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推動了恐怖分子？

是什麼推動了恐怖分子？

這是關於恐怖主義的最常見、也是最棘手的問題之一。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為什麼有人會加入恐怖組織並參與恐怖主義行動？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有恐怖組織的數量那麼多，從上帝辛勤的牧師工作者到嘴碎的計程車司機，每個人對這個話題都似乎有一個自信滿滿的意見，好像可以容易地挖掘和映射恐怖分子的內心世界。但考慮到學者實際上對恐怖主義和那些參與恐怖襲擊的人少得可憐的認知，這種信心往往出現偏差。這種自信也出賣了他們神一樣的健忘症，忘記了進入塑造外部世界的內心世界、主觀願望和情緒是多麼的困難。相比問為什麼有人加入恐怖組織並實施恐怖暴行，如何加入恐怖組織並實施恐怖暴行是一個更有價值的解釋的出發點。

一個關於這一「為什麼」問題的文化視角的流行答案是，恐怖分子被「驅動」或「推動」來進行恐怖活動，決定性的驅動或推進劑是病理。這個答案已經在近幾年隨著知識和道德情感的研究進展而有所發展。在上世紀60 年代後期恐怖主義研究中，學者假設紮根於個人內心深處的一種心理異常的病理或痛苦，這種研究方法並不罕見。然而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這種想法已聲名狼藉，學術共識現在認為恐怖主義的根源不在於個人，而在恐怖分子生活與行事的更廣泛的環境中。

這反映了社會科學中關於暴力更廣泛的共識︰ 即，它是「社會所決定的」，是更深刻的歷史、經濟或文化合力加諸個人的產物。它可能為著名社會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 （Albert Bandura） 所最好地總結。藉助於整個人類科學對暴力的研究，班杜拉總結道，「它需要有利的社會條件，而不是可怕的人產生殘暴的行為。以適當的社會條件，體面的普通人也會被引導去做非常殘忍的事情。」社會科學家爭論「社會條件」的性質和影響，但很少有人會質疑這一不可缺少的環節，即暴力，無論其表現得多麼個性化或有特點，是主要植根於歷史結構或社會關係，而不是個人，更不用說他們「病態」的心態。

這種共識也反映在許多自由左派關於恐怖主義，尤其是聖戰派別的評論。例如，某些「激進」的左派斷言，聖戰恐怖主義的根源並不在伊斯蘭教，而在西方的無數歷史罪行和不公正，特別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帝國主義——最明顯的是，在9/11之後的時代，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聖戰主義者的暴力行為，從這個角度來看，是一種由穆斯林憤怒和報復燃起的必然反應； 西方化的聖戰分子，並不拒絕西方聲稱的文明的規範和理想，事實上疏遠的是西方排斥、貶低和騷擾穆斯林。

關於暴力的學術共識尚有很多工作要做。它通過關注施暴者的平凡的一面，把他們的行為放在其背景中看待，來讓施暴者看上去像個人。它迫使人們反思自己可能的缺點和漏洞，以及在不同的情況下，他們如何作出可怕的事。它迫使人們認識到他們不是在社會的真空中行動，以及他們的想法、感受和行為被他們被迫生活和行動的更廣泛的歷史條件有力地塑造。此外，西方聖戰分子，正如最近一份報告令人信服地提到的那樣，明顯地被疏遠，並覺得他們並不屬於一個世俗的世界，這樣一個世俗世界經常嘲弄，挑戰他們作為穆斯林的宗教和身份。

但這一共識不能脫離病理的思想。相反，它只是重新構建了這一概念，追蹤暴力行為的原因到操縱暴力行為的病理「背景因素」。毫無疑問，這與早些時候勾畫出的心理解釋相比，是更富有啟發性、更有益的敘事。但其解釋力是有限的，因為，正如著名的社會學家傑克·卡茨 （Jack Katz） 已令人信服地辯稱，「放下那些遺傳性、心理和社會生態的犯罪條件的有效性不談，很多人在這些設想的因果分類中並未犯罪，……很多人並未符合這些因果分類卻犯下了罪行，而且……很多人符合這些背景分類並在後來犯了預期中的罪行，卻在犯下理論預測他們會犯的罪行之前過了很長時間無犯罪的日子」。或如同英國作家大衛·阿羅諾維奇 （David Aaronovitch） 曾經開的玩笑那樣，「為什麼不是黑人女同性戀者炸毀巴士？ 難道她們被邊緣化得不夠厲害？ 」

生活「沒有意義」，菲利普· 羅斯 （Philip Roth） 寫道，這表明了解釋恐怖主義的努力會變得在想像上多麼狹隘和簡單化。

近年來恐怖主義的最敏感、最深刻的探索之一併非來自於一位學者，而來自於一個小說家。菲利普·羅斯的 《美國牧歌》 （American Pastoral） 是一樁神秘謀殺之謎，重點不是誰幹的，而是為什麼這麼干。主角，西摩·利沃夫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其年僅 16 歲的女兒梅瑞迪斯 （「梅里」） 炸毀一家郵局以抗議越南戰爭，此舉殺死了一個旁觀者。西摩可以想的都只是梅里這麼做的原因。她是被寵愛的獨生女，在一個有特權的、體面的家庭長大，她家位於田園詩般的新澤西州村鎮Old Rimrock。西摩焦急地尋找導致梅里的暴力行為的「傷口」。是她的口吃嗎？ 是他在36歲時對11歲的她的不恰當的吻？ 或者是神秘的煽動者麗塔·科恩讓她變得激進了？

【《美國牧歌》 電影版海報】

隨著小說的推進，西摩的懷疑逐漸讓位於清晰。但那是負面的清晰。「他學到了人生所教授的最糟糕的一課————人生沒有意義」，羅斯寫道。他了解到，他的女兒「是不可知的」，「毫無理由」，「原因在書中」。在捕捉西摩為理解降臨到他家庭的災難而付出的努力時，羅斯經得起對解釋恐怖主義所付出的常規性努力的審視————並且表明了解釋恐怖主義的努力會變得在想像上多麼狹隘和簡單化。

恐怖分子犯下暴行，有他們的原因嗎？ 他們當然會在其聲明中一口氣說出任意數量的原因，但是，作為法律教授，斯蒂芬·福爾摩斯 （Stephen Holmes） 已經發現，「私人動機不能總是會見諸於公開辯護」。有時人們會為他們所聲稱的原因做一些事。有時則並非如此，因為他們做這些事的動機若是公開承認，則會顯得過於陰暗，可恥或讓人大跌眼鏡。有時人們的所作所為在道義上有爭議，因此當被要求解釋時，他們可能會找借口或理由，而非解釋他們的行動。恐怖分子無疑屬於這一類。

有時人們會做他們完全不知為何而做的事情。有一次，我遇到一個人，他十幾歲時就搶了一家酒品店。他被抓住了，並為此蹲了監獄。這個人現在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那次搶劫是他一生中的關鍵時刻，而且直到今天，大約 30 年後，他仍然不能搞清其意義何在。其動機僅僅是在躲避他。

執法人員不能破壞動機，但有了正確的情報，他們也許能夠破壞招募恐怖分子的網路。

恐怖主義學者約翰·霍根 （John Horgan） 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我 （與前恐怖分子） 最有價值的訪談中，已受訪者承認，『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他寫道。「動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解釋為什麼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做任何意見事都是一項挑戰。」這一挑戰的難度，進一步被「一些行為是由多種動機引起的」這一事實而升級了。即使這些動機能被可靠地識別，也很難能夠去理清並計算它們分別的權重。

正如霍根暗示的那樣，關於恐怖主義，更易於控制、更有用的問題，要問不是「為什麼」，但是「如何」——以及「何時」「何地」？ 這個具體的人是怎麼加入這個特定的組織的？ 什麼網路給這種加入行為提供了便利，這些網路是在何處、如何被訪問或找到的？

因為這些問題都是關於恐怖主義的情況而不是恐怖分子的內心世界，不僅在知識領域這些問題對學者更易於處理，而且與預防或阻止招募恐怖分子的努力更直接相關。執法人員不能破壞動機，但有了正確的情報和技術，他們也許能夠破壞招募恐怖分子的網路。馬克·塞奇曼 （Marc Sageman） 對西方「無領導」聖戰者的研究工作顯示了這種方法的前景。雖然塞奇曼對「為什麼」問題有一些有趣的見解，其研究的重點僅僅在於展示社會和親屬關係網路在極端化進程中有多大的決定性。

這並不是說「為什麼」問題應該被拋棄，而是說那些問這一問題的人最好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承認一些關鍵性的人生決定可能是一直不透明且神秘的——不僅對外界觀察者是這樣，而且對那些做決定並必須承擔後果的人也是這樣。

關於作者： Simon Cottee是 《大西洋月刊》 特約撰稿人，肯特大學犯罪學高級講師，著有 《叛教者： 當穆斯林離開伊斯蘭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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