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爾的封建制和他的政治嘗試——淺論12世紀拜占庭科穆寧體制

本文原創，原載拜占庭吧公眾號

說在文前：本文要感謝@Basileos同志在之前所做的曼努埃爾大戰略的分析，並期待B桑在未來會做的對自己分析的進一步討論和升華。本文也要感謝尚宮梅梅同志的整理和記錄，將碎片化的討論整理形成可用材料。

本文將在對於科穆寧王朝，尤其是曼努埃爾時期的大戰略討論基礎上進行一些討論，內容將圍繞在曼努埃爾的封建制實踐、定義和影響方面。12世紀的科穆寧王朝，是拜占庭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前無古人且後無來者的時期。一方面，它維持了地中海世界毫無疑問的霸主地位，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影響著地中海世界各國的政治局勢，經濟形勢和文化發展。另一方面，傳統的拜占庭官僚系統已經在11世紀危機前遭到了系統化的破壞，十一世紀諸帝的挽救努力也無從補救。因此，科穆寧王朝的封建化改革，將帝國的政治生態帶入了一個新的，可持續的模式中，通過對帝國從上到下的重建維持了其12世紀的霸權地位。

然而，拜占庭帝國並沒有將這一科穆寧體制維持下去。在1204年的徹底政治崩塌後，科穆寧體制在三大繼業者帝國中皆有遺留，但都蛻變成為了原始的地方封邑管理方法。與早期的加洛林法蘭克國家，以及卡佩的法國相比，拜占庭的封建制可以說死於襁褓。我們在討論時將會提到阿萊克修斯及其母安娜·達拉希娜所率領的科穆寧家族所構建的采邑制，對於這一主題的深入討論，本俱樂部將會有另一篇文章系統說明，在此不予贅述。

和法蘭克國家進行對比可以看出，達拉希娜時期的采邑制和前查理曼時期的法蘭克采邑制是類似的，而曼努埃爾時期的采邑制是和後查理曼時期的法蘭克采邑制是一樣的。那麼問題就出現了，拜占庭並沒有出現雨果·卡佩式的人物——也就是說，沒有一個曼努埃爾的繼業者，可以將這種封君義務-附庸關係穩定地繼承下來，通過承認地方權益換取皇室地位的絕對尊崇，穩定帝國。

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曼努埃爾的遺產卻如同風中落葉般飄散。在感嘆這一希臘式悲劇的同時，其背後的政治與社會因素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史學界不朽的興趣。

1.曼努埃爾的普洛尼亞制度的特點：

曼努埃爾時期的普洛尼亞制（封邑制度），較達拉希娜時期變化十分明顯。達拉希娜的普洛尼亞制是國家把地方上的部分權力授予某個人，讓他代為管理，並把契約規定的資源交給中央。比如在薩洛尼卡，可能有好幾個普洛尼亞：A獲得了關稅的收稅權，管理城牆和碼頭，每年給皇帝提供一萬枚金幣；B獲得市場的收稅權，管理市場和周邊地區，每年給皇帝提供二萬顆雞蛋；C獲得剩下地方的收稅權，管理剩下地方，給皇帝提供二十名騎兵。但是到了曼努埃爾時期，皇帝不再這樣授予普洛尼亞，而是將一個地區的全權授予一個人，他需要提供的資源也更複雜。比如同樣在薩洛尼卡，A會被授予全權，他就需要每年提供一萬枚金幣，二萬顆雞蛋，還要給皇帝提供二十名騎兵以及其他的資源。

從條件上講，曼努埃爾大帝死後，拜占庭進行封建化的條件比法國要好很多。政治環境上，皇帝和貴族的私人關係比國家權力關係更管用，這其實也是整個科穆寧王朝的特點；經濟環境上，普羅尼亞和他們的采邑之間經濟聯繫非常緊密，已經具備了封建經濟的基本特徵；社會環境上，貴族集團發展成熟，契約思想比較完備，而雨果僅僅具備第一條和第二條，第三條是靠他自己通過一系列謀劃和交易創造的。

至於思想障礙上，兩者差別不大，法蘭克同樣有著根深蒂固的羅馬傳統，曼努埃爾去世和卡佩登基時兩國都已經經歷了一兩百年的采邑制。拜占庭從君士坦丁九世開始到曼努埃爾去世已經經歷了約150年的普洛尼亞制，其基礎是君士坦斯體制，較之法國藉以建立采邑制的君士坦丁體制，已經極大削弱了中央對地方的巨大優勢，這表現在中央政府已經極大地簡化，只包含皇帝的幾個顧問和極少數的官僚。因此，即便法國多經歷了約50年的采邑制，二者的社會基礎差別依然不大。此外，政府的簡化也導致了自科穆寧王朝之後，君堡大學的重心由培養官僚轉移到發展文化科學創造上，成為了此後拜占庭文化繁榮的因素之一。

從心理上講，雨果·卡佩進行封建化，一定程度上是窮則思變的想法。加洛林的采邑制演變其實並沒很好的規劃，加洛林諸王為了應對外部壓力實行采邑制，並沒有意識到其後果，也沒有為自己做保留，最終陷入了極為尷尬的境地，王權衰落，卡佩家族崛起。然而卡佩王室依然面臨著國內的強大諸侯聯盟的威脅，雙方關係並不特別緊密，甚至爭鬥了多年。此時雨果·卡佩通過承認諸侯的既得利益，換取了諸侯對王室在國內至高地位的承認，建立了一套清晰的管理體系，從而加強了王室在法國的控制能力。而反觀拜占庭，雖然有更好的條件，但曼努埃爾大帝有著很多的選擇，並沒有急於全面推行封建化，而安德羅尼卡和伊薩克卻錯失了改革的良機。因此，下段我們將考察曼努埃爾時期拜占庭帝國的政治生態。

2.曼努埃爾對他的普洛尼亞制度的維護與發展

曼努埃爾時期，普洛尼亞制已經向封建制過渡，各地采邑基本世襲，皇帝也在帝國境內關鍵節點劃定王領，即「軍區」，這說明曼努埃爾當時已經意識到他需要根據局勢的變化調整一下體制了。與此同時，他在帝國外圍形成了相當成功的封建關係，諸如黎凡特，西里西亞和克羅埃西亞，我們甚至可藉此推測，曼努埃爾有全面鋪開封建制改革的意圖，只是想先進行黨派優化，這也解釋了他打壓科穆寧黨，扶植拉丁黨的原因。

事實上，在曼努埃爾晚期的時候，各派系已經按照他的思路，成為了類似政黨式的政治勢力了。我們所說的「大科穆寧黨」，是由科穆寧家族成員及其親戚（這基本涵蓋了帝國的主要政治權貴家族）形成的，在這個體系內官僚逐步晉陞，並最後得到大家長——皇帝的垂青。而拉丁黨則是曼努埃爾一直在堅持引入的拉丁人官僚，那些來自西歐，匈牙利或是十字軍國家的，受到曼努埃爾信任的「外國人」。他們有的甚至能夠掌握如國庫這樣的重要職位，形成了帝國政治環境內的另一大強力政黨。代表希臘權貴利益的大科穆寧黨實力是遠超拉丁黨的，這是由於拉丁黨的政治基礎完全來自於曼努埃爾與他諸多附庸國，盟友的外交——這些國家通常是拉丁黨的家鄉所在。

這並不是曼努埃爾不希望看到的，相反，密列奧賽法隆戰役的失敗後，他更加清晰地意識到，這個體制需要加強而不是削弱。密列奧賽法隆戰役讓曼努埃爾精力下降，並且如果文獻記載有價值的話，皇帝也是受了重傷，體力大不如前。因此，在曼努埃爾去世前，他的希臘權貴圈子不再像之前那樣圍繞他，甚至於被刻意地邊緣化了，這個過程大概持續了三年。科穆寧黨被刻意地從宮廷中心外移，雖然沒有政治上的實際意義，卻有著極其重要的表現意義，這使得一大批投機者認為希臘權貴正在失去皇帝的青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勢力。因此可以說，曼努埃爾作為「大拜占庭合眾國總統」，是做不到直接削弱一個已經形成的派系的實力的，他在晚年所能做的是把他們有限地排擠出去，然後使這個圈子在政治象徵意義上衰弱，給拉丁官僚和突厥外部勢力做一些緩衝，同時也是維持平衡。這個時段有兩個重要的表現，一個是曼努埃爾加大對十字軍國家的支持，一個是曼努埃爾對教會更加重視。所以不要忘記，在曼努埃爾晚年，教會和羅馬方面也在他的支持下做了很多工作，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帝國的政治生態。

曼努埃爾對大科穆寧黨的削弱，應主要有以下三個嘗試：

一，大科穆寧黨在其推進帝國政治生態多元化，任人唯賢，加強帝國吏治清潔的過程中完全起了副作用。大科穆寧黨在帝國中央扮演了一個將地方利益無限抬高，使皇帝權威下降的角色，這是曼努埃爾所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曼努埃爾所注意的內部事務不僅僅是希臘，而包括了奇里乞亞，十字軍國家等。

二，大科穆寧黨嚴重威脅了曼努埃爾的繼承問題。安德羅尼卡的威脅就不必說了，而大科穆寧黨已沒有前朝的安娜·達拉希娜那種能在曼努埃爾死後，主持大局的人，二沒有對阿萊克修斯二世皇子忠誠的人，他們一定是繼承中的不穩定因素。伊薩克·安格洛斯為首的表親黨雖然忠誠，但十分缺乏歷練。

三，大科穆寧黨對帝國外交生態所可能進行的破壞必須被制止。大科穆寧黨人對拉丁人的仇恨和對帝國內部事務的不關心甚至破壞已經很明顯了。

3.曼努埃爾的封建制實踐內容及其政治意義

所以曼努埃爾在意識到這些之後做了什麼呢？我們看到，曼努埃爾在十二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幾乎每一項政策都會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將外交事務作為內部事務處理」。當然這是我們套過去領土概念得出的結論，對於除大科穆寧黨以外的其他派別來講，這些毫無疑問是帝國內部事務。這些政策主要在奇里乞亞，喬治亞，整個巴爾幹，整個十字軍王國，南部義大利以及埃及。曼努埃爾對於埃及的觀點十分獨特，此後將在其它文章探討。在這些地區，他在塑造一種非普羅尼亞，而更像後期法蘭克式的封君封臣關係。

安條克是個最簡單、直接、明顯的例子。曼努埃爾與安條克的關係是一個傳統的封君與封臣的關係，在安條克的問題上，他完全按照了法蘭克人的習慣和方式，並建立了類似的封建關係。這一封建關係的依據繼承於羅馬國家對於聖地的傳統領地歸屬，以及阿萊克修斯對於十字軍國家的處理，如第瓦爾條約的簽訂。但更多的是來自於曼努埃爾個人借題發揮的努力。

耶路撒冷王國同理，但雙方的封建關係並未被嚴肅執行。這是因為雖然作為附庸，但耶路撒冷王實在不想和安條克處於同級關係，更不希望在西方拉丁世界被視作東方皇帝的封建臣僕，而是希望被當做與法王同級的「聖地保護者」。而曼努埃爾清楚地意識到聖地保護者的職責必須由他本人——當然還有他今後的繼承人所擁有，，一如阿萊克修斯強迫博熙蒙德在第瓦爾條約上籤上約翰的名字一樣。因此，曼努埃爾對耶路撒冷王國採取了單方面履行封君義務，並期待回報的態度。他對耶路撒冷進行了翻修，在耶路撒冷需要財政支持時慷慨地給予財富。作為回報，耶路撒冷王鮑德溫三世和阿瑪里克一世都對曼努埃爾以個人名義效忠。如同基納摩斯所記載的，曼努埃爾在兩人的覲見儀式上都採取了具有拜占庭外交特色的安排，讓自己的寶座外面蒙上紫紗，以避免耶路撒冷王下跪時被他的隨從附庸看到。

總結下來，在對十字軍國家的處理上，曼努埃爾採取了絕對封建制的管理方式，十字軍國家欣然接受這位封君的義務，並作為封臣行事，然後請求他在表述上略微含蓄。所以你也可以注意到十字軍國家在對埃及和大馬士革的擴張上，更接近法王的邊疆封臣對伊比利亞半島的擴張——完全不用顧忌後方，因為十字軍國家擁有曼努埃爾這位強力的封君。

至於匈牙利，在曼努埃爾的封建地圖上，匈牙利要比十字軍國家低一級，而且處理上與後者恰恰相反。十字軍國家是無名有實的封臣，而匈牙利則是有名無實的封臣，事實上他是一個附庸國，而並非雙方都具有責任和義務的封建國。匈牙利和曼努埃爾並沒有構建完整的封君封臣關係，當然，這是因為匈牙利仍處於一種本國封建關係還沒形成的原始國家基礎之上，曼努埃爾也沒興趣為他建立新體制。事實上，曼努埃爾的帝國並不想要匈牙利作為封臣存在，只想讓他作為一個在繼承時可以有效利用的外部勢力。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曼努埃爾對突厥人的態度，不得不說曼努埃爾完美地執行了一個優秀基督徒該有的思路：穆斯林不是人。曼努埃爾對突厥人的態度，是雙面的，一方面，他對突厥人，尤其是突厥人的首領亞爾斯蘭發自真心的好。亞爾斯蘭能言善辯，情商極高，年輕強健又有活力，而且相貌端正，曼努埃爾也是如此。曼努埃爾喜歡亞爾斯蘭這種看上去幾乎是個優秀帝國大將的異族首領，亞爾斯蘭更是從小就崇拜曼努埃爾這個能從黃金寶座上伸出他高貴的手的完美皇帝。但可惜，突厥人是穆斯林。那麼，曼努埃爾在展示他的「新帝國」——一個派系林立但互相平衡，互相借力的「新帝國」的實力時，突厥人就成了一個絕佳目標。

曼努埃爾並不認為小亞細亞是丟失了，他只是在清理移民。當然，亞爾斯蘭清楚的知道這一點，所以即使曼努埃爾在密列奧賽法隆大敗，雙方也是理解互相的苦衷和世界觀的。在對於帝國所展現出來的強大實力，和曼努埃爾「戲精」式的粉飾太平的恐懼下，這些矛盾並不影響他們作為人的友誼，也不影響已經建立這麼多年的封君封臣的關係——這次戰役最多也就是一次封君封臣之間的矛盾，如同英國的諸封建伯爵與國王的日常矛盾衝突一樣。所以曼努埃爾也指望突厥成為一個可以有效利用的外部勢力。對於曼努埃爾在維護自己帝國形象和實力表象的嘗試，在另一篇文章里將會有詳細敘述。

從曼努埃爾擔心自己的孩子無法有效繼承這點可以看出，科穆寧黨太過強大，皇帝對他們的掌控能力在削弱。這也意味著皇帝已經開始擔心家族外的力量，說明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已經惡化，與虔誠路易時期的法蘭克十分相像了。事實上。他可能不是礙於傳統，而是礙於科穆寧黨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才沒有對科穆寧党進行大清洗——他清楚動一個人會引起多少不必要的敵意，而且他個人也依賴科穆寧黨維護他的官僚系統。他能落實的封建契約不僅僅是靠他個人，還需要科穆寧以及科穆寧黨控制的本土。他在他的帝國體制穩定下來之前只是擴展王領，之後就開始排擠科穆寧黨，這說明他顯然是想有所調整的。並且，他也主導了采邑制度的變化，使他們變得更像封建領地。事實上他對封建制非常熟悉，而他對西歐文化的推崇究竟是出於本心還是政治造勢就不得而知了。也要注意此時的科穆寧黨與11世紀的達拉希娜時期的不同，達拉希娜時期，他們對之前的亂象心有餘悸，還有大量外敵要對付，同時也忙於恢復小亞地區的生產，忙得不亦樂乎，而在曼努埃爾時期，他們已經在各自領地紮根，對皇帝的依賴性大不如前。

綜述一下，曼努埃爾在他帝國的「外部地帶」建立造了完全符合西歐的封君封臣關係。而這個關係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多派系多元的封建+采邑帝國長治久安，也是為了確保自己的統治穩固。他絲毫不關心科穆寧黨是否在皇位上，他只關心自己的體制能不能存留下去。由此看來他很像自己精明能幹，雄才大略的曾祖母安娜·達拉希娜。也許，用一句話可以很好地描述他的動機：「我的第一目的是成為一個優秀的人，第二目的是為我的家族謀利」。

參考書目：

《基納摩斯紀年》約翰·基納摩斯

《曼努埃爾的帝國》保羅·瑪格達里諾

《拜占庭政治史》邁克爾·安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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