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的東海

燃燒的東海：中日爭雄與無產大眾

　　2005年的中日對峙已公開化。這一年的二月，美日共同聲明反對北京武力佔台[1]；同月，東京要求中國停建東海「春曉」氣田。同年四月，北京點明「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突出」[2]致使中日關係僵硬。同月，部分中國城市爆發愛國市民遊行，並被某些崇毛輿論譽為「新反帝運動」[3]。同年七月，北京聲稱「軍隊要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4]；同月，東京授權日資「帝國石油」東海試采。同年九月，「春曉」臨近投產；同月，中日就東海劃界繼續談判。

　　東海上空的殺氣，源於中日能源保障的利益矛盾。原料供給的空前吃緊，壓得中資智囊們狂吠「為了中國的經濟利益，必須和日本對抗。中國和日本本質上說是要爭資源的」（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左大培）[5]，近海開發是染指世界寶藏的必經之路。鑒於東海礦藏「足以使日本從天然資源貧乏國搖身一變為『天然資源大國』」[6]（原日本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非經重挫日資不會主動出局。就自身來講，東海只算中日（從伊朗到非洲）石油戰爭的一環；「春曉」鑽井平台承受的政治-軍事壓力，僅是兩個巨人全局較量的縮影。

　　東京的對華經濟滲透，令北京漸感恐慌。21世紀初「日本已成為中國第三大外資來源地，也是中國引進技術的主要來源地」[7]，且日資握有主動權：「中日產業形成明顯的日本居上游，中國處末端的結構」[8]。挾老牌帝國主義的綜合優勢，日資——不僅日資——大口蠶食中國的民族工業；在華外資的行業與市場壟斷已有潛力「直接瓦解中國的經濟安全」[9]（全國工商聯併購公會會長王巍），令中資痛叫「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中國企業擅長的行業和產業並不多」[10]（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

　　北京擴展海權的努力，飽受東京牽制。「中國的崛起，必須通過海洋，必須要走出去」[11]，執政集團如是說；但「美、日形成的聯盟將中國死死控制在內海」[12]且以台灣為把門惡犬，破門而出已成大陸統治者的當務之急。台灣的事實「獨立」，也讓中資坐卧不寧——「台灣問題已不是一個政權問題，而是台灣獨立是否會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解體」[13]（清華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日本與台獨的深厚淵源[14]，使北京的參謀班子斷定「實現中國在（東海）釣魚島的主權，是打斷台日鐵盟聯繫的關鍵」[15]（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張文木）。

　　東京的封堵叫陣，為北京「凝聚民氣」豎起不錯的箭靶。長期以來，中國重建主流意識形態的擱置，引起有產學界的不安。謀臣們一再獻策「假設有敵人，才能優先發展國防，才能恢複信仰，激發愛國主義精神」[16]（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所以「未來戰略應設『假想敵』，那就是台獨勢力與日本右翼」[17]。上層亦漸開竅：「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弘揚愛國主義、凝聚民族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強大動力」[18]，著手摸清門路。藉助2005年規模空前的抗戰紀念，官方不失時機營造「東倭」的寇讎形象，初有小成。

　　當「新民國」尚未完整問世，資產階級思想家何新便看到「中國附近卻已存在一個經濟上極其強大的日本，並且它的這種力量早已滲透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泛東方地區。因此，日本必定是中國在未來一個潛在的最重要對手」[19]。十五年後，中日爭雄已攪得東亞天翻地覆。戰前的日本曾以舉國之力「發動一場國家（軍事）運動去奪取亞洲和亞洲以外的市場」[20]（1933年3月英國商務大臣沃?朗西曼報告），它失敗了；21世紀初的亞洲延續著列強攻掠戰，踉蹌挨揍難得還手的「老民國」卻已讓急劇膨脹的獨立玩家——「新民國」所取代。它與以往中原王朝的根本差異，來自資本擴張的利益動機。

中日鋼鐵業之爭：中資演變的縮影

　　九十年代，北京的一個侵蝕對象是東南亞。幾番風雨後，當地工業「對中國的依存程度，已明顯高於對美日的依存程度」[21]。「但這還遠遠不夠」[22]，擴張戰略的決策者們焦躁地說。「不夠」的深層障礙，在於中資的核心實力仍不很強。2004年中國企業五百強的資產規模僅為世界五百強的5.61%；從結構上看，國內大型資本首先集中於國家壟斷（資源、市政服務）、冶金與家電業[23]，機械製造業薄弱得連腳步聲也聽不清。大轟大嗡的海外併購，無非佔了幾處邊邊角角：「我們遠遠沒有達到質的輸出」[24]（王巍）。

　　以鋼鐵業為例：近九年中國鋼產量連續保持世界首位，2004-05年間達到兩位數增長；但日本仍是對華高附加值鋼材的頭號供應商，且擁有礦石的國際標價權，壓得中資直翻白眼兒。外敵如虎在側，華商們仍忙於大魚吞小蝦：民間資金的流入活躍而分散[25]，「使中國鋼鐵業很難形成統一的認識，用同一個聲音說話」[26]（中國冶金礦業企業協會會長鄒濤）；從結盟（寶鋼與馬鋼）到重組（鞍鋼與本鋼），最壯碩的業內巨頭走向聯手。對異域原料的高度依賴，使得「即使中國從日本手裡奪得亞洲鐵礦定價的主導權，也只是相對意義的主導權利」[27]（中國冶金規劃研究院副院長李新創）；只有「使境外開礦在進口礦中所佔比重增加到50%，才能擺脫仰人鼻息的處境」[28]。

　　上述結論，便是一眾鋼鐵大王的行動指南。老總們擠在人堆里惡罵鬼子不義——「日本方面可能會通過抬高鐵礦石的市價壓制中國」[29]（韶關鋼鐵集團副總經理葛弘模），同時坐視東洋人的提價砸垮身板單薄的「漢家手足」。內鬥的勝出者匆匆上路「爭奪中國市場，還別提到國外市場去爭奪，首先是中國國內自己的市場」[30]（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會長吳溪淳），打響本土保衛戰。華商過洋買礦的交易也在加速，手筆驚人[31]。

　　不消說，鋼鐵業的演變趨勢與資產階級的總體努力頗為一致。在華洋行的兼并獨佔擠了本土店東的生意，急待炮轟——「跨國公司有兩個害處，總結起來就是，一：挖了我們市場，二：搶了我們就業和投資機會」[32]（左大培）；挖搶別國市場資源卻有天大益處，得放膽去干——「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完成全球業務架構」[33]（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並已升華為「促進我國跨國公司的發展。積极參与和推動區域經濟合作」[34]的最高國家意志。

　　埋頭經營二十多年後，民間商界與國家資本的政經抱負噴泉似地急迸而出。他們要做大金融資本——「現在國內民營經濟有一種衝動，希望能夠進入金融界」[35]（中國資本市場研究會主席劉鴻儒）；他們要鑄造核心產業——「我們不可能做單純依附型的經濟戰略選擇，我們需要一個完整、穩定的經濟體」[36]（建龍鋼鐵公司董事長張志祥）；他們要把世界踩在腳下——「中國不能沒有世界名牌，這不是爭論的問題，而是必須的問題」（海爾集團CEO張瑞敏）[37]。一班愛國小諸葛舉著喇叭提醒主子「僅靠本國的資源肯定不足支撐中國未來的持續發展，我們要有分享世界資源的權利」[38]（張文木）；緩緩頷首的國家機器以笨重鐵爪敲擊桌面：「人類的大洋，南極和北極，都有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39]。這是奇妙恐怖的一刻：新民國的官學資三伙強盜——帶點狐疑與假笑——擁在一起，發誓用戰車、銀票與愛國文化構起中華有產貴族的帝國堡壘。

　　資本主義的全部實踐史告訴我們，商隊與遠征軍是有產者的兩隻手。外部資源（無論石油或礦石）的大面積輸入，使新民國的境外干預變得緊迫——「我們鑽探石油，比如這個地區鑽探，就必須有軍事力量在那裡保護」[40]；與遍布全球的中資機構相比，北京「保護海外利益的方式與手段逐漸跟不上海外利益發展態勢的要求」[41]（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美洲室主任傅夢孜），常顯得手短腳軟。毫不奇怪，近十年海空武庫的超常擴充，與海權意識的蘇醒齊頭共進。

啊！海軍

　　早在老民國的黎明期，中華有產者曾感慨列強「爭太平洋之海權，即爭中國之門戶權」（孫文），而自己只有抱膀旁觀的份兒。九十年代初的復辟階段，撈錢至上的軍政集團對國際資本以撫為主，東海糾葛也不例外——北京曾長期主張「可以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釣魚島）。共同開發的無非是哪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42]（層峰）。官僚短期行為的鬧劇尚未徹底退場，強國時代曲已吹打登台；將軍們——活似當年的山縣有朋與伊東祐亨——躊躇滿志：「中國的國運向來是『向海而興，背海而衰』」[43]，所以「不僅要守疆衛土，也要關注包括海洋、太空領域」[44]。近十年中國軍事訂貨額增長十倍；造艦熱浪翻滾至今。

　　與百年前的柏林相仿，21世紀初的北京有分寸地提醒剝削勾當的夷狄前輩「讓別國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滿足於藍色天空的時代已過去了。我們也要求陽光下的地盤」[45]，包括自家海權。伸張海權意味著資本市場更誘人的紅利報表，國際爭雄的終極利益必須落實到工商寡頭的金庫。正如有產幫閑所說，「國家安全並不僅僅是一個軍事概念，而且是一個經濟概念」[46]（王小東）：原料的開採與輸送需要海權——除了火星四射的東海，「南海是中國重要的能源運輸線」[47]與潛在油氣開採場；遠洋漁業[48]與其它掠奪需要海權——「南極是一個無國籍的洲，它的資源開發我們也要積极參与進去」[49]；遠方投資重地（從蘇丹到印尼）的保護與拓展，需要對稱的越洋作戰能力。

　　隨著中日對峙的公開化，陸續有幕僚提醒高層「今天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有實力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而且政府有強大的民意支持」[50]（華中科大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彭代彥）。確實，九十年代的民間愛國情緒——確切說是較外露的那部分——日益帶有「反日」標籤；2005年的春季遊行，即為類似情緒破土而出的一個徵兆。種種跡象表明，新民國統治者也在嘗試利用中日對立的契機，鍛造讓各階級普遍認可的國家意識形態。

中華資本的內外需求：再造主流文化

　　19-20世紀以來，列強的暴行與壓榨給中國民眾留下深刻的痛苦記憶（「世無平權只強權，話到興亡眥欲裂」）；日帝侵華帶來的——極端野蠻的——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使這種記憶百倍強化。復辟後，萌動的中華愛國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把「清算日本」當成民族團結的當然旗幟，首先於職員群體——有產文化的社會擴音器——得到共鳴傳播。

　　很長時間裡，北京確乎像自己辯稱的那樣「從未向群眾灌輸過排日、仇日情緒」[51]。新興有產者打劫分錢忙得腳底朝天，缺經驗也沒心思從事有效的大眾洗腦；國家壟斷與民間商界、外資與華資、大陸資本與港台財團的內訌與秘盟，使統治者外表森嚴內亂四起，顧不上主流政治文化的深遠布局。外資乘虛而入扶持輿論代理，終於激起本土資本喉舌（從崇毛自強派到自由派）的警惕。喉舌們指斥這股媚外勢力及連帶的華資派系「沾染了濃厚的買辦意識和洋奴思想，貶損自己的民族」[52]（林志波）；痛批部分親美文化人「踐踏中國本位歷史觀，蔑視中國正當的地緣安全考量和國家利益」[53]，給中華強權的崛起攪混水、下腳絆。

　　洋奴價值觀影響著本土老闆的收益進賬——「文化媚外，是對國貨、對民族工業的歧視」[54]（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房寧）。 「中國人大都是對外戰爭的懦夫和窩裡斗的英雄」[55]一類自輕自賤的輿論導向，打擊著民眾對遠征胡虜的追隨程度。民間的強硬聲音有助於官方「紅臉白臉」的外交進退——「非常需要些激情、甚至極端非理性的（民間）手段才能維護我們的合法國家利益」[56]（四川大學研究員龍興春），漢民族主義社團及憤激青年們卻一直缺乏官僚與資本的實質援手。面對產業工人的沉默大軍，心中打怵的執政者急需籠絡部分階層（首先是職員群體與中小生意），並猛然發覺「除了民族主義，我們還能用什麼來凝聚、整合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力量？」[57]（林志波）。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復辟後意識形態真空的終結時機趨於成熟。

　　終於有一天，遲鈍的衙門透過師爺表態「我們過去側重經濟發展，到了今天，不得不考慮道德重建的問題了」[58]（閻學通），即加固精神奴役。官員們雖滯氣十足，卻已試圖完善有產國家的思想牢籠：「文化安全是任何主權國家在其文化發展中都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59]（文化部長孫家正），而「文化安全就是以國家和社會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的安全」[60]（國防大學林東博士）。系列強化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的措施（發行愛國網遊[61]與祭孔）先後出台；中原先祖（秦軍、漢騎到大明水師）的文治武功，也成了精神補血的重要湯料：「及臨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略者，剿滅之」[62]（鄭和）。自強文人少不了一番假惺惺：「在中國，任何倡導侵略擴張的言論都不可能得到普遍響應，這是由中華文明的本質和中國的國民性所決定的」[63]（林治波），讓人想起另一撥殖民者的作嘔表演：「日本帝國的使命在於維持東洋的永久和平以貢獻於世界和平」[64]（板垣征四郎）。

　　話說回來，有產國家固然樂見炮灰們高歌「我願守土復開疆 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65]，卻仍對各類非政府活動放心不下。民族主義社團的大腦中樞與活動骨幹多屬中小有產者與上層白領[66]，類似階層（至少）強烈反感當局的腐惡專權；權力邊緣的私人大資本及自由派學界，早把職員們當作自己分權入閣的社會籌碼。許多民間愛國活動（從紀念盧溝橋事變、註冊保釣機構到漢服聚會[67]）受到壓制，也就不足為奇了。2005年春季愛國遊行前夕，某些國家主義者猛打預防針——「我不希望中國目前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被社會動亂所打破」[68]（王小東）；遊行過後，官方半怒半笑地訓誡年輕職員為主的遊行者「一定要相信黨和政府完全能夠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妥善處理對日關係」[69]，隨後高調發起持久的抗戰紀念。凡此種種，均反應了當局患得患失的心理：既想完成中外抗衡前的輿論鋪墊，又怕現有上層利益均衡被民眾倡議（無論何種性質）草率衝垮而不可收拾。

　　21世紀初的中華資本主義，好似百年前日本與沙俄的混合物：資本需求催生了邊緣擴張的實踐，並以凶暴的內部壓榨彌補對外競爭力的不足；民族產業的發展倚賴官僚機器的集權動員，但深受後者顢頇腐朽的拖累；身為市場會獵的遲到者，卻已邁入社會革命的歷史門檻。無產者何時擺脫有產暴政的螺絲釘與大頭兵宿命，取決於工人階級怎樣以獨立身份走上政治舞台。

工人鬥爭與中日爭雄

　　中國的復辟浩劫，堪與英國工業革命的許多社會慘狀相比，只是範圍擴大了數十倍。不久前，朝廷總算承認「部分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群眾對上學難、看病難、打官司難等問題反映比較強烈」[70]。與廟堂里的公文腔不同，眼尖嘴快的御用筆桿講話爽直得多——「目前亂不了，目前精英們靠槍還壓得住，如果上層精英間的衝突沒有底線，自己搞亂自己，外來矛盾就壓不住了」[71]（國家環保局環境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楊鵬）。越盼望做大格局，民間老闆們越怕跟錯隊伍永墜黑獄：「中國（私人）企業巨頭開始要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此時它們最擔心的是壟斷勢力與跨國公司的合謀」[72]（王巍）。類似猜忌充斥於所有的資本幫派。

　　與此同時，中日工運都不存在強有力的無產先鋒。在日本，主流左翼一門心思「實行維護國民生活、照顧中小企業利益的有規則的資本主義制度」[73]（日共政治局委員長志位和夫）；在中國，零散先進工人與進步青年遠談不上組織化與制訂明確綱領。作為蘇聯專斷官僚層改造駕御的一個共運分支，中共革命給大陸崇毛分子留下的主要精神遺產，是跨階級聯盟、篤信權謀、愛國意識（及連帶的超階級國家觀）與小資激進主義的暴力膜拜（「槍杆子里出政權」）。上述思想的現實應用，從大陸毛左的台灣同志身上可見一斑：「兩岸之間的統獨矛盾已成為優先於兩岸制度矛盾和島內階級矛盾而急須加以解決的『敵我矛盾』——即尚未完成的民族解放鬥爭」[74]（勞動黨中央委員汪立峽），亦即充當中華資本爭霸的「毛思想辯護士」。馬列道統與小資社會主義（以及法西斯色彩的國家合作主義）等思潮的真正交鋒，還在前頭。

　　儘管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仍極有限，自發的工人鬥爭卻未停滯。無論華資或外資企業，反剝削行動持續增長。2005年的4月到9月，東莞、深圳和大連的系列日資企業相繼爆發工潮，參與者達五萬人以上（日資在華僱工近一千萬[75]）；罷工以反低薪、要社保及工會權為目標，矛頭指向極度壓榨工人的「豐田生產模式」[76]。為了「做大做強」，中央企業正推動新一輪下崗潮。屹立東海能源戰前沿的中海油，數年來開掉四分之一（約一萬人）員工；造艦狂熱的同時，國家資本抱怨「（渤海重工一類軍工大廠）許多社會功能還沒完全轉讓出去，企業負擔不小」[77]（中國船舶行業協會會長王榮生）。階級對抗的真正戰鬥，也還在前頭。

　　中國是否在走向一場（或多場）軍事冒險？無產階級不必猜測歷史進程的每個細節（第一槍於何處打響：東海？南海？緬甸？伊朗？），但一個基本事實不容否定——中華資本主義早已腳踩大蕭條邊緣，只有戰爭能挽救繁榮。由於私人資本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借貸權，近幾年「投資主體發生了變化，主要以非國有投資主體為主」[78]（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王建），更削弱了國家機器的調控效果；當局自誇「我們一年建了一個英國的裝機容量」[79]，同時得替過剩的生產能力尋找出路。

　　中國是否在走向一場（或多場）軍事冒險？有產學界（從強硬派到所謂的「溫和立場」）翻著帳簿念念有詞：「不排除這種可能：台海軍事衝突擴大了中國的內需，從而加快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提升」[80]（閻學通），所以「局部軍事衝突並非與和平崛起不兼容。相反，如果處理得當，那將有助於中國和平崛起」[81]（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換句話說，鑄槍造炮承受失業的無產者，極可能還得扣上鋼盔替列強的地盤劃分上陣廝殺。北京的董事、部長、教授和將軍們謀劃著新「大東亞共榮圈」，中國工農的反剝削鬥爭尚未迎來高潮期；一切還在前頭。

2005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