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軟性獨裁

戰時的政治生活永遠取決於戰局發展。由於英國成為了戰勝國，國家與政府也重新獲得了人們的尊敬。但是在此之前，英國還要經歷一段充滿抱怨、失望與抗議的漫長旅程。政治生活並沒有停止，只是被扭曲成了奇形怪狀。當時的人們就覺得這種形態的政治生活很不順眼，今天的人們則乾脆把這段歷史忘光了。一方面政府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和平時期，調撥勞動力，控制財產，規定了個人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節，但是另一方面議會的作用卻大為減弱。在1940年到1945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丘吉爾的公共地位如此崇高，以至於下院乾脆放棄了迫使首相下台的重大權力。儘管基於1935年議會黨派分布而組成的聯合政府從議員人數上來看是由保守黨主導，但是社會主義者或者說中左派人士卻在戰爭結束時掌控了政府。在這一路上，國內的政治領導權逐漸從民選政客手中讓渡到了非民選知識分子手裡，其中也包括白廳官員。戰爭之初，托利黨默認了張伯倫遭到驅逐的事實，並且逐漸容忍了丘吉爾這頭倔脾氣公象。敦刻爾克之後，托利黨遭受了「罪人」立論的重創。現在他們則發現托利黨在政府裡面說話幾乎不管用了。除了最頂層的丘吉爾與少數心腹之外，底下的辦事人員全都是親蘇聯的大臣，左翼社會規劃家，還有信奉英聯邦基督教大同的理想主義者。情況怎樣發展到了這一步呢？

首先來看看丘吉爾本人的地位吧。他很有理由地將自己視為戰爭領袖而不僅是一屆首相而已。在任職期間他用來研究軍用地圖以及與將軍們關門開會的時間遠比用來研究教育或者醫療問題的時間更多。與今人的想像不同，戰時的丘吉爾遠遠算不上獨裁者，而是輸掉了一場又一場爭論。比方說他反對布料配給制度卻並沒有堅持到底，因為他正忙著關注俾斯麥號追殲戰。1941年他又反對徵募女性入伍，但是意見被駁回了。蘇聯參戰之後他反對在正式場合演唱《國際歌》，不過沒人聽他的。他希望查封在他看來散播失敗主義的宣傳材料，別人卻覺得這些材料寫得還算公允。著名左翼教會人士威廉.坦普爾【1】被提名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時候丘吉爾同樣徒勞地表示了異議。這些例子當然都是小事，但卻指明了更顯著的模式。戰後重建計劃確實有托利黨人的參與，主要是托利黨內更年輕的改良主義派系。不過這批人全都是在左翼風氣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丘吉爾面對這股風氣幾乎無能為力，等到他回過神來的時候，他本人也已經被這股風氣熏陶得不輕了。

這股風氣並不是從政黨的肺臟里吹出來的。就像下院一樣，政黨體系在戰爭期間也處於半擱置的木然狀態。工黨是戰時聯合政府的堅定組成部分。一部分地方工黨分支反對戰爭，很早就呼籲議和，但是他們很快就安靜了下來。在下院里，頗有才幹的奈爾.比萬一直在孤軍奮戰地反對丘吉爾。英共在戰爭一開始就召開了一場人民大會，呼籲成立民選政府，並且吸引了一部分同道中人的支持。但是隨著蘇聯遭到侵略，莫斯科的官方口徑為之一變，英共也隨即轉而採取了徹底支持戰爭的愛國主義立場。戰爭後期英國出現了一個名叫英聯邦黨的基督教左翼政黨，以公有制與社會平等為基本訴求贏下了好幾場遞補選舉。但這只是工黨重新打出獨立旗號之前的權宜之計而已。

事實上這陣風來自戰場上的失敗以及在國內越發流行的理念，即英國的組織管理水平非常低效且低下。主導本土戰線的工黨上層成員全都相信中央規劃與許可權遠遠更大的政府。克萊門特.艾德禮一方面忠實支持丘吉爾，同時又相信英國必須為戰後世界制定一套「積極且革命的」計劃並且承認「舊秩序」已經走到了末路。工會活動家歐內斯特.貝文在工黨指導下掌握了統管商務、工資與工時的權力，足以令戰前的社會主義者們望洋興嘆。曾經擔任倫敦工黨書記的赫伯特.莫里森——日後邁克爾.富特形容他是「心腸軟的中產斯大林」——成為了內政大臣，他所掌握的權力足以讓他成為全國矚目的人物。聯合政府剛剛成立的時候共有十六位工黨大臣，等到聯合政府解散的時候工黨大臣人數已經增加到了二十七人，徹底掌控了內閣當中分管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各個下設委員會。遭遇空襲城市的清掃工作，農業組織的優化，安排女工前往產量上升的工廠，提升飛機製造廠工人乃至煤礦礦工的工資，各方各面的證據都表明一個更加果斷的大政府能夠更有作為。丘吉爾實在張不開嘴抱怨大政府，因為他現在需要從這個已經充分調動起來的國家當中榨取出最後一盎司備戰努力。但是同一批幫助備戰的大臣們卻希望按照社會主義路線進行戰後重建。

在威斯敏斯特之外，民眾似乎也有了新的意見。報紙、教會以及流行廣播員都表達了公眾意見的變化。1940年，英國主要教會領袖們在《泰晤士報》上聯名發表公開信，列舉了他們對於未來英國社會的期待，第一條就是「財富與財產的極端不平等現象應當遭到摒除。」幾個月以後，一大幫教士與基督教知識分子在莫爾文舉行集會並且得出結論：工業領域的私有制很可能是錯的。蘇聯參戰之後，丘吉爾立刻來了個華麗轉身，將堅持了大半輩子的反共立場塞到一邊，熱情歡迎了新近下場的盟友。從此以後變革之風就有點向風暴發展的意思了。不久前的亞洲怪物斯大林如今搖身一變成了治國有方的強人領袖。英共在厄爾斯考特為新盟友舉行了一場慶祝會，切姆斯福德主教與冷溪近衛團軍樂隊都蒞臨了現場。幾個月之後的1943年2月，英國政府又在阿爾伯特大廳舉辦了另一場慶祝會，演奏了威廉.沃爾頓的音樂，朗誦了路易斯.麥克尼斯的詩歌《禮敬紅軍》，擲彈兵近衛團還吹響了軍號向斯大林致意。當然，要說起翻臉不認賬，誰也比不過比弗布魯克。這位右翼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資深吹鼓手離開了政府，投入了開闢第二戰線的宣傳活動，旨在緩解蘇聯的壓力。他在美國告訴聽眾們，戰爭完全可以在1942年就勝利結束。「斯大林治下的共產主義產生了全歐洲最英勇的戰鬥部隊……以及這場戰爭中最優秀的將領。」托利黨大臣對斯大林不吝溢美之詞，工人會在送往俄國的坦克外殼上用粉筆寫下親共產主義的賀詞。英共人數翻了五番。英國文壇最保守最謹慎的代表人物T.S.艾略特甚至拒絕出版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農場》，唯恐觸犯斯大林。真是個奇怪的時代。

對於國內政治風向變化頗感不安的丘吉爾合情合理地將全副精力都投入了戰爭大計，儘管他偶爾也會對於戰後重建發表一點個人見解。他希望自己到了和平時期依然能順利擔任首相併且引領聯合政府繼續前進。在戰爭期間他的首相職位一直非常鞏固，儘管英軍在西非沙漠遭遇慘敗的時候他身邊很多人都以為他的政治生涯終於要結束了。在戰爭期間的低潮時期，也就是第八軍在隆美爾面前步步後撤之際，基督徒、素食主義者、前革命者、前英國駐莫斯科大使、公認的後備首相人選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在廣播當中批評英國上下「缺乏緊迫感」，簡直就好像「我們將自己當成了觀眾而不是參賽選手一樣。」在他看來英國應當效仿蘇聯的榜樣。這次廣播講話得到了廣泛好評。接下來英國又在戰場上接連出醜。俾斯麥號與歐根親王號戰艦成功穿過丹麥海峽鑽進了大西洋，令皇家海軍尷尬不已。新加坡陷落於日軍之手更是震動全國的打擊——丘吉爾將這次失敗稱作英國歷史上最慘重的災難與恥辱。丘吉爾將克里普斯以下院領袖的身份引入了戰爭內閣，入閣以後他繼續主張儉省、自我犧牲與效率，不過看好他成為後備首相的人卻變少了。

1942年托布魯克淪陷之後，丘吉爾的戰爭領導能力開始遭到質疑，他也因此而承受了更加嚴重的後坐力。比佛布魯克勛爵認為自己很有資格接替丘吉爾擔任首相，不過報業巨頭成為首相的可能性在當時依然只能是說說而已。一位托利黨議員在下院針對戰爭指導路線提出過不信任動議，這一舉動原本無可厚非，可是他還在動議當中主張要讓國王的弟弟、名不見經傳的格羅斯特公爵主管三軍事務。這項提議傻得簡直有些可愛，其他議員們全都憋紅了臉，極力壓抑著笑聲。這番景象徹底打消了丘吉爾地位不穩的危險。相比之下奈爾.比萬的攻擊還要更危險一些。他尖銳地指出，丘吉爾「在辯論場上連番勝利，在戰場上卻節節敗退……全國人民都開始覺得他將辯論當成了戰爭，將戰爭當成了辯論。」儘管略微有點灰頭土臉，但是丘吉爾同樣挺過了這番攻擊。這是他在二戰期間遭到的最富有威脅性的挑釁，而且挑釁的根源並不在下院內部，而是源自隆美爾的坦克炮口。難怪丘吉爾一直都在指責將軍們的進攻缺乏成效並且總是忍不住撤換他們。

在戰爭初期，全國政府將會令人側目地輸掉一連串遞補選舉。贏得這些選舉的獨立候選人或者英聯邦黨候選人（無一例外是左翼人士）一方面在個人層面上讚揚丘吉爾的成就，同時又堅稱英國必須改換道德方向。假如沒有爆發二戰，英國原本應當在1940年舉行下院改選。戰爭的爆發致使戰前的舊議會始終沒有遭到清洗，而是一直延續了下來。不過此時的下院已經失去了參政議政的地位，而是成為了實權部門的傳聲筒。公務員與低階大臣們組成了各種委員會，努力制定了許多詳細的戰後社會改良計劃，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貝弗里奇為福利社會勾畫的藍圖。另一位著名英國公共知識分子凱恩斯則取得了更為超前的成就，不動聲色地顛覆了財政部的正統理念——鑒於英國已經因為戰爭而破產，這一點也是難免的。戰爭期間下院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擔當丘吉爾的個人秀場。在近乎歇斯底里的1940年，甚至有人提議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在戰爭期間關閉議會。一群將會在五十年代成為英國政壇關鍵人物的年輕托利黨人建議成立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在英國實施軍管，議會應當交出權力，僅僅在傾聽陳述或者投票決定某項軍需計劃是否有必要時才暫時重新召開。丘吉爾斷然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在他看來，為了捍衛民主而擱置民主未免有些扯淡。但是在很多方面戰時英國政府的確擱置了民主制度，各個部門的大臣們都獲得了獨裁者一般的權力。

既然議會已經靠邊站了，那麼戰時英國的民權情況又如何呢？至少從紙面上看，幾乎一切公民權利都被擱置了。政府制定工作計劃意味著政府可以命令人們在特定地點從事特定工作。軍事化管理成為了社會主流。上千條新法律紛紛出台，有些關係重大，也有些無關緊要。戰時英國發生了好幾起著名審查事件，比方說英共的黨報《工人日報》就關門了。還有很多人遭到了拘禁，包括極右翼托利黨議員兼反猶主義者阿奇博爾德.拉姆齊【2】，奧斯瓦爾德.莫斯利夫婦以及愛爾蘭共和軍成員。這其中的大多數人在沒有等到戰爭結束就獲得了釋放。丘吉爾也表示他很不樂意把人關起來，很不願意看到人身保護權遭到擱置，此外再怎麼說法西斯份子也不如「那幫該死的共產主義者」更危險。

戰爭初期，對於間諜與第五縱隊的恐懼令英國人疑神疑鬼。於是很多不幸的在英德裔、奧裔與意裔公民都被關押了起來，並且被送進了英格蘭北部或者馬恩島上的拘禁營。馬恩島拘禁營當中的一大部分人都是為了逃離希特勒才來到英國的猶太裔職業人士，於是此地一時間成為了戰時歐洲獨一無二的文化中心，各種講座、演奏會、科學劇場與藝術展覽層出不窮。還有一部分人是在英國居住了大半輩子的義大利移民，他們讓島民品嘗到了品質上乘的冰激凌、炸魚薯條、橄欖油與咖啡。有一批被拘禁者被打發到了加拿大，結果船隻在海上失事，全船無人倖免。此外在戰爭初期許多義大利餐廳與飯店也遭到了可恥的襲擊。但是這一陣歇斯底里很快就過去了，從程度上也比一戰時期打砸商店櫥窗與焚燒店鋪的行徑要輕一些。到了1943年，大比分被拘禁者都得到了釋放並且投入了備戰工作

與一戰相比，拒服兵役者受到的待遇也人道了許多。（這一次拒服兵役者的數量遠遠超過了一戰，顯然反映了三十年代的和平主義思潮。）許多拒服兵役者都成為了最英勇的排彈員與前線醫護人員。此外和平主義者的行列中還包括了英國最著名的作曲家本傑明.布里頓，他在戰爭期間創作了許多他最傑出的作品。另一位和平主義者是著名小說家與一戰回憶錄作家維拉.布里頓，她的一部和平主義小說在1942年出版時賣出了一萬多本。就算在戰爭期間，反戰宣傳依舊大有可為。奇切斯特的喬治.貝爾主教【3】在戰前大力主張接收德國難民，開戰後又極力反對拘禁營。貝爾與好幾位依然留在德國境內堅持反對希特勒的最勇敢基督徒關係很好，他曾公開批評皇家空軍針對德國城市的轟炸，認為這樣做是人類精神墮落的表現，並且呼籲立刻停止此類做法。他在上院譴責皇家空軍的空襲「威脅到了文明的根本」。儘管很多人都竊竊私語地表示反對，但並沒有人剝奪他的發言自由。

1940年戰局最危險的時候，和平請願聯盟【4】的活動家們張貼了很多勸說人們不要作戰的海報。這些活動家們隨即被捕並且出庭受審，但是法官拒絕受理此案：「英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根據我的理解，我們正在為了維護一個自由國家而戰。」有時大臣們也會感到恐慌。比方說有一位大臣就被《每日鏡報》的漫畫家菲利普.扎克【5】嚇壞了。他畫了一名救生筏上的水手，大概是德國潛艇襲擊的倖存者。他背後是一條正在下沉的油輪。另一位《每日鏡報》記者威廉.康納【6】為漫畫搭配了說明文字：「汽油價格剛剛上漲了一便士——官方通報」。這幅畫看上去簡直有些乏味，無非是在強迫讀者們回想起戰爭帶來的犧牲，並且敦促他們不要怨天尤人。戰爭內閣卻認為這幅漫畫是在為黑市牟利者宣傳造勢，因此威脅要關閉《每日鏡報》報社。康納本人在戰前是一位很受歡迎的專欄作家，出了這次事故之後他就去參軍了。不過此類案例相對來說很少見。戰時英國的審查制度並沒有走向極端。針對具體戰爭手段的批評不僅廣泛存在，而且音量不低。僅僅從紙面上來看，議會默認了擁有凶蠻壓迫權力的戰時獨裁。實際存在的獨裁卻並不算兇狠，而是相當令人滿意的軟性獨裁。

【1】William Temple (bishop)

【2】Archibald Maule Ramsay

【3】George Bell (bishop)

【4】Peace Pledge Union

【5】Philip Zec - Wikipedia

【6】William Connor -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