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床夜話

北京是一個成熟的城市，會形成一撮撮的小群落，大部分人依附在他的群落里獲取其社交養分。這或許是因為，無論對人生的躊躇與掙扎，還是對人生的揮霍與享樂，最終逐漸演變成某種心靈中的巨大空乏。最後，他仍然需要人，需要別的人所散發出來的溫熱。

其中最明顯的，是需要說話。或是他說，或是他聽別人說。說來好笑，說話居然成為一種病，同時也成為一種葯。

朋友中也有遇上人便開口講個不停的例子，而且還不只一兩人。他們為何如此迫切要把話大量講出來給人聽？莫非他日子過得太冷清了。但何種日子方是冷清日子？據說「富裕」，常是冷清的先決條件。但最大的可能，是這樣的人花太長的人生歲月進行自己最視為必要的事，久而久之，他進入自己的牢籠。自此之後，他凡遇人，便視之為探監親友，趕快大量的把肚子里放了一輩子的話在這短短的探監時間裡一古腦兒講出來。

那種一輩子生兒育女的家庭主婦，到了六十齣頭，自己女兒生的外孫還請她帶，這樣的服務人群的老太太，永遠不可能有這種「多話症」，因為她沒有「過度培養自我」的孕育過程。

幸好北京是一個充滿人的城市，有極多的角落與極多的人眾猶能容納其他寂寞的人；讓他們可以經過，可以探看，甚至可以停下來聊上幾句，更甚至讓他們滔滔不絕的清除心底之大劑量收藏。

但不久他們又回家了。家，是他們心病的根源。君不見，這些滔滔不絕者有時像是不願回家，乃他們的療程好不容易才進行到熱鬧處，還未完成。

Jodi Picoult 的書裡面這麼寫著：「大家都相信你可能在一剎那失去某個你愛的人，但實際上那是花了許多個月、許多年，或他（她）的一生，才完成的過程。」

我不愛說話，但停不下來思考，有人說要放空，什麼都不要想。那是修行，我不會。我習慣帶著疑難雜症上路，或者說，當心中有惑，便以走路思索。尤其思路不通，輒寄望步行，在踏步的節奏中刺激穴位，期望打通任督二脈。

沒本領山居野放，只好大隱於市。隱，還得外在條件配合，若是車水馬龍，那只有過於喧囂的孤獨。我就選擇偷偷地宅著，靜到，套一句鄭愁予的詩：靜，從聲音中走出來。

北京這地方冬天悠長，教人無事可做，教人亦不想做，雙手鑽入袖筒，脖子縮著，眼睛半闔，似在慢慢等候嚴冬一點點離開。我反而更想去一地方，那地方夏天悠長，讓人啥事也做不來。烈日當空，光亮無比，教人興無所逃於天地間之嘆，隨時只想找樹蔭下或山壁後遮躲炎陽。便這一躲，得取了好多安靜，便這一躲，得到了好多閱讀。當黃昏來臨，人自陰暗處出來，再次與外間相會，感覺美好無邊。

還記得《圍爐夜話》中的文字：一室閑居，必常懷振卓心，才有生氣；同人聚處，須多說切直話，方見古風。

人在平日閑散居處時，必須時常懷有策勵振奮的心志，才能顯出朝氣蓬勃的氣象。和別人相處時，要多說實在而正直的話，才是古人處世的風範。

積極，才能有所作為。如果閑居終日，言不及義，這和虛度生命又有什麼不同？有抱負，肯努力，才能冀望美夢成真。然而，細想來，又有誰的一生能時時順遂呢？

想及梵高多舛的一生。流離顛沛，處處坎坷。生前的所作的畫幾乎無人問津，死後才聲名大噪。一幅「向日葵」的畫作以天價得標，可惜無補於生前的窮困潦倒。畫家的心血結晶，贏得了舉世的稱揚，畫家已然不朽，可嘆卻曾被認為是個瘋子。梵高是寂寞的，那種不被了解的蒼涼，又有幾人能承受得了？

這何嘗公平呢？可是，命運的作弄，又能向誰去索取公道？

所以說，如果有一群人，難有偉業大計可圖，終日渾渾噩噩，倘我得以出沒其間，廁身於此類人群，何等幸運。

張愛玲曾經如此擔心害怕，擔心害怕會成為「對於自已過分感到興趣的作家」，「我這算不算肚臍眼展覽，我有點疑心，但也還是寫了。」

好在我不是作家，即便是肚臍眼展覽，也不會不好意思。

伍爾夫在《Orlando》中不是早就說過，「如果心靈里同時有七十二種不同的時間在滴答作響，那會有多少各形各狀的人……同時或異時駐居於人類的靈魂呢？有人說是兩千零五十二個。」

對啊，展覽出來的，不過是兩千零五十二中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