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雛鷹的成長】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行政，經濟與軍事

大過年忙完又要滾回霓虹去上學了，於是乎抓緊時間更新一文，上一次講到了選帝侯時候的事那這次就說說士兵王吧，感謝摯友與前輩北美狼群的編譯，文章來源自鋼鐵王國，請各位多指教咯。

有一種說法認為，大選侯同他的孫子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互補的。大選侯的成就以擴大勃蘭登堡的國際權勢為中心，而腓特烈.威廉一世被稱為普魯士最傑出的「內部國王」，他在內政方面的建設具有很重要的開創性和奠基作用。當然，他們之間的對立其實被誇大了。普魯士的行政實踐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並無明顯的斷層，更準確的說，從1650年到1750年，普魯士的行政建設是一脈相承的。這一過程發端於財政稅收和軍事管理。

大選侯首先簡化並集中了原本雜亂無序的財政管理——主要是王室領地、運輸、礦產、專賣獲得的收入。17世紀50年代，大選侯在勃蘭登堡創立了宮廷財產的管理機構（Chief Domains Directory），邁出了財政集權的第一步。直到1683年，中央稅務署(Central Revenues Office)在充滿幹勁的東普魯士貴族渡渡.馮.克尼普豪森（Dodo von Knyphausen）的管理下幾乎獲得了霍亨索倫家族所有領地的財政管理權。1689年，他又監管了勃蘭登堡-普魯士稅務總署的設立，這一機構帶有很強的政府機構的性質。在它的管理下，1689-90年，勃蘭登堡-普魯士首次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1696年設立的統一中央行政機關負責管理王室領地的各種事務，使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

另一方面，軍隊管理和戰爭經費的籌備方面也在進行著集權改革。1655年4月，大選侯設立戰爭軍需總處（GeneralWar Commissariat)，負責組織軍隊，並為軍隊提供經費和後勤保障支持。在一大批精明強幹的官員的管理下，它逐漸成為選侯國行政系統中的中流砥柱，它能管控所有專門為軍隊籌備的資金（主要來自義務稅、消費稅、外國援助），並且通過吸納各個地方的官員進一步肢解了等級議會的徵稅權。17世紀80年代，軍需處的職能範圍更加廣泛，為了國內製造業的穩定發展，軍需處計劃將勃蘭登堡建設成一個以紡織業為基礎的自給型地區，除此之外，軍需處還負責調解地方商會同新興產業之間的矛盾。普魯士這種將財政、軍事、經濟管理合併的措施並非獨創，而是效仿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的做法。

腓特烈.威廉一世繼位後，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在行政建設方面擁有建築師一般的眼光。這同其父對他進行的廣泛訓練有很密切的聯繫。腓特烈.威廉九歲時，就被要求自己管理他在伍斯特豪森（Wusterhausen，位於柏林東南部）的莊園，在這一過程中，腓特烈.威廉表現出了驚人的資質。腓特烈.威廉獲得了管理莊園的一手經驗，莊園當時還是勃蘭登堡-普魯士經濟的基礎元素。1701年，年僅13歲的他開始正式參加樞密院會議，不久之後，他又在其他行政機關擔任職務。

1709-10年，東普魯士爆發了瘟疫和饑荒，將王國推入了極為危險的境地，腓特烈.威廉在處理這些事的過程中同樣展現出了卓越的才能。瘟疫通過大北方戰爭（1700-1721）傳播到了其他地區，造成了約25萬人死亡，東普魯士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喪生。約翰尼斯堡（Johannisburg）的一份記載稱，1709年瘟疫寬恕了這座城市，但是1710年又以更加猛烈的態勢捲土重來，「牧師、教師以及大多數城鎮委員都被帶進了墳墓，城內十室九空，集市上長滿了野草，恐怕只有14個居民活了下來」。伴隨而來的饑荒又使倖存者大量死亡，社會生產和經濟活動完全陷入癱瘓。東普魯士東部地區的死亡率尤其驚人，而那裡有大量王室領地，顯然，王室領地的生產也陷入了混亂。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沒有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一些大臣、高官甚至還想向王室隱瞞災情。

東普魯士的這場災難使許多高官的無能、腐敗暴露無遺-他們大多是國王的親信。宮廷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包括王子腓特烈.威廉在內的黨派，他們意圖將首席大臣科爾貝.馮.瓦滕貝格（Kolbe vonWartenberg）及其同黨拉下馬。經過一系列的明察暗訪，瓦滕貝格集團的腐敗被曝光，他本人引咎辭職，其黨羽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先是被關押在施潘道城堡，罰款7萬塔勒，隨後又被流放。這是腓特烈.威廉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也是腓特烈一世統治時期的轉折點，此後他逐漸將權力移交給了自己的兒子。更關鍵的是，東普魯士經受的災難使這位王子對改革行政機構有了極大的熱情，而對腐化、浪費、低效有了發自內心的憎惡。

腓特烈.威廉繼位數年之後，勃蘭登堡-普魯士的政治風貌已大為改觀。大選侯的集權得到了恢復並且進一步加強。領地中的非稅收入的管理也得到了進一步整合、集中。1713年3月27日，負責管理王室領地的首席地產理事會（Chief Domains Directory）同中央稅務署（Central RevenuesOffice）合併成一個新的機構——財政總署（General Finance Directory）。如此一來，國家的財政大權基本上掌握在兩個機構手中——財政總署，負責管理王室地產的租金收入；軍需總處，負責徵收城鎮居民的消費稅和農村居民的義務稅。

然而這種財政結構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兩個機構的許多職能是重疊的，因此兩者之間的衝突越來越激烈。財政總署及其下級地方官員時常抱怨軍需處的苛捐雜稅使王室地產的租賃人很難再上交租金。另一方面，財政總署為了提高租賃收入，鼓勵租賃人開辦一些農村產業，比如釀酒業和製造業，但是軍需總處認為這會將城市納稅人置於一個不利的競爭地位，從而使其消費稅收入大幅減少（農村產業會搶奪城市產業的市場，而農村產業成本更低，城市產業利潤收縮，消費稅減少）。1723年，經過反覆考慮，腓特烈.威廉一世決定將兩個機構合併成一個全權部門，其名字十分冗長：財政、軍事和地產總署（General Chief Directory for Finance,War and Domains）,後來就被簡稱為「首席理事會」（General Directory）。兩周之後，地方各級都如此進行了機構合併。

腓特烈.威廉處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他在中央政府實行一種「學院式」的決策體制，政府機關協商政務時，所有的大臣都必須到有關部門的會議桌前開會。會議桌一側是總署官員，另一側則是有關部門的樞密委員，桌子一頭是為國王準備的座位，不過國王幾乎不出席這種會議。這種學院式制度的優勢很明顯：

1. 使決策過程公開化，防止個人專權；

2. 平衡不同群體或個人的利益訴求；

3. 決策者能獲得更多的信息；

4. 討論出更全面的政策方案，集思廣益。

腓特烈.威廉鼓勵原財政總署的職員勇於向（原）軍需總處的同僚學習，反之亦然。他甚至揚言要通過內部測試來檢驗機構內的知識交流情況。腓特烈.威廉意圖培養一批知識全面、廣博的官員隊伍。

不過首席理事會同現代部長級官僚體制還是有很大不同：它並不是通過職能類型來分配工作的，同當時歐洲大多數行政機關一樣，首席理事會中管理地方的官員還要承擔一些另外的特定職責。比如，首席理事會的二號部門，負責管理庫爾馬克、馬格德堡，另外還要處理軍隊的食宿問題；三號部門負責管理克累弗、馬克郡和霍亨索倫家族的其他許多飛地，另外還要掌管鹽業專營和郵政服務（此處的「郵遞（postal）」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通信服務，而是政府機關之間的信息交流）。此外，機關內部不同職責的界限也模糊不清，所以理事會內部關於司法權的爭執一直持續到18世紀30年代——首席理事會的這種制度性缺陷逐漸內化成固有局限，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而且它還和地方、行省、中央三者之間的結構性衝突交織在一起。

另一方面，總理事會的工作條件和其精神特徵很有現代氣息，官員們夏季早上七點到崗，冬季則為八點。當天工作完成之前任何人不得離崗。周六還要到指定地點作工作總結。平時加班會提供宵夜，分兩批配給。現代官僚體系中的監督、規章、日常工作條件都印著普魯士的水印。同大選侯和腓特烈一世時代相比，腓特烈.威廉一世時代的官員會受到極為嚴密的監督，他們幾乎沒有機會做那些「違法亂紀「的事。懲罰措施包括解僱、罰款，甚至公開死刑。其中的典型就是東普魯士的官員von Schlubhut，他因為挪用公款而被弔死在柯尼斯堡會議廳的正屋門前。

1709-10年的災難過後，腓特烈.威廉愈發關心東普魯士的社會狀況。腓特烈一世的行政機關將一些棄置農田分配給了其他省份的移民和拓荒者。1715年，他任命東普魯士的貴族卡爾.海因里希.特路澤赫斯.馮.瓦爾德堡（Karl Heinrich Truchsess von Waldburg）來監督東普魯士的行政制度改革。瓦爾德堡首先著手改革徵稅制度。在當時傳統的稅收制度下，每個地主的每胡弗（Hufe）土地所繳納的稅款是統一的（Hufe是當時一種基本土地單位，英國稱為「hide」，約合60-120英畝）。當地的徵稅機關基本由貴族地主控制，他們對當地地主隱瞞土地面積的行為視而不見。但是自耕小農對土地檢查十分配合，每一畝土地都不會遺漏。另外，政府對於耕地的質量和產量也沒有明確的統計，所以小農經營者不得不承擔比地主更沉重的稅負。但是在腓特烈.威廉看來，不平等本身並不是問題所在，任何制度都會出現不平等，不過這種制度確實加速了財政收入的減少。國王的觀點很「先進」，他很推崇當時德國、奧地利一些經濟學家的理論，認為過高的稅負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保存」（conservation）國民們的生產力才是國王的首要任務。這個觀點相比之前的商業主義理論及實踐有了很大轉變，商業主義主張通過商業和土地生產者的消費來刺激生產發展。

東普魯士的改革首先從清查土地開始。將近35000海得的隱瞞土地被曝光，總面積近6000平方千米。為了確定不同耕地的產量差異，省級土地管理部門制定了一套土地質量分級標準。之後，一種新的普遍土地稅（General Hide Tax）——根據土地質量劃分不同的稅收標準，很快就在整個東普魯士實行。與此同時，一種新的、更加透明的、標準化的租賃管理制度在王室領地的農場中實行，兩種措施的協力作用使東普魯士的農業生產和王室收入都得到了很大提升。

在普遍土地稅的管理上，腓特烈.威廉實行了一種很繁雜的管理系統，被稱為「allodification of the fiefs」。這一片語主要表示封建時代那些繁瑣的政府公文。在封建時代，地主將土地視為自己的封地，所以地主會為子孫後代預留一些土地遺產，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土地買賣和轉讓。土地買賣由此漸趨沒落，投資和土地改良成了新的利潤增長點。貴族的土地以是否完全保有土地權為標準重新分類，作為回應，他們也接受了一項長期稅。這項措施在法律上極為複雜，東普魯士的傳統法律和習俗的殘餘影響尤其嚴重，這項政策並不很受歡迎，因為相對於廢除封建義務，貴族們更喜歡免稅。部分土地被劃為「獨立土地「，所有者可免除封建義務，但是需要繳稅，因此，貴族地主們更傾心於傳統的封建義務。他們將「絕對的土地權」視為政府蠶食他們經濟特權的借口。

在許多省份，新的稅法施行前，社會各方都進行了多年的談判；克累弗和勃蘭登堡馬克一直沒能達成最終協議，土地稅只能以強制手段施行。新獲得的馬格德堡的反抗殊為激烈；1718年和1725年，馬格德堡的貴族甚至得到了維也納皇室的支持。

與此同步的還有其他一些經濟政策。哈弗爾蘭的沼澤被開墾成一片15000公頃的耕地，不到十年這裡就長滿了牧草。這是一項極為浩大的工程，直到腓特烈二世時才最終完成，他還設立了奧得河委員會來監督奧得河河漫灘近500平方公里的沼澤地的開墾工程。人口規模是當時衡量地區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腓特烈.威廉一世實行了一系列定居工程來刺激當地的生產力發展和產品製造業的生產。薩爾茨堡的新教移民被分配到了位於東普魯士東部的農場，哈雷城有了胡格諾教徒開辦的紡織廠，當局希望通過它們同薩克森輸入到馬格德堡的優質絲織品競爭。18世紀二三十年代，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章程廢除了地方行會的特權，從而為製造業創造了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農業經濟是政府的又一抓手。國王的政策主要立足於兩個方面：實行貿易保護，保護農民和農業貿易免受外國農產品的衝擊——主要來自波蘭，波蘭莊園生產的糧食物美價廉。在這一方面，當局主要採取了高關稅和禁止走私的政策，當時的文獻記載了許多對穀物走私的檢舉和揭發，其中一些是針對小商販的，比如由波蘭農民組成的商隊，他們曾試圖假扮勃蘭登堡人入境販賣糧食；1740年，一批更加老練的梅克倫堡走私商隊試圖進入烏克馬克，他們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為了防止農作物歉收引起的物價上漲阻礙城市製造業和商業的發展，腓特烈.威廉一世擴大了全國性的糧倉網路，大選侯時期，糧倉主要是用於供應常備軍的。腓特烈一世保留了這些糧倉，但是由於疏於管理，1709-10年的災難期間，糧倉幾乎無法滿足居民的糧食需求。從18世紀20年代早期開始，腓特烈.威廉一世建立了龐大的具有雙重作用的糧倉制度，糧倉一方面要為軍隊供應糧食，另一方面在平衡糧食市場態勢上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各省份的軍需處和相關部門要儘可能地維持糧食價格的穩定，糧價下跌時要購進糧食作為儲備，而在歉收或饑荒時要將儲備投入市場。1734-7年，1739年，糧食歉收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政府將儲備糧食低價出售，農業形勢很快得到了改善。1740年5月31日，腓特烈.威廉一世臨死前，給總理事會頒布了最後幾條敕令，其中一條就是要求柏林、維塞爾、斯德丁和明登的糧倉要在入冬前裝滿。

當然，腓特烈.威廉一世當地經濟視野也有一些盲點，他加強了對商業活動的控制，這同大選侯的商業政策是背道而馳的。大選侯積極開展海外貿易，並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殖民地，腓特烈一世時雖然普魯士的殖民地早已衰頹，他還是受個人情感驅使繼續經營。但是在1721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將殖民地賣給了荷蘭，說他「一直將這些愚蠢的貿易活動視為天方夜譚」。國王同樣對邊境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漠不關心。

腓特烈.威廉一世時期，奧德-易北運河工程建設進一步推進，農業政策更加標準、統一，備受爭議的內部通行費也逐漸降低。但是國內的商品流通還是受到很大限制。勃蘭登堡的商品在越過省份界限時還要繳納稅款。普魯士國土支離破碎，東部和西部的邊遠領土在經濟上幾乎同中央地區沒什麼聯繫。直到1740年國王去世勃蘭登堡-普魯士還是沒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

腓特烈.威廉一世時期，君主同傳統權力集團的衝突進入了行政鬥爭階段。同大選侯和腓特烈一世相反，腓特烈.威廉一世沒有向地方貴族讓步。然而會談中幾乎沒有誇張的爭吵，貴族的傳統特權被一系列政策逐漸剝奪。貴族的稅收豁免權被取消，受貴族控制的機構逐漸歸於中央政權的領導之下；貴族隨意前往其他省份的自由也被剝奪，因此勃蘭登堡-普魯士的精英階層幾乎同神聖羅馬帝國的貴族網路隔絕了。

這不只是中央集權的副產品，國王隊對削弱貴族勢力的需求十分強烈，他將自己視為祖父事業的繼承者。他曾說到：「腓特烈.威廉選侯首先打破了貴族的特權地位，而我則通過1715年的普遍土地稅將貴族完全之語中央的統屬之下。」腓特烈.威廉一世創製的行政系統擁有龐大的平民後備力量，這就使中央能相對容易地同貴族進行協商，聯合。

但是說來奇怪，腓特烈.威廉一世總能找到不少有才幹的貴族——比如特路澤赫斯.馮.瓦爾德堡，就甘心貫徹國王的改革政策，甚至不惜以犧牲貴族利益為代價。這些貴族同中央合作的動機很難說清楚，有些人只是為了獲得官位，另外一些人可能出於對地方政治環境的不滿，或者只是為了獲得俸祿。不管怎麼說，地方貴族的統一徹底瓦解了，宗派和家族之間的衝突隨處可見，利益衝突完全壓倒了共同利益。見此，腓特烈.威廉一世還是盡量避免明確表態。1722年他教誨繼承人：「你必須熱心、親切地對待各個省份的貴族，對優秀的貴族要更加偏愛，不要吝惜獎賞那些忠誠之士。」

而士兵王的名頭不是白來的，國王剛剛即位時便打算決定將軍隊擴大到5萬人。當軍事預算擺在他面前時，他在上面寫下，「我將打造一支5萬人的軍隊，不過並不是為了恫嚇其他國家，只是因為軍事是我唯一的樂趣。

——1713年2月28日，威廉.布萊頓（William Breton）致斯特拉福德伯爵（Earl of Strafford）

腓特烈.威廉繼位時，普魯士有4萬士兵，到1740年他去世時，普魯士的兵力已達8萬。勃蘭登堡-普魯士的軍隊同它的人口和經濟實力不成比例。國王為其巨額的軍費開支辯護道，擁有一支訓練有素、經濟獨立的軍隊才能在國際鬥爭中維護國家的自主權利。事實上，腓特烈.威廉很少將軍隊用於他的外交鬥爭。腓特烈.威廉非常喜歡軍隊的整齊劃一，18世紀20年代之後他時常穿著陸軍中尉或上尉的制服出入宮廷，他想不到還能有什麼比壯觀的閱兵式更吸引人（事實上許多宮廷花園都被他改造成了操練場）。波茨坦的「巨人擲彈兵團「恐怕是他僅有的一些能拿出來炫耀的東西了。為了招收這些「巨人」，國王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財力，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因為自身條件而無法參與正常的軍事訓練。國王委託畫師為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畫一幅全身像，畫像極為寫實：高大的身軀像柱子一般矗立在兩隻犁鏵一般的皮鞋上，雙手則像兩隻晚餐盤子。軍隊，毫無疑問，是一種政治工具，也是國王的世界觀在國家制度層面的表達。在普魯士這樣一個秩序井然、等級森嚴、男性化十足的國家機器下，個人的利益和認同感必須服從於集體的利益和認同感。國王的統治權是不可置疑的，不同等級的差別也並非是徒有其表，而是確確實實地發揮著作用。這同國王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十分接近。

腓特烈.威廉對軍事改革的興趣要追溯到他繼位之前。1707年，在一場軍事會議中，19歲的王儲提出了一系列軍事改革方案：統一步兵使用的槍炮口徑，以方便彈藥配備；統一刺刀制式；每一個軍團中的士兵必須配備同指揮官一樣的短劍；甚至是彈藥皮帶都要整齊劃一……腓特.烈廉首先將他的其中一項改革措施引入自己的軍團，實行新式的更嚴苛的隊列訓練，以此來提高軍隊在複雜地形作戰的靈活性、1709年，腓特烈.威廉目睹了普魯士軍隊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馬爾普拉凱（Malplaquet）戰役中的表現之後，這種新型的訓練方法就逐漸擴展到了全軍。腓特烈.威廉一世統治前期，軍隊改革的重點是儘可能快地增加現役兵員的數量。起初，這主要是通過強行徵兵完成的。徵募軍隊的責任從政府機構逐漸轉移到了當地的軍團長。募兵軍官的行為幾乎不受限制，城鄉居民，尤其是農村和城鎮的居民對其充滿畏懼和怨恨。徵兵官經常在農村、小鎮中搜尋高大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徵兵時常伴隨著流血事件。有時，抗拒入伍的居民還會被徵兵官殺死。各地的抗議、反對像潮水般湧來。徵兵行為的第一個階段，全國上下人心惶惶。1713年3月18日，僅僅是新國王繼位後三個月，英國大使威廉.布萊頓寫道：「國王如此急切地擴軍，就好像戰爭一觸即發，農民被迫去服兵役，商人的兒子被迫離開商鋪（入伍），長此以往，我們在普魯士的貿易會大受影響，而且許多居民還會試圖脫離國王的統治……」

面對徵兵引起的混亂，國王決定改變方針，停止暴力徵兵。腓特烈.威廉一世實行了一種很巧妙的徵兵制度，被稱為「軍區制」（Canton System）。1714年3月頒布的一道法令規定，服兵役是適齡男性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凡是想逃避兵役的人將會被當做逃兵來處置。之後的一系列法令明確劃分了每一個軍團的所屬區域（軍區），這一區域內的所有未婚男性都會登記在冊。而後，軍人休假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入伍士兵在完成基礎訓練後可以休假回鄉。之後他們就成了預備役，直到退休，預備役每年需要接受兩到三個月的軍事訓練，除此之外他們可以自由回歸原來的行業（戰時除外）。為了緩解徵兵對經濟發展造成的衝擊，許多人被免除了兵役，包括經營自己的農場的農民、工匠、商業或工業人員，政府僱員和其他許多種人。這一系列政策使勃蘭登堡-普魯士擁有了一支全新的武力，但是國民經濟並未受到很大的影響。當時歐洲許多國家對外國士兵和僱傭兵的依賴性很強，而勃蘭登堡-普魯士2/3的士兵都是本國國民。這種制度使普魯士的軍事實力躍居歐洲第四，而其領土只是第十，人口數量為第十三位。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腓特烈.威廉一世打造的軍事機器，腓特烈大帝的輝煌戰績是不可想像的。

軍區制不僅使普魯士成了軍事強國，它對社會和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軍隊的整編將貴族進一步置於從屬地位。腓特烈.威廉在繼位初期就禁止貴族到外國軍隊中服役，貴族未經許可不得擅自離開領地，各個貴族家族中12到18歲的男性成員都會被登記在冊。名單上的人會被挑選到柏林的候補軍官院校接受訓練。雖然有些家族對這項政策十分抗拒，國王還是將它貫徹了下去。有不少貴族子弟都是被衛兵押送過去的。1738年，腓特烈.威廉開展了一次關於未服兵役的年輕貴族的調查；第二年，他命令當地官員挑選出一部分「面容姣好、身體強健、高大」的人到柏林候補軍官院校學習。到18世紀20年代中期，霍亨索倫家族領地上的貴族家族每家至少有一個子女在軍校學習。

然而貴族並不總是被迫的，貴族在軍隊中有遠大的前景和豐厚的薪俸，參軍的貴族甚至能過上更高水平的生活，另外，由於他們同君主的關係十分密切，這也為他們在家族中贏得了地位。中央政權通過軍隊可以更可靠地控制貴族的力量，貴族開始轉變為一個服務階級。阿岑多夫（Atzendorf,位於馬格德堡公爵領地）的牧師塞繆爾.貝內巴克特.卡斯提特（Samual Benedikt Carsted）有時也會做戰地牧師，他評價軍區制是「腓特烈.威廉國王的權力無所不包的決定性證據」。

有一種觀點認為軍區制創造了一種軍事化社會，在這個等級森嚴的結構里，士兵和貴族地主構成了一種幾乎全能的統治工具。軍隊乃暴力機關，貴族地主有又掌控著主要地產，在經濟上佔據統治地位，而國王又將貴族併入了軍事系統，地主另一方面又是軍官，國王可以同軍隊來掌控國家全局。這種觀點試圖說明，軍團成了私有土地的變體，貴族地主是軍官，而他的農民則是士兵。其結果則是，勃蘭登堡-普魯士社會的軍事化。

但是實際情況要更複雜。貴族地主同時擔任當地軍官的例子是很少的，他們更多的是軍事體制外的人物。而服兵役在農民中間也不很受歡迎，他們很不甘心因為軍事訓練而不能參加勞作。普利格尼茨（Prignitz，柏林東北部）的記載顯示，人們為了逃避兵役甚至會越過勃蘭登堡邊界進入梅克倫堡，這種事司空見慣。有時還會採取一些極端措施，而他們這些行為甚至還會受到貴族地主的支持。因此，農村居民對地主集團遠遠談不上順從，義務兵更多的是製造混亂的元素，他們更趨向於逃離兵役和農村當局的統治。

而地方利益集團同軍隊的關係也頗為緊張。時常有對軍官蠻橫行為的控告；有時當地軍官會在收貨時節強行徵兵或集結預備役，農民為了得到婚姻許可（逃避兵役）不得不向當地軍官賄賂金錢。而貴族地主也對軍官干涉農民事務的行為十分不滿。

儘管如此，軍團同地方群體之間還是產生了共存關係。幾乎所有男性都登記在了軍團名單上，但是能徵召起來的只佔1/7，從這個角度來說，軍區制是基於普遍兵役制的原則而非實踐上的。預備役士兵在禮拜時必須穿軍服，他們或許成了軍隊趨向的永久符號。士兵們有時會自發地到城市或農村的廣場上組織操練。免除兵役的人的生活環境又會受到這些事情的影響，這又增強了士兵們對軍人身份的自豪。所以許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家中的子弟會更趨向於參軍。另一方面，軍區制又增強了軍隊的士氣和團結，腓特烈大帝說：「同一軍團的士兵多來自同一地區，他們之間互相熟悉，相互鼓勵，決不輕易拋棄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