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棄春節，是日本甩開中華走向世界的重要決定

關於作者，姜建強 曾大學任教，研究哲學。20世紀90年代留學日本，後在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擔任客員研究員，致力於日本哲學和文化的研究，積極書寫、介紹日本及其文化，已出版有《另類日本史》《另類日本天皇史》《另類日本文化史》《大皇宮》《山櫻花與島國魂：日本人情緒省思》等。

過年了。

2月16日是大年初一。

當天的初次見面，當然要說「新年好」。雖然距跨年已經過去一個半月，那時的太陽與今晚的月亮，那時的敲鐘聲與今晚的爆竹聲，隆隆遠去而又慢慢逼近，我們卻還在說「新年好」。不感覺有些尷尬或有些怪怪的嗎？這一個半月，特朗普也不知已發了多少回脾氣，罵了多少人；這一個半月，有戰事的地方也不知死了多少人。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最後壓台曲《拉德斯基進行曲》，再是激昂的繞繚，也漸行漸遠了。然而，我們還在說：新—年—好。

陰曆與陽曆，農曆與公曆。過農曆新年與過公曆新年，同樣是歲歲年年都不同，同樣是在時間的勻速中，期盼大地回春與生命復歸。從這一意義上說，都屬文明體的不同文明形態，雖然前者是古舊，如同一襲長袍在身；後者是新象，如同Armani西服在身。

日本，原本也是過農曆新年的。這是因為日本從7世紀末開始使用中國曆法。這顯然是中國化的一個結果。但在明治維新（1868年）後的五年，即1873年，明治政府採用公曆，廢除了農曆。也就是說，日本從這一年開始，1月1日就是過年了。中國《尚書》說：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而日本人的聰明做法在於，將原本公曆的1月1日，導入了新舊不同的元素：元旦/正月/元日。而且，日本人將一月份還稱之為「睦月」，讀音為「むつびつき/mutubituki」，帶有家人親友團圓和睦過新年之意。

明治政府為什麼要實施這樣的改變？當然說法頗多，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是：明治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才促使改歷的。因為當時的官吏領取的都是按月發放的「月俸」，但陰曆每隔幾年就有一次閏月，那就要發放13個月的薪酬。當然，本文不在這裡討論這個說法是否可信。筆者的興趣點倒在於，從當時「文明開化」這個大背景看，日本不再過農曆年（春節），是否有其邏輯的先聲？

請注意我這裡使用的「邏輯先聲」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強調不是說不過農曆年（春節）就一定是日本文明化和近代化的一個因。反過來，也不是說實現文明化與近代化的一個果，就一定要放棄過農曆年（春節）。這也就是說，不能簡單地認定日本廢除農曆新年就為日本帶來了新生。但問題的趣點在於，如果你再往深處思考的話，這個所謂的「新生」，其內在化的一個要求則必定是棄舊圖新。這就像海浪欲來時的漣漪，梅果熟透前的嘀嗒落地聲一樣，屬於邏輯先聲，或春江水暖。

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及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們熟知的福澤諭吉。這位仍然在日本最高幣值——一萬日幣上留有頭像的啟蒙思想家，不是說他有多麼偉大，而確實是他智慧地看出了新文明的誕生與邏輯先聲（春江水暖）之間的關係。這位把《左傳》通讀了11遍的漢學家，不能說一開始就不喜歡中國的。然而他最終還是走上了反叛漢學的道路。

這是因為，他感到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里，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進入。「我已下定決心愿盡一切努力，無論如何也要把這些後生拯救出來。」在西方文明與中國古文明之間，福澤選擇了前者。

12月31日在日本傳統中被稱為「大晦日」。每年這個日子的晚上，所有日本知名的寺廟都會舉行敲鐘儀式，很多人都會去到離自己家近的寺廟去聆聽鐘聲，據說新年夜的108個鐘聲能夠排解人生中的108種煩惱。

這一選擇與當年魯迅勸少年少讀或不讀中國古書，多讀洋書，真有異曲同工之妙。福澤諭吉在一些著作里這樣說過，雖然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往來，但現在古舊的中國對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假如他們那裡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也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他說這乃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所以「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這就是我們後來定論的「脫亞入歐」。

有意思的是他晚年寫《福翁自傳》，再次提到中國。他說「中國人所要的，究竟是國家的政府，還是政府的國家？我想中國人自己也很清楚。」100多年過去了。我們清楚這個問題嗎？我們認可福澤諭吉這個具有歷史穿透性的設問嗎？

既然古舊的東方沒有圖新的助燃劑，那隻能不戀舊情地「入歐」了。於是廢除古舊與迂腐就是文明。當時的日本人恐怕真是這樣想的。所以在當時日本人眼裡，穿鞋進屋是文明，吃牛肉是文明，大街上撐傘走路是文明，而主管教育的森有禮說廢除漢字也是文明。

更有甚者，在1887年，時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在官邸舉行了一場明治時代最為大型的化妝舞會，狂歡亂舞一個晚上，在日本人看來那就更文明了。雖然這些都遭遇到福澤諭吉的批評，說外在文明易，內在文明難。此話當也不假，但先外後內，恐怕也是邏輯程序的自然使然吧。

這就如同谷崎潤一郎在夕陽西下的池邊，一邊撫摸松子夫人的肌膚，一邊憧憬西洋女人肌質之白暫，以此生出淫心。這也像日本在公元414年引進韓醫方，在513年引進漢醫方。但在1685年發現」蘭學」（指荷蘭的學問）的醫學書對人體的描述更為精準，於是棄韓醫與漢醫，全面引進西方醫學。1774年終於出版了日本自己的《解體新書》。這樣來看，那個時候若不與古舊的中國為伍就屬文明的話，廢除農曆年過洋歷新年，也就是「文明開化」的邏輯先聲了。日本相較其他漢字文化圈國家更早脫離了農業經濟社會，在實現近代化過程中，農曆的概念也幾乎消失。

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在《靖國問題》一書中說過，日本人自明治以來無論戰前戰後，唯一沒有變的就是「脫亞入歐」的思想。而另一位著名學者丸山真男則認為日本「雜居性」思想，有一種容易引進和結合的輕率，帶有碎片化。

但現在看來，恰恰是這種「輕率」與「碎片」，使得日本能少有負擔地認真地做成一件事，只要這件事是朝著姍姍來遲的文明這一面的，就具有了意義並帶來了收穫。你看，廢除舊曆啟用新曆，怎麼看都是「輕率」之舉，但引出的則是邁向世界文明的邏輯先聲。用丸山真男的話說就是「淳風美俗」不過是結核病菌的陰性反應而已。或者用福澤諭吉的比喻，面對西方文明，只能先染上麻疹來培養自己的免疫力。或者如同中國文化研究大家竹內好，他在魯迅身上看到了「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一切」的醒來的奴隸。

實際上，進入20世紀，中國至少有兩次要廢除農曆新年改公曆新年。一次是在民國元年（1912年），頒令廢除舊曆。當然是受革命運動影響的一個結果。棄舊圖新，走天下文明之路。但最終還是沒有成功。

原因很多，但保守勢力太強是個主因。也就是說當時的百姓誠如魯迅所言，就是要在家門口放上乘涼的小木凳。誰不讓放，就與誰打破頭。

再有一次就是文革中的1967年，當時以「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和「移風易俗」為口號，想要廢除農曆新年。但這次絕不是要走天下文明之路的「邏輯先聲」，而是為了要消滅一切文明之舉的最後落錘。有點類似前幾年阿富汗塔利班炸掉大佛的「滅絕文明」的行為樣式。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的國力增強，春節這個中國的傳統節日，在世界上受到的認同度顯然有所增強。有的國家首腦還專門發賀電，祝賀所在國的華僑華人過春節。但若冷靜地不帶色彩的分析，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金錢效應「外壓」的一個結果，或者是看中我們有錢了，有錢人脾氣大且任性，為了順順你的脾氣，哄著你來爆買的一個產業對策而已。

如日本的各大商家，今年又早早做好了春節爆買的準備工作，就等我們下飛機下船了。所以這個認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對農曆新年這個文明體自身的一個認同。雖然我們的文化尋根，傳統尋根，祖宗尋根，必須指向這個數千年的古舊，因為這個古舊是我們的血脈是我們的情愫是我們的記憶是我們的心魂。

但這就如同近代思想家鄭觀應在《盛世危言》（1893年）中所說：「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是呀，先生的言下之意再明確不過了，制度不文明，不棄古舊主義，即便有了鐵艦鐵路又如何？如果我們還是在「爆竹聲中一歲除」的嬉笑中，抵制洋人的節日，文明的回歸總是有問題的。

所以，魯迅在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兩年，寫下《過年》小文，說自己不過舊曆年已經23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其言外之意，還有不明的？

從文明的禪變來看，舊瓶裝新酒並不難，難的是新瓶裝舊酒。因為前者是「用」的改變，後者是「體」的改變。而「體」的改變則是傷筋動骨的改變。在這方面，日本堪稱修鍊士了。你看，日本儘管棄農曆用公曆（也就是說棄「體」了），但農曆年才有的一些民俗儀式，日本保存得又是最俱全的。

筆者牆上掛著日本的掛曆，注意查看了一下。行事（儀式）最多的是一月份。共17個民俗儀式。包括1月5日的小寒節氣，1月7日的七草節，1月15日的小正月，1月20日大寒節氣等。圖新，但又不全棄舊，那麼一種恰到好處的連帶，日本人是做到家了。所以它也是全球還在使用年號的唯一一個國家：

2018年——平成30年。

與這個圖式對應，我們是：

新年好——恭喜發財。

儘管過了正月十五，時序就是三月了。

三月，日本人也稱「彌生」。屬於萬物復甦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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