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犯可以判刑，性騷擾絕對不行

最近，全球掀起了反性騷擾的#MeToo風潮，受害者紛紛站出來控訴並揭露曾經受到過性騷擾乃至性侵犯。

就在這兩天，前美國體操隊隊醫勞倫斯·納薩爾正式被判處40至175年有期徒刑。此事令美國體操協會蒙羞，多名理事會重要成員引咎辭職，納薩爾曾經任職的密歇根大學也被調查。

雖然納薩爾被判重刑，但是我們千萬不能把性侵犯與性騷擾混為一談。

性侵犯屬於刑事犯罪，例如強姦或猥褻。用美國密歇根州法律來講，納薩爾的罪名是「一級性犯罪行為」。

不過，性騷擾則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在大多數國家，性騷擾一般只屬於民事行為，並非刑事犯罪。

最近揭發出多起女大學生被性騷擾，最終結果也只是教授辭職或被開除，沒有人被警方逮捕。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性騷擾都不入刑？

原因很簡單：性騷擾很難界定，也很難量刑。

性侵犯對身體部位和具體行為有非常明確的法律界定，但是性騷擾卻沒有。如果把刑罰擴大化到一個難以界定的程度，那麼結果一定適得其反。

性騷擾以一句話概括為：「以帶性暗示的言語或動作，引起被騷擾對象的不悅感和不適感」。

問題是：屬不屬於性暗示本身就很難界定，不悅感和不適感更是因人而異。

同樣的行為，面對不同的人，甚至面對同一個人在不同環境下，感覺都會發生變化。

比如網上有段視頻：在一個安靜的美國社區，一名垃圾工人光著膀子在車上工作時，向路過的一個女子打了一聲招呼，對方勃然大怒並打電話報警，表示男子無緣無故對陌生人打招呼，對她是性騷擾。

男子立刻懵逼了。當發現對方並沒有在開玩笑，他也大怒，也叫喊著報警，認為該女子不可理喻。

另外，我們也不能排除女性因為私仇而肆意報復和誣陷行為。

例如，很有可能前一天兩個人還你情我願，後一天就因為某事翻臉。

如果騷擾行為發生時女方沒有感到不適，後來女方卻因某種原因改變想法，報警聲稱對方之前性騷擾她，當時她是被迫，而男方承認有過法律認定的騷擾行為同時否認女方當時是被迫，那麼請問這種情況如何判定？到底聽誰的？

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況，就應該由民事法庭來判斷，而不能交給刑事法庭。這也是為什麼在#MeToo風潮中發生的對不少好萊塢明星大腕的指控都是民事訴訟，沒有一起是指控對方刑事犯罪。

前不久，法國《世界報》發表了一封包括女星凱瑟琳·德納芙在內的100名來自法國藝術界、醫學界和商界女性精英的聯署公開信，指責#MeToo風潮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綁架了所有的女性，侵犯了個人和社會的自由。

美國女作家達芙妮·默金也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反思#MeToo風潮，她說：「在現在這個社會環境下，被指控的人就已經成為犯了罪的人，程序正義沒有了」。

即使性騷擾還沒有入刑，反性騷擾的輿論風潮就已經出現了強力的反彈，而且在女性當中就產生了分歧。

分歧產生的原因之一，還是性騷擾的界定問題。

在美國，從聯邦到各州，定義也都不一樣，令人糊塗又疑惑。

就拿我們常說的「咸豬手」為例，有的州法律規定碰觸身體任何部位都可以算犯罪，但有的州法律規定碰觸特殊部位才算犯罪，其中不包括胸部。

語言上的性騷擾就更難以認定，更模糊不清了。

由此看來，過於寬泛的性騷擾，特別是沒有發生任何身體接觸的行為，如果也被歸為刑事犯罪，那麼必將浪費大量的社會資源以及納稅人公幣，看守所和監獄也會人滿為患，而且還起不到真正的預防作用。

你以為關進監獄的都會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嗎？

在一個等級社會，大多數擁有財富和名望的高手一定會逍遙法外，繼續利用手上的權力來潛規則和性騷擾女學生、女演員、女同事、女下屬，關進去的大多都是普通人而已，特別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社會底層人士。

受到性騷擾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女性往往處於弱勢一方，她們沒有更多的機會，只能屈從於男性的主導和權威，對騷擾行為不敢聲張。

我們關注的重點，應該是女性如何避免對男性在權力和經濟上過度依賴，而不是男性的荷爾蒙分泌。

正如默金所言：「性興趣的表達本身就是一種混亂與不自覺的，然而我們現在正在見證性的重新泛道德化。」

不久前在以風流與浪漫著稱的法國，一家全國性的保護女性權益組織為了緊跟#MeToo風潮，設立了反性騷擾熱線電話，沒想到電話被打爆，完全應付不來，只好關閉了熱線。

給別人扣上sexist（性別歧視者）或racist（種族歧視者）的帽子當然非常容易，正如我有理由指出所有支持和反對女權的人也都是偽君子，都是某種程度的歧視者。

難道，中世紀式的道德審判和道德綁架是一個現代文明法治社會該有的嗎？

其實許多時候，性騷擾與性別歧視無關。即使是男對男、女對女甚至女對男，只要存在權力的不對等，只要人類存在道德差別，就還是會出現性騷擾的行為。

預防性騷擾，應該回歸理性，把資源用在最恰當的位置上，例如縮小社會貧富之間的差距、增加企業和機構運行的透明度、對權力進行制衡、加強年輕人的校園教育，通過發展經濟給個人帶來更多的機會，增加NGO對弱勢女性群體的保護工作，以及輿論的監督等等。

總體來說，#MeToo風潮是一件很有積極意義的運動，幫助受害女性勇於站出來反抗性騷擾者，但這只是無數方法之一而已。

任何事情上升成為一場群眾運動，往往就會走樣，變得愈發非理性，最後意識形態化，造成擴大化的損害，根本收不住。

凡事都應該有一個度。我們在審視#MeToo風潮每一條指控的時候，都應該仔細辨別。

在#MeToo運動中，女權主義者要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摘除繪畫大師巴爾蒂斯1938年的作品《特麗莎在做夢》，或者要求取消波蘭斯基的回顧電影展，這種行為就是明顯過分了，是以女權主義的名義侵犯社會的自由。

我們千萬不能走極端，動不動就喊著取消、刪除，甚至是抓人、判刑，這種情緒化的泄憤是不懂經濟學和社會學基本規律的行為，只會造成更加深刻的社會矛盾，對於女性權益起不到任何積極的保護作用。

已經有不少人在警告這種上綱上線的趨勢，甚至連左派媒體Vox也發文批評這種「監獄式女權主義」（carceral feminism）。

Vox的文章寫道，縱觀美國的司法史，侵犯公民權利最深的往往正是擁有權力的警察系統。

例如，美國的警察家庭發生家暴的比率是普通家庭的好幾倍。性騷擾的受害者只寄希望於司法系統來保護自己的話，無異於緣木求魚。

文章雖然講的是美國，全世界又何嘗不是一樣呢？

公子沈

2018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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