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典例可以說明什麼是「中共式的現代中文」？這一類中文和「非中共式的現代中文」區別又在哪？

02-28

經常在某些香港專欄看到陶傑，陳雲，董橋，古德明等人破口大罵「中共式的現代中文」，但我總覺得他們自己也沒很好總結出那種中文究竟是什麼中文，故有此一問。
什麼是「共產中文腔調」？

我一下子真想不出「典例」，但董橋、陶傑的文章、很多台灣的作品，讀上去的感覺與大陸作者的文章不太一樣，這種體驗相信很多人都有。

台港所用的漢字，與大陸同源，雖有簡繁之別，絕大部分還是能一一對應。大陸的「樣式」與台港不同，問題應該不是出在「字」上，而是在「詞」上。

我編輯過一個選題：現代漢語的辭典版本爭議。在操作的過程中，有些好玩的收穫：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責成語言所在1958年編一本以確定辭彙規範為目的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
同年7月，詞典室成立，由三部分人員組成：編寫《新華字典》的新華辭書社、1949年之前編寫過《國語詞典》的大字典編撰處和語言研究所，共計40多人，呂叔湘擔任主任。這些人又分作三個組：編寫一般辭彙的語文組、科技片語、哲社片語。

原新華辭書社編輯、最早參與編寫《現漢》工作的老編輯劉慶隆回憶，他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收集資料。資料收集工作主要依據《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當時的白話報紙和《中國人民文學叢書》，叢書中收錄了大量解放區創作的文藝作品，如《暴風驟雨》、《小二黑結婚》等。為了擴大收詞面，還選收了老舍、茅盾、葉聖陶等人的白話作品。

構成今天大陸「現代漢語」的重要元素——詞，主要來源是《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中國人民文學叢書》里的「大量解放區創作的文藝作品」、郭魯茅巴老曹等被接受的作家。

究竟有多少作家和作品未能納入詞書編寫的範疇？周作人、胡蘭成等「漢奸」，魯迅罵過的胡適、梁實秋、陳西瀅等人，他們作品裡的詞語，是否未被收錄？這需要語言學專業的人進行細緻比對。但他們的辭彙，收錄率肯定大大低於郭魯茅巴老曹，大體不會有錯。

《現代漢語詞典》的編撰因文革被擱置，1978年正式出版，到1996年才進行了較大規模（收詞量56萬的辭典，增9000條目，刪4000條目），至少三代人的漢語是受這批選詞影響的。

台港漢語與大陸漢語有較大差別，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至於這能否被稱作「XX式的現代中文」，可能是另一個問題了。

參考：2004年4月8日《南方周末》，《現代漢語詞典「規範」之爭》。

語氣絕對化，永遠的義正辭嚴，喜用第一人稱、祈使語氣、自問自答、排比。用詞造句不避粗俗，是一種白話文、大眾語、毛語言的融合，強調口語色彩，排斥文言文的用詞和句式，起源可能是白話文運動所提倡的的言文一致、「我手寫我口」思想。印象深刻的如：搞、干、抓、把、一定、必須、應該…… （請補充）

如果說想要例子，那不得不說太多了，俯拾皆是。每天7點鐘準時開始的新聞聯播，每年兩會的各種新聞報道……全部都是。

這種『中共式的現代文』讀起來讓人感覺很彆扭，感覺離我們日常說話的用語非常遠，但又確實能夠很容易的聽懂，很容易的理解。究其原因有二：第一為該黨歷史上需要動員廣大人民群眾來為它服務，而當時的廣大人民群眾文化水平、識字率都非常低，所以它必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第二為它們發明了這樣一種現代文，使得手中有了工具能夠在初期宣揚他們的觀點，在後期對人們實行在思想上的統治與同化以及奴役。我們不得不說當時發明這種樣式現代文的人是個天才，很好的實現了領導人的目的。只不過這個人的天才沒有用到正道上。

而這種語體，不得不說是脫離人們生活的，是脫離人類本性的，假大空。通篇充滿了形式而沒有任何實際內容，只是指出了目標，而並沒有給出實現目標的具體措施或步驟（以每年兩會的報告為例）。簡而言之，完全是廢話。電腦上顯示這些語句，是浪費電能、浪費顯示器的使用壽命；印刷在紙上，是浪費寶貴的紙張資源和油墨，無形中加大了油墨這一對環境影響非常大產品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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