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國、金國領地內的漢人大多是怎樣的生活狀態？

02-23

真的是「南望王師又一年」？還是「卻向城頭罵漢人」？對於宋朝有認同感嗎？

謝邀。這個問題雖然比較大。但學者其實得很透了。如果不耐煩看專業書，可聽我啰嗦幾句。先說說遼代。

這裡先引用是出使遼國的宋使者的記載

1. 大中祥符元年（1008）路振《乘軺錄》記載：

虜政苛刻，幽薊苦之，圍桑稅畝，數倍於中國，水旱蟲蝗之災，無蠲減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並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鑿。力蠶之婦，十手並織，而老者之衣，不得繒絮。征斂調發，急於剽掠。加以耶律、蕭、韓三姓恣橫，歲求良家子以為妻妾，幽薊之女，有姿質者，父母不令施粉白，弊衣而藏之，比嫁，不與親族相往來。太宗皇帝平晉陽，知燕民之徯後也，親御六軍，傅於城下，燕民驚喜，謀欲劫守將，出城而降。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不堅，易克難守，炎暑方熾，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師焉。城中父老，聞車駕之還也，撫其子嘆息曰：『爾不得為漢民，命也。』近有邊民，舊為虜所掠者，逃歸至燕，民為斂資給導以入漢界，因謂曰：『汝歸矣，他年南朝官家來收幽州，慎無殺吾漢兒也。』其燕薊民心向化如此。

這段記載中間夾雜著一小段史料來源——「自虜政苛刻已下事，並幽州客司劉斌言。斌大父名迎，年七十五，嘗為幽州軍政校，備見其事，每與子孫言之，其蕭後隆慶事，亦迎所說。」

這段史料，我們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印象:

澶淵之盟締結以前，由於雙方長期處於戰爭狀態，漢人的主要聚集地幽燕地區，漢民受遼統治階級剝削嚴重，漢人心向宋。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以下事實，就是爬在漢人頭上欺壓漢人的，不但有耶律、蕭等契丹貴族，也有新貴韓姓漢人家族。這個韓就是後被稱作幽燕四大漢人家族「韓、劉、馬、趙」之首的玉田韓知古家族。韓知古，薊州玉田人，六歲時被契丹人擄掠，作為陪嫁奴才投入耶律阿保機麾下，成為阿保機的佐命功臣，其子韓匡嗣、孫韓德讓大受重要。尤其是韓德讓，是蕭太后事實的的丈夫，遼聖宗公開叫爸爸。

再來看另一段，元祐四年（1089）出使遼國的宋使，蘇轍在回國後給皇帝寫的奏章《二論北朝政事大略》記載：

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鬥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動遭鞭，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為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為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從這段史料我們可以得到初步印象，

自澶淵之盟締結後，遼在漢地統治賦役頗輕，粗有法度，幽州的廣大漢民已經習慣於服從契丹人統治了。

至於上層的「韓劉馬趙」之流，更是早已與契丹統治者休戚與共，難分彼此了（參看劉六符、牛溫舒事迹）。

更有趣的是，在長城以北，曾被契丹人擄掠過去的漢人，由於常年和異族雜居，習俗已經基本胡化了。另一個出使遼國的宋使蘇頌有過記載——「虜中多掠燕、薊之人,雜居番界,皆削頂垂髮，以從其(契丹)俗。唯中衫稍異,以別番漢耳」。

謝邀，先佔坑，下午再碼，主要說說金朝

金朝漢人，要分地域、分階段描述生活狀態，大抵分為遼東漢人、燕雲漢人、河北漢人、河南漢人，時間上也要分別考慮

遼東漢人：唐朝中後期契丹叛亂，幾乎阻隔了唐朝與東北的聯繫。從這一時期開始，遼東就成了棄兒，從五代到北宋，收復故地的戰略里都沒有提到遼東。遼東漢人也成為了耶律遼朝最早的一批股東，部分漢族先民足跡遠踏黑龍江地區，和女真人雜居。

金國的民族矛盾很嚴重

金朝建立後，多次將東北地區的女真人遷往中原。其中規模較大的就有三次：第一次發生在1134年，「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大金國志》卷8)。第二次是在1141年金宋和議達成之後，金熙宗以屯田軍的形式，把女真、奚、契丹人遷至中原與漢人雜居。「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8)。第三次是1153年，當海陵王完顏亮自上京遷都於燕京之時，「恐上京宗室起而圖之，故不問疏近，並徙之南」(《金史·世宗本紀下》)。

這些女真人號為「猛安謀克」，即所謂女真屯田軍，他們屬於全民為兵的軍事組織，金國遷徙他們到中原，目的是為了強化對中原漢族人的統治，利用女真百姓來監視鎮ya漢人的反抗。由於是統治民族，處於生存優勢地位，故人口增殖很快，人數很多，據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統計，共有猛安二百零二，謀克一千八百七十八，共為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可見僅僅進入中原的猛安謀克女真人就有600多萬，東北本土的女真人還不包括在內

這些女真移民耕種的土地，絕大多數是用暴力甚至屠殺手段從漢民那裡奪去的，許多漢人為此失去土地，淪為佃戶，過著極其悲慘的生活，同時女真猛安謀克戶依仗本民族政權的保護和縱容，百般欺壓侮辱漢人，強佔漢民妻女，掠奪漢人產業，激起漢人的極大仇恨，女真人的南遷擠佔了當地漢人的生存空間，大量的漢人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導致民族關係日趨緊張。

金末,蒙古大舉南侵，金朝對中原地區的控制力因而大大削弱，漢、女真兩族之間積壓已久的矛盾終於徹底爆發，山東、河北等地漢族百姓乘機紛紛組成紅襖軍等義軍,反抗金朝及女真人的統治，對女真人實行復仇性屠殺。《遺山集》載:「仇拔地之酷,睚眥種人(即女真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尋蹤捕殺,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凈盡,無復噍類」，元好問在這裡所說的「拔地」，指的就是女真人大量掠奪漢人土地之事，說明土地之爭是兩族矛盾激化的根源。

紅襖軍的殺戮引起女真人的極大恐懼,為了躲過漢人的報復,許多女真人被迫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改漢姓而主動漢化了。女真猛安謀克戶除一部分死於蒙古軍之手，一部分隱瞞身份漢化以外，其餘全部在漢、女真兩族間的民族仇殺中被殺絕，可謂慘絕人寰，這實際上是一個長期受著侵略壓迫殘殺的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自發復仇行動

再簡單介紹一下紅襖軍的原由：

紅襖軍是金末山東河北漢族起義軍中影響最大的一支，一度發展到數十萬之眾，身穿紅襖為標記，故名。金代自熙宗時猛安謀克人戶南遷。金海陵王完顏亮以後，女真貴族與女真猛安謀克人戶不斷掠奪漢人的土地，造成北方膏腴之田皆為豪強與女真屯田軍所佔。漢人或者淪為佃戶，耕種女真豪右之田，須預付兩三年租課，或者被迫流亡。漢族農民與女真屯田軍的矛盾更加激化。1214年，蒙古軍進攻中都（今北京），金朝統治者逃往南京（今河南開封），深受括地之害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起義，從內部給金朝以沉重打擊，大大加速了金朝的滅亡。

金代前期，民族矛盾的焦點是女真人與南人（即北宋遺民）的矛盾。根據南宋人所總結的金初五個民族等級的狀況，南人位居最下一等[59]。靖康恥、亡國恨，是南人與征服者之間矛盾的主要癥結所在。然而當宋金雙方訂立紹興和議，兩國由戰爭轉入和平之後，女真人與南人的矛盾便不再象過去那麼尖銳了，南人的地位也有了明顯的提升。更何況從北宋過來的那一代遺民日漸殂謝，年輕一代自幼生活在女真政權下，民族情緒遠遠不象他們的前輩那麼強烈。被金人羈留多年的宋使宋皓對此深有感觸，他在紹興十三年(1143)南歸時途經河北，當地父老就曾指著一群青年對他感嘆道："是皆生長兵間，已二十餘矣，不知有宋。"[60]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民族矛盾淡化了，而女真人與漢人的土地爭端則成為金代中後期民族矛盾的一個新的生長點。

如前所述，金代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大規模的括地是大定十七年(1177)以後的事情，但是女真人與漢人之間的土地爭端卻由來已久。《金史·李石傳》曰："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為國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按問，自是軍民之爭遂息。"李石大定間先後任參知政事、尚書令，上面記載的這件事不知發生在何時，但我們知道李石卒於大定十六年(1176)，所以此處所說的軍民爭田、相互交惡性的情況肯定是在世宗括地之前。對女真人和漢人的土地糾紛，朝廷上顯然是有人偏袒女真人的，但身為渤海人的李石態度還算公正。

又據《金史·曹望之傳》，曹在同知西京留守事任上時，曾上疏朝廷，"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同時他還建議說："陳、蔡、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複數年之賦以安輯之。......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賦弭息。"身為漢官的曹望之話雖說比較委婉，但從中不難看出猛安謀克與民爭地，致使百姓流離失所的事實；又"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云云，似乎也是在暗示有人袒護猛安謀克。曹望之任同知西京留守事是在他大定十二年(1172)擔任戶部尚書之前，因此這篇奏議反映的猛安謀克與州縣百姓爭地的情況無疑也是大定前期的事情。

大定以後，女真人與漢人的土地爭端發展成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土地爭端已不僅僅限於中原各路，就是在東北地區猛安謀克與州縣漢戶也常常為土地糾紛而發生爭論。明昌元年(1190)，提點遼東路刑獄王寂出巡遼東各地，三月庚申，至咸平府榮安縣，"以軍民田訟未判為留再宿"[61]。另外王寂《拙軒集》卷二有一首題為《被檄平田訟，投宿兔山院留題》的五言律詩，也是他在遼東提刑任上的作品。又《拙軒集》卷一的一首七言，詩題為《漕副劉師韓自遼西按田訟回，仆率僚友迎勞於郊》，按章宗時遼東路轉運司轄有東京、咸平、上京三總管府路，置司東京路遼陽府，而遼東路提刑司亦置司遼陽，所以我估計這首詩也應該作於王寂明昌間任遼東提刑之時。可見章宗時期女真人與漢人的土地之爭已相當頻繁。

在論及金代的土地爭端時，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這就是女真人的圍場和牧地。女真族雖然在建國之前已經有了農業，但傳統的狩獵仍是他們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支柱。當女真人進入中原之後，儘管生活方式有了很大改變，狩獵不再是一種必要的經濟手段，但他們仍舊樂此不疲，時人謂"虜人無他技，所喜者莫過於田獵"[62]。女真人從皇帝到普通百姓，秋冬時節的圍獵活動都是必不可少的。於是圍場就成為女真人和漢人發生土地爭端的重要因素。

所謂"圍場"，是專門用於女真人圍獵的場所，《金史》中屢屢見到象"禁侵耕圍場地"之類的詔令。山後是金朝皇帝捺缽的主要場所，世宗時，右諫議大夫移剌子敬謂"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63]。不僅捺缽圍獵要佔用大量田地，就連從都城至捺缽的沿途道路兩側也都被闢為獵地，世宗曾對臣僚說："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殆無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墾。"。大定二十年(1180)，世宗前往山後的金蓮川駐夏，覺得沿途的耕地妨礙了游幸，遂下詔命括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泊多為民耕植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65]

對於一般女真百姓來說，圍獵是他們習武的主要手段。大定二十六年(1186)，世宗謂"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猛安人戶無處圍獵，不能閑習騎射"[66]。金朝統治者對女真人的圍獵活動相當重視，以至於不惜圈佔大量耕地用作圍場。《金史·完顏齊傳》曰："先是，復州合廝罕鍋地方七百餘里，因圍獵，禁民樵捕。齊言其地肥衍，令賦民開種則公私有益。上然之，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復州合廝罕關位於遼東半島（今遼寧金縣附近），這裡本是農耕區，而居然有七百多里地被佔為圍場，於此可見圍場的規模之大，佔地之多。

女真人的牧地對耕地的蠶食也不可忽視。章宗明昌三年(1192)六月，尚書省奏："南京、陝西路提刑司言，舊牧馬地久不分撥，以致軍民起訟，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戶有憑驗己業，及宅井墳園，已改正給付。......兩路牧地，南京路六萬三千五百二十餘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頃。"[67]這段史料反映了牧地對漢族百姓的侵害，人們的私田乃至宅井墳園都被圈佔為牧地，當然也就難免"軍民起訟"了。其實，在河南、陝西這些傳統的農業區內存在這樣大量的牧地，本來就是不正常的現象。另外，女真人的畜牧活動也經常恣意侵害民田，據《金史·食貨志》記載，大定間，"民桑多為牧畜嚙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牲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金代文獻中常常見到女真人牧馬糟踐民田的記載，想必是一種極為普通的現象。

女真人和漢人有在關土地問題上的種種矛盾和衝突，使得這兩個民族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到了金代後期，如何緩解猛安謀克與州縣百姓的矛盾，便成了一個令金朝統治者非常頭疼的問題。明昌三年(1192)，章宗曾"以軍民不和、吏員奸弊，詔四品以下、六品以上集議於尚書省，各述所見以聞"[68]。宣宗貞yòu＠③三年(1215)殿試進士時，向新科進士劉炳提出四個最關緊要的現實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兵民雜居，何道可和？"劉炳對以"兵不侵民則兵民和"[69]。自章宗時起，金朝統治者為緩和女真人和漢丨人的緊張關係，採取了一些不尋常的措施。本來金朝為了防止女真人的徹底漢化，一向是不允許猛安謀克和州縣民戶通婚的，但明昌二年(1191)解除了這一禁令，是年四月，"尚書省言：『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從之"[70]。很顯然，金朝試圖以鼓勵異族通婚的手段來調和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但此次開禁可能還只是權宜之計。泰和六年(1206)十一月，"詔屯田軍戶與所居民為婚姻者聽"[71]，正式宣布開放猛安謀克與州縣漢民之間的婚姻。

然而，所有這些努力幾乎都是徒勞的。世宗、章宗時期兩次大規模的括地運動在女真人與漢人之間製造了無法彌合的裂痕，尤其是承安五年由宗浩主持的六路括地，令廣大漢族百姓對女真人生出刻骨仇怨。直到宣宗南遷以後，人們在談起這次括地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時，仍說州縣漢民與猛安謀克"相互憎疾，令猶未已"[72]；"怨嗟爭訟，至今未絕"[73]。貞yòu＠③二年(1214)，就在承安五年括地浪潮中深受其害的山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紅襖軍起義，在探討紅襖軍起義的原因時，下面這段史料經常為人們引用：

（山東）盜賦充斥，互為支黨，眾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仇括地之酷，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凈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盪棄骸骨，在所悉然[74]。

這段文字對於我們認識和理解紅襖軍起義的確很有幫助。文中所說的"種人"就是指在金朝居於統治地位的女真人，所謂"仇撥地之酷，睚眥種人"云云，清楚地說明了土地問題正是導致這次起義的根本原因，在括地運動中失去土地的漢族人民，把主要的鬥爭矛頭指向女真人，指向猛安謀克村寨[75]。

紅襖軍起義雖然沒有能夠推翻金王朝的統治，但它大大加劇了金末的社會危機，激化了民族矛盾，對於金的國運興衰實在是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女真人與漢丨人的土地爭端誠如元好問所言，是乃"繫於廢興存亡者"，元好問在談到宗浩括地時，對它帶來的嚴重後果給予了充分的估量："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癰疽，計日而潰。貞yòu＠③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為重者，人視之以為血仇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76]作為一位金朝士大夫，元好問的認識堪稱鞭辟入裡。

對於金朝末年爆發的殺胡事件，女真人自己要負首要責任，首先且不說女真人在入侵中原時對漢族百姓大搞種族滅絕政策、到處屠城、瘋狂屠殺無辜漢民，就拿金朝後期的「圈地運動」，則更是徹底斷絕了廣大漢族百姓的活路，這些都最終招致漢民猛烈的報復。

從「視之以為血仇骨怨，必報而後已」這句話，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中原漢民對女真人的刻骨仇恨，結果是對女真人的無區別大屠殺：「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這種百姓自發的大規模群體性報復，最終導致女真人要麼被殺光，要麼隱瞞民族身份主動漢化消失。

三等公民，早有定論

參考資料

略論遼朝統治下的漢人_百度文庫

遼代「漢人」契丹化的研究——以韓知古家族為例

契丹人在進入中原前，就已經在戰爭中掠獲了大量漢族人。除了當奴隸外，為彌補本國軍隊數量不足，契丹人將一些漢人編入軍隊。一開始還和其他民族士兵混編。可當遼國佔領燕雲十六州後，遼國的漢族人口急劇膨脹。於是，開始組建漢人為主的軍隊，這就是遼國漢軍。按時間劃分，遼國漢軍又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佔領燕雲十六州前，在北方地區組建的老漢軍。而佔領燕雲十六州後，由於當地在燕山、太行山之南。因此，用當地漢人組建的新軍被正式命名為「山南漢軍」。這支軍隊構成了日後契丹漢軍的主體。漢軍的裝備是最次的。吃的最次，武器質量低劣而且缺乏防護裝備，基本就是一支輕步兵。

遼國本來都是騎兵沒有步兵和特種兵。契丹鐵騎雖然善於野戰卻不善攻堅。開國初期對中原的堅固城池一直有心無力。而且，契丹人科技落後，並不會製造和使用攻城器械。例如，阿保機就曾經數次南下進攻幽州。結果驍勇善戰的契丹騎兵在幽州等堅城下，被漢人依託城防以各種武器殺的一敗塗地。而且契丹本族兵少，根本無力承受攻城戰那異常慘重的傷亡。因此漢軍成了最好的選擇。尤其是遼國在歷次同宋朝的戰爭中俘虜了大量宋軍。在契丹貴族看來，這些有軍事經驗的戰俘不同一般百姓。留著絕對是隱患殺了又可惜，而白養著又要消耗大量糧食。

於是乎，這些宋軍戰俘幾乎全被編入漢軍。但卻是地位最下賤的漢軍，而且被推上最慘烈的攻堅最前沿戰充當炮灰！歷次戰爭中，契丹鐵騎劍拔弩張在後方督戰，戰俘都被捆綁著押送到陣前。在刺刀威逼下，冒著槍林彈雨沖向堅城，如果後退則會被契丹騎兵無情砍殺！此外，遼國後來依靠繳獲和俘虜，陸續獲得了不少宋軍的攻城武器，如重炮、攻城車和猛火油櫃等。這些武器後來也又漢軍掌握。例如就組建由漢軍構成的炮兵。但戰時依然要被契丹本族軍監視。

漢軍構成了遼軍步兵的絕對主體，承擔了最艱苦、傷亡最慘烈的戰爭。但是在遼軍中地位最低待遇最差。因為契丹人是最典型的少數民族政權，對漢人從來就不信任。漢軍不僅裝備落後待遇最差，而且中、高級軍官清一色全由契丹人或渤海等親契丹民族擔任，漢人在遼軍中只能擔任低級軍官。契丹軍官對漢軍士兵的歧視是極為殘暴的。漢軍只被當作炮灰甚至奴隸看待。打罵欺壓是家常，動輒還可能被殺戮。

因此，遼軍中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直接後果就是早期漢軍經常發生嘩變。尤其是在「雍熙北伐」初期，當宋軍取得巨大勝利後。燕雲十六州的漢軍無不人心浮動！大批士兵在下級漢族軍官帶領下殺死契丹長官歸順宋軍，導致遼國朝野震驚！直接導致戰後遼國承天太后對內政進行大規模改革，試圖改善軍隊中異常尖銳的種族衝突。例如此後，遼軍有明文法律嚴禁欺壓漢軍官兵。但受歷史等諸多原因制約，遼軍中的種族矛盾始終沒有得到根治，事實上也不可能被根除。終遼國始終，漢軍始終是遼軍中地位最低下的。

有效統治政治上「一元兩制」

遼代統治的一大特點是官分南北、蕃漢分治，即「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這是契丹統治者出於加強統治的政治需要，根據不同時期面臨的不同情況，不斷調整統治政策的結果。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德忠告訴記者，遼代「因俗而治」的統治政策，在契丹族部落聯盟的末期就已經具備了雛形。如與契丹族「同族異類」的奚族在被耶律阿保機征服後，儘管被列為契丹部族之一，卻仍然沿襲奚族歷史上奚王的設置，由奚王府統領奚族部眾。

耶律阿保機時期，在契丹族游牧區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是漢族農民，他們或在契丹族與中原的戰爭中被俘獲而來，或因躲避河北地區的戰亂而主動投附契丹。深諳農業經濟實惠的耶律阿保機沒有讓漢族農民放棄他們賴以為生的農耕或手工製作長技，在天復二年，下令在潢河（今西拉木倫河）之南修築城池，安置所獲「生口（指俘虜）」。

隨著契丹在對外掠奪戰爭中所獲人口日益增多，尤其是漢族、渤海人口的大量增加，仍然以修築漢城的安置方式已經不行了，於是，遼開始以設置州縣的方式進行安置。

這些州縣有的是在漢唐曾經設治的地方設置的，而大多數則是在契丹內地「上京道」境內（轄境包括今天的內蒙古東部、蒙古國全境、俄羅斯西伯利亞南部）設置的。如臨潢府（上京道的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南）所屬的臨潢、潞縣是耶律阿保機為掠獲的幽、薊漢族人口設置的；長泰縣（今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八郎鄉）則是在耶律阿保機東征渤海時，攻克長平縣後遷其民於此而設置的；定霸、保和二縣雖是統和八年（990年）設置的，但這裡的漢族和渤海人口都是在耶律阿保機時期遷來的。

遼獲「燕雲十六州」後，為管理大量的漢民，遼太宗制定了「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統治辦法，在遼朝的中央統治機構中分別設置了北面官和南面官兩套系統。北面官主要是管理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事務，南面官主要是管理漢人、渤海人的事務。

北面官的最高機構是北樞密院，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

南面官的最高機構是南樞密院，以其牙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

北、南兩院雖然並列，實際上，主要的權力機構是北樞密院。

北面官制與南面官制的區別，主要在於北面部落以下和南面州、縣以下官屬的不同。至於南北兩班朝官，稱號固然有異，其職掌則多相同。

遼的南面官制大抵沿襲唐制，後來又兼采宋制而略有變通。中央亦有三省、六部、台、寺、院、監、諸衛、東宮之官。只是中書省初名政事省，中書令為政事令，中書舍人為政事舍人。

此外，特設漢人行宮都部署院及十二宮南面行宮都部署司，是漢人參加契丹本部組織的機構。地方官也仿唐宋之制，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統軍、招討等使，以及刺史、縣令等官。因為是雜采幾朝的制度，所以官號不免有些紊亂。

南面官不全是漢人，契丹人做南面官的也不少，並且也穿戴漢人衣冠。

遼國選派契丹大臣分任南京留守和西京留守，對當地的漢官起監督作用。南京留守通常由皇弟或皇叔充任，鎮撫幽燕二州，雖以「備宋」為名，實亦寓有預防漢官不測之意。可見，南北兩套官制是通過一定環節聯結起來，統一到中央。

此外，遼還酌情採用了渤海的舊制。例如，渤海設中台省，遼也設中台省；渤海分建五京，遼也分建五京。

對於遼的這一套雙軌制的或二元化的統治機構，遼寧社會科學院遼金史研究室主任鄭毅認為，這與遼所處的自然環境有關，隨著遼統治的領土越來越大，遼政權徹底漢化，接著走拓跋北魏的道路已成為不可能。遼統治者不得不更加重視對草原游牧民族的控制和管理。這樣，在遼內部，草原地區和農耕地區大體保持平衡。這一重要的治國政策，是保證遼朝200多年統治的重要原因。

這樣，在遼內部就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權與地方「因俗而治」共存的「一元兩制」的政治體制，不但實現了遼皇帝集權政治的現實需要，又順應了遼境內各族人民的傳統習俗和政治要求，改變了以往北方游牧民族進入中原後，不是迅速漢化，就是因為無法適應農耕文化而被迫退出的窘境。

在中國歷史上，遼的統治者首次實現了中原農耕地區與草原游牧地區的高度融合。

追求進步文化上「學唐比宋」

遼代前期，契丹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態度，是利用多於接受，即為了有效地統治漢民而不得不宣揚儒學。

《舊五代史·契丹傳》中所載「阿保機善漢語」，但卻對人說：「我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在這一態度影響下，遼代境內儒學的傳播和教育的發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僅局限於燕雲漢民居住地區，不過這種情況到遼代中期就有了極大改變。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顧宏義告訴記者，遼聖宗於983年即位，隨即通過整治官吏，改革劣政，寬賦減稅，穩定了政局，基本消除了遼世宗、穆宗和景宗時期契丹貴族篡位叛亂不絕的局面。同時，在境內進行封建化改革，使其更為注重對漢文化的吸收。

1004年底，遼、宋間訂立了「澶淵之盟」，結束了遼、宋之間數十年的戰爭，使遼代社會經濟大為發展，加快了遼代封建化的進程。

在和平環境中，隨著遼、宋雙方外交使節往來和民間交往的增加，遼代朝野逐漸形成一種「學唐比宋（學習唐朝、比美宋朝）」的風氣。學唐的目的在於比宋、超宋，為達此目的，就必須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學習中原文化思想等，如遼聖宗曾「詔漢兒公事皆須體問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舉止」，以促進契丹社會向更高階段發展。其結果是契丹社會在進行封建化的同時，全面接受漢文化，並在契丹社會上形成尚文崇儒的一代風尚。

遼在統和年間，頒行《五經》，興建學校，開設貢舉，選舉官吏。由此進入儒學廣為傳播、學校教育制度全面建立的發展時期。遼國在南京之外，上京、中京、東京和西京也都設立了國子學，設博士、助教等教職，成為諸道之最高學府，各地州縣也大多設有學校。

遼採用以儒學思想為內容的科舉考試來選舉官吏的方法，「初每年放進士，但名額不過二三人」。「澶淵之盟」後，雙方使節來往增多，遼為避免在外交活動中鄙陋無文，擴大了科舉範圍，使進士及第人數激增，至每年數十人，多者達百餘人。

遼聖宗以後，尤其到遼道宗、天祚帝時，遼廷中的漢人重要官僚，如南樞密院、中書省的長官及其屬員，大都為進士出身。

始於遼聖宗的「學唐比宋」，大大促進了契丹各民族的融合，縮小了北方邊遠地區與中原地區的文化差距。

契丹人逐漸以中華正統自居，遼聖宗曾作《傳國寶》詩云：「一時制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鹿，此寶歸北方。」遼道宗更認為「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

為了統治，遼實行了「一元兩制」，被稱為最早的「一國兩制」；為了穩定，遼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 1000多年前，懂得如此治理國家，確實是個智慧的民族。有人把這歸結於「契丹的女人聰明」:你看，那個蕭太后多厲害。可是，遼代的強盛與蕭太后有關係嗎？請繼續關注「找尋遼河流域那個消失的民族」。

來源：遼寧日報

對窮苦百姓來講，僅僅是每天痛罵的人從宋趙變成耶律遼。

哈哈！內蒙古的人現在日子很好過，老早就不鳥什麼狗屁蒙古國咯！

統治階級還是地主階層和貴族，政權形勢並沒有發生變化，底層農民依舊享受各種形式的盤剝。畢竟漢族的政治制度還是很先進的么，比如遼代就出現了爭奪文化正統的口水戰。

遺民洗盡胡塵淚，南望王師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