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和自由

02-26

楊瀟的《子弟》一書，先翻看了他在 2011 年採訪劉長樂寫的文章，摘記一些有意思的點如下：

「鏘鏘三人行做了 13 年，他從來沒說過我應該幹什麼，從沒要求我接受過某個嘉賓，他可能是特別害怕傷了你的創造性和自由感。因為他知道他說話的分量，他說讓你縮一寸，你可能就會縮一尺了。」
「自由感有多重要？百分之一千百分之一萬的重要。這就是一切啊。沒有自由感，根本做不出好東西。我記得有一次阿城對朱天文說，你找到了限制，就找到了自由。對我來說，限制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的衝動，你敢想點什麼，我覺得我的思想是自由的，而不是生活在精神枷鎖里。他也會告訴你各種底線和規矩，但他不會嚇唬你。」

這是竇文濤說的，衝動在限制之前：）

「民眾認為你擦鞋，擦政府的鞋。」劉長樂直言不諱地說。鳳凰衛視的一位評論員最近開了微博，被一些人罵得狗血淋頭，「他的微博我看了，網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罵他，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他，但香港一家媒體就只轉罵他的。」而在此之前，有一家報紙卻在猛批鳳凰「站在西方立場，批評內地不遺餘力」，「既然你是一個自由主義的言論工具，不妨打出自由主義的旗號，不必再遮遮掩掩地標榜自己的所謂『客觀、公正』了！」
「我們為什麼讓阮次山、楊錦麟、何亮亮、邱震海……都存在著？」劉長樂說，「就是話語空間多元化的問題，如果我們變成一個聲音的平台，那我們就不是鳳凰了。誰人背後無人說，沒關係，我們就是左右中都有。」
那麼劉自己呢？他大方地接受了一個 50 題的「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對所有問題給出了明確的回答，但是到了最後，就和他不寫微博的理由一樣，他不希望公開測試結果，「主要是覺得，作為一個媒體人，如果太坦誠了會覺得對你的媒體的形象，有一些偏頗。」

這一段讓我想到《新聞編輯室》那個主播被大學生逼問立場的那一個場景，實際來看，做生意可能真的要隱藏立場。

2011 年 3 月的一個下午，我約了一位新聞界前輩在長安街附近的一家茶館聊天。他一直在體制內媒體工作，但也一直在推動著新聞改革，如今像他這樣的人在單位里已成少數派——至少在價值觀上如此。然而這並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他和我分享了 2008 年前後發生的一些變化。

「2008 年的四川地震重新凝聚了中國的道德共識，接下來的奧運會也帶來了全方位的變化，本來是改革破冰的最佳時機，但後來的金融危機卻讓一些人發現了另外的東西，經濟上的成功導致政治自信的空前高漲——認為現有的體制具有優越性，不需要改革了——媒體是政治的一部分，現在該如何向前走呢？」

這段很有價值，2008 年在各種層面都體現了分水嶺的意義。

在這之前的兩個月，一位市場化媒體的高層在接受我採訪時花了很長時間來談論「巨系統」——一個包裹著我們的政治經濟系統，「有些稿子平時一點事兒沒有，但是放在特殊的時候卻會惹事，我們這些老江湖就能判斷。這是一套思想方法，你很難說清楚的，你要是跟一個記者講這個，他會想，你不就是不想發我的稿子嗎？可是當你退到一個位置你就必須考慮這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媒體人就慢慢成熟了。所以啊，對這一代人，你可以說是沒辦法，但你也可以說是歷練。」

這部分應該說到了很多媒體管理者的心坎里去了。

「不要老在兜里揣個小刀子，動不動就捅別人一刀，」崔強說鳳凰特別注意「語態」問題，「可能有一點恨鐵不成鋼，有一點奚落，也是著急的心態，但我們還是積極、善意、建設性的。講真話是為了讓對方理解、影響對方，不然你宣洩了，痛快了，對方不理解有什麼用？」
「積極、善意、建設性」是劉長樂提出來的，「我們的話語空間是多元的，因此無論是從左還是右來講，肯定比別人有更寬的邊界。但你想要挑戰再寬的邊界，你是不是積極善意建設性，這很重要。如果你是，有些過界也是可以理解的，當然，你過界太多，那就不是了，所以這個度很難把握。」

崔強的一些說法，他是劉的長期同事，鳳凰衛視執行董事。

關於劉長樂創建鳳凰衛視的早期故事，前《華爾街日報》記者麥健陸（James McGregor）所寫的《10 億消費者》一書更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