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西班牙征服中國論的宗教背景——歐日聯軍論背後的宗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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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筆下富饒的東方，曾經是大航海時代歐洲人最初的動力。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失敗後的1145年，歐洲出現了約翰長老的傳說，認為他是東方最強大的國王。這個故事是多種因素結合的結果，包括耶律大石打敗塞爾柱王朝蘇丹。1165年前後，歐洲出現了「約翰長老來信」。13世紀前期，歐洲人曾把成吉思汗視為約翰長老。隨著伊比利亞半島長達八百年的宗教戰爭結束，勝利的兩個天主教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到聯合東方基督教國家，徹底消滅穆斯林的偉大理想上。然而東方並沒有約翰長老，最終展現在歐洲天主教徒眼裡的，是一個遠比奧斯曼土耳其更加龐大的異教徒國家——中國。

東方的香料、絲綢、瓷器，雖然滿足了歐洲人的財富需求，然而在他們的精神上，即宗教信仰上，在東方反而受到了極大的壓制。作為東亞的文明中心，強大而富饒的天朝中國，是周邊所有國家的榜樣。當時的天主教教士，在東亞乃至東南亞傳教最大的難題，就是中國的阻礙。這並非是中國當時歐洲天主教傳教士有何政策阻擾，而是作為當時東方國家行為準則，乃至信仰範本的中國，讓傳教士碰到了一個巨大的難題——「若你的宗教是唯一真教，為何中國人對此一無所知」（《沙勿略行實》Monumenta Xaveriana 1899年版卷一，663頁）

狂熱的信徒，在任何時候都是危險的，現代的ISIS，古代的十字軍，在以神為名之下，作用在非同一信仰者身上來說，是無情的殺戮。為天主而戰，對抗穆斯林長達八百年的伊比利亞人來說，傳教和對抗異教徒，則是當時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58年12月13日，耶穌會總會長秘書波郎科神父，在從羅馬寫給印度管區長克瓦多洛士的信中，提到了一件事：「在Chorao這個地方，有一位助理修士為管理教堂，向新基督徒教授教義而駐留於此，為了對抗試圖放火燒毀教堂的摩爾人，他拿著點燃火繩的火繩槍沖了出去。事件的結果是摩爾人被該島的基督徒屠殺殆盡。」（柳田利夫《耶穌會年報制度》第42頁）

從約翰長老國到最大的魔鬼（佛像即為偶像，當時的天主教士把佛像斥之魔鬼）崇拜的異教徒國家，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宗教狂熱，也不難理解當時的葡萄牙人，為什麼會用幾條船和千餘人去挑戰中國這樣巨大的國家。從東南亞揮軍直上廣東的葡萄牙人，受到了中國人的迎頭痛擊，隨後在東南亞陷入了與穆斯林的戰爭泥潭。當直接使用武力無法打開中國通商和傳教大門之後，葡萄牙人以高額利潤做引誘，與中國走私商人和日本人聯合，提供軍火武器，最終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危害最大的海寇行為——嘉靖大倭亂。

與在中國的失敗相比，耶穌會傳教士在日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耶穌會會士方濟各·沙勿略（Saint Fran?ois Xavier）於1549年踏上鹿兒島之後，吸取了早年在中國沿海武裝衝突的教訓，以提供火藥武器和技術為誘餌，結合巨大的通商利潤，吸引了一批試圖在戰國時代天下大亂里增強自己實力的地方大名，使天主教在日本短時間裡獲得了迅速的擴張，到1587年，日本擁有天主教信徒二十萬人，大小教堂200所，包括47名日本人在內的傳教士113人。（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スト教史》吉川弘文館 1990年 160頁）

天主教在日本巨大的成功是和中國的政策分不開的，日本長期以來的桀驁不馴，使他長期遊離在中國制定的東亞國際規則，即朝貢規則之外。外交上的封鎖使得日本的視野變得極其狹隘，國內技術和對外交流長期把持在能依靠宗教，進行有限對外交流的僧侶手裡。葡萄牙人到來之後，日本國內飽受僧院勢力壓制的世俗大名們，獲得了全新的對抗手段。宗教上有了全新的天主教，技術上大名繞開了僧侶把持的通道，直接從葡萄牙人手上購買到火藥武器，其中最成功的一個世俗大名，就是被日本僧侶稱之為佛敵的第六天魔王——織田信長。

對於耶穌會來說，對其抱有好感的大名強勢崛起，摧毀偶像崇拜者的場所寺院，燒殺異教徒，自然是空前的勝利。然而即便是日本人，依舊有著之前東亞傳教的阻礙——中國。第一次登陸日本的方濟各·沙勿略在日本的兩年傳教過程中就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日本的和尚在與之辯論之時，反覆被提到中國不信教的問題，於是他認為「中國是傳播基督福音的一片有著廣闊前進的地方，假如基督教義能在那裡被接受，則日本那些異教徒將會不攻自破。」（《沙勿略行實》Monumenta Xaveriana 1899年版卷一，695頁）於是方濟各試圖前往中國傳教，意圖顛覆日本和尚的反駁，此舉獲得了印度總督唐·諾洛那（don Alphonse de Noronha）和果阿主教唐·達布開格（don Jean d』 Albuquerque）的支持。於是在1552年8月，方濟各乘坐葡萄牙帆船「聖太克洛斯」號（Santa Croce），抵達廣東外海上川島，然而此時正值雙嶼之戰結束不久，中葡正處於敵對的高峰期，沒有人肯冒風險將他送往廣州。最終，這個將天主教第一次帶入日本的耶穌會會士，於1552年12月3日，病死於上川島（《聖方濟各沙勿略傳》布羅神父巴黎1900年版卷二，325頁起）。

在方濟各之後，耶穌會依舊試圖繼續在中國傳播所謂上帝福音，1555年，耶穌會印度和日本省會長巴萊多神父（P. Melchior Nunez Barreto），在前往日本途中，在廣州停留了兩個月，試圖贖出被中國政府關押的三名葡萄牙人和三名天主教徒。期間曾經向中國人傳教，但是並沒有成功，而被中國人「唾其面」。（《巴萊多神父旅行中國、日本記事》Mendez Pinto，Peregrima?am，第219-222頁）私人性質的傳教活動沒能成功，耶穌會開始轉向官方。在巴萊多神父失敗後，深受耶穌會影響的葡萄牙國王唐·塞巴斯蒂昂（don Sébastien），命令新任印度總督唐·雷堂多（don Fran?ois Coutinho de Redondo）派遣一個使節團前往北京，雷堂多任命方濟各好友雅各·貝雷拉（Jacques Pereira）為使節團團長，同行的有貝雷士（P. Fran?ois Perez）、德塞拉（P. Emmanuel Texeira）和秉多（Fr. André Pinto）三名耶穌會會士。（《Sacchini神父書》 2 part，liv. Ⅶ，pp.127-130、140）使節團與1563年7月26日抵達澳門，然而廣東政府拒絕葡萄牙傳教士入境。耶穌會教士貝雷士於1595年11月21日，再次抵達廣州，向廣東官員遞交中文和葡萄牙文備忘錄，表達想留居中國的願望，然而再次遭到了拒絕。（《de Souza神父書》東方卷二，第371頁）

然而，相對於中國無一人信教，無一傳教士的巨大失敗，但是羅馬教皇庇護五世（St. Pie V）卻在1567年，任命耶穌會會士迦納羅（Mgr. Melchior Carneiro）為日本和中國教區的第一任主教。日本倒還好說，雖然當時信仰天主教的人員數量很少，但是畢竟還是有的，日本作為教區已經非常勉強，中國這種對於天主教徒來說堪稱荒蕪的國度，為何也成為教區的一部分甚至還有了主教？這和耶穌會的文件審查制度分不開的，1547年7月27日，耶穌會總會長秘書波郎科（Polanco, juan Alfonso de）神父，向全體耶穌會會士傳達了名為《分散在羅馬以外地區的會員寫信時應該遵守的規則》，對耶穌會成員的書信，也就是傳教情況報告，做了具體的寫作規範，其中反覆強調的一點，書信內容應當積極向上，儘可能的避免寫令人沮喪的內容，或者「讓看信的人只能看到有利教化的部分內容」。波郎科神父在1558年曾經再次強調：「有礙教化的內容不是一切都該記入的。」這或許就是1567年，沒有一個信徒卻有主教的中國教區的由來。（《イエズス會年報制度と日本》上箭內健次主編吉川弘文館1988年 38-40頁）

與耶穌會此時略顯溫和的手段不同，奧斯定會傳教士馬丁·德拉達在1569年7月8日，於菲律賓馬尼拉寫給法爾塞斯侯爵書信中，提出了武裝征服中國的建議「中國人毫不勇武。他們全仗人多和炮壘對敵。只要佔領他們的任何一座炮台，就可以斬盡殺絕。所以我相信(上帝保枯) ，用少數兵力，很容易地就能把他們制服。」（菲律賓群島，卷34，頁227）這是最早的傳教士建議對中國進行武裝傳教的書信，然而此項建議無疾而終。1574年11月，在明朝水師的追擊之下，在中國沿海無處可去的倭寇餘孽林鳳集團，抵達菲律賓呂宋島伊祿古近海，隨即與西屬菲律賓總督交戰。次年三月，明軍追擊林鳳集團的一條軍艦抵達呂宋，哨官王望高會見了菲律賓總督拉維撒里。雙方就合作剿滅林鳳一事達成了協議，西班牙以協助剿滅林鳳為條件，換取向中國派遣使節團的許可。在攻打玳瑁港的林鳳集團時，王望高向西班牙人展現了中國在東南亞空前巨大的影響力，手持明朝印信的下級武官王望高，在西班牙的殖民地里，徵召了五千名土著士兵，而與之對應的是，西班牙人在同一時間段里，只徵召到了二千五百人。

菲律賓總督以保證消滅林鳳為條件，換取了王望高的乘季風提前返航，同行的有西班牙第一次遣明使節團，使節團帶著兩個目標抵達中國，一是要求中國政府允許傳教士在華自由傳教；二是請求劃定福建的一個港供西班牙人作貿易之用，一如葡萄牙人在澳門。然而使節團在還未抵達福州時已經宣告失敗，林鳳已經從西班牙人的包圍中脫逃，在使節團抵達福州後不久，林鳳的海盜船便再次出現在福州沿海。心懷疑慮的巡撫福建僉都御史劉堯誨，將西班牙人打發回了呂宋，對於使節團的要求，則以自己不能做主，需皇帝批准為由一口回絕。於是，著名的菲律賓總督征服中國說，便在使節團回到呂宋不久後新鮮出爐了。

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在正常人看來完全異想天開的計劃，是由很多方面的因素所影響的，1571年10月7日，勒班陀海戰爆發，由西班牙王國、威尼斯共和國、教皇國、薩伏依公國、熱那亞共和國及馬爾他騎士團組成的神聖同盟（Holy League）艦隊，在兵力劣勢的情況下，以較少的損失大敗了奧斯曼海軍。奧斯曼土耳其艦隊指揮官陣亡，頭顱被掛在神聖艦隊旗艦的桅杆上，土耳其人一共損失了二百多條軍艦和三萬多名士兵，與之對應的是天主教聯軍僅僅損失了十六艘軍艦和八千名士兵。這場重振基督教國家在地中海對抗穆斯林信心戰役，正是由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同父異母的弟弟，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所指揮的，西班牙也是神聖同盟艦隊里的主力所在。受此影響，天主教西班牙在東方的總督開始變得激進，最大的穆斯林國家敗倒在上帝保佑的西班牙手中，那麼最大的偶像崇拜的異教徒中國，在上帝的榮光下自然也是不堪一擊。

這些野心勃勃試圖武力對抗中國的計劃，除了勒班陀海戰大勝的刺激，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永樂時期鄭和下西洋所產生的朝貢國家問題。在西方傳統國際關係思維里，朝貢制度下的藩屬國，在承認中國為天朝上國自認臣屬，並領取中國對其封藩的印信後，便代表該國被中國所征服，成為中國的領地範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到達東方後，分別獲取滿刺加和呂宋兩國後，都曾面對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人什麼時候回來？」，比如葡萄牙人曾專門打聽過滿刺加滅亡後明朝的反應。於是在王望高在呂宋行駛宗主國權利，徵召土著士兵的時候，擺在菲律賓總督面前的就有這樣一個需要面對的現實——有需要的話，中國人隨時能夠回來。王望高身為一名普通的下級武官，單憑印信便在西班牙人統治了幾十年的呂宋徵召到了五千名士兵，如果中國人要回來，那麼兵力單薄的西屬菲律賓，將要如何自衛？

林鳳作為一個在中國沿海被圍剿的走投無路的海寇，在菲律賓駐屯近九個月，含王望高徵召的土著士兵在內，呂宋一共動員了近八千人圍困，林鳳在西班牙人的記錄下不過2000名士兵、水手以及1500名婦女，然而下場卻是林鳳揚長而去，西班牙使節團被中國地方政府直接遣返。然而僅隔一年，新任的菲律賓總督總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卻奇怪的提出了征服中國的建議。與一年前菲律賓的西班牙人誇耀王望高的精巧的軍艦對比，之後對菲律賓方面，對中國軍事力量的描述開始每況愈下，與使節團和葡萄牙的記錄產生了鮮明的對比。然而觀看總督最初的計劃，與中國作戰自衛有餘而進取不足，2000人的兵力實際上並不能在中國佔領一省。現在的學者通常把西班牙的征服中國計劃，歸於總督狂妄自大，然而背後的宗教背景乃至計劃最終推波助瀾後的影響，卻被忽視掉了。

與葡萄牙不同，西班牙在東方的傳教派別多是天主教托缽修會，即苦修士派，這是天主教派內最激進的派別之一。最早提出武裝征服中國計劃的便是托缽修會四大修會中的奧斯定會，之後受西班牙國王派遣至菲律賓的是托缽修會的四大修會之一的方濟各會，同為苦修士派多明我會也來到了菲律賓。也就是說，在16世紀末期，天主教托缽修會四大修會之三都來到了菲律賓，因而菲律賓也成為苦修士派在東方傳教的根據地。然而很遺憾，歐洲人眼裡的東方不是菲律賓，而是遍地金銀和財富的中國和日本。更遺憾的是，中國和日本教區第一任主教是耶穌會會士迦納羅。苦修士派別當年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天主教歷史上著名的宗教裁判所（拉丁語：Inquisitio Haereticae Pravitatis），便是在公元1231年天主教會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決意，由多明我會設立的宗教法庭。而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正是以宗教裁判所而聞名歐洲，存在期間用火刑處死了超過十萬名「異端」。1571年，西班牙甚至在墨西哥成立了異端裁判所聖職部仲裁法庭，以「處理」反對天主福音的異端。

然而，與西班牙在歐洲和美洲軍事和宗教上的輝煌成功相比，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以耶穌會東方監察及總代表范禮安（P. Alexandre Valignani）在1578年在澳門的哀嘆來說，中國沉默的就像一塊不會裂開的岩石。戰勝穆斯林的鼓舞、耶穌會成功的刺激，使得受到托缽修會影響的菲律賓總督，開始傾向于軍事冒險，對中國進行武裝傳教道路。然而上帝保佑西班牙，1578年8月，三王會戰爆發，此戰中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昂一世溺死，葡萄牙王室絕嗣，隨後被西班牙吞併。

是的，上帝保佑的西班牙自此到達了全盛，然而一個巨大的異教國家，也就是崇拜魔鬼、妖魔的中國擋在了上帝的面前，更加有著違天之惡行——明朝好男風。西班牙教士對中國的信仰抨擊，要遠比耶穌會激烈的多，方濟各會教士甚至開會集體發誓，要以福音教化中國，與崇拜偶像的異教徒鬥爭到死。（《大中華帝國志》門多薩；何高濟譯中華書局 1998年版 251頁）既然要鬥爭到死，那麼必然最終會訴諸戰爭。1582年6月24日，在得知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併消息後的菲律賓總督，構建了一個更為詳盡的計劃，出動一萬到一萬二千名西班牙士兵，配合日本的五千到六千名基督徒再加上菲律賓土著，一共出動二萬五千名士兵，征服中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菲律賓當局甚至偽造中國情報，以欺騙西班牙國王批准這項遠征計劃（《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第75-77頁）。因此在1580年之後，中國巨大的帆船成了風一吹就會破，不能遠航的擺設，海戰只會順風撒石灰。只會當禮炮而不會用於作戰的火炮，無法打穿盔甲的火槍，甚至沒有鐵槍頭的長槍，連壕溝都沒有的只有單牆的、由無武裝平民放哨的城防——胡安·包蒂斯塔·羅曼語（西班牙菲律賓王家財庫管理人）。與之對比的是澳門四周山頭全部是銀礦，廣州所有的島嶼上都有探明的礦脈。（《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中國風物誌手抄稿胡安·包蒂斯塔·羅曼大象出版社 2003年版 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