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武：中國道路與新儒家，誰復興了誰？

02-28

（原文近4萬字，是在2005年關於蔣慶的一個評論的基礎上擴展而成的。原因是形勢變了。這12年來，中國有很大變化，新儒家也有很大變化。所以，本文是由點及面，從對蔣慶的評論開始，涉及對新儒家的整體評估。當然，也涉及對中國道路的討論，而且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中國道路與中國革命的問題。
2017年1月起，在《經濟導刊》雜誌上分三次刊發，題為《新儒家的心性與政治》。雜誌在刊發時做了大量編輯工作，我非常感激。但這裡仍然刊出我的原文。因原文較長，不太適合網路傳播，因此，我在這裡也將分開連載，供大家參考。）

新儒家的心性與政治（二）

中國為什麼沒有被金融危機衝垮？

自1978年以來，持續近四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現在已經有充分的自信坐二望一，在不遠的將來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經濟體。因此，中國持續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成為一大奇蹟。圍繞著對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解釋，國內外進行了廣泛的解讀和討論，雖然歧見紛呈，但大體上都同意，中國經濟增長奇蹟應當歸功於中國道路。

甘陽曾經提出，當代中國同時包含著三種不同的傳統，分別是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傳統、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市場自由傳統。甘陽認為，這三種傳統在當代中國同時存在，但又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三種傳統同時存在，又保持一定張力，構成了中國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甘陽稱之為通三統。他還曾在接受採訪時特別解釋說，所謂通三統，並不是要打通三個傳統，將三個傳統融合為一個傳統，而是繼續保持著這種同時共存卻又相互之間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張力的現狀。而且，在甘陽看來，正是這三種傳統之間的張力，使中國社會保持著特殊的活力和前進的動力。

但很遺憾的是，甘陽的這種解釋並未得到廣泛的回應，只是在小範圍內得到認同和討論。對更多的人而言，他們各自都有一套解釋，大體上也可以歸納為基於甘陽所說的三種傳統的立場上的不同延伸和擴展。

一部分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蹟主要應歸功於1978年以來的市場化改革，政府對經濟事務的干預日漸減少，國企逐步從各個領域收縮和退出，私人資本和私營企業進入越來越多的領域，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也就是說，政府減少干預之後，讓市場按照自身的邏輯和規律運轉，就能夠自動地帶來經濟增長。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形成了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他們認為，應當更多地承認市場的作用，減少政府和國家的作用，把經濟交給市場，把社會交給社會，國家只作為守夜人發揮自己應該發揮的管理功能。但這種解釋顯然不能成立。

首先，對二戰後的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來說，他們都選擇了市場化的發展道路，政府並未對經濟運行採取過多干預措施，但除了極個別的少數國家，絕大多數此類國家卻並未獲得成功。尤其是在蘇東劇變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普遍採用了歐美提供的市場化改革模式，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將全部國有資產私有化，變為產權明晰的私人財產，國家完全放棄對經濟事務的干預，但這些國家後來的發展卻並不成功，至今仍然在衰退之中。俄羅斯雖然一度復興，被西方稱為金磚四國之一，但這並不是因為俄羅斯的工業復甦，而是俄羅斯像那些曾經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樣，變成了能源和資源出口國，保留下來的工業只剩軍工、能源等極少的門類，大多數工業門類都完全破產。其他東歐國家在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後，也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完全按照歐美提供的道路改革，但結果是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他們原有的工業體系在歐美產品的衝擊下，基本上完全破產，即使一些原有的優勢產業和企業，也被歐美跨國巨頭通過併購等方式搞垮或搬走，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倒退，民眾失業率居高不下，生活水平也同樣倒退。

但中國卻並未陷入這樣的困境，這是因為：第一，中國的改革開放並非休克療法式的，中國政府始終將改革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沒有完全被市場的力量所左右。其次，中國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擁有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後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大量的國企關停並轉，但工業體系的基本框架也仍然保持完整，並未完全被摧毀。第三，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大力發展出口加工等低端產業，但並未完全成為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庸，而是仍然保持了較高的獨立性，在得到一定程度的積累後，就開始進行技術升級和產業升級，從而基本上建立了一個從低端到高端、從重工業到服務業的完整工業體系。

因此，與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和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蘇東國家不同，中國在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同時，仍然保持了獨立性，並不完全受制於這個體系，反而因為中國的介入和發展，對這個體系構成了較大的衝擊，乃至在一些人看來，正是因為中國加入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才導致了歐美工業向中國轉移，從而導致歐美髮達國家的工業空心化，減少了就業崗位，加劇了貧富分化，從而導致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結構性的危機，進而影響到其政治穩定。

其次，對於絕大多數選擇了市場化發展道路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他們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國家對干預經濟過多的問題，而是國家根本沒有能力對經濟事務進行干預，根本無從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只能被動地充當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地帶，一方面提供資源和原材料，一方面充當發達國家的產品傾銷市場。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增長周期內，這些國家還可以依靠這種方式發展，但一旦國際資本主義體系進入衰退周期，這些國家就會首當其衝受到衝擊，不僅經濟會首先陷入衰退乃至崩潰，甚至會發生政治動蕩，嚴重的時候可能會直接導致國家分裂，陷入戰亂。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曾經的金磚四國中，只有中國依然一枝獨秀，俄羅斯、巴西都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無法自拔。中東、北非、拉美一些國家，在全球化高潮時期憑藉著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高速增長周期，能源和資源價格高企，依靠能源和資源出口，維持了較高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進入衰退周期，這些地區就開始捉襟見肘，失業率高企，社會福利縮減，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增加。加之西方國家的鼓動，發生了社會動蕩，曾經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遠高於中國的敘利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等國都先後發生了所謂的革命，陷入長期的政治動蕩。在拉美，委內瑞拉等國同樣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為了挽救經濟，政府只能濫發貨幣，從而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物資短缺，導致經濟加速崩潰。此外，泰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也因此而經歷了較大規模的政治動蕩，雖然後來大體上回歸穩定，但經濟依然處在衰退之中，並未復甦，失業率仍然處於較高水平，年輕人的失業率則更高。

對於這些國家而言，政府並非不想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控，而是他們完全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政府所擁有的經濟干預政策工具也極其有限，只能採用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來進行間接干預，而中國政府則可以通過仍然保留著的國有的金融體系和非金融國有企業體系，進行更為直接的干預，以維持經濟正常運轉，減緩經濟衰退的速度，緩解對沖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造成的衝擊。

儒家解釋了東亞四小龍，解釋不了中國崛起

儒家提出了另外一種解釋。

早在1980年代中國剛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恰逢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崛起，東亞資本主義成為全球矚目的現象，按照一些人的解釋，東亞資本主義同時也是儒家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在儒家的支持下的成功。他們認為，東亞資本主義涵蓋的國家和地區，實際上屬於廣義上的儒家文化圈，因此，正如新教曾經被認為是支撐資本主義興起的文化原因一樣，儒家也是東亞資本主義的文化支撐點。部分歐美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認為，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這寫國家的民眾要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更加勤勞，更加註重教育，更願意遵守秩序，更願意儲蓄而非消費，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更急包容。正是這些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文化特徵，讓東亞地區更加適合承接歐美髮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從而能夠完成初期的資本積累，迅速實現經濟騰飛。也是在此基礎上，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大潮中，儒家之所以能夠迅速脫穎而出，受到更多的關注，海外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紛紛回到中國大陸講學，宣揚儒家資本主義的成功經驗，以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參考。

對於這種文化決定論的解釋，自1990年代以來，就已經進行了較多的批判和清理。不能否認，東亞資本主義覆蓋的國家和地區的民眾確實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響，有些影響還比較深，確實有他們所說的那些文化習慣上的特徵。但是，要用儒家文化來解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騰飛，無疑顯得太過牽強。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崛起，首先是發生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內部的，各自都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並不能完全歸結為儒家文化的成功。

韓國和中國台灣的經濟騰飛，是因為承接了歐美髮達國家的一些產業轉移，從而完成了初期的資本積累。但他們本身的規模比較小，並不需要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只要依附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就能夠迅速完成經濟騰飛。新加坡則是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擁有者獨特的地緣政治價值，而新加坡確實也利用了他們的這種地緣政治優勢，抓住全球貿易高速增長的發展機遇，迅速實現了經濟騰飛。香港的情況要更複雜一些，一方面，因為香港是自由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者區域金融中心的角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香港與中國內地一直保持著經貿往來，從而使香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者當時尚未改革開放的中國與歐美進行經貿往來的中轉站。也就是說，香港的興起和騰飛，中國大陸本來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這個原因，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對外直接經貿往來對香港的中轉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導致香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因此，在1990年代後期，一方面是浦東開發帶動上海和長三角成為新的高速增長區域，另一方面則是香港經濟開始出現頹勢。恰在此時，中國於1997年收回了香港主權，從而造成了中國收回主權導致香港經濟衰落的錯誤印象。

同時，中國大陸地區自1980年代以來持續近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也可以反證，儒家並非東亞資本主義興起的充分條件。

按照早起海外新儒家和近年來比較活躍的大陸新儒家都認同的觀點，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後，所進行的社會改造和文化領域的革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殘，導致整個傳統文化在大陸地區基本上被摧毀，反而是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海外華人及日本、韓國較多地保留了中國的文化傳統，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保留了火種。如果說，儒家是東亞資本主義興起的充分條件，而這些國家和地區保留的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要比中國大陸地區多得多，那麼，為什麼卻未能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優勢長期保持下去，反而迅速被中國大陸地區超越？

由此可見，東亞資本主義興起的根本性原因並非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而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補平衡發展。更重要的是，雖然在海內外新家看來，這些國家和地區保留下來的中國文化要比中國大陸多得多，但所謂的東亞資本主義並未從根本上、結構上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構成強烈的衝擊，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角度看，他們仍然是外圍，並不是核心；但是，中國大陸地區雖然保留下來的中國文化傳統要少得多，但持續近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及其獨特的發展模式，卻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形成了結構性的衝擊，加劇了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從而導致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一些地帶開始出現動搖。

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有中國道路

那麼，究竟是什麼讓中國沒有步蘇東國家後塵走向崩潰，也沒有像廣大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充當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庸，而走出了一條相對成功的道路？

先來看中國有哪些特徵是這些國家所沒有的。如前文已經提到的，中國道路的基本特徵至少包括：

第一，獨立自主的主權性格，因為新中國使建立在長期戰爭的勝利的基礎上，又在建國初期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從而使中國雖然曾經在一段時間內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關係較為密切，但始終使主權獨立，在國內事務和外交上始終不用仰人鼻息，而保持著完全自主，這一點延續到了改革開放，即使在經濟結構上對外貿依賴程度處於較高水平，但在外交和國內事務上仍然保持著完全的自主，不必受制於人；

第二，因為中國革命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造，改變了原來的權力網路結構，使中國社會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平等，建立了完整的義務教育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保證了中國能夠提供較為健康且相對而言文化程度較高的勞動力，這一點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具備的；

第三，建立了強大的政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強大的資源吸取和分配能力，從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能始終將主動權掌握在手中，即使市場力量在一些領域超出了國家的控制範圍，但整體而言，國家仍然保持著強大的經濟干預能力，這一點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應對過程中，仍然能看出來；

第四，通過社會主義時期的艱苦奮鬥，基本上建成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使中國在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對接時，不必完全充當這個體系的附庸，而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步驟來有選擇地改革和開放某些部門和領域，這也是中國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地方；

第五，用姚洋和一些人的說法，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具有較強的中立性，或者說獨立性，可以在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之間協調，而不用被特定的利益集團綁架，各方面政策的公共性仍然比較強。而這些特徵很顯然都是中國革命所造就的，或者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形成的，或者是革命的遺產。

也就是說，真正讓中國走向崛起的，是中國革命的遺產，儒家並沒有起關鍵作用，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遺產促成了中國崛起，中國崛起又促成了儒家的復興。

而且，即使是在1970年代，東亞資本主義興起的時期，讓歐美一些人士認為儒家文化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騰飛的決定性原因，但他們也並未對儒家及中國文化傳統給予足夠的重視。那些自以為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火種的人，要在1980年代之後從發達地區向中國大陸地區「送中國文化傳統下鄉」，他們在歐美學術體系中也始終只是邊緣，並未得到足夠的承認和重視。相反，中國的強勢崛起對資本主義全球體系構成了強烈衝擊，從而迫使歐美學術思想界不得不重新認識中國，不僅關心中國人在做什麼，也開始關心中國人在想什麼，開始試圖理解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從而也開始以比較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中國。這其中，不僅包括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中國革命留給當代中國的遺產，也包括他們認為塑造了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世界觀的中國傳統文化，自然也包括了儒家。

也就是說，並非當代新儒家們所認為的那樣，儒家支撐了中國的崛起，奠定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格，恰恰相反，是中國崛起這個事實，使儒家重新得到了國內外的關注和重視。把儒家當成中國崛起的原因，就是倒因為果，儒家的復興使中國崛起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清楚地認識到並且承認這一點，當代新儒家們才能準確地認識儒家之於今日中國的意義，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應發揮的作用。

今天的新儒家經常宣稱，讓儒家對中國在近現代的落後挨打負責，這是不公平的，像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樣在文化傳統上的弒父造就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激進主義傳統，不僅導致中國社會陷入長期動蕩，並最終走向了新中國全面否定傳統文化，乃至全民族都陷入癲狂狀態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切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激烈批判儒家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惡果。在他們看來，中國革命就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無論是康梁變法、晚清新政、袁世凱和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都曾經有過改革成功的機會，但每次卻都因為歷史的機緣巧合，而被革命打斷，因而走向了全面毀滅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道路。他們認為，如果這些改革沒有夭折，中國同樣可以走上現代化道路，還可以保留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這樣才是最佳選擇。但他們也無可奈何地承認，無論中國革命是否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錯誤，中國今天都已經處在崛起的前夜，革命已經結束了，中國要重新回到中國的道路上，就必須重新確立儒家的文化主體地位，尊崇儒家。

總結起來，新儒家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就是，中國在近現代衰落不應由儒家負責，中國在落後挨打的年代在黑暗中摸索不到出路也與儒家無關，但現在要崛起了，就該儒家來摘果子了，而且，還要全面否定中國革命及其主要遺產。這是不是有點太荒謬了？但儒家在現實中的邏輯卻恰恰就是這樣，以至於有人在評論新儒家在近年來的主張時直接了當地說，「儒家不能這樣不要臉」！

中國崛起與儒家，誰支持了誰？

站在今天看，儒家與自由派有許多共同之處。

比如都認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最終選擇是走上革命道路，並且形成了一個漫長的革命傳統，並且留下了許多遺產，導致中國始終無法像蘇東國家或者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那樣，以最快度的速度、用最短的時間完成市場化改革，政治上也與歐美模式接軌，實行兩黨制下的民主選舉。不同之處只是在於，儒家認為西方文化傳統畢竟是西方的，而中國必須回到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上來；自由派則認為，儒家的老內聖開不出新外王，中國未來的出路並不在於成為中國，而是與西方的普世價值全面接軌。

但在過去二十多年裡，新儒家與自由派卻經歷過多次論戰。首先是1990年代，自由派曾經批判過儒家的「文化決定論」，反對新加入用儒家傳統解釋東亞資本主義的興起，並以此勸誘中國大陸也尊崇儒家；第二次是2004年，以關於讀經的辯論為核心，文化保守主義付出水面，大陸新儒家正式粉墨登場，形成對當時已經岌岌可危的心自由主義的理論霸權的挑戰，引發國內自由派的不滿，自由派利用其在傳統媒體上的話語權優勢，對新老儒家都進行了批判，同時也批判了文化保守主義讓中國變得更中國的主張，強調中國當前的主要問題仍然不是更像中國，而是要繼續向西方看齊，進行更深入的全面改革，繼續走市場化的道路。

自由派的一個主要的擔心是，文化保守主義鼓吹中國人應該對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文化自信，不必過分西化，從而導致文化保守主義成為中國特色的辯護理論，進而為中國現狀進行辯護，使中國更加理直氣壯地拒絕向歐美模式繼續改革。但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和新儒家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挑戰了自由派的理論和話語霸權，因而部分新左派對新儒家一度抱有好感。

此外，在新儒家不斷擴大影響的過程中，還是有一些自由派倒向了儒家，加入了新儒家陣營。不過，他們的主張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上，他們仍然主張，中國必須走歐美的憲政民主道路，只是在文化上，正如英國重視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一樣，中國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而且，這已經有了香港和台灣的經驗可資借鑒，說明民主政治與儒家文化可以兼容，並不衝突。當然，新儒家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內部也存在不同的分歧，最為明顯的分歧就是，蔣慶等人更加關注政治領域的儒家化，而高校體制內的新儒家們則更多地是從文化的角度強調儒家的意義，對政治則並不特別關注，至少是不公開表露態度。但總體上，新儒家與自由派的趨同之處越來越多，尤其是汪暉說的對中國革命的後悔，對中國現有政治模式的不滿，都基本上一致。

新儒家也越來越試圖從形式上造成儒家復興的事實，如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立孔子像的風波，長期堅持呼籲將孔子誕辰日確立為教師節，呼籲更多的官員以官方身份參加各種祭孔活動等。高層領導人近年來對儒家的肯定則尤其是讓新儒家們感到興奮，更加生出一種「也該輪到儒家登場了」的意識。但儒家內部也有些人更為清醒。他們認為，對儒家而言，真正的復興並不是形式上復興，而是理念的復興，並在官方的一些重大活動的禮儀安排中體現出來。比如，關於孔子像的風波中，就有人認為，儒家復興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官方以何種態度和方式對待孔子，而是能否以儒家的禮儀祭奠先烈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而且，在他們看來，儒家真正的復興並不能依靠蔣慶說的徹底的全盤的政治制度的變革，而是能夠通過一些具有儒家情懷和理念的人，在具體的工作和社會活動中體現出來，來使人們對儒家不再只有空想和空喊口號的印象。

重形式和重行事是兩種不同的思路，各有利弊。重形式的思路看上去似乎想強行變道超車，直接讓儒家獲得主流地位，這種思路如果成功，自然是能夠迅速見效的捷徑，相對來說難度也要更大一些，因為這意味著國家必須對現有意識形態進行調整，而這在當下的中國顯然是難度比較大的。重行事的思路則意味著穩紮穩打，著眼長遠，短期內很難收到明顯效果，長期來看則更為穩妥可行，而且並不直接與現有政治模式和意識形態正面衝突，因此也更為容易接受。但在目前新儒家陣營中，多數人抱有前一種思路，心態較為浮躁，後一種則少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持有後一種理念的人有儒家社會主義的設想。在他們看來，儒家可以與社會主義結合，形成一種儒家社會主義模式。而且，他們中國大陸的道路，本質上就是儒家社會主義的模式，只是還沒有得到更好的總結而已。不過，如前文已經分析過的，中國道路本質上更多的還是中國革命的遺產和市場化的結合，直接了當一點說，則是以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建設成就，支撐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與儒家關係並不大。在新儒家來看，中國特色本身就包含著儒家社會主義的成分。但現在的問題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此消彼長，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時期的遺產也在日漸減少，相對應的則是資本主義的普遍模式在中國日趨強大，中國特色也必然相應的減少，儒家的成分當然也會越來越稀薄，儒家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