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前夜】普魯士的宗教政策與外交

依舊是在大冷天狂敲鍵盤，請各位多指教。感謝我的前輩和摯友北美狼群的編譯和支持，這篇文章才得以發布。

普魯士的」宗教寬容「可謂是舉世聞名，也是哈夫納在《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上著重論述的內容，但是宗教寬容前夜的勃蘭登堡-普魯士仍然充滿著殘酷的宗教鬥爭。而在確定了宗教後普魯士也以此制訂了其外交政策。

1613年聖誕節，約翰.西吉斯蒙德在柏林教堂中以加爾文宗的禮儀舉行了聖餐禮。路德宗常用來裝飾聖餐台的蠟燭和耶穌受難像（crucifix，指帶有耶穌受難像的十字架）被移除。聖餐禮之前沒有進行跪拜禮，餐桌上也沒有擺放聖餅，只有一條長麵包供信徒分享。對選侯來說，這是他的個人情感在公共生活中的體現。他對路德宗信仰的懷疑可以追溯到他青少年時期，當時勃蘭登堡宮廷中有不少來自萊茵河領域的加爾文宗信徒，約翰.西吉斯蒙德深受他們的影響；1606年約翰.西吉斯蒙德前往海德堡-普法爾茨（Palatinate）的首都，17世紀早期德意志加爾文主義的中心，大概就是在那時，他接受了加爾文宗的信仰。

約翰.西吉斯蒙德這一舉動改變了霍亨索倫家族的發展軌跡。勃蘭登堡同加爾文宗勢力的關係更加密切。中央政府中加爾文宗官員開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也得到提高。但是勃蘭登堡所面臨的政治前景仍然充滿未知，選侯改宗加爾文主義帶來的風險要遠多於收益。《奧格斯堡和約》中沒有對加爾文主義作出任何寬容或讓步。直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加爾文宗的權利才勉強被帝國承認。另一方面，選侯的改宗相當於在王朝和人民之間挖掘了一條深溝。16世紀晚期出現的人們對於勃蘭登堡的土地「認同感」是同路德宗教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路德宗牧師幾乎遍布勃蘭登堡。勃蘭登堡早期的編年史大多出自路德宗牧師之手。安德里亞斯.恩格爾（Andreas Engel）,一位來自米特爾馬克（Mittelmark）施特勞斯貝格（Strausberg）的牧師，他在1598年勃蘭登堡編年史（Annales MarchiaeBrandenburgicae of 1598）的開頭用一段長篇演講表達了他對祖國的熱愛。1613年後，這種尚處於幼年期的愛國主義反倒成了王朝的對頭。16世紀中期，霍亨索倫家族以十分謹慎的態度領導國民完成了一次溫和、漸進式的宗教改革，然而現在他們卻和大多數國民分離了，在當時的歐洲，宗教衝突極易誘發顛覆。

令人驚奇的是，選侯和他的幕僚沒能預見到他們的行動會帶來什麼麻煩。約翰.西吉斯蒙德相信他皈依加爾文宗的決定會為勃蘭登堡帶來一場普遍的、自發的「二次（宗教）改革」。1614年2月，一些加爾文派官員和幕僚甚至制定了一個將勃蘭登堡改造成加爾文主義國家的藍圖：大學要任用加爾文宗信徒以使其成為全國性的加爾文主義的中心；路德宗的聖餐禮和其他不符合加爾文宗習俗的宗教習慣都要逐步清除；設立加爾文宗聯合會（Calvinist Church Council）來監督、協調各地的改革措施。同月，選侯頒布一道敕令，要求勃蘭登堡馬克領地的牧師必須宣揚「上帝的純潔無暇，不得對上帝進行任何形式的歪曲，不得用自以為是的教義給上帝披上一層虛假的外衣」。

政府列出的官方宗教書籍清單也將《奧格斯堡告白書》（Augsburg Confession）和《新教信條書》（Formula ofConcord）這兩個勃蘭登堡路德宗的基礎文件刪除。敕令規定，那些不願遵守這些規定的牧師可以自由離開勃蘭登堡。選侯與其幕僚認為加爾文主義本身就具有先進性並且其教義淺顯易懂，只要再假以更具說服力，更明晰的宣傳、佈道，大多數人民肯定會接受它的。

加爾文派信徒對路德派教義的干涉引起了各個階層的反抗。最嚴重的衝突發生在1615年4月的科爾恩（施普瑞河畔，柏林的姐妹城）。當時選侯恰巧在柯尼斯堡處理有關普魯士公國繼承權的事務。而科爾恩-柏林則處在選侯的加爾文宗兄弟，勃蘭登堡-耶格恩多夫的約翰.格奧爾格侯爵的管理下。侯爵要求柏林教堂將有關「偶像崇拜」的畫像雕塑連同聖餐用具一併清除。1615年3月30日，聖餐台、洗禮盆，一個巨大的木製受難像十字架（crucifix）以及大量藝術作品，其中包括許多小克拉納赫（Cucas Cranachthe Younger）創作的耶穌受難畫像，都被清理了出去。更糟糕的是，不久之後，加爾文宗的宮廷傳道士馬丁.富塞爾（Martin Füssel）在棕櫚主日（又稱受難主日，復活節前的星期日，紀念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信徒手執棕櫚枝歡迎其入城——譯註）的佈道宣講中感謝上帝「清除了禮拜堂中偶像崇拜的污垢」。

在他長達幾個小時的演講期間（演講從早上九點開始），附近聖彼得教堂的路德宗執事展開了憤怒的反擊，「加爾文派污衊我們的禮拜堂是妓院，他們搶走了我們的宗教繪畫，現在又在挑撥我們和耶穌基督的關係」。他的演講十分激動人心，當天傍晚，一百多名柏林市民聚集在一起發誓定要「絞死加爾文派的祭司和其他加爾文主義信徒」。第二天，周一，科爾恩爆發了大規模的暴動，城中炮火紛飛，700多人衝到市中心，洗劫了兩位加爾文宗牧師的住宅，其中包括富塞爾（的住宅），富塞爾驚慌失措，只穿著內衣就從鄰居家的房頂上逃跑了。約翰.格奧爾格也在衝突中被民眾抓獲，不過所幸沒有受到很嚴重的傷害。馬克其他地區也接連發生暴動（雖然不如科爾恩的暴動突出）。形勢十分危急，許多加爾文派市政委員甚至打算逃離柏林。年末，約翰.格奧爾格侯爵打算退休回到耶格恩多夫（位於西里西亞）的莊園，他還建議選侯儘快擴大衛隊規模（以防不測）。

除了街頭動亂，約翰.西吉斯蒙德還要面對等級議會的反抗。路德宗地方貴族控制下的等級議會試圖用他們的稅收控制權迫使選侯讓步，而選侯當時已是負債纍纍。1615年1月，等級議會告訴選侯，只有選侯立下宗教保證書，他們才答應提供資金援助。保證書包括：路德派權力團體的地位必須得到承認；地方貴族的聖職授予權（任命牧師的權力）必須得到尊重；選侯必須承諾決不利用自己的聖職授予權將那些不受路德派信徒信任的教牧人員強加給路德派民眾。約翰.西吉斯蒙德對此大為光火——他聲稱即使流干自己的血，也不會向等級議會的威脅低頭。但他最終還是還是選擇了讓步。1615年2月5日選侯頒布一道敕令，承認路德派民眾有保留信仰的自由，任何人禁止以任何方式強迫他們改變信仰。敕令中還說：「選侯殿下不會讓權勢蒙蔽他的良心，他不會將那些受人懷疑、不受歡迎的牧師強加給任何人，即使是在他擁有聖職授予權的地區。這是一次慘重的失敗，選侯這才意識到「二次改革」不得不推遲甚至無限期推遲。

在這場鬥爭中，權力政治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早在1613年以前，選侯任用「外來」加爾文宗官員的行為就已經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不僅僅是因為宗教爭端，更關鍵的是這違背了「居住權」（ius indigenatus，只有當地精英才能充任高級官員）。另外，民眾也很不願承擔親加爾文主義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後果。市民們將加爾文派官員和牧師視為侵略者，因為在當時的城市文化中，市民的宗教信仰往往也是城市認同感的核心。但是將加爾文派-路德派的衝突歸結為「政治利益的衝突」也是以偏概全，教派之間的鬥爭不只是為了爭奪利益。鬥爭雙方都有很深刻的感情推動力。加爾文派對仍然存在於路德派教規中的教皇至上主義深惡痛絕。

兩個教派在宗教文化方面也有不小分歧：路德派教堂內部裝飭十分豪華，燭火通明，雕塑、繪畫在燭光的映照下更顯典雅；而加爾文派教堂恰恰相反，教堂內的牆壁潔白，沒說多少蠟燭，主要用自然光照明。另一方面，加爾文派對路德派中潛在的天主教陰影十分擔憂。路德派的聖餐禮就是焦點之一；約翰.西吉斯蒙德認為路德宗教義中關於聖餐禮「聖體實在」的教義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奇談怪論」（耶穌同其門徒在共進最後的晚餐時，耶穌掰餅分給門徒時說：「這是我的身體。」分酒給門徒們時說：「這是我的血液。」聖餐是基督教的主要禮儀之一。聖餐由教士奉獻餅和酒給禮拜者食用，主要是為了增進教會的團結【大多數新教改用葡萄汁】，但各教派對其性質的理解不一。天主教認為，餅和酒「變體」為耶穌的身體和血液，安立甘宗和路德派也強調神的實在；而包括加爾文宗在內的其他新教不認同此教義，認為聖餐主要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儀式）。加爾文主義神學家西蒙.皮斯特留斯（Simon Pistoris），在1613年出版了一本論戰手冊，他認為「路德的教義來源於黑暗的教皇制度，因此他也繼承了荒謬的聖餐變體論」；正因如此，路德主義已經成為了「教皇制度的支柱」。從另一方面來說，宗教改革並未徹底完成。如果新教沒有同天主教徹底決裂的話，天主教勢力就有東山再起的危險。加爾文派感覺到他們的勝利果實正處於危急之中：如果往昔取得的宗教成果沒有得到鞏固和擴大的話，它們可能會被一筆勾銷。

而路德派仍然保留了複雜的宗教儀式，聖餐禮，對視覺上的儀式很是重視。說來諷刺，16世紀勃蘭登堡選侯們進行的宗教改革十分謹慎、溫和，這直接導致了勃蘭登堡地區路德派的保守性，甚至可能是神聖羅馬帝國中最保守的新教教派，勃蘭登堡的路德派很留戀正統的（天主教）教義，對傳統的宗教儀式很有興趣，而這些傾向在16世紀末還得到了選侯國政權的支持。對加爾文主義的恐懼以及偶爾爆發的反加爾文派論戰都促使路德派向教派基本綱領（如1530年的《奧格斯堡告白書》和1577年的《新教信條書》等規定了路德派基本教義的文件）靠攏。因此，正是霍亨索倫家族自己進一步催化了路德宗反加爾文主義的烙印。

路德派的反抗迫使選侯和其加爾文宗幕僚不得不放棄所謂的「二次改革」，他們轉而進行「宮廷宗教改革」，不過對於處在精英政治邊緣的宮廷宗教來說，其影響力已經消耗殆盡了。但是就算是在宮廷範圍之內，加爾文主義仍舊沒有佔據優勢地位。約翰.西吉斯蒙德的妻子，令人敬畏的安娜（關係到霍亨索倫家族對普魯士公國和於利希公國的繼承權）是一位堅定的路德派教徒，對加爾文主義十分抵觸。她時常在宮廷教堂中舉辦路德派儀式，這進一步刺激了路德派的反抗。安娜同薩克森選侯國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薩克森是德意志正統路德派的大本營，那裡的路德派牧師時常發表文章痛斥柏林加爾文教派的「邪惡」。1619年，約翰.西吉斯蒙德逝世後，安娜邀請一位薩克森路德派牧師巴爾退則.梅塞爾（Balthasar Meisner）到柏林為她做禱告。梅塞爾在宮廷中公開佈道，這又激起了路德派信徒反對加爾文主義的熱情。柏林的局勢愈發緊張，勃蘭登堡總督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責備安娜並且要求梅塞爾離開勃蘭登堡。但是貝塞爾依然我行我素，繼續為「驅散加爾文主義蝗蟲」而努力。安娜按照路德派的習慣處理了丈夫的遺體，遺體的一隻手中放著一個耶穌受難十字架，當時已有謠言說選侯在臨死前又皈依了路德派，安娜這一行為無疑使人們更加懷疑約翰.西吉斯蒙德的宗教信仰問題。直到1625年安娜去世，選侯家族才在宗教問題上實現相對的和諧。腓特烈.威廉出生於1620年，其雙親皆為加爾文信徒，這在霍亨索倫家族歷史上還是首例。

很長一段時間後路德派和加爾文派的衝突才得到一定緩解。教派論戰使勃蘭登堡的宗教形勢一直起伏不定。1614-17年間，約翰.西吉斯蒙德皈依加爾文派的行為引起了巨大爭議，教派論戰的書籍和手冊如井噴般湧現，路德派的手冊更是極力批判加爾文主義。宮廷儀式也須經過細密的考量以防同任何一派的教義相衝突。就公共禮儀和國家符號而言，勃蘭登堡-普魯士逐漸擁有了一種雙重宗教的發展趨向。

新選侯腓特烈.威廉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含糊不清。一方面，他反覆強調不會強迫路德派民眾改變信仰。另一方面，他似乎希望兩個教派都能放下爭執，更加全面、客觀地了解一下對方的教義、禮儀（他真正想說的其實是路德派民眾應多了解一下加爾文主義）。腓特烈.威廉希望兩個教派能舉行一次「和平、友好交流」的會議。但是路德派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這種交談會打開罪惡之門。1642年4月，柯尼斯堡的路德派神職人員在一份聯名信上說「他們寧可進行精神戰爭也不會同異端邪說同流合污」。顯而易見，1663年在柏林宮殿里舉行的教派會談除了加劇兩派的矛盾外幾乎毫無用處。

腓特烈.威廉統治時期，尤其是17世紀60年代初，選侯國行政機關試圖通過禁絕教義論戰來維護社會穩定。1664年9月，腓特烈.威廉頒布《寬容敕令》（Edict of Tolerance）,要求兩派牧師不得再詆毀的對方的教義，凡是接受此條令的牧師都要在一份公開回執上簽字。在柏林，兩位拒絕遵守敕令的牧師被免職；與此相反，另一位牧師選擇遵從敕令，但他遭到了信徒的反對，從那以後，直到他去世，都沒有人再去參加他的佈道講演。保羅.格爾哈特（Paul Gerhardt），傑出的路德派讚美詩詩人，由於拒絕簽字而被取消出版詩作的權利。這些衝突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柏林聖尼古拉教堂的路德派牧師大衛.吉哈斯（David Gigas）的遭遇了。起初，吉哈斯接受了敕令的規定，但這引起了堂區居民的叛亂，因此他很快就反悔了，並且在1667年的新年進行了一場激動人心的佈道宣講，聲稱宗教強迫會激起「叛亂和不幸的戰爭」。不久，他就遭到了逮捕並被關押在施潘道的城堡里。

一定程度上來說，中央政權同地方權力集團之間的鬥爭使宗教衝突更加錯綜複雜。在同根深蒂固的地方特權集團鬥爭的過程中，選侯不得不面對頑固且對中央政府的加爾文主義文化充滿敵意的路德派貴族。地方貴族擁有當地教會的神職授予權，這使路德派教義逐漸成了地方貴族反抗中央政府，謀取地方自治的思想工具。選侯一直在努力加強加爾文派勢力的地位——在此期間，大約18000名新教徒從法國、普法爾茨、瑞士移民勃蘭登堡-普魯士，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歸正宗（Reformed）信徒。他們的到來使選侯的宗教影響力擴展到宮廷之外，但這也激起了路德派貴族的反對和抗議。綜上，勃蘭登堡-普魯士「專制時代」的中央-地方之爭就帶有了很濃厚的宗教色彩。

霍亨索倫王朝以及加爾文派勢力的孱弱實力，迫使選侯國家機關採取一種相對寬容的宗教政策。宗教寬容就這樣被「客觀地」（objectively）創造出來了。在中央政權的壓力下，地方權力機關也不得不接受宗教寬容這一行政原則。1668年，普魯士公國等級議會正式接受腓特烈.威廉統治的五年之後，腓特烈.威廉迫使柯尼斯堡的三個城區接受了加爾文派教徒。但是這種「寬容」僅僅是狹義上的（或者說容忍更合適——譯註）。它更像是一種權宜之計而非政治原則。這同現代觀念中的保障少數派權利並無太大關係，其他少數派並不享有「寬容」的待遇。腓特烈.威廉對勃蘭登堡和東波美拉尼亞地區的天主教徒毫不容忍，但是迫於傳統協約，他接受了東普魯士和萊茵蘭地區的天主教徒。1685年，腓特烈.威廉頒布了著名的《波茨坦詔書》，接受了大批法國胡格諾難民，這對宗教迫害思想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是這份詔書還包含了一個條款禁止勃蘭登堡天主教徒到法國或帝國大使住宅的教堂中參加彌撒。1641年，勃蘭登堡總督歐內斯特侯爵（Margrave Ernest）建議腓特烈.威廉將猶太人召回（猶太人在1571年被逐出選侯國）來緩解戰爭造成的財政緊張，後者認為維持現狀是最好的選擇——他的祖先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將猶太人驅逐出境」。

不過勃蘭登堡-普魯士特殊的宗教形勢促使選侯將宗教寬容升華成了一種政治原則。他反覆聲明不會強迫國民改變信仰，在1667年的政治自白中，他勸誡繼承人要平等地愛每一位國民，不管他的宗教信仰如何。腓特烈.威廉鼓勵波蘭的新教徒難民進入普魯士公國避難，並且對他們的宗教習俗表示寬容。後來的幾年中，他甚至鼓勵猶太人移民勃蘭登堡-普魯士，一小部分猶太人定居到了克累弗和馬克郡，但他們還是不能進入勃蘭登堡和普魯士。1671年，利奧波德皇帝將哈布斯堡領地上的大部分猶太人驅逐出境，腓特烈.威廉在勃蘭登堡為50個最富有的家族提供了住處，並且鼓勵他們同等級議會和地方利益集團對抗。

這項政策固然有其經濟動機，但是選侯的自我辯護也體現出他已經基本摒棄了（對猶太人的）偏見。曾有一個來自哈弗爾蘭地區的代表團請求選侯驅逐猶太人，選侯說：「眾所周知，基督徒的商業詐騙並不比猶太人來得少，但基督徒往往更容易被原諒。」1669年，一夥基督徒暴民毀壞了哈爾伯尓施塔特的一座猶太教堂，腓特烈.威廉責令等級議會和當地政府官員賠償其損失。很難解釋他為什麼會接受這種思想，可能這同他在荷蘭避難期間曾受到一個顯赫、德高望重的猶太社區的幫助有關。1686年一封由其秘書起草的信件顯示，腓特烈.威廉的宗教寬容可能同三十年戰爭給他留下的痛苦回憶有關。「宗教分歧著實會引發暴力衝突，」他寫道，「但是，古老且神聖的自然法卻要求人們互相給予寬容、理解、幫助。」

能否說勃蘭登堡——普魯士的外交政策是一種「新教外交政策」？強權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家對這種觀點不以為然。即使是在「宗教鬥爭時代」，他們認為國家對地區安全的需要還是高於對宗教團結的需要。天主教法國支持新教聯盟反對天主教奧地利；路德派薩克森同天主教奧地利一起反對路德派瑞典。宗教聯盟很少堅固到可以壓倒其他利益考量——1618-20年間，弗里德里希五世治下的加爾文派普法爾茨為了新教利益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當然這種情況非常稀少甚至相當罕見。

但是這一觀點很容易使人將外交政策誤解為一種公式化的利益計算，也易使人忽視宗教在外交中的關鍵作用。宗教在王朝之間的聯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進而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部分因為它們往往同領土擴張聯繫在一起。此外，許多新教統治者都將他們自己視為新教共同體的一員。這在大選侯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他在1667年的政治遺囑中告誡繼承人要同新教地區的行動保持一致，並且要對皇帝的野心保持警惕，捍衛新教的獨立與自主。宗教因素在行政機關內部的政策分歧中作用更加明顯。1648年，勃蘭登堡樞密委員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Striepe）指出紅衣主教馬薩林（1602-1661，法國首相，樞機主教，在任期間鞏固專制王權，加強法國在歐洲的地位——譯註）對新教充滿敵意，而且他極有可能會進一步增強法國天主教的勢力。17世紀60年代，法國加爾文派信徒受到的迫害加劇，選侯致信路易十四表達了他對加爾文派信徒的關切。17世紀70年代，腓特烈.威廉加入反法聯盟，防止荷蘭共和國這個北部歐洲的加爾文主義的中心向法國屈服。地緣政治和法國的財政援助又使腓特烈.威廉在17世紀80年代初回到法國的同盟中去，但是出於對備受迫害的法國胡格諾教徒的同情，他又在1686年重建了勃蘭登堡——帝國同盟。

宗教團結並不只是針鋒相對的武裝對抗，為宗教難民提供庇護所或其他形式的幫助也是手段之一。其中的典型當數1685年大選侯頒布的《波茨坦詔書》，邀請法國加爾文派的受迫害難民到勃蘭登堡-普魯士定居。這是腓特烈.威廉對法王廢除《南特敕令》（1598年頒布，承認了法國加爾文派的合法權利）的回應。約有20000多法國加爾文派難民來到勃蘭登堡定居。他們多是歸正宗信徒中比較貧窮的人——其中的富人大多都去了經濟更加發達的英國和荷蘭等國。他們的重新定居得到了勃蘭登堡政府的支持（這同英國和荷蘭政府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政府為其提供了資金援助、低價住房、稅收豁免、低息貸款等多種服務。當時勃蘭登堡的人口還未從三十年戰爭的破壞中恢復過來，國家急需有才能的勤勞的移民，這項政策也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不過其作用也是很明顯的。這一行動深深地刺痛了法國（當然這也是勃蘭登堡的目的之一），也為勃蘭登堡贏得了德意志地區新教徒的支持。

註：法王在一份給法國駐柏林大使的外交辭令中斥責腓特烈.威廉強行阻止法國的「新教臣民」回國「認罪」，並且警告腓特烈.威廉除非他立即停止這種侮辱，否則「我（指路易十四）將不得不做出腓特烈.威廉不願看到的決定」。

在這一問題上，有一種很有意思的不對稱現象：二十多萬受到迫害的胡格諾教徒逃離法國，只有1/10在普魯士定居了下來，然而只有大選侯比其他君主更敏銳地抓住了這次提升自己名望的機會。《波茨坦詔書》因而被置於一個高尚普世的道德高度（一定程度上也是誤解），被稱為普魯士宗教寬容的里程碑而被世人稱讚。

波茨坦開展的這場「宗教權力政治」取得了很大成功，這也使其成了霍亨索倫家族治國理政的一種新常態。1704年4月，腓特烈一世頒布一道公告，宣布他決定協助奧朗日公國（Orange）境內受壓迫的法國加爾文教徒，奧朗日是法國南部的一塊飛地，霍亨索倫家族意圖攫取其繼承權：

「幾年前，我們窮苦的兄弟遭到了法國無恥的迫害，對上帝以及上帝的教堂的熱情促使我們安撫他們受傷的心靈與肉體，促使我們不惜一切代價以仁愛之心收留他們。而另外一些同胞而今不得不離開奧朗日公國，不得不拋下他們在那裡擁有的一切，我們甘願承擔起更偉大的責任與義務，願意用同樣的仁愛之心對待我們的同胞……或許他們能在我們的庇護下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註：奧朗日公國原來處在奧蘭治家族的威廉三世的控制下（1672年任荷蘭執政，1689年起任英國國王），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時無子嗣。腓特烈一世的母親奧蘭治的路易斯.亨利埃特是威廉三世的祖父腓特烈.亨利（1625-47年間的荷蘭執政）的長女，因此腓特烈一世是奧朗日公國最有力的繼承人，而當時對母系繼承權是存在爭議的。1682年路易十四佔據奧朗日，但是這一問題直到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才得到解決。

這份詔書夾雜著動人的修辭和冷酷的自私。公告傳遞出的仁愛同攫取土地的野心相交融。此外，在一份給樞密委員的指示中，國王強調除了為難民們提供住處，還要儘快為他們安排合適的工作，「只有這樣國王才能儘快從他們的勞動中牟利」。

在當時的歐洲，宗教團結只有在個別時候才能成為外交鬥爭的有力工具，但是在神聖羅馬帝國內部，宗教衝突的力量被帝國議會的二元結構放大，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相當顯著。《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規定，帝國議會處理宗教問題時應分成一個新教集團（corpus evangelicorum）和一個天主教集團（corpuscatholicorum）。這一設計的意圖（被稱為「itio in pasters」）是要保證兩個教派都能在沒有對方干擾的情況下爭論微妙的宗教問題。這一措施的實際作用是創造了一個公開表達宗教不滿的全地區性的公共論壇，對新教來說尤其如此，相對於佔據優勢地位的天主教，新教更需要教徒們的團結行動。

腓特烈.威廉一世對薩爾茨堡一場宗教衝突的干預充分顯示了這種機制的作用。1731年，居住在薩爾茨堡平茨高（Pinzgau）和蓬高（Pongau）河谷地帶並以新教徒自居的2萬居民對薩爾茨堡天主教的政治和文化統治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許多傳教團都沒能使這幫農民放棄他們的異端信仰，因此大主教安東（Anton Firmian）決定將他們驅逐出境。富裕的主教政權機關同半開化的蠻勇的新教山地農民之間的這場衝突引起了帝國議會中新教集團的注意。支持農民的手冊和大幅印刷品四處傳播。薩爾茨堡的天主教機關針鋒相對地反擊。雙方都出版了大量有關此事件的文章，薩爾茨堡事件持續發酵。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首先覺察到了此事件中的契機。普魯士的立陶宛地區（普魯士公國東部邊界）急需農民來發展農業生產——這一地區還未從1709-10年的瘟疫中恢復過來。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皇帝試圖在帝國中扮演宗教衝突中間調解人的角色，而腓特烈.威廉一世意圖將勃蘭登堡-普魯士建設成新教徒的庇護所，以此來暗中挑戰皇帝的圖謀。因此，腓特烈.威廉一世決定在勃蘭登堡-普魯士重建薩爾茨堡新教徒的勢力。

然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計劃在一開始貌似並無勝算。薩爾茨堡大主教絕不會放任臣民出走；他打算在阿爾卑斯山脈用武力鎮壓新教徒的騷亂——甚至一度向巴伐利亞和皇帝請求軍隊支援。但是皇帝這一次向腓特烈.威廉一世伸出援手。查理六世皇帝為了讓女兒瑪利亞.特蕾西亞（Maria Theresa）繼承皇位，需要爭取勃蘭登堡選侯的選票。腓特烈.威廉一世與帝國達成了一筆交易：作為對腓特烈.威廉一世支持瑪利亞繼位的回報，皇帝答應向薩爾茨堡大主教施壓迫使其允許新教居民移民東普魯士。

1732年4月至7月，26批次的薩爾茨堡人——每批約有800人——背井離鄉穿過法蘭克尼亞和薩克森來到普魯士，離開家鄉的山地來到普魯士-立陶宛的平原。這場移民轟動一時，身著阿爾卑斯山風情服飾的人群步履蹣跚但堅定地穿過新教城鎮向北進發，這引來了許多人的圍觀。農民和市民給了孩子們不少食物、衣物和其他用品，也有些人在窗邊向下投撒錢幣。這不禁使人想起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時的情境。宗教宣傳物如潮水般湧現，盛讚移民者的堅定信仰以及腓特烈.威廉一世虔誠的靈魂，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普魯士儼然已成受壓迫人民的庇護所。1732-33年，67個德意志城市出版了300多種書籍（不包括期刊）。18至19世紀，各種佈道、手冊、小說、戲劇不厭其煩地傳頌著薩爾茨堡移民的傳奇。

這次移民對霍亨索倫王朝和勃蘭登堡-普魯士來說是一次很巧妙的價值觀宣傳。這也是普魯士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因為薩爾茨堡新教徒並非加爾文宗信徒，而是路德教徒。虔敬派所推崇的那種將勃蘭登堡-普魯士建設成新教的統一領袖的設想如今在帝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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