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主制度的隨筆

02-25

某張來源不明的微信投票截圖讓許多李狗嗨法學家發出感慨，具體的說辭大概是暴民很可怕或者民主要不得，在這種意義上，於歡的無罪判決確實和許多自認為不屬於暴民的人的觀念衝突。本文無意探討於歡案背後的法學含義，而是試圖從蘇格拉底之死梳理出一個對民主制度的看法。

蘇格拉底的審判是一個哲學史上里程碑的事件。同當代中國不同，至少雅典是相信審判權應該留給公民的。在尼採的解構中，蘇格拉底的知識有助於低賤者——我們姑且用這個詞，發起一場對高貴者的奴隸起義。蘇格拉底本人是這場起義的發起者卻也是受害者。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儘管一再辯駁，最終卻有心無力。

問題在於，蘇格拉底是否早已知道自己的命運？在克里同篇里，他清楚的表達了尊重雅典的契約論，尊重雅典民主讓公共權利入侵自己私人領域的觀點。另外，他也無疑是感激雅典的。只有雅典才能允許蘇格拉底活這麼久。蘇格拉底可能早就知道自己教化年輕人的後果，某種意義上說，他將自己的技藝傳授給了公民，為的是最終殺死自己。正如裴多篇所表達的，死亡對於哲學家是最高的追求，然而自殺又是違背神意不被允許的。蘇格拉底在借刀殺人，借城邦之手殺死自己。

毫無疑問，柏拉圖對於老師的死感到恐懼，因此施特勞斯說哲學家開始遠離人民，開始隱微的寫作。但問題在於，這一思路是否正確？

施特勞斯說，我們能在阿爾法拉比和邁蒙尼德的文字中發現隱微的教誨，但他將這種建構方法移植到柏拉圖身上不一定妥當。阿爾法拉比和邁蒙尼德的特殊性在於，他們所傳授的是亞伯拉罕系的神學的知識。神學的特殊性在於，它需要能貼近群眾，但另一方面又需要能脫離群眾。因此，顯白的教誨被展現在給群眾的教義上，隱微的教誨留給神職人員的最終解釋權上。而柏拉圖和後代哲學家的哲學並沒有這種雙重需求。宗教，無論其最初目的如何，在受到官方推行的進程中總是包含著利於統治的目的。而哲學並沒有這樣的目的，或者說這只是最末尾的目的。

由此我們可以確定一個馬克思的觀點，即哲學的最大敵人是宗教。宗教所提倡的不是哲學的思辨，而是天啟和神諭。這也是所謂的理性對抗啟示。蘇格拉底與其說是被民主殺死，不如說是被宗教殺死。雅典的公民所信奉的雅典宗教不能接受蘇格拉底腐化年輕人和背離城邦的神的行為。這在阿里斯托芬的雲中表現的尤其明顯。蘇格拉底直言根本不存在什麼宙斯，讓在場的人大為震驚。蘇格拉底之死也許並不在於他沒有用隱微記敘，而在於他公開對抗雅典的宗教。當然，也許他是有意為之。

民主可怕嗎？也許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民主的可操作性。如果雅典的公民都是不信神又受到教化的，蘇格拉底也許不會被處死。

如果剖析雅典的深層政治，會發現雅典實際上是一個專制的集權政府。蘇格拉底的死也許在於哲學家和城邦的天然衝突（假如我們相信柏拉圖所說的），但問題更在於雅典絕對意義上的全民直接民主。每一個雅典公民都被期望能對城邦做貢獻，而損害到城邦利益的公民會被處死。如果類比一個專制政府，我們會發現這是一體兩面的。專制政府只不過是公民將自己的行使權委託給了政府，政府同樣要為了共同的利益作出抉擇。在這兩種情況下，公共權利都可以凌駕於私人權利。

代議制民主實際上是公共權利和私人權利互相鬥爭妥協的產物。通過代議制這種形式，公民將自己的權利委託給了更可靠的，更有經驗的，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更受教化的議員來進行判斷。這也許可以阻止蘇格拉底類型的悲劇。然而，近代民主最大的不同是它最大程度的尊重私人權利，甚至阻止公共權利的僭越。這也許是來自於資本主義啟蒙時代對於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宣稱。黑格爾認為現代民主自由國家就是最好的制度，而它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政治上的最終平等不會通向經濟的平等。但如果逆著黑格爾的思路，會發現近代民主對私人政治權利的保護也許發源於對經濟權利的保護。但如果將目光放到現代民主，實際上有組織的國會完全可以完成對私人權利的入侵。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是政治正確對個人言論自由某種程度上的壓迫。通過遣詞造句的微言大義不能顯著改變邊緣群體的實際地位。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人們相信這是對集體有益的前提上。這種回潮一直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持續。美國已經有了愛國者法案和稜鏡計劃來要求人們犧牲自己的隱私權。

儘管啟蒙運動不斷標榜人類的理性和卓越，聰明的美國國父們也選擇了一個三權分立的代議制政體。在他們的假想中，普通的公民就如同雅典人一樣會處死蘇格拉底，他們毫無疑問是近代民主的擁護者。但他們忽視了一點，即美國仍然有傳統的宗教氛圍。他們有貴格教，有安立甘宗，有清教，有pilgrims，後來又有了天主教和路德宗。美國的建立準確是依賴於基督教的山巔之城概念，某種程度上是重塑一個伊甸園。而宗教也一直推動著美國的發展，這尤其體現在昭昭天命論和美國例外論，以及韋伯所歸納的新教倫理。

為什麼同性戀和墮胎問題成為美國政治交鋒的日常問題？這顯然源於宗教對哲學的入侵。墮胎可以視作一個哲學內部互相衝突的問題，但這個問題首先被引入宗教的環境中，繼而賦予了政治博弈的強迫。民眾的選票毫無疑問比哲學問題更加重要。

實際上，還有另一個原因。用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話說就是，市民社會不能被現代國家揚棄。代議制民主最大的弊端在於市民社會和現代政治國家天生對立，一個議員始終代表著他所屬的市民社會群體的私人利益，這種利益又常常和現代國家衝突。從事普遍的立法活動的公民，在黑格爾的理想狀態中可以拋棄市民社會身份，但在現實中這是不可能的。

美國的民主已經失敗了。托克維爾當年來到美國發出的最大感嘆是，美國穩定的政治結構讓一切貴族世襲製成為不可能。對於一個十八世紀的人來說，沒有體會過資本主義的強大是正常的。一方面，美國夢已經破產了。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義大利移民可以在紐約大展身手的年代。想要論證這一問題可以拿出很多數據，諸如美國的貧富差距、階層粘滯性、私立名校新生家庭背景、政要家庭背景等等。這些把持著資本的人很快就把持了權力並且將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政策。川普會拋棄自己私人的利益嗎？也許。但正如呂思勉所說，只有自行覺悟的個人，沒有自行覺悟的階級。川普背後的階級並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另一方面，美國三權分立的平衡已經變得微妙。對於盲目迷信孟德斯鳩的人來說，中國最缺少的一劑良藥就是三權分立。然而恰恰相反，觀察美國仍然可以得出一個行政權不斷擴張的結論。這種潮流從上世紀開始，尤其在奧巴馬任期內惡化。假如川普是一個在共和黨內頗受歡迎的政客，那麼他完全可以聯手國會多數的共和黨控制整個美國。某種意義上，現在美國的政體可以視為寡頭制。

因此，現代的困境在於直接民主制被證明是危險的，而代議民主被證明是不可靠的。下一篇文章將討論幾種可能的，逆民主制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