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後意識形態原樂的《紅海行動》

02-26

齊澤克在《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的最後一章「Enjoy Your Nation as Yourself!」（愛國如愛己）中討論過「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如何通過「原樂」這一精神分析概念運作並與「種族主義」齊頭並進。論證的出發點在於他將日常語境中的「國家」概念視作基於公民承認所構成的共同體，而區別於馬克思主義語境中施行階級統治的暴力機器。關鍵點則在於此種承認對象的空洞性：

「我相信（國家）這一原質」等同於「我相信其他人（我所處社會的成員）相信原質」。原質同義反覆的特性——例如它的語義學空白限制了我們將其表述為實存物——是在自相矛盾的反射結構中精確地建基。國家實體正因社會成員對它的堅信才得以存在。它確實也是這個對自身堅信產生的結果。
"I believe in the (national) Thing" equals "I believe that others (members of my community) believe in the Thing." The taut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Thing -- its semantic void which limits what we can say about the Thing to "It is the real Thing," etc. -- is founded precisely in this paradoxical reflexive structure. The national Thing exists as long 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believe in it; it is literally an effect of this belief in itself.

這一段是拉康所謂「以為自己是國王的國王」的迴音，國王之所以是國王不是因為任何實證要素，而是因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全體國民都以為他就是國王。但精神分析的意識形態理論不同於唯心主義的無中生有或是後現代性的「遊戲性」，國家之所以取得信仰仍然依賴於某種非存在的「物質」基礎。

......必須引入拉康意義上的奇怪「物質」才能使（國家的產生原因）獲得積極的本體論持續性，精神分析學承認的物質，當然是原樂。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特定的原樂不斷地在一系列社會實踐中被物質化，並通過「建構實踐之國家神話」的傳播中才會存在下去。
......and the Lacanian term for the strange "substance" which must be added so that a Cause obtains its positive ontological consistency, the only substance acknowledged by psychoanalysis, is of course enjoyment. A nation exists only as long as its specific enjoyment continues to be materialized in a set of social practices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national myths that structure these practices.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原樂」（法語的Jouissance）一詞在精神分析理論中的含義，原樂不等同於「快樂原則」中的所謂「快樂」，快樂朝向主體的持存和平衡，而享樂則是絕對不知停歇的過度，是極度快感的震顫，是朝向主體不可得之缺失物的永恆追逐，將主體引向非生命的死亡之域。原樂往往與死亡驅力和焦慮聯繫在一起。

愛國主義因此呈現出一種特權性統治，它把原樂的噴發歸入社會領域。國家的原因最終只不過是一個既定的族群主體們通過國家神話組織他們原樂的方式。因此在族群緊張關係中面臨危險的通常也是國家原質所擁有的東西。我們通常把過量原樂轉嫁給「小他者」：他想要（通過破壞我們的生活方式）偷走我們的原樂，並且/或者，他能夠獲得一些秘密的、反常的原樂。簡言之，關於「小他者」，真正煩擾我們的是他組織他的原樂的方式，具體地補充，屬於這種方式的「過量」：他們的食物的味道，他們唱歌跳舞時的噪音，他們奇怪的行為方式，他們對工作的態度。
Nationalism thus presents a privileged domain of the eruption of enjoyment into the social field. The national Cause is ultimately nothing but the way subjects of a given ethnic community organize their enjoyment through national myths. What is therefore at stake in ethnic tensions is always the possession of the national Thing. We always impute to the "other" an excessive enjoyment: he wants to steal our enjoyment (by ruining our way of life) and/or he has access to some secret, perverse enjoyment. In short, what really bothers us about the "other" is the peculiar way he organizes his enjoyment, precisely the surplus, the "excess" that pertains to this way:the smell of "their" food, "their" noisy songs and dances, "their" strange manners, "their" attitude to work.

理解這段話的要點在於：精神分析中的「小他者」（other，首字母小寫）並不是如存在主義語境中那樣的不可穿透的，不同於我的另一個主體，而是「主體想像中的他者」。原樂的悖論性在於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的缺失（可以這麼理解，「它是一個洞」......），主體無法真正地佔有原樂，他只能假設原樂處於某個外在領域。解決原樂匱乏的一種權宜之計是通過認同符號秩序之大他者（Other），通過符號中介獲得陽性的菲勒斯原樂，所謂「父親，或者更糟」，也就是齊澤克所指的那種通過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組織起來的「享樂方式」。另一種情況是主體假設一個小他者，即主體想像中的鏡像他者，那個「假定享樂的主體」，持有著菲勒斯原樂無法除盡的原樂剩餘物。這是實在的女性原樂，是被大他者絕對禁止的原樂，是「異族的古怪享樂」。女性原樂之所以對愛國主義意識形態是危險的，就在於它作為菲勒斯原樂的剩餘物揭示了菲勒斯原樂自身的匱乏，對於主體來說，菲勒斯原樂「還不夠好」，而完滿的原樂只能存在於「妄想狂知識」中。當主體在想像性關係中接近原樂，也就是原樂的徹底匱乏時，他所產生的情緒就是焦慮。「異族原樂」對於沉浸於菲勒斯原樂的主體來說是玷污了享樂的「污點」，這就是為什麼國家主義總是與伴隨著種族主義：它們都是對原樂效忠的副產品，這裡不存在一種「平等而相對的國家主義」，因為陽性原樂與陰性原樂是註定不對等的，陰性原樂是原樂「並非全部」的剩餘物，表徵著陽性原樂的匱乏。

然而當此種基於精神分析的意識形態批判遭遇《紅海行動》時會如何？將這部電影慣性地劃定為「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是一種不合時宜的誘惑。《紅海行動》不同於冷戰時代生產的那種真正具有清晰意識形態圖示的電影而更接近與好萊塢動作電影，它不提供全面的「世界觀」而只提供純粹的感官刺激。《紅海行動》因缺少成形態的，有意識的內容而將自己區別於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宣傳品，成為了標準的後意識形態電影。就其精神分析層面來說，它拋棄了構建共同之享樂方式的曲折努力，《紅海行動》只有一個內容：直接地展示原樂。

《紅海行動》廣受好評之處是它刪減了幾乎全部展示兒女情長「發掘人性」的部分，做到了儘可能充斥槍戰和爆炸的「全程無尿點」。國家大他者隱退為只通過下達命令而顯現的模糊存在（「與上級聯絡一下」），真正現身的只有一道道軍事命令，主角團關注的也只使如何執行命令。「執行命令」成了貫穿電影始終的核心驅動力，主角團唯一可行的享樂也只是通過完成命令而得到國家大他者的承認。然而這種享樂中的倫理關係卻是薩德式的，「假定享樂的大他者」通過頒布律令派發有關原樂的秘密，主體領取原樂的方式就是使自身成為大他者實現享樂的工具。這是康德「你應該所以你能夠」的變態版本——正是律令的頒布使主體能夠享樂。想像一下清教徒式的禁慾，或者乾脆就想像康德本人，如果這種禁慾在性倒錯般的短路中直接地成為了享樂，那麼就像在受虐癖身上發生的那樣，主體放棄安寧，健康，快樂，甚至生命，只為了通過成為大他者享樂的工具而接近原樂，為什麼會這樣？

難道答案本身不就蘊含在「原樂」這一概念的精神分析內涵中嗎？難道原樂不正是主體寧願放棄一切都不願放棄的那個東西嗎？難道對原樂的追逐不就是弗洛伊德發現的將主體引向非人領域的所謂「死亡驅力」嗎？《紅海行動》真正的「神聖性時刻」出現自海軍特種部隊被圍困在建築中岌岌可危的場景中：一位中國士兵被子彈削去了半邊臉頰，不再言語而只發出憤怒的嘶吼聲，並對他最喜愛的糖果無動於衷，他如今只會開火，只會執行命令。導演可能為了展示「戰爭殘酷」才如此設計，但不一小心讓這個恐怖形象超越了「人性的，太人性」的領域而踏入了過度的非人境界。此時人性已經從這局軀殼中被驅趕了出去，他現在是被某種外在不死力量所控制的機器。這就是驅力在主體身上現身所得到的效果，一個，如拉康所說，內在於我卻非我的「無身體的器官」突然自己行動起來，佔有了這具身體。這種力量在《紅舞鞋》的故事中有其對應物——一雙只要穿上就自動翩翩起舞直到穿戴者筋疲力竭而死的紅舞鞋，就算掄起斧頭將雙腳剁下，它還是能孜孜不倦地帶著兩隻腳不停舞蹈。此時說這名士兵「犧牲了全部」是不恰當的，因為他的犧牲最終朝向原樂；而反過來說士兵「仍有所保留」也是一種誤解，因為原樂本身就是原樂的匱乏，大他者不存在，原樂也不存在。更準確的說法是士兵「犧牲了並非全部」，原樂作為「存有論差異」的最小差值嵌入了主體之內。原樂是主體「內在的外在性」，是主體分裂的標誌，正是內在於人而又超越人的原樂意志，使人成為了區別於動物的主體。

一方面是大他者的陽性菲勒斯原樂，那麼異族的女性原樂又在哪裡？在電影中那些凝縮了過多大眾對中東武裝淺薄印象，以至於荒謬可笑的反派角色身上嗎？《紅海行動》在這裡體現了又一個解讀陷阱，真正的情形時：電影中根本就不存在女性原樂，《紅海行動》所展示的不是對女性原樂的焦慮與恐懼，而是對女性原樂的拒認。

不能被那些與美國媒體所展示的形象近乎一致的刻板印象所迷惑，而是要去尋找這些角色隱秘的享樂核心。《紅海行動》中屬於反派的另一個「神聖性時刻」是：著黑袍的長老犧牲了自己，只為了自己的部族能夠獲得在「強者必勝」的叢林世界中屹立不倒的臟彈。而「強者必勝」正是主角團的口號，也是他們藉以執行命令的實現享樂的方式。《紅海行動》的在去意識形態上的激進之處就體現在這裡，這部電影承擔了將菲勒斯原樂污名化的風險而徹底拒認了女性原樂。不存在菲勒斯原樂的剩餘物，「強者必勝」就是終極的原樂。武力對抗不是對原樂匱乏的過激反彈，武力對抗就是普遍性的原樂本身。這可能是犬儒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的最高境界：並不是說人的存在未能超越達爾文主義的生物學本質，而是說人之存在相對於生物學本質的超越性仍然是達爾文主義的，動物為了種群生存而爭鬥，人則在為了超種群的國家而爭鬥（那國家是什麼？語義學空白一如既往，國家不過是頒布律令的那個東西，而「律令就是律令」）。

總而言之，我們理解了兩種電影：冷戰的-後冷戰的，或者說，意識形態的-後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電影的運作機制更接近於「主人能指」的降臨。它阻斷了在轉喻關係中不斷穿梭的能指鏈的「無限後退」，為紛繁龐雜的表象或是混亂的平庸能指帶來了秩序（猶太人，那些戰爭失利，國土淪喪，經濟衰退，誘拐女兒等等一切罪行的元兇，猶太人的出現使處於政治經濟混亂中的德國人找到了想像性解決方案）。而後意識形態電影則省略了一切符號運作，直接從虛空之中宣布了唯一的原樂（律令就是律令，律令則是.......享樂！強制享樂的驅力循環勢不可擋）。《紅海行動》的觀眾們所見證的就是文化產品從意識形態向後意識形態的轉變。

然而在這裡是不是應該冒險更進一步，發揮精神分析特有的悖論邏輯，將意識形態與後意識形態，將主人能指與原樂，視作同一個硬幣上永不相見的一體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