符號與象徵層次則是強控制，只要對於國君的符號與象徵提出異議則可能罪誅九族。」【16】從北京發出的一道道政令在幾千里之外的邊疆山村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這種理想圖景只存在於歷代官修史書而非現實生活之中。晚期帝國的統一更多是儀禮性而非實質性的，這種儀禮性不僅體現在各種儀式和象徵符號之上，更表現在制度規範之上，認清這一點，也就把握住了眾說紛紜的所謂「潛規則」的本質。自從吳思《潛規則》一書問世之後，就存在這樣一個疑問：既然潛規則已經構成事實上的社會運作規範，那顯規則的存在又有何意義？很多國內學者撰文探究「潛規則」和「顯規則」之間的關係，大多持論平平，無足高論【17】。我倒是認為可以嘗試從帝國統治的儀禮性特徵來入手進行分析。

晚期帝國表面上刊布施行的很多顯規則，實際上是王朝意識形態體系推導展開的必然結果，這些制度規範和那些儀式、符號一樣，更多是表達性而非功能性的，其制定初衷並非管理實際政務，而是意圖對意識形態合法性進行重申、闡釋、維護和具象化。從顯規則的制定者、執行者再到群眾，所有人對這一點都心知肚明，大家都知道當權者不得不用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話」來時刻昭示這個帝國所提倡、宣揚、維護的意識形態教條的存在感，這就決定了顯規則從制定出來的第一天就會被自動束之高閣，因為它的使命（提出「倡議」、「宣言」、「意向」、「願景」）此時已然完成。相反那些上不得檯面的所謂「陋規」、「慣例」才是大家公認的實際操作指南，構成了真正的秩序體系。有學者精闢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二元秩序特徵：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完全一統的表層秩序之下，涌動著豐富複雜的各種『潛秩序』，正是它們填補著具體生活之中的各種空白，構成雖非一統，又各自和諧的底層秩序。」【18】

顯規則和官話是必須裝點門面的貞潔牌坊，是給天下人看、給天下人聽的，是獲得合法性和公道人心的必要道具和台詞。這層面紗雖然千瘡百孔，但卻萬萬忽略不得的，它是天理、是人心、是正義、是公道。拋開這層面紗，意味著凝聚社會共同體的基本共識徹底破產，政府由公共機構蛻變為強盜掠奪團體，社會由有序架構蛻變為「叢林社會」。面紗必須保住，還要像崔健所唱：「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這場遊戲才能繼續玩下去。因此潛規則不可能拋開顯規則另起爐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顯規則和官話，它毋寧說更像是偷天換日、移花接木、李代桃僵，躲藏在顯規則的背景板之後，類似曲藝中的「二黃」，表面上是一個人，背後是實際控制的另一個人。

長期的名實分離，使中國人必須具備「兩面人」的生存技巧。嫻熟地在兩套話語行為系統之間迅速切換，成為中國人社會化過程中的必修課，家庭、學校、居所、職場，每天都用鮮活的事例來進行規化和引導。更高明的中國人甚至能將兩套系統無縫銜接，達到以明飾暗、以暗為明的極致境界。當走出家門進入「明」的世界時，我們就像走上了舞台的演員，台上台下都知道這不是真的，但看破不說破，依舊按照社會角色和劇本要求進行互動。該哭時哭，該笑時笑，全民族一時間都表演型人格上身，這時的人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自我，而是長期以來塑造形成的「社會化的自我」。中國傳統文化的終極理想就是用這個「社會化的自我」完全取代「生物學上的自我」，這就叫「教化」，也就是「克己復禮是為仁」。

用「超我」引導、提升「本我」無可厚非，傳統文化的問題在於徹底否認「本我」的存在意義和價值，只是把它看做等待被抹殺改造的對象。傳統文化一味地想將「超我」全盤壓印到個體身上，卻講不清楚忠孝仁義這些美德為什麼是好的，為什麼應該被遵守。必須經由審慎思考而最終抉擇的德行，變成了不必多想只需遵守的法律，但卻沒有法律的強制保障手段和懲罰力度。中國人從來未被教授如何正視和處理「本我」，如何正確協調「本我」和「超我」之間的關係，因此只要片刻脫離了社會「超我」的他律統攝，「本我」立刻會汪洋肆意，一下子淪為本能的奴隸。極少數「天下為公」的絕望聖人和大多數「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盲目庸眾，構成了中國式道德的分布版圖。每個時代，中國人都在哀嘆人心不古、世道澆漓，一代大儒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堯、舜、三公、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19】中國人希翼重建那個口口相傳但卻無人親見的「old golden time」，從而解決當下一切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追思三代的儒生，懷念文革的老人，不忘初心的XXX，皆是如此。

中國人長期遊走於明暗兩界，結果陷入了集體性的人格分裂。明的一面與現實的距離越來越遠，被所有參與者看穿其虛偽做作和毫無意義，也就不會投入熱情和資源，逐漸陷入極度空洞和形式化的窮途末路。形式化意味著形式完全碾壓內容，內容被徹底抽離和遺忘，公共生活只剩下禮儀、禮節、規矩，參與者只關心演員是否嚴格按照劇本完成既定的表演，評價演技的標準是高度戲劇化、程式化的表面發言和行動，而不關乎任何實質性內容。鴉片戰爭後，很多外國人來到中國，突出感受到傳統中國人重視「面子」、做事不認真、差不多就行的性格特點。原因在於中國人清楚意識到當進入「明」的一面時，大家都共處於一台大戲之中，人人在演戲的時候不得不完成規定動作，這裡面不會有真心、有投入，不會有熱情，更不會有認真。大部分中國式演出都會毫無生氣地敷衍收場，但有時候也會出現各種舞台事故。

一種是「孩子」，直接說穿國王沒有穿衣服，弄得大家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另一種是「二丑」，即戈夫曼所講的「玩世不恭者」【20】，這些人在戲劇表演的時候將自己剝離了出來，以齣戲的行為顯示自身的高明。魯迅生動描繪了這類人的窮形盡相：

二丑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閑，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余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21】

最後一種是「戲痴」。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有些執拗或陰險的戲痴破壞了默認的互動規則，竟然將純粹形式化的表演賦予了實質性內容，場面一下子變得很尷尬，劇班的其他表演者被置於非常難堪的境地，陪著繼續演下去也不是，不演也不是。明代那位讓所有人頭疼的海瑞，竟然試圖把儒家經典和制度條文真正應用於實踐，結果就像張居正所評價的：「三尺之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在文官集團的洶洶攻擊之下，萬曆皇帝蓋棺論定：海瑞「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因為「帝國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脫節，道德倫理是道德倫理，做事時則另有妙法。」【22】所以海瑞的作用只能局限於儀禮象徵之上，而不能進入和擾亂現實的政治運作。

正式制度退隱，各種潛規則盛行，這造成了部分中國人極端的虛無主義和實用主義。在中國，任何理念、制度、規範都游移不定，可以隨時更改。中國社會的很多俗語，意思完全相反，但都非常流行：既有「兔子不吃窩邊草」，又有「近水樓台先得月」；既有「宰相肚裡能撐船」，又有「有仇不報非君子」；既有「車到山前必有路」，又有「不撞南牆不回頭」，人們根據自身利益和場合隨時能找出適合自己的借口和託詞。這種虛無主義和實用主義，造成中國人內心普遍缺乏一個穩定、系統的「人格內核」，缺乏對「形而上」標準的認真堅持，缺乏一種「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傻氣」。正如魯迅所批判的：「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23】這種普遍的「隨大流」實際上是自我人格發育的不完善，沒有鍛造形成凝固堅實的「自我」，只能伴隨著外界刺激做出應激反應。知乎有一個熱門問題：「對於中國來說，沒有宗教信仰意味著什麼？」，我在回答中提到：「某種意義上講，宗教正是樹立了一套統一標準，雖然很多現在看來都已顯得不合時宜，但卻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性格，即對確定不移的統一標準的信奉遵從，儘管有時看起來像是偏執，但在這些宗教徒眼裡，我們這種實用主義更像是道德水平的低下。」

中原文明是晚期中華帝國的粘合劑，但隨著歐洲文明進入亞洲，中國不再是唯一的文明，更不是最高等的文明，一家獨大的「天下」崩解為群雄逐鹿的「戰國」。中原文明還未來得及徹底吞噬消化的邊緣文明得到外部力量的加註，成為了文明板塊之間的交戰地帶，中原文明的同化過程一下子減緩、停滯甚至反轉，出現了所謂「去中國化」的現象，今天港台、西藏、西北伊斯蘭等邊疆問題實際上都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當代折射。在自身文明力量不能統攝教化異己的今天，維繫邊疆只能更多依賴國家武力的強制，海南衛視有句宣傳語：「身未動，心已遠」，當一個文明反覆強調「文化自信」的時候，它距離「自信」可能還很遠。

【1】【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林俊宏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第1版，第128頁。

【2】【美】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3】【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02頁。

【4】以上數據均引自【美】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董建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5】郭劍鳴：《相機授權體制下我國央地關係中的潛規則現象及其矯治》，《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6】同上。

【7】【美】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章。

【8】【美】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9】《史記·孫叔通傳》。

【10】曹新宇：《傳統中國社會的「災難信仰制度」與秘密教門的「災難神話」》，《清史研究》2003年5月第2期。

【11】【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5頁。

【12】同上書，第38頁。

【13】見知乎用戶「京師心理大學堂」在問題「身高到底帶來什麼優勢？」下的回答，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276891。

【14】【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頁。

【15】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612/12/3188771_567102341.shtml。

【16】林安梧：《「道德與思想之意圖」的背景理解：以「血緣性縱貫軸」為核心的展開》，載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台北：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1997年，第148頁。轉引自汪新建、呂小康：《名實分離的傳統秩序觀：潛規則盛行的文化心理學基質》，《社會科學戰線（心理學）》2010年第1期。

【17】部分論述可見陳紅艷：《論明規則與潛規則之關係》；喻中：《正式規則與潛規則的相互關係》；李穎：《對潛規則盛行與顯規則約束力弱化的思考》等等。

【18】汪新建、呂小康：《名實分離的傳統秩序觀：潛規則盛行的文化心理學基質》，《社會科學戰線（心理學）》2010年第1期。

【19】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商務出版社1965年版，第579頁。

【20】【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頁，作者指出玩世不恭者「能隨意戲弄那些觀眾自然要認真對待的事情，並從中體驗到一種令人興奮的精神性侵犯。」

【21】魯迅：《准風月談·二丑藝術》。

【22】【美】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章。

【23】魯迅：《華蓋集·這個與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