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能夠自我辯護嗎？| 史蒂芬·平克新書《Enlightenment Now》書評

02-25

很難想像，如今我們竟然要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尋找例證。很長時間以來，這些穩固的價值觀定義了我們的現代生活。多數人都以為，抨擊這些價值觀的人來自極端右翼分子：他們是進步主義的敵人、是反科學宗教運動的先鋒、是封閉心智的代表。

然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認為，還有另一類人，對啟蒙遺產的攻擊影響更大，他們來自於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當進步觀的支持者看到如此之多的災難、倒退、顛覆、新戰爭揭開了老傷疤、新秩序疊加了舊不義、作為進步副作用的新破壞超過了進步的好意圖，他們就對進步觀產生了信任危機。悲觀主義者懷疑，進步觀是否能承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而憤世嫉俗者則懷疑，今天的生活是否真的比往昔更好。科學和技術是否真的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妙，或者當科技的巨輪滾滾向前，它是否又給生活帶來了新的問題，就像在《摩登時代》中查理·卓別林的那台永不停歇的機器？

這些問題並不新鮮。在啟蒙運動發生的巴黎，讓·雅克·盧梭問過這些問題；在令人膽寒的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後，浪漫主義運動分子問過這些問題；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問過這些問題。而就在過去幾年，這些問題再次以某些新的方式被提了出來。

於是，身為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的史蒂芬·平克開始問答這些問題，他捍衛了如下一些觀點：人類的確取得了進步；今日的生活比過去更好；我們的未來——通過我們的努力——可以超越今日。正如平克所說：「我們能夠運用理性和同理心增加人類的福祉，這樣的啟蒙原則似乎已經變得理所當然，甚至陳腐和老朽了。我寫這本書就是想表明，我認為情況並非如此。」

平克的新書《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系統論證了衡量進步的各種標準，用圖表展示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進步，包括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同性戀厭惡、欺凌、交通事故、石油泄漏、貧困、閑暇、婦女權利等方面的進步。在這些變化中，有一項是出人意料的：在美國，無神論者正在增長，而宗教信徒正在減少。我們很容易從圖表上找到一些瑕疵：比如，有圖表顯示，1945年以後每年死於戰爭的人數呈下降趨勢，然而這一趨勢似乎看上去還不如從1600年開始的下降趨勢那般明顯。但如果你能公正地看待這些圖表，就會發現，平克提供的大多數數據和分析還是很有說服力的，他一再堅定地描繪了進步的圖景。

對於一本書而言，敘述啰嗦、立場鮮明很難說是好的品質，但就這本書而言，卻是它的優點所在，因為平克所要尋找的例證是如此重要、如此困難，以至於任何細微的證據都他不能放過——在當下的歷史時期很多人都不相信樂觀主義。平克借用了戴維·多伊奇（David Deutsch）（譯註：英國著名物理學家，提出了平行宇宙概念，著有《真實世界的脈絡》、《無窮的開始——世界進步的本源》）對樂觀主義信念的看法，認為「樂觀信念的所有失敗——所有魔鬼——都要歸結於知識的不充分……」儘管19世紀浪漫主義運動是第一次重大的反啟蒙運動，但平克認為1960年代也出現了一些反啟蒙的浪漫主義情緒。他提到了某種宗教傾向，由於人們專註於來世，這就與推動此世進步或者深度關注此世產生了衝突。他提到了民族主義和其他運動讓個人利益或者所有人的利益屈從於特殊利益集團。他提到了環境保護主義的一種他所謂的新浪漫主義形式，它提倡讓人類服從於自然生態，尋求綠色發展之道，但不是通過技術進步，而是通過譴責當今技術和生活方式來實現。他還提到一種被廣泛接受的衰落敘事，一種預見了我們所在時代正在上演的衰落論或末日論，這種衰落要麼通過核戰爭，要麼通過科技毀滅，要麼通過現代社會的虛無和墮落得以實現。

面對幾十年來的這些懷疑，人們可能還會補上這樣一個事實：人性的缺陷從來沒有像在21世紀那樣暴露無遺。我們在很多方面都面臨著巨大挑戰：健康、貧困、平等、生態、正義。這些問題都不是新問題，但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挫敗，通過數字媒體對負面新聞不間斷地、連篇累牘地報道，並強烈呼籲採取行動，讓它們變得更扎眼了，也耗盡了很多人的期望。

在過去兩年中——之前從未發生過——很多學生在我的課堂上表示，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不平等「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過」。我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回答則是，「不，過去要糟糕得多，讓我告訴你們1950年之前的生活……」然而，這樣的回答似乎並沒有讓學生感到滿意，尤其是當學生的憤怒和痛苦被現實所印證的時候。對於這樣的問題，平克提供的大量清晰而科學的數據是一種更好的工具，比起我所講述的前現代生活的不堪往事，更能重燃人們的希望。

在提供了豐富的數據之後，該書用三個章節捍衛了平克所推崇的人類三大工具：理性、科學和人文主義。在關於理性的這一章節，他將政治偏見和極端化視為是理性實踐的新的重大威脅，其中包括他稱為學術圈「對自由主義一邊倒」的現象。為了駁斥人類在根本上是非理性的這一信念，他正確地指出，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只是表明了，人類有能力做到理性，而不是聲稱人類總是理性的，而踐行理性是有價值的、有益的。在這裡（在關於平等權利和進步的未來等章節中），平克對「特朗普主義」（Trumpism）和相關現象做了最有力的批判，但即便如此，他仍不忘持守理性，呼籲理性的擁護者抵制憤世嫉俗地把這個世界視為是後真相世界。他堅信，事實和邏輯是一種累積的力量，是具有說服力的。他觀察到，事實證明，揭穿謊言的報道是很能吸引讀者關注的，而且這類報道的數量和受歡迎程度都在上升，編輯們已經發現了這一趨勢。

平克對科學的推崇是直言不諱的：他認為科學的成就超越了諸多藝術、音樂、文學巨著，是至美、健康、財富和自由的來源。他審視了那種反科學的論調，這種論調試圖把科學局限在物質和技術領域，而將倫理、價值觀、文化等領域視為非科學。他尤其批駁了把社會醜惡現象歸結到科學身上的觀點，強調我們需要區分科學本身與科學被人為用於歧途、被誤解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源頭、造成性別不平等等現象。有些人認為，性別歧視和社會不公等現象是得到了科學結論支持的，但平克認為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他正確地指出，社會正義運動能夠從科學研究中受益，科學是它的同盟而不是敵人。

然而，科學很容易被誤用於非正義或破壞行為。對於這種危險，平克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人文主義。它能阻止科學成為進步和幸福的敵人，他認為，要發揮科學做善事的力量，阻止它行破壞的力量。

人文主義定義繁多，但平克的定義是我們所謂的現代世俗人文主義，他把它理解為「追求人類福祉——生命、健康、幸福、自由、知識、愛、豐富的體驗——的最大化」，並且「沒有排除對動物福祉的追求」，人文主義要「倡導意義和道德的非超自然基礎：沒有上帝的善（good without God）」。他將這種人文主義與《美國獨立宣言》中推動現世社會進步的價值觀、與啟蒙運動和後啟蒙運動關於人權的思想聯繫起來。平克審視了他所認為的人文主義的智識威脅：比如，那些將人文主義看成是冷冰冰的功利主義的人；那些認為人類天生就有宗教信仰需求的人；那種常見的對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典型批評：沒有上帝，就沒有善或美德。有些讀者可能會對該書感到不滿，這本350頁的書所提供有價值的、令人信服的數據，大多是信仰中立的，它得出的最終結論是，只有真正的無神論才能確保科學進步會造福人類，而不是傷害人類。然而，平克的世俗人文主義不像當今很多無神論者的言論那樣激進。他關心現世的福祉，而不是譴責宗教。他得出的結論是很多有神論者能夠並且已經接受了的：進步只是意味著要求我們珍惜生命而不是死亡、珍惜健康而不是疾病、珍惜富足而不是貧窮、珍惜自由而不是壓迫、珍惜幸福而不是痛苦、珍惜知識而不是迷信。

平克還簡要審視了人們將感性（愛、激情、感受）置於理性之上的信念。但他認為，這種信念是自敗的（self-defeating）：只要人們試圖相信感性至上的信念，他們就需要為這一信念提供理性論證，而這種論證恰恰證明了理性論證是信念最堅實的基礎。然而，當我反思平克的這一論證時，我想起了在科學發展歷程的關鍵時刻，科學曾經以同樣的方式遭遇了自敗。

作為一個主動的、由人類行為驅動的過程，現代意義上的進步觀是由弗朗西斯·培根在17世紀初期第一次做出全面闡述的。當時他認為，人類對經驗的協作探索能夠發現有價值的真理，從而徹底改造人類文明，讓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可以逐漸比前輩過得更好。這種進步觀似乎沒有得到眾人的響應，因為培根沒有拿出證據，證明這一史無前例的進步觀可以發揮如此巨大的威力——即便他掌握了證據，人們還是沒有能力用合乎理性的證據去證明，合乎理性的證據具有證明的效力。那個時候，時常會出現一些新的發現——木星的衛星、各種昆蟲、血液循環——然而，把這些發現投入到實際的應用卻進展緩慢。

正如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詹姆斯·漢金斯（James Hankins）曾經說過的那樣，直到19世紀培根的信念才得到了認同：如果培根的同行們將金錢和生命投入到科研中，他們就會獲得財富，以及能夠改變人類境況的技術。正如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島》（New Atlantis）一書中所寫的那樣，關於因果和事物神秘運動的知識能夠擴展人類社會認識一切能夠認識的事物的認知邊界。然而，在鼓動起人類對理性和科學的熱情方面，培根的確成功了。我曾向我的學生們提到過他的一個論證，令他們頗感驚訝：培根訴諸於上帝的性質，認為一個卓越的造物主不可能既將慾望置於人類的身心，又將人類置於荒野，而不提供滿足他們慾望的工具和辦法。因此，理性必定是上帝給予人類的獨特禮物，也必定是人類想要並且能夠獲得的東西。

培根的這一論證時常——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會讓世俗科學的信奉者感到尷尬。作為無神論者，他們擔心，如果他們的追隨者意識到，早期的科學沒有世俗的證據支持他們對於理性和證據之力量的信仰，會有怎樣的後果呢？人們不禁要想知道，培根所在的時代會如何看待平克所提供的這些豐富證據呢？培根自己也許會很高興地看到，他所預言的未來得到了實現。但當他手裡捧著平克的這本書時，他也許會感受到兩種觀點之間的衝突橫亘於自己的內心：一種是他所確信的觀點：認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能讓我們的今日勝過往昔，並且還能讓我們的未來勝過今日；另一種是他不那麼確信的觀點：無論其論證有多麼雄辯和充分，平克堅信，能將我們的才智轉化為善並擺脫邪惡的那種人性和富有同理心的人文主義，必定是世俗主義的。

如果不循環訴諸於科學和理性，平克對於科學和理性之力量的證明就不會比培根做得更為成功。然而，對於那些始終相信證據的說服力的人而言，他們很難想像還有一種辯護，能比平克對於進步的事實和可能的辯護做得更成功了。

關於作者：Ada Palmer是芝加哥大學研究近代早期歐洲史的助理教授，獲得過獎項的科幻小說家。她與詹姆斯·漢金斯合著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希臘哲學復興》（The Recovery of Ancient Philosophy in the Renaissance: A Brief Guide），還著有《在文藝復興時期閱讀盧克萊修》（Reading Lucretius in the Renaissance），該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

翻譯：王培編輯：EON原文：https://harvardmagazine.com/2018/03/steven-pinker-enlightenment-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