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
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
美軍佔領伊拉克以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反帝統一戰線和工人階級政治獨立性的關係、宗教勢力與資產階級的關係等等，再次成為許多先進工人和左翼青年關注的話題。本文著重介紹中亞國家烏茲別克的一些相關情況，以期取得舉一反三的作用。
「卡里莫夫王國」：中國和俄國資本主義的混合體
烏茲別克人口兩千二百萬，是世界產棉大國（產量佔世界第四位），也有很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黃金資源，製造業相對發達。烏國資本主義復辟道路可說是俄式和中式道路的混合體：蘇聯解體後，當地共產黨改組為人民民主黨，繼續執政至今；原共產黨第一書記卡里莫夫則成了烏國的萬年總統。當局的主要幹部和統治工具承自老蘇共，甚至宣傳機器也未大變：《東方真理報》原是烏共中央機關報，現在是中央政府機關報；《塔什干真理報》過去是省委機關報，現在代表首都政府。當局一方面宣布實行多黨制、「自由民主」，在經濟上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逐步推進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面事實上剝奪了任何政治反對派（自由派、左派、伊斯蘭）合法存在的可能，出現了一個具有所有西方民主符號的亞洲獨裁資本主義國家。
烏政府內部分成許多地區集團，「古惑仔」般不停爭鬥和「劈友」。主要幫派包括撒瑪爾罕幫（政府內代表——議長哈利洛夫）、亞美尼亞幫（政府內代表——原總理蘇爾丹諾夫），塔什干幫（政府內代表——總統卡里莫夫）、西方派（政府內代表——宏觀調控部長兼歐洲改革與發展銀行副總裁阿吉默夫）、大進口商集團（政府內代表——國家副總理烏斯曼諾夫）。最高當局通過內務部（即公安部）第七處搜集各級官員的黑材料，以防後者背叛；國家出版總署和總統新聞秘書負責全國的新聞檢查；卡里莫夫總統與阿富汗大軍閥杜斯土姆的鴉片走私生意也早是公開的秘密。至2003年底，烏國在押政治犯約七千人（以伊斯蘭分子為主），政治告密相當流行，反對派人士失蹤時有發生（較著名的包括伊斯蘭復興黨主席「伊瑪姆」阿不杜·烏泰、安吉讓市中央清真寺「伊瑪姆」阿·米爾扎也夫）。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中亞的政治、軍事影響急劇上升，並以此推動中亞各國加快經濟自由化變革。2002年初，烏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備忘錄，承諾將對金融、外匯、外貿、農業等領域實行重大改革；同年烏國的電信、石油等關鍵部門的私有化也進入快車道。與此同時，社會領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日益佔據主導地位，2002年烏住房改革結束，居民住房補貼全部取消；除少數中心城市的高級住宅區外，多數居民區的基本設施損毀嚴重，貧民窟生活方式逐漸成為現實；2003年初，最貧困階層的所有社會補貼（類似中國的低保）被取消。儘管擁有大量資源和蘇聯時代的完備基礎設施，烏人均月工資不足50美元，目前實際失業率在20%以上（官方數字為0,5%），數百萬勞動力在國外（主要是俄國）打黑工糊口[1]。在農村，儘管中央政府花了不少力氣進行農業投資和建設，但各級官吏驚人的貪污吃掉了大部分資金，結果是農業機械和基礎設施損害嚴重，水利設施荒廢程度日增。用當地一位共產主義者的話說「卡里莫夫制度已經徹底腐朽，我們甚至能聞到霉爛的氣息，問題是誰來接管這個爛攤子？」。
反對派一覽表：
自由派
與專制制度抗衡的幾股勢力當中，伊斯蘭運動最強，左派最弱。不過我們先來看看居中的自由派。烏國有兩個親西方自由派政黨，主要骨幹由烏茲別克民族主義知識界構成；它們一度在城市居民中極受歡迎，並囊括了1991年烏國議會的多數席位。當共產黨官僚搖身變為「民主派」並繼續把持政權後，自由派立即與當局積極對抗起來（集會遊行、議會彈劾）。1992年夏，主要自由派政黨被終止登記，它們的領導人則在半年後被正式逮捕；進入1994年，地下報紙「自由」的發行再度引發對自由派的大搜捕，自那以後它的多數領袖流亡國外。目前自由派在知識界仍有很大影響，還積極從事人權工作，始終受到西方政府和私人組織關注和支持。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
早在八十年代末的改革時期，蘇聯穆斯林的政治化就開始了。在中亞，許多清真寺積極培訓軍事人才，在宗教學校秘密開辦軍事課。1990年烏舉行總統選舉，卡里莫夫為了當選總統，一度與穆斯林上層打得火熱，誘使後者為他助選。1991年八一九政變垮台後，中亞立即大亂，烏茲別克成立了「伊斯蘭復興黨」，它的青年積極分子在一萬以上，並很快武裝起來。
1993年，「伊斯蘭復興黨」被卡氏嚴酷鎮壓，烏境內各清真寺的活動受到國安部門嚴密監視，外國傳教者則被統統驅逐出境。許多伊斯蘭運動骨幹逃亡國外，先後參加了塔吉克、阿富汗和車臣戰爭。1998年，流亡分子組建了「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烏伊運），在國內從事爆炸和武裝突襲，參與著名的吉爾吉斯坦日本人質事件。2002年，它與塔、吉兩國和中國新疆的部分伊斯蘭力量成立了「中亞伊斯蘭運動」。烏伊運的資金基本來自中東產油國的某些大資產階級圈子，九一一前的資金髮放通過塔立班，現在則主要通過所謂的「基地」組織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陣線」；作為交換條件，烏伊運在技術和人力上幫助後者與中國進行軍事鬥爭[2]。
左派：大石下的嫩草
1991年以後，一批原蘇共的烏茲別克黨員（主要是幹部）試圖在當地重建共產黨。他們立即受到卡里莫夫特務部門的「關照」，有的被打有的受恐嚇；坐慣辦公室的「老左」們哪兒見過這陣仗？隨著烏共重建籌委會主席（原烏文化部高幹，多次被國安談話）的暴死，「馬列主義者」們相顧無言，扶著眼鏡拄著拐杖踉踉蹌蹌躲進小樓成一統去了。
儘管「老左」們後來成立了「勞動人民共產黨」，但它基本是個空架子。新的無產階級革命終究要依靠新鮮血液，1996-1997年間，烏首都塔什干出現「公社人運動」，它的參加者是一小批知識青年，主要從事了搜集、挽救被各大圖書館下架銷毀的馬列經典著作，並與俄國左派取得了聯繫。在此基礎上，2001年成立了「塔什干共產主義同盟」（塔共盟）。這個組織很小，在幾所學校、機關和位於首都的契卡洛夫飛機製造廠（主廠職工約二十萬人）里有支部，包括四名骨幹和約三十個積極分子；同盟每周出版非法傳播的「工人日誌」（其實是小報），進行組織工人和學生的工作，在互聯網上進行工運新聞報道。此外，還有幾個很小的左翼和平主義團體，這就是我們已知的烏茲別克全部左翼運動。
卡里莫夫之後：誰是強者？
儘管每次卡里莫夫露面，烏國新聞都少不了強調大總統如何「神采奕奕走向主席台」，大家長的健康是一日壞似一日了。社會-政治生活表面的沈悶隨時可能被打破。誰會進入政治舞台的中央呢？2002年夏天，在一次採訪中塔共盟代表德·列維（化名）詳細談了這個問題。他首先否定了自由派獨立掀起大風浪的能力和決心（有美軍刺刀助陣另當別論）。列維表示烏多數知識界和中小資產階級確實傾向於自由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抱有很多期望，但自由派資產階級極其軟弱，基本沒有發動工農進行群眾性反專制鬥爭的願望。列維指出自由派「主要要求經濟自由化，呼籲給中小資本家更多商機和援助，抨擊大官僚及其商界朋黨壟斷了幾乎全部資源，但它絕少提及言論、結社（特別是工會）、出版等政治自由」[3]。為什麼呢？首先是自由派本身雖受打壓，但程度較輕，它在言論自由方面的處境更比工農要好得多（擁有一系列大型合法雜誌），由於極端害怕伊斯蘭運動和工農會借著政權鬆動之機起來造反，所以自由派總的來說「對當局極其恭順」。
列維的論斷從自由派本身得到了驗證。當九一一之後美軍進駐中亞（包括烏國）後，一位當地自由派著名記者抱怨說「西方的軍事進駐來得太遲了，晚了五到七年，（這裡）已建成了典型的封建國家」[4]。
那麼伊斯蘭運動呢？在上述採訪中，列維承認「（目前）唯一可能奪權的反對派是伊斯蘭運動」並分析了伊斯蘭運動崛起的社會-階級內涵。列維說「（原教旨主義的）社會基礎是農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他們通常文化水平不高，在城裡受盡僱主欺壓，常為了幾張大餅被迫幹上一整天，就這樣日復一日。在農村雖然生活也很艱難，但還能感到村裡和大家庭內部的互助，在城裡什麼也指望不上。此外他的傳統教育也與耳聞目睹的資產階級社會現實激烈衝突。這類年輕原教旨主義者的內心往往非常憤怒，什麼都聽不進去，一心想用自己心目中的傳統伊斯蘭道德來改造世界，而人類分成兩類：真主的戰士和異教徒。他們回到家裡，就是當地的伊斯蘭運動積極分子」[5]。布哈拉等三個最窮的州是伊斯蘭運動的中心，那裡的農民和農業工人存在明顯的親伊朗傾向。
原教旨主義等於法西斯主義嗎？
那麼到底如何為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進行階級定性呢？列維認為，雖然對伊斯蘭群眾運動不能片面的一概而論，但目前這種受到中東石油壟斷資本支持的運動「（它的）主流明顯帶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法西斯群眾運動的影子」，即以小資產階級和落後的無產階級一部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極右運動為手段，替大資本火中取栗。
列維援引烏伊運1999——2000年間編輯的內部標準教材「聖戰者教程」，指出原教旨主義與法西斯運動一樣，在運動目標上常常以抽象和模稜兩可的詞句代替明確的社會要求；比如烏伊運在教材中聲稱「穆斯林的唯一目標是讓真主滿意，即完成所有真主的命令，為使對真主的信仰取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鬥爭，需要建立永不變更的政治和軍事體系，永遠不與異教徒合作，把他們從所有的職位趕走，並建立伊斯蘭秩序」[6]，這些話給具體解釋留下了巨大空間。與當年的德國納粹黨一樣，烏伊運很懂得如何尋找自己的社會基礎，它也善於用鐵血形象和藉助煽動一群人奴役另一群人來加強內部的凝聚力與吸引力。「聖戰者教程」強調原教旨主義運動應把宣傳放在首位，著重點放在農村；宣傳主要通過流動電台、報紙和傳單，並和武裝鬥爭相結合；要以「純凈的伊斯蘭」教化普通穆斯林（所謂「聖戰的原材料」），對不服從者必須消滅；「對猶太教徒、基督徒和多神教徒要號召他們改信伊斯蘭，否則就消滅或把他們變成牲口一樣的奴隸，變成物品」「要在信徒中間分發這些物品（指奴隸）」；「說『異教徒也是人』是不對的，因為他們背叛了真主」[7]。
同20年代那些自命「戰壕貴族」的義大利法西斯一樣，原教旨主義運動對工農大眾從骨子裡是蔑視的：「人民是一群羊，只知道吃，他們甚至不會問『你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呀？』」；儘管如此，「必須要與人民在一起，因為後者可以提供掩護、食物和住所」[8]。毫無疑問，單一的宗教狂熱和嗜血煽動遠不足以讓千百萬普通人跟著伊斯蘭「戰壕貴族」們走，所以少不了對富人長篇大論地抨擊和渲染「自然的穆斯林平等精神」。可惜，「聖戰」的鼓吹者到底無法迴避一個基本問題：伊斯蘭革命後資產階級還有沒有存在的權利？「是否允許銀行（資本）存在？允許，但它們要服從伊斯蘭秩序」[9]。從雅利安秩序到伊斯蘭秩序，20世紀小資產階級的詭辯和想像力看來並未有太大進步。值得注意的是，烏伊運的理論家們從一開始就為自己留下了退路，以便運動不至於被支持者牽著鼻子走，真的去落實什麼伊斯蘭傳統美德：「完全照搬哈里發時代的習俗律法是不明智的，要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祈禱的程序、留須等等，是不可改變的，但不能在軍事、運輸和其它類似領域落後」[10]，總之，要「伊斯蘭秩序」，也要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而普通「聖戰者」的命運在如此新秩序下會否改善，則是禁止思考和討論的，因為「對不服從者必須消滅！」
在烏伊運「聖戰者」看來，工農大眾必須「被安排到一個特別的組織中去，接受純凈的伊斯蘭教育」。不過沒有這種教育，烏茲別克的工農也已相當接近於馴服奴隸的精神狀態了。
工農鬥爭：你別無選擇
自資本主義以來，烏國工農的反抗一直很低落，只有些零散和自發的工人罷工和農村騷亂。2002年6月，因為拿不到拖欠的工資（女兒住院急需手術費），一名契卡洛夫飛機製造廠工人上吊身亡。工廠有錢給廠長建第二個私人專用加油站（第一個被廠長當作禮物送給兒子）、舉辦各種宴會，就硬是「沒錢」給工人開支。第二天，自殺工人工作過的組裝車間舉行罷工，要求廠方立即支付（車間）所有工人的欠款。管理層很快發放了一小部分欠款，結果其它車間立即跟著罷工；管理層採取了各個擊破的戰術，對主要車間的要求予以一定滿足（其實就是發工資！），對次要車間則完全不予理睬。工人們自始至終沒有聯合起來組織一場大罷工。
在這次罷工之前的四月份也有一個工人上弔死去（原因類似），另一個工人試圖在工廠跳樓，被制止了。每次出事，工人所在車間都會罷工，都得到了一點工資，但也僅此而已。企業管理層像個在小朝廷里橫行霸道慣了的王爺，無恥到極點，但也顢頇到極點。六月罷工中，原來廠方計劃撥給97號車間的錢給了罷工的89號車間（「錢就這麼多了」），當97號車間也鬧罷工後，更多的錢突然「也找到了」。
如果說烏國的龍頭企業「契飛」都無法保證工資的正常發放，其它「小二黑廠子」就更提不起來了。瑞扎克州的農業工人（種棉）和建築工人超過半年領不到工資；首都許多企業工人的工資拖欠周期超過八個月；紡織工人則面臨減員增效的「結構調整」。與此同時，政府還在想方設法從群眾身上多榨點油出來：2003年國家獨立日的首都慶典活動開支(約五十萬美元)是向各企業攤派的，以支付明星的出場費。烏茲別克當代工人的馴順程度是如此驚人，塔共盟代表德·列維曾苦笑著講述了「契飛」的工人是如何單個「爭取」拿到拖欠工資的：先到廠長那裡去哭訴，廠長「表示同情」，簽字讓工人去會計處領錢；會計告訴工人「沒錢」；工人答應會計三分之一（！）工資的回扣；於是錢「湊出來了」，於是「皆大歡喜」。顯然廠長在愚弄工人（會計沒上頭命令絕不敢回絕廠長親筆批條），而工人把這一切當成「秘訣」來炫耀。可悲嗎？當然。但我們沒有另一個工人階級，我們自己也是不斷被愚弄和傷害的億萬勞苦大眾的普通成員，我們沒有其它選擇，只有和父老兄弟姐妹一道，只有鼓勵和幫助他們起來鬥爭，列維總結道。
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獨立政治立場
在中亞和俄國左翼中間，都存在著對伊斯蘭運動的爭執和分歧。有的左派認為應該與世俗國家政權結成反原教旨主義統一戰線，有的相反，認為應該和伊斯蘭運動結盟，以反擊「美帝國主義」。塔共盟代表德·列維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沒有看清政治標籤後面的階級實質。以烏茲別克來說，卡氏政權確實算個世俗政權，抑制了宗教極端勢力的膨脹；但也是這個政權的資產階級統治，使得勞苦大眾苦不堪言，而被迫在原教旨主義那裡尋求安慰（主要是傳統意識濃厚的農民）。而且原教旨主義運動絕不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而資產階級國家也並不把原教旨主義看成死敵。在烏茲別克，當局與伊斯蘭上層的調情日益明顯，2001年首都中小學校開設了「伊斯蘭神學課」，國家教育部門更越來越重視所謂的傳統教學法。原教旨主義運動不僅反對西方資本主義，更反對共產主義；如果說它與美國「魔鬼」的鬥爭主要是零星而不關痛癢的個人恐怖（只有深受美式宣傳影響的人，才會幻想九一一事件給美國統治階級造成了多大的損害），它與工人運動的鬥爭卻是實在的。無論伊朗還是阿富汗，車臣還是中亞，原教旨主義運動都把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當成死敵，血的教訓告訴我們，沒有一個以爭取政權為目標的革命綱領，沒有對自身理解利益的情形認識，沒有對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高度警覺，沒有自己的獨立政治組織，工人階級從那些半真半假的盟友那裡得到的絕不會是「眾人拾柴火焰高」，而只能引火燒身，讓老闆們享受又一席美味大餐。
200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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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俄烏籍打工者超過三百二十萬人（三分之一在莫斯科）。多數打短工和零工，其它是小生意人。打工者只有12%有合法身份。80%來自烏農村。他們的平均收入在200到500美元/月。以上數據見Ш.Ганиева"СвойпутьразвитияУзбекистана"-егосторонникиипротивники(http://mazlum.ferghana.ru/svoj.html)
[2]БабаджановБахтияр《ТеологическоеобоснованиеиэтапыджихадавдокументахИсламскогоДвиженияУзбекистана》/КИСИот18ноября2002г.
[3]見2002年http://www.1917.com的相關採訪
[4]СергейЕжков29сентября2002г《РАЗВИТИЕСМИВУЗБЕКИСТАНЕВСВЕТЕПОСЛЕДНИХСОБЫТИЙ》http://mazlum.ferghana.ru/ejkov.html
[5]同注釋3
[6]《Исламскоедвижение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заявилоосебе》/ВремяМНот9октября2002г.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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