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步制騎：南宋吳璘「疊陣法」探析
摘要：「疊（迭）陣」，是南宋川陝名將吳璘在長期的抗金鬥爭中，創製的一種新式戰法。本文立足史料，試從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角度，對西線宋軍發明、應用「疊陣」這一軍事實踐活動加以考察，探究其產生的歷史原因與思想淵源，通過對其具體戰術配置和實戰效用的分析，指出在宋金步騎對抗的戰場大環境下，「疊陣法」實乃吳璘對前代（尤以南北朝為最）「以車制騎」戰法的回歸與再創造。
關鍵詞：宋金戰爭 南宋 吳璘 疊陣 拒馬 車陣 以步制騎 步騎對抗
引入
南宋政權自其建立之日起，就承受著來自於北方金國的巨大軍事壓力。面對強勢攻擊的金軍騎兵集團，以步兵為主的宋朝軍隊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逐漸摸索出了許多「以步制騎」的新式戰法，而這其中又以川陝名將吳璘所創「疊陣」最具特色。前人先賢的論述中對「疊陣」雖多有提及，但少見專門對待。本文擬結合時代大背景，通過對「疊陣法」的專門探究與分析，希望得出一些有益的結論。
南宋初年的抗金戰爭中，形成了東、中、西三大戰場，其中西線戰場（即川陝戰區）主要是指是以秦隴為重心的關中西部地區，地理範圍大致在當時的陝西境內。
吳璘，乃南宋初保蜀名將吳玠之弟，與其兄同為高宗時期西線宋軍的核心人物。吳璘一生的軍事經歷可大致分為兩段，在紹興九年前，宋川陝戰區的負責人是吳玠，吳璘作為部將之一，長期追隨兄長出入行陣，參與了建炎末、紹興初保衛四川的歷次大戰，貢獻突出；吳玠去世之後，吳璘又代襲兄職，守蜀二十餘年，不僅屢次指揮擊退金兵入侵，還兩度主動率軍出擊，收復西北故土。而本文所要討論的「疊陣」，就誕生於紹興十一年，宋軍第一次反攻秦隴之前。
現存史料中，關於「疊陣」的直接記載，最早見於《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卷一四一紹興十一年八月癸巳，摘錄如下：
璘閱兵河池，以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鼓為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余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沖，不爾，無有能抗之者！」[1]
宋代史料中，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下》[2]也有記錄，除個別字詞有差異外，與《要錄》所記大略相同。相比之下，元代成書的《宋史·吳璘傳》[3]則少了「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沖，不爾，無有能抗之者！」兩句。但事實上，這兩句話，尤其是後一句，卻頗為關鍵，因為它直接點明了吳璘創立「疊陣」的動機與目的——在平原曠野間，剋制長於奔沖的金軍騎兵。
- 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考察角度
以吳璘為代表的西線宋軍發明「疊陣」的目的，是為了在平原曠野克制金軍騎兵，而這個戰術層面的目標，又是為反攻秦隴這個戰略目標服務的。
然而光有目標是不夠的，成功的軍事實踐活動，必然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所謂合規律性，是指人們在進行軍事活動時，總是受到一定條件的制約，總是受到各種規律的支配，必須遵循和服從這些規律，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客觀的戰爭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戰場形勢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目的與規律之間存在著矛盾與對立。吳璘所創「疊陣」，正是以他為代表的西線宋軍承認這一矛盾，遵循戰爭規律，試圖克服各種制約條件，以求達到戰爭目標的工具。
簡單說，如果可以把各種限制因素視為一些有待克服的「問題和困難」的話，那麼，「疊陣」的出現，就是西線宋軍針對這些「問題和困難」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既然要從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疊陣」這一歷史事物，那最好從當時宋金川陝戰場的實際出發，考察西線宋軍在當時都面臨著哪些「問題」，首先把這些問題澄清，才能更好的理解「疊陣」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
二、西線宋軍在反攻秦隴的軍事活動中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
（一）戰場條件的轉變：從山地到曠野
自建炎四年富平之戰後，金軍盡占陝西，只有靠南的階、成、岷、鳳、洮五州和鳳翔的和尚原及隴州的方山原兩個軍事據點尚在宋軍手中。此後幾年宋金的大規模戰事，主要集中在對蜀口的爭奪上。吳玠時代的和尚原、饒風關、仙人關三場大戰，都是川陝宋軍倚仗天險阻擊金軍的山地防禦戰，戰場均在秦嶺一線，
秦嶺北麓山地，峰高谷深路狹，氣候多變，交通線固定，這顯然對專以鐵騎制勝的金軍行動有極大限制。而宋軍則依靠地利，居高臨下以對抗金軍強攻。同時還發揮步兵在多山地區靈活機動的優勢，採取斷糧道，伏擊、截擊、夜戰、車輪戰等多樣的戰術，給予了金軍巨大殺傷。但到了紹興十一年，川陝宋軍決定反攻秦隴，戰場由秦嶺北推至秦州，地利就轉移到了金軍一方。
古秦州地區在今甘肅天水一帶，三國時期即為魏蜀相爭的重要戰場，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在談及諸葛亮出祁山的路線時，就曾如此評價天水的地貌：「天水南瀕籍水，籍水支流南溝河距離西漢水上源很近，期間雖有山丘起伏，但並非高峻難越。……雖說如此，已較秦嶺為平夷了。」[4]
秦州內部山河縱橫，東部和南部皆為山地，北部為黃土梁峁溝壑區，中部為渭河河谷，其中心地域主要是黃土高原丘陵與河谷地塹。秦州在三國時即產麥，北宋政權也曾在秦州地區大力開拓，招募弓箭手屯墾，既然有大片農耕區，那麼地貌就不會太過嵯峨。而且紹興三十二年宋金再戰秦州時，虞允文在《請勿輕棄德順退守蜀口疏》中也曾寫到：「自德順（宋之德順軍，金之德順州，轄境即今寧夏隆德、西吉二縣部分及甘肅靜寧縣地）至仙人關（今甘肅徽縣東南），皆平慢土坡，見盡耕種，而路皆方軌，虜兵可以長驅。……今兩界堠在秦州之皂郊平川中，無一水一阜可憑，有目者皆可見也。……」[5]
可知，相比險峻難登的秦嶺山地，秦州附近的地形明顯要平坦開闊得多，適合野戰。岳飛曾言：「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6]西線宋軍以步兵為主，善守不善攻，擅長山地作戰而拙於平原作戰。而反攻秦隴又要求宋軍必須離開自己熟悉的山地，在較為平衍的秦州與金軍騎兵爭鋒。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宋軍只能在改進自身戰術這個方向上尋求突破，而創立「疊陣」，正是其成果。
（二）與金軍的差距：裝備、人員
從建炎初到紹興十年，南宋對金取得的勝績中最可稱道者，止有和尚原、仙人關、順昌，郾城和潁昌五捷，而這五場大捷中有兩場都是吳氏兄弟率西線宋軍力戰所得。所以韓琦的孫子韓肖胄云：「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善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搖，攻戰之利，臣固知之。」[7]
西軍善戰，毋庸置疑，但韓肖胄所謂「女真等軍皆畏服」，卻未免有所誇大。因為金軍方面始終認為「嘗一敗於吳玠，以失地利而敗」， [8]即和尚原、仙人關兩戰，宋軍只是憑天險而勝，單純從軍隊戰鬥力上比較，並非真的強過女真軍。筆者認為這個評價是基本符合事實的，在紹興十一年反攻秦隴前，西線宋軍的戰鬥力，或說至少在野戰方面，比起金軍尚有差距。
不同軍隊間戰鬥力的比較，涉及人員、武器裝備以及人與武器裝備的結合程度，軍隊的戰略戰術，部隊的編製體制，後勤保障與科學管理等諸多內容，是一套十分複雜的評價體系。但受文章篇幅與筆者水平所限，這裡只能就宋金雙方的人員與武器裝備以及人與武器裝備的結合程度這三方面，做一簡單說明。
關於兩軍的差異，長期同金軍作戰的吳璘本人就曾有一番比較，即：「虜有四長，我有四短，……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9]金軍四長中，「堅忍」當是指人員素質方面，「重甲」是指裝備而言，而「騎兵」和「弓矢」則是人員與裝備要素兼而有之。
裝備上，金兵常用的甲胄有兩種，一是「甲止半身，護膝微存，馬甲亦甚輕」 [10]的較為輕便的鎧甲；一是「重鎧全裝」[11]，防護能力很強的鱗狀重甲，特點是「兜鍪極堅，止露兩目，槍箭所不能入」、[12] 「厚鎧、氈衫、鐵面」 [13]、金軍的「重甲」之長，當是指後者。但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南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遠比剛入主中原的金朝為高，所產甲仗器械，無論數量和質量都大大勝過金軍，尤其是弓弩之強，宋軍比起金軍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故吳璘所謂金人「弓矢」之長，應是就射擊精度與射擊速度而言的，更偏重於人與武器結合的範疇。
事實上，在裝備方面，金軍真正具有決定意義的優勢，是在於手中掌握了大量馬匹。「金兵利於騎戰，舍馬則無所施其能。」[14]騎兵在冷兵器時代的價值無需多言，而騎兵最重要的裝備就是戰馬。金立國之初，就從遼朝繼承了幾處群牧司，又從對遼、宋、蒙古的戰爭中掠奪了大量馬匹。如天輔六年，金軍攻陷遼朔、應等州，一次就「擄去群牧良馬三萬匹」。[15]
充足的馬匹供應，是建立強大騎兵的基礎，相形之下，宋軍的騎兵卻十分可憐。北宋就已嚴重缺馬，而南宋丟失陝西後，「使川陝馬綱不通」[16]，「馬極難得」[17]，缺馬的情況更甚。紹興十二年時，整個西線宋軍「馬之籍萬三千」，而吳璘所部五萬人，僅有馬「七千而弱」， [18]實在算不得多。
軍事人員的素質，主要體現在戰鬥技藝、作戰意志以及組織紀律性等幾方面，而這些又受訓練水平、軍法執行、社會風氣等要素的影響。
終金一朝，其軍隊始終包含多民族成分，但如張棣所說：「虜人用兵專尚騎，間有步者，乃差簽漢兒，悉非真虜人。取勝全不責於步，惟運薪水，掘濠塹，張虛勢，搬糧草而已。」[19]所以我們這裡討論的主要是金初軍隊賴以制勝的骨幹力量，即女真族騎兵。
女真為北方漁獵民族，日常經濟生活與戰爭結合緊密，使女真族人無須經過太多訓練，就能普遍精於騎射、搏擊等戰鬥技能，無須太多訓練，就是合格的士兵。東北寒冷艱苦的環境，鍛煉了女真人堅韌的品質，「其人則耐寒忍飢，不憚辛苦，食生物，勇悍不畏死」，[20]能夠忍受嚴酷的戰場環境和低劣的後勤供應。而北方民族賤老貴壯、以殺掠為榮的觀念，又激勵了女真士兵的戰鬥慾望，「止知殺敵，不知畏死，戰勝則財物、子女、玉帛盡均分之，其所以每戰輒勝也。」[21]
而苛酷的軍法，保證了高度的組織紀律性。金人有所謂「同命隊」法，「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人長戰死，什長皆斬。」[22]吳璘也曾說：「虜軍政尚嚴，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隊誅之者。」[23]紀律嚴明，軍士作戰才會用命。
以上幾點，造就了女真軍隊「堅忍「的戰鬥作風。吳璘所在的南宋川陝屯駐大軍，其前身即北宋的陝西六路軍兵，曾先後與西夏、女真軍隊交戰，他曾有一番論述，比較了西夏與金人作戰風格的不同：「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女真兵在甲胄和兵器負載很重的狀況下，能做到敗而不亂，屢敗屢戰，持續作戰，這相較於同時代的其他軍隊，是很大的一個優點。[24]
北宋中後期與西夏連年征戰，陝西宋軍由於實戰經驗豐富，訓練比較系統，一直是政府依賴的主要部隊。南宋的川陝駐軍，最初就是富平之敗後南移的陝西軍殘部，人員的補充也主要依靠遷徙來的關陝流民。宋時陝西民風「以鞍馬、射獵為事，其人勁悍而質木。」[25]單以兵源論，陝西兵已算優秀，但即便如此，吳璘還是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川陝宋軍的不足，即：「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26]。這是個很重大的缺陷，因為「堅耐」與否，是軍隊作戰意志和組織紀律性的重要體現。
陝西軍整體水平的下滑，始於北宋末期。徽宗時拓邊西北、平定方臘、北征幽燕，以及後來的勤王和救太原等幾次大戰，西軍都作為主力出征。統治階級的胡亂使用，讓西軍損失了大批精兵銳將，以致靖康元年所招新軍，已「多是市井烏合，不堪臨敵」。 [27]
而建炎四年的富平之敗，使西北宋軍更遭毀滅性打擊，軍心士氣跌至谷底。紹興之後，川陝宋軍在吳玠等人的經營下，狀態有所回升，但仍不盡如人意。如紹興三年饒風關失守，即吳玠軍中一名小校叛變所致。而即便到了紹興十一年，川陝宋軍決定反攻秦隴的前夕，宋軍普通士兵的作戰意志仍無法讓人放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該年七月（反攻秦隴在九月間），金軍再犯和尚原，楊從儀率千人守御，宋兵見「敵眾益盛」，便「士有懼色」，楊從儀厲聲喝令：「當各奮壯心，以氣吞之。聞鼓畢入，敢後者，斬[28]！」如此連鼓勵帶恐嚇，才穩定部隊，打退了敵人進攻。
除此以外，當時川陝宋軍中尚有許多收編於一年前的原陝西偽軍，這部分軍隊曾在由渭河以北撤回蜀口的作戰中，發生過尚未接戰就望風驚潰的事件，戰鬥能力也難以讓人放心。
川陝宋軍既然打算反攻秦隴，就必然要在野戰中面對金軍優勢騎兵。而裝備和人員素質上的缺陷，短期內又無法完全克服。想要取勝，就只能依靠戰略戰術的調整。「疊陣」，正是宋軍基於敵我兩方面的優劣，「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在戰術上提出的一套解決方案。
三、作為解決方案而出現的「疊陣」
（一）有關「疊陣」的史料
在筆者目前可翻查的史料範圍內，直接寫明「疊陣」的記錄，只有前文所引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宋史》三處。但區區二百餘字，若以此為依據研究一個戰術層面的事物，未免太過簡陋。
據傳吳璘自著兵法兩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很可能包含有「疊陣」的更多細節。但遺憾的是該兵書已散佚，只在《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中還保留有片斷：
大略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敵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力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制其騎，以分隊分陣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兵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克近，以強制弱。[29]
前文所引「虜有四長，我有四短」一句即摘自此。一段《兵要》概略，幾乎可以看作是吳璘戰術思想的大總結，但僅有這些基本作戰原則還是不夠的，如果想研究「疊陣」，必須得到更具體詳細的資料。
《要錄》一百九十六卷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子條，還有一段關於吳璘「布陣」的記錄，其中「為陣」一節，與《宋史·吳璘傳》中有關「疊陣」的描述幾乎如出一轍，不得不引起主意：
時四川宣撫使吳璘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於起（向起）等：
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分，勿殿後，勿踐毀民舍，勿掠民財。
逢敵欲戰必成列。為陣，甲兵、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所至可穿敵陣，即前軍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命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檜串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缺。其有以偽地兵為女真、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陣之式，以步軍為陣，必為左右翅翼，馬軍為左右肋，拒馬環於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敵陣統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 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為多寡，陣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為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槍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輿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為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隊兵乘騎二百四十有八），右肋亦如之。[30]
這段文字的歷史背景，是金海陵王於紹興三十一年南侵，吳璘率四川宋軍大舉反攻陝西時，向前線部隊做出的戰術指導。而當時宋金作戰的主要戰場，就在秦州以北不遠的德順。
兩場大戰雖相隔二十餘年，但既是相同的戰爭對手，相同的戰場條件，又是相同的指揮官，那麼宋軍使用和二十年前相同的戰術，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綜合以上幾點，基本可以肯定，這裡的「布陣法」，應該就是吳璘在紹興十一年所創「疊陣」。
這段記錄的價值在於，其結尾處「布陣之式」一段，與《宋史·吳璘傳》中「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 [31]一句頗合，而它描述的卻更加詳細而具體，隊列的布置和兵器的配備都寫的很清楚，連指揮官與士兵的人數都精確到了個位，是難能可貴的資料。
此外，在元末明初學者陶宗儀編纂的《說郛》卷30《蜀道征討比事》[32]中，也有一段與《要錄》類似的記載，且在「即前軍俱發」後，多了「敵兵距陣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一句。此句話很關鍵，因為《要錄》的「布陣之法」中提到了「槍手」、「神臂弓」、「平射弓」三個編製，但之前的「為陣」一節，卻只提到了「甲兵」、「神臂弓兵」這兩個編製的戰術動作，單單沒有「平射弓」。而《說郛》中這句關於「平射弓」的記錄，講明了陣內拋射武器的運用次序，補齊了《要錄》所缺。
（二）疊陣的的戰術配置
以上列舉的幾方面資料拼合在一起，「疊陣」的面目就漸漸清晰起來了。
「疊陣」的「陣」，在冷兵器時代，主要指在戰鬥中對軍隊各部分（包括人員與裝備）隊列的安排與變化；而「疊」就是對這種安排與變化特點的描述。至於後人所謂的「陣法」，則是對這種安排與變化的規範化與制度化。
總結上文所引史料，簡而言之，「疊陣」就是以兵器攻擊距離的遠近，來決定各兵種在隊列中的先後位置，將拒馬、長槍、弓弩成梯次排布，依靠防禦工事，以求在有效保護自己的前提下，發揮不同軍械和兵種的威力，最大功效的地殺傷敵人的一種陣法。
戰場布陣，要受地形和軍情等各方面的聯繫和制約。而吳璘當時所面對的問題，主要可以歸納為三點：秦州曠野間，金軍靈活機動但宋軍行動遲緩；金軍擅長奔突而宋軍拙於野戰；金軍堅韌持久而宋軍易於動搖。下面我們就從幾處關鍵要素出發，對「疊陣」中各種戰術布置進行逐個剖析，來考察它是如何解決上述三對矛盾的。
1、隊列
宋人謂：「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 [33]
布陣首先要結隊。結隊是軍隊組織與紀律的體現，是指揮官將作戰意圖貫徹全軍的前提，結隊才能成陣，陣成才有戰鬥力。所以吳璘才會說：「逢敵欲戰必成列。」
「疊陣」的「成列」之法，「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甲兵、弓弩手並坐。」簡單說，就是按照槍手在前，弓手居中，弩（神臂弓即弩）手居後的順序，各自結隊，依次編排，兩側再輔以騎兵為掩護。
有意思的是，在詳敘吳璘生平的《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的碑文中，並無「疊陣」一詞，而是將其稱之為「三陣」，[34]可能就是取該陣主要由槍、弓、弩三者結合而成的意思。而且從字形上，「三」字為三條平行的橫線，這與槍、弓、弩三者呈前後成梯次結隊的布置也很類似。
事實上，由槍、弓、弩組合而成的步兵陣形，古已有之。只是這條總原則雖然一直無太大變化，但其具體實施的過程，在各歷史時期卻有很大不同。如唐代的步列隊次序，是先弩手、次弓手、次槍刀手，弓弩攻擊結束後，隊列前排的弓弩手要拿起隨身攜帶的短兵器，參與肉搏。但到了宋代，由於募兵制的發展，士兵的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兵種間的分工也越來越細緻強化，這種情況慢慢發生了改變，北宋兵書《武經總要》的「步兵習四變圖」中，就出現了槍刀肉搏兵器在前，弓弩等遠距離拋射兵器靠後的隊列編排次序，以其「四變」中的「第三變」為例：
一鼓，直槍刀。二鼓，槍刀皆坐，弓弩者立，侯擊木，弓弩各箭三發。鼓聲作，少進。又三發箭訖，侯鼓聲前行，曳槍刀而趨，弓弩從之，至界旗止。聞鼓，直槍刀;又鼓，皆坐，弓弩者立，箭三發。訖，聞鼓復立，垂槍首，聞金而退至舊處止。一鼓直槍刀，二鼓坐解族，三鼓復直槍刀，四鼓旗槍如舊，鼓聲止。[35]
這其實就是在模擬實戰中的情況。敵人尚遠時，槍刀手坐地，為弓弩手讓出視界，由弓弩手輸出攻擊；敵人接近時，槍刀手起立迎戰，與敵白刃肉搏，保護身後的拋射兵種。
這種安排與 「疊陣」已經很類似了。但不同之處在於，北宋時期的步兵隊列布置，講究的是「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人間容人。出入來往，不鬥馳逐，以長參短，以短參長」， [36]槍手與弩手編排繁冗，隊列變化也較複雜。而南宋軍隊則根據實戰要求，做出了大規模的簡化，多採用五六十人為一隊的大編製「純隊」，一隊槍則純槍，弩則純弩，然後把相同兵種的幾隊集合在一起結成純槍或純弩的小陣，諸小陣之間，再按照肉搏兵種在前，拋射兵種在後的順序排布。
吳璘之子吳挺云：「隴蜀向來軍陣多用純隊。」彭杲也云：「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為純隊，五十六人為隊。」[37]《要錄》中關於吳璘布陣人數的記錄，步兵主陣有「甲軍槍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左右兩翅翼各有「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從兵器編製的人員數量來看，應該也是若干純隊集合起來後，再依長槍在前，弓弩在後的次序組織的陣型。
之所以做如此安排，主要是為了讓弓弩手可以集中力量，發揮最大的作用給敵以殺傷。正如虞允文所說：「蓋虜之所長者鐵騎，官軍之所不敵；中國之所長者勁弩，虜兵之所甚畏也。」[38]與落後的北方少數民族相比，弓弩製作水平的高超，始終是漢族作為農耕民族在技術優勢上的集中體現，在面對遼、西夏、金、蒙騎兵時，以步兵為主的宋朝軍隊對弓弩一直十分依賴。但弓的使用，需要很強的力量和技巧，非長年累月苦練不能熟習；神臂弓一類的機械弩，又要求士兵有很高的操控技能，聰明有力者方能為之。一方面，弓弩操作水平成為了訓練考核軍士武技的最重要標準，要求不斷提高，而另一方面，士兵的時間與精力又是有限的。在二者無法平衡的情況下，宋軍內逐漸形成了弓弩手專習弓弩，槍刀手只練槍刀的傳統。士兵訓練更專業化，有利於在戰場上最大程度發揮武器威力，但如此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專練弓弩的士兵，往往會不習近戰，且「臨敵不過三發四發」， [39]弓弩發射不了幾次，敵人就已殺至眼下，故脆弱的弓弩手之前，必須要有專於白刃近戰的槍刀兵保護。
而吳璘對於隊列的排布，是基於武器攻擊範圍為考量的。神臂弓排在隊列最後，是因其射程最遠，可達「二百四十步」。 [40]此後韓世忠又加以改進，製成「克敵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41]可以貫穿重甲，「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 [42]
但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所謂「二百四十多步」、「 三百六十步」應是神臂弓（克敵弓）的極限射程，而非實戰射程。因為無論是北宋熙寧年間，還是南宋建炎年間，神臂弓手的日常訓練，始終是「射親（射親，指射箭的準確性）去垛百二十步。」[43]而 「疊陣」中的神臂弓，《要錄》紹興十一年的記載是「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要錄》紹興三十二年則「視敵兵距陣約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所至可穿敵陣，即全軍俱發」，「百二十步」正大約是其二者中值。
古代手工製造的產品，質量控制水平低，不可能每把弓都能射出二百四十餘步這種極限距離。況且目標太遠了也不易射中，白白浪費體力和箭支。百二十步應該是神臂弓在實戰中比較常用和有效的射程。
而所謂最強弓或者平射弓的使用，與神臂弓同理，只是其有效射程（只有七十步或百步）不如神臂弓，才被放在神臂弓之後發射。這樣一來，射程有差別的拋射兵器在敵人接近的過程中輪番射擊，火力成波次持續輸出，可以最大限度殺傷敵軍。
反觀金人，因多為騎兵，而騎弓多偏軟，其射程和穿透能力皆不如步弓。金人常用的弓「力止七斗」， [44]只相當於南宋的第三等弓箭手，射程上是遠遠不及的。所以戰場上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宋軍還遠在金軍弓箭射程之外時，金軍就已經進入宋軍箭雨覆蓋範圍之內了。
總的來說，騎弓射程不如步弓，而金弓質量又不如宋弓。正是擁有這種優勢，吳璘才會說：「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45]
川陝宋軍向來擅長用弓弩，從吳玠時代就已如此。如和尚原之戰時，「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46]。再如饒風關之戰時，「玠軍弓弩亂髮，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 [47]吳璘繼承傳統，而且把弓弩的應用從要塞防禦擴展到了野戰之中，弓弩兵的編製佔據部隊總人數的一半以上。而且較之紹興十一年的「疊陣」，紹興三十二年再戰秦隴時，吳璘還對陣型上做出了很大改進，在主陣的兩翅翼位置上，增加了兩個純弓弩編製的小陣作為掩護，形成交叉火力，更增強了攻擊輸出。
但我們應該看到，這種長槍在前，弓弩在後的隊列布置，是南宋在對金作戰時的一種常態，吳璘用之，並無太多新意。
事實上，「疊陣」真正的的創新之處，是它對於拒馬的使用。
2.拒馬
拒馬是一種可移動的障礙器材，設於要害處，以阻止和遲滯敵人軍馬的行動，也稱拒馬槍。「疊陣」是一種野戰陣法，所用拒馬應易於攜帶和搬動，而「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的組織方式，也與《武經總要》中所載「拒馬槍」的形制頗合，「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貫。首皆有刃，植地輒立。貫處以鐵為索，更相勾聯。」[48]
宋陝西軍對拒馬一直十分重視。北宋康定年間，通判鎮戎軍的郭諮就曾「獻拒馬槍陣法」[49]，南宋初，同樣出身陝西的劉錡在順昌之戰中也善用拒馬，大敗金軍。而吳璘「疊陣」中的拒馬，除了作為最基本的防禦設施外，最大的功用，是「鎖陣」。
「防禦」較好理解，因為拒馬本身就是一種遲滯、阻截騎兵行動的工事設施，即「或布陣立營，據險塞空，皆宜設之。所以御賊突騎，使不得騁……」[50]拒馬放置在陣前，敵騎衝擊而來時，長槍兵以密集隊形，憑拒馬攢刺敵軍，從而獲得良好的交換比。
而拒馬「鎖陣」的功能，就相對不那麼常見。吳璘的「布陣之式」中，有一段關於拒馬位置的描述，「以步軍為陣，必為左右翅翼，馬軍為左右肋，拒馬環於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環」在這裡應是作「環繞，圍繞」的意思，「環於左右肋之內」，就是把拒馬環繞放置在左右騎兵（左右肋）和主陣步兵之間，再加上陣前放置的拒馬，那麼整個步兵主陣基本就被拒馬圍起來了，是個全包圍，或至少是大半包圍的結構。
拒馬本是用來限制敵人機動的，但吳璘以拒馬鎖陣，就意味著陣內士兵也喪失了行動能力。所以「疊陣」在用於實戰前，就有宋將提出了質疑，說「吾軍其殲於此乎？」認為己方喪失行動能力後，會遭到敵人的全殲。
而當時吳璘給出的回答則是：「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余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沖，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這裡出現了兩個關鍵詞，一是「束武令」，一是「車戰」。
吳璘口中的「束武令」，所指應是古代兵書《尉繚子》中的「束伍令第十六」，是關於戰場法紀與賞罰標準的原則。以「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51]一句為例，在戰鬥中，一伍傷亡與斬獲相當，功罪相抵；有斬獲而無傷亡，賞；有傷亡而無斬獲，全伍處死並滅其全家。《尉繚子》是《武經七書》中的一部，作為宋朝官方頒行的兵法叢書，吳璘應該看過。這種軍法相當殘酷，再聯想到同樣苛酷的金軍軍法，吳璘的用意就很明顯了。
「戰士心定則持滿」，「持滿」的意思是「拉滿弓弦」，宋軍主要依靠遠程拋射兵器殺傷敵軍，弓弩手在戰時是否能「持滿」，直接關係到殺敵效果。然而南宋士兵不如女真人堅忍，組織紀律性相對薄弱，如果戰事稍有不利，隊伍很容易發生動搖和潰逃，軍心顯然是不定的。想要改變這種狀況，除了平時加強訓練和思想教育外，就只能在戰陣的布置上想辦法。
平地野戰，步兵的機動性本身就不如騎兵，且越是機動靈活的戰法，對士兵組織紀律性的要求就越高。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徹底放棄機動，以靜制動。吳璘用拒馬鎖陣，完全限制住士兵的行動，士兵們知道自己退無可退，就只能奮力殺敵，堅持到最後，虞允文也曾評價這種做法能「使兵不能潰去」[52]，在客觀上起到了古軍法中「束武令」的效果。
「束武令」之後，再分析「車戰」。
一說起「車戰」，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先秦時的車戰，即以戰車作為軍隊主力，輔之以步卒，兩軍在曠野間互相衝鋒較勁的戰爭。但這種作戰方式，顯然與步騎對抗為主的宋金戰爭沒有太多交集。吳璘所謂「得車戰余意」，所指應當是盛行於南北朝時期的「車陣」。
南北朝時期，北方政權多為南下游牧民族所立，掌握大量騎兵，野戰能力強大；而南方政權以農耕為其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馬匹少，只能以步卒為主。南北間的戰爭，又多發生在黃淮平原一帶，所以，如何在曠野間減消敵方騎戰優勢，就成為南方軍隊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經過長期摸索，「車陣」登上了歷史舞台，「以車制騎」成為了這一時期步騎對抗的顯著特點。
總的來說，騎兵的優勢在於快速機動，擁有時空優勢，同時衝擊力強，在平曠的戰場上，步卒難以相抗。而且，自東晉至南北朝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一些與騎兵相關的裝備相繼取得了突破性進步。馬鐙得到了廣泛使用，馬勒具、馬鞍的設計也更加合理，人與馬的結合程度更高了，騎兵在進行排隊列陣、衝鋒搏殺這些戰術動作時，行動更加自如，戰鬥力能夠得到更好發揮。同時，隨著騎兵成為北方戰場的絕對主導力量，人們對戰馬的防護意識也日益增強，馬鎧得到了突出發展和大規模應用。其結果，就是人與戰馬皆披鎧甲的具裝騎兵迅速壯大。
具裝騎兵又稱重甲騎兵，作戰時常採取集團衝鋒，堵牆而進的作戰方式，因其強大的防護能力與難以抗拒的衝擊力，成為這一時期戰場上最令人生畏的決勝力量。而「以車制騎」的思路，則在於利用體型較大且材質堅硬的車輛組成有效的障礙工事，阻擋騎兵的快速馳突，抵消其衝擊力，保持己方陣形的完整，為將士提供庇護；而失去了速度的重騎兵，甚至還不如步兵靈活，這就給陣內步兵利用各種武器反擊創造了條件。
南朝軍隊「以車制騎」的戰法，以劉裕北伐時所用的「卻月陣」最為著名。
東晉安帝義熙五年，劉裕率軍伐南燕。慕容超本計劃在平原「以鐵騎踐之」[53]，東晉卻以車陣成功抵禦了前燕具裝鐵騎的衝擊，大獲全勝，很快滅掉了南燕。
又如義熙十三年，劉裕伐後秦時，曾在黃河北岸與北魏有過一場大戰。當時晉軍在距水百餘步處，以大車相連，布下一道兩頭抱河的弧形陣，因形似新月，故稱「卻月陣」。晉軍的車陣堅固，北魏騎兵馳突、衝擊、踩踏等作戰優勢無從發揮，被迫「肉薄攻營」。晉將朱超石則揮軍「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眾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並千餘張槊，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錘錘之，一矟輒洞貫三四虜。虜眾不能當，一時奔潰」。 [54]此戰晉軍以少擊多，又是大勝。
南北朝對峙的格局，與宋金相爭的形勢有許多相似之處。尤其在軍情上，南朝馬匹不多，多步兵為主，而南宋也是相當缺馬，只能依靠步卒；北朝多用人馬皆披甲的具裝鐵騎，而金軍的精銳部隊「鐵浮圖」，同樣也是「重鎧全裝」， 「戴鐵兜牟，周匝綴長檐」 [55]的全裝重騎兵。
面對相似的對手，必然會衍生出相似的戰法。以東晉軍隊的「車陣」為樣板，再反觀吳璘的「疊陣」，會發現二者之間有許多相通之處。比如利用環形工事（「卻月陣」中車的排列為弧形，但身後是黃河，也可視為環形）限制敵騎兵的機動性和衝擊力；比如長短兵器有機結合，先發揮強弓硬弩的優勢，大量射殺敵軍，近戰後再使用肉搏兵依靠工事掩體抵抗。可見吳璘說「疊陣」得車陣余意，並非虛言。
事實上，南宋初想到使用車陣對抗金軍騎兵的，並非只有吳璘一人。宗澤與李綱都曾嘗試以車陣對抗金軍騎兵，但遺憾的是，隨著二人的離職與去世，他們車陣復興的計劃都沒了有了下文。直到「疊陣」出現，宋人才完成了對前代（尤以南北朝為最）「以車制騎」成功經驗的回歸與再創造。
但吳璘為什麼要把把戰車變為拒馬？筆者分析，這首先是地形問題。車陣對地形要求很高，一般要在寬闊的平原，崎嶇狹窄之地顯然無法布陣。而吳璘則要率部在秦隴地區作戰，秦州屬於黃土高原梁峁溝壑區，雖號稱「平慢土坡」，那也只是相對於高峻難攀的秦嶺山區而言的。在古代的道路條件下，秦州一帶依然無法滿足大批車輛通行，只能以易於攜帶的拒馬替代。吳璘的「布陣之式」中特意編製了二百人專門搬運拒馬，可見對機動性的要求。
同時，車輛部件均為木製，大量戰車堆積在一起，十分畏懼火攻。被吳璘作為反面教材提出的唐代房琯，就是在安史之亂時妄圖用所謂「春秋車戰之法」[56]迎擊叛軍，結果反被敵方用火大敗之。而拒馬所用材料較少，目標也小，這一點矛盾不算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宋孝宗年間，虞允文在荊鄂訓練鄂州屯駐大軍時，鑒於這一地區軍隊不善在平曠地帶與敵騎作戰，就曾引進「陝西陣法」 （即疊陣）來訓練士兵，而一句「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便利捷疾，兵不能潰去，車所不若也。」[57]則道出了拒馬相比於戰車的優勢。
但岳飛曾說過：「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58]只有靜態僵化的戰陣，還是不足以禦敵的。指揮官要熟諳軍力的分會，探析敵我力量的消長，才能真正發揮陣法的妙處。而「疊陣」運用于軍力分會，敵我消長的妙處，就是它的「更代之法」。
3．更代
面對前赴後繼，善於連續出擊，持久作戰的金軍，除了使用拒馬鎖陣以定軍心這種較為被動的對策外，吳璘制還把軍隊編成若干梯隊，輪番作戰，輪番休息，從而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即所謂「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這一思想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疊陣」中「俟其傷則更代之」的做法。
川陝宋軍這種依靠車輪戰削弱、消耗敵人銳氣的方法，最早始於吳玠時代，其特點就是「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59]所謂「更出」，就是輪流出戰的意思。
吳璘繼承了這一行之有效的戰法，但秦州的平野間沒有了「形便」可「據」，只能依靠拒馬作為掩體。更換隊伍的時候，還需要騎兵屏蔽在前作為掩護，「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
這點從吳璘的「布陣之式」的兵力配置也可看出，根據《要錄》中的記載，「疊陣」一陣總計3263人。其中主陣步軍1207人，左右翼弓手和神臂弓手，各283人，左右肋為騎兵，各261人。但把各部分兵力相加後，我們會發現：1207（主陣步兵）+283*2（左右翼步兵）+261*2（左右翼騎兵）=2295，這與開頭所說的全陣共3263人並不相等，還有900餘人的差額沒有說明。考慮到「疊陣」的運轉機理，這多出來的900多人應該是作為預備隊的存在，準備輪番更替上陣的有生力量。
疊陣以步兵為主，騎兵處於輔助地位。步卒更代替換的時候，沒有任何作戰能力，需要本方騎兵在前邊掩護。這就對騎兵的作戰能力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南宋一直嚴重缺馬，騎兵戰力不強，但西北距離產馬地近，獲得馬匹相比東部容易，川陝宋軍在有限的條件下，一直注重發展騎兵，這一點從實戰中就可看出。紹興十一年的扶風之戰中，「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沖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60]既然能夠主動使用馬軍與金軍展開硬碰硬的廝殺並取勝，可見川陝宋軍的騎兵部隊還是擁有相當的實力，儘管數量不多，但也足夠為更代時的「疊陣」提供安全保證了。
美中不足的是，更代具體是如何進行，兵力的以多少比例進行置換，更代時機又怎麼選擇，費時多少，這些細節問題，從現有的資料是看不出的。可能這就是吳璘所謂的「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系乎臨機」。 [61]
四、「疊陣」的實戰效用
根據對以上各要素的分析，「疊陣」的作戰思路，基本可以總結為：用拒馬鎖陣，阻絕士兵臨陣畏敵怯戰之念，強制他們犯死求生，奮勇作戰；利用優勢投射部隊在槍兵和工事的保護下，分番疊次射殺敵軍；在兩翼騎兵的屏蔽下，完成戰損士卒的更迭，番休迭戰，長久維持戰鬥力。
具體分析起來，「疊陣」的「疊」字，在這裡有兩層含義。第一是就其形而言，各兵種隊伍梯次排列，這種累層重複的布置，可稱之為「疊」；第二是就其變化而言，「疊」又通「迭」，有「輪流，交替」的意思，弓弩等拋射兵器要按要求輪流射擊，可稱之為「疊」，而戰鬥進行到一定程度後，又要在騎兵的掩護下，以有生力量替換掉陣中傷亡的成員，以求持久作戰，這個「俟其傷則更代之」的交替過程，也可稱之為「疊」。
但陣法的創製是一個動態的、不斷摸索的過程，是在長期的戰爭實踐中通過對敵我雙方的認真分析、體察而創造，並要通過戰爭實踐檢驗而加以完善。「疊陣」自創製以來，在吳璘所指揮的兩次大規模反攻秦隴作戰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以剡家灣、原州兩次大戰最為突出。下面我們就以史料為依據，考察「疊陣」在實際作戰中的表現。
（一）剡家灣之戰
紹興十一年八月，金西路主帥完顏杲為配合宗弼攻兩淮，再次於陝西發動攻勢，遣統軍蒲察胡盞、完顏習不祝率軍五萬餘（此數字恐有所誇大），進據秦州東北的劉家圈，伺機南下入川。時川陝宣撫使胡世將為保衛蜀口，命吳璘率軍兩萬八千，自河池（今甘肅徽縣）北上反擊，相機收復秦、隴二州。
九月十六日，吳璘軍破秦州，乘勝進逼屯於劉家圈的金軍。劉家圈在渭河北岸，是一處高原（原即塬，黃土高原地區因沖刷而成的高地，形狀四邊陡，頂面平），高原後又有一片名作「剡家灣」的平坦地帶，灣後有臘家城。屯於劉家圈的金軍前臨峻岭，後控城池，地位十分有利，並沒有太把宋軍放在眼裡。
戰前吳璘親自察看地形，為避金軍騎兵自原上俯衝宋軍，決定上原列陣強攻。九月二十一日，吳璘致書胡盞和習不祝，佯稱次日決戰。一邊麻痹迷惑敵人，一邊命姚仲、王彥等將各率所部，於深夜趁天陰霧濃銜枚潛進，越嶺上原。宋軍上原後，藉助陰霧掩護，快速擺設工事，部署陣列，陣成後萬炬突燃，金軍驚恐，胡盞領軍倉促出戰。
這一戰中，金軍「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三陣」即「疊陣」。而當時金軍居高臨下，一時佔優，有員宋將見戰況不利，就勸吳璘：「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提議遭到了吳璘的呵斥：「如此則我走而敵乘我矣！敵已潰，毋自怯！」[62]之後吳璘輕裘駐馬陣前，全軍受到鼓舞，奮力殺敵，金軍愈發疲憊，最終為宋兵所敗。
疊陣是如何在此戰中發揮作用的，各種資料中並未詳寫，但有三個細節很值得玩味：[63]
其一，吳璘在戰前即主張上原列陣，強攻劉家圈。而諸將除姚仲外，眾將皆持有異議。吳璘認為諸將之所以不贊同，無非「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而在戰局不利時，有宋將建議吳璘退到稍平曠一些的地域，被吳璘斷然否決。
第二、激戰中，宋軍有一名叫楊萬的騎將，膂力過人，激戰中生擒了金軍一名千戶，跑到主帥吳璘面前誇勇。吳璘則說：「（楊）萬可斬也，戰方急，豈可得一賊而遽返耶？」有此一句，楊萬趕緊「投千戶於地，倉遽復上馬入陣。」
第三、金軍被疊陣擊敗逃走後，宋軍使用「騎兵追襲，斬首三千六百，生擒七百人」，而騎兵之中，「騎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越陣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數千，偽兵降者萬餘人。」
第一點，表現出當時宋軍諸將中怯敵畏戰，不願意攻堅，作戰意志不堅決等問題很多。中高級將領已然如此，普通士兵的戰鬥態度也令人擔憂。
第二點，一個騎兵軍官抓獲了對方俘虜，就擅自脫離戰線跑到主帥面前邀功，這多少反映出宋軍組織紀律性的缺失問題。由以上兩點，此我們不難看出，吳璘利用拒馬鎖陣等做法，並非無的放矢，而是針對當時宋軍客觀存在的問題而做出的努力。
而第三點，則體現了騎兵的作用。有關「疊陣」的各種資料中，對騎兵的作用交代不多，只提了「遇更替則以鼓為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要錄》中的這兩條記載則告訴我們，除了在更替中擔當掩護，在敵人敗退後，騎兵還要擔負起追擊與抓捕俘虜的任務。
（二）原州之戰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海陵王南侵。吳璘率川陝宋軍反擊，再次爭奪秦隴一帶。而這期間的原州麥子原一戰，則是川陝宋軍自採用「疊陣」後遭遇的一場大敗，頗值得注意。
原州之戰的指揮官是吳璘的部將姚仲。紹興三十二年，吳璘督師取得德順之戰的勝利後，原州又受圍，遂派姚仲率德順兵往援。
宋軍兵分三路攻原州，主攻方向是城西北麥子原，由姚仲本人指揮。此外另有騎兵兩千攻打城西，還有一軍虛搗城北。就主攻部隊而言，姚仲以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為頭陣，自己直轄部隊六千四百一十八人，分為四陣，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為後拒，全軍共六陣，輜重位於隊列中部，隨隊而行。
金軍方面主帥為完顏璋，也分三路守原州。抹許里阿補帶兵二千軍守城北，習尼列帶兵三千軍守城西北十里麥子原，佔領高地為陣，而完顏璋以本部兵布陣於城西。
這場戰役最激烈最重要的部分，自然是麥子原方面。金兵雖然有高原地利，卻並沒有選擇正面強攻宋軍頭陣的戰法。因為有之前剡家灣一敗的教訓，金軍應該很清楚，即便是縱騎兵硬沖也很難撼動宋軍的「疊陣」。因此，他們從宋軍側翼下手，「以兵五千沿壕為狀，余兵皆舍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64]首先將宋軍騎兵驅逐出了戰場後，接著就開始攻擊姚仲（《金史》中為姚良輔，恐為誤）本部。
對這一戰，《要錄》卷一百九十九的記錄是：「官軍儘力鏖擊，陣面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陣，率三十餘眾迭為進退。命輜重隊隨陣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陣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己為金敵破拒馬，而入陣心沖潰，輜重中隔，莫可應接。」[65]
金軍的主動攻擊，顯然讓宋軍吃了大虧。但這裡的問題在於，宋軍是如何應戰，金軍是如何突破宋軍的拒馬的？
《金史》中描述姚仲本部的布陣：「捍以劍盾、行馬（即拒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為拒。」[66]這與「疊陣」有類似之處，但沒有提及最重要的弓弩配置，應該並非「疊陣」。
不過即便是「疊陣」，宋軍也很難挽回敗局了，其原因有四：首先，宋軍的騎兵在此之前已經被逐出了戰場，沒有了騎兵掩護，疊陣的「番休迭戰」之法無從施展，作戰能力大打折扣；其次，正如剛才所說，兵器中很可能缺少了最重要的弓弩配置，無法遠程殺傷敵軍，作戰能力更大打折扣；再次，宋軍把輜重安排在了隊列中間，以至於「輜重中隔，莫可應接」，各陣之間無法互相支援，被金軍各個擊破；最後，金軍也並沒有使用騎兵硬沖拒馬，而是直接用步兵出擊，「行馬以前沖以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馬（拒馬），破其七陣。」[67]
宋軍的第四、第五陣被破後，敗局就已經註定。金兵從缺口處深入到第一、二陣背後，大肆殺戮，第一、第二陣也潰；同時由於輜重位於諸陣之間，姚仲最精銳的第五陣牙兵也無法支援他部。結果前四陣全敗。金兵就集中兵力攻打第五陣了。
《要錄》載：「第五陣乃仲牙兵，死斗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籍滿道，軍遂大潰。」[68]而《金史》方面的記載：「良輔（疑為姚仲）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卻，而璋已破城下宋兵，與習尼列會。使仆根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與戰，奮擊之，大破良輔軍。」[69]
而當時位置最為靠後的姚志，在得知前行諸陣「盡為敵兵所敗」後，就對其部隊進行動員：「前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而他所採取的戰陣則是：「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毫無疑問，這是最為正宗的「疊陣」。
姚志能擊退金兵，一方面固然是「疊陣」威力，另一方面，金軍在之前連破宋軍五陣，力量消耗了不少，最後攻擊第六陣時，銳氣已經大減。而姚志一軍又深知「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同仇敵愾，奮力死戰，守住了陣地，「敵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趣陣蹄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70]
總體而言，原州一戰，宋軍的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而金兵主動求變，棄騎為步，戰法對路，加上各路指揮得當，贏得這場大戰。宋軍前五陣未用「疊陣」而敗，第六陣用「疊陣」而得存，所以原州北嶺的失利，是不應歸咎於「疊陣」的。而且正相反，這恰恰是「疊陣」實戰威力的最好證明。
五、疊陣的局限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疊陣」在實戰中也暴露出極大的局限，最大的問題，就是應變能力不足。
戰爭是種互動性很強的活動，交戰雙方都要根據敵情變化隨時調整己方戰略。「疊陣」本就是互動的結果，是吳璘針對金軍作戰特點採取的應對之策，而其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戰果，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金軍善用騎兵且樂於正面強攻這一作風之上的。金人常說：「不能打一百餘個回合，何以謂馬軍？」[71]其對自身持續攻堅的能力是很自負的，對宋軍也頗多輕視之意。所以在最初的剡家灣之戰中，面對防禦充分的 「疊陣」，金人也並未多想，仍按照以往的經驗揮軍硬取，結果「鏖擊數十」，卻撞了個頭破血流。
我們需要認識到，「疊陣」是立足於防守反擊的戰法，其發揮作用的最大前提，是敵方要首先來攻。而用拒馬鎖陣的做法，更多是為了使「兵不能潰去」的無奈之舉，帶有很強的保守性。吳璘對此是有清醒認識的，所以在紹興十一年的剡家灣和紹興三十二年的德順之戰中，他生怕對方龜縮不戰，幾次都是先以輕兵挑逗，引誘金軍進入預設戰場，攻擊己方堅陣。但問題是，金軍在吃了幾次大虧後，一旦不再如先前那般硬打硬拼，笨重的「疊陣」就會因其糟糕的機動性而陷於被動，且變陣不易，幾乎完全喪失打擊敵軍的手段。而且正如其前身「車陣」一樣，拒馬在對付步兵進攻時，遠不如抗禦騎兵那樣有效，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原州之戰中金軍主動舍馬步戰，槍兵和弓兵聯合進攻，輕易拆除了宋軍的拒馬。
六、結語
儘管有種種弱點，但總的來說，以吳璘為代表的西線宋軍所創 「疊陣」，是對以往失敗教訓的反思與總結，是對防禦戰時期優秀戰術的繼承與改進，是對前代「以車制騎」成功經驗的回歸與再創造。一方面，它緊扣「以步制騎」的恆久課題和由守轉攻的時局任務；另一方面，它因地制宜以成勢，揚長避短以取利，在整合現有軍事資源的基礎上，辯證施為，通過對進攻戰術的創新，保證了反攻戰略的實現，體現了軍事活動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高度統一。
章節附註
-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四一，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二二六九 ↑
- 《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下》第九卷《太師信國武順王璘》，北京圖書館影印室輯：《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2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255頁 ↑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吳璘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一一四一六 ↑
- 史念海：《秦嶺巴山間在歷史上的軍事活動及其戰地》，《河山集》四集，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18頁 ↑
- 虞允文：《請勿輕棄德順退守蜀口疏》，《全宋文》第二〇七冊，安徽、上海：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頁二四 ↑
-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飛傳》，頁一一三六八二 ↑
-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韓肖胄傳》，頁一一六九一 ↑
-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一四五五上（以下簡稱《會編》） ↑
- 《名臣碑傳琬琰集》卷十四《吳武順公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北京圖書館影印室輯：《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263頁 ↑
- 《會編》卷二百四十四，頁一七五四下 ↑
- 《會編》卷二百一，頁一四五〇上 ↑
- 《會編》卷三十，頁二二一下 ↑
- 《宋史》卷四百三《孟宗政傳》，頁一二二一二 ↑
- 《要錄》卷一百八十一，頁三〇一七 ↑
- 《契丹國志》第十一卷《天祚皇帝中》，李西寧點校，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97頁 ↑
- 《要錄》卷四十九， ↑
-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十，阮元輯，江蘇黃陵古籍刻印社整理：《宛委別藏》二六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38頁 ↑
- 《要錄》卷一百四十六，頁二三五二 ↑
- 《會編》卷二四四，頁一七五四上 ↑
- 《會編》卷三，頁一七上 ↑
- 《會編》卷二三〇，頁一六五三上 ↑
- 《會編》卷三，頁一九下 ↑
- 《名臣碑傳琬琰集》卷十四《吳武順公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14冊，第249頁 ↑
- 關於女真軍隊的作戰特點，王曾瑜先生在其書《遼金軍制》中有詳文論述，本文只做必要引述和補充. ↑
- 《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三》，頁二一七〇 ↑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吳玠傳》，頁一一四一三 ↑
- 《宋史》卷九十三《兵志七》，頁四八一〇 ↑
-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楊從儀墓誌》，上海寶善書局石印 ↑
- 《名臣碑傳琬琰集》卷十四《吳武順公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14冊，第263頁 ↑
- 《要錄》卷一百九十六，頁三三一一 ↑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吳璘傳》，頁一一四二〇 ↑
- 《說郛》卷三十《蜀道征討比事》，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出版，據涵芬樓1927年11月版影印，1986年 ↑
-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頁四八六四 ↑
- 《名臣碑傳琬琰集》卷十四《吳武順公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14冊，第253頁 ↑
- 《武經總要》前集卷二，《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瀋陽：遼瀋書社，1988年，頁九八 ↑
- 《武經總要》前集卷二，《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頁五六 ↑
-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十一，《宛委別藏》三〇冊，第1923頁 ↑
- 虞允文：《論諸軍弓弩宜分月拍試疏》，《全宋文》第二〇七冊，安徽、上海：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頁九五 ↑
- 《武經總要》前集卷二，《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頁一〇三 ↑
- 《宋十朝綱要》卷九，羅振玉輯《六經堪叢書》初編本，東方學會印，1927年 ↑
-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曾三聘傳》，頁一二六一二 ↑
- 《會編》卷二百十八，頁一五六九 ↑
-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志九》，頁四八六八 ↑
- 《會編》卷二百四十四，頁一七五四 ↑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吳玠傳》，頁一一四一三 ↑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吳玠傳》，頁一一四一〇 ↑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吳玠傳》，頁一一四一一 ↑
- 《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三，《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頁六九九 ↑
-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郭諮傳》，頁一〇五三〇 ↑
- 《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三，《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頁七〇〇 ↑
- 《尉繚子》卷四《束武令第十六》，《中國兵書集成》第1冊，頁四〇〇 ↑
- 虞允文：《論虜中衰弊令兩軍習拒馬法疏》，《全宋文》第二〇七冊，安徽、上海：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頁一〇九 ↑
- 《宋書》卷一《本紀第一·武帝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一五 ↑
- 《宋書》卷四十八《朱超石傳》，頁一四二六 ↑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劉錡傳》，頁一一四〇三 ↑
-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一《房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三三二一 ↑
- 虞允文，《論虜中衰弊令兩軍習拒馬法疏》，《全宋文》第二〇七冊，頁一〇九 ↑
-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飛傳》，頁一一三七六 ↑
- 《會編》卷一百九十五，頁一四〇七下 ↑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吳璘傳》，頁一一四一六 ↑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吳璘傳》，頁一一四二〇 ↑
- 《名臣碑傳琬琰集》卷十四《吳武順公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14冊，第254頁 ↑
- 以下皆引自《要錄》卷一百四十一，頁二二七五至頁二二七六 ↑
- 《金史》卷六十五《完顏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一五四九 ↑
- 《要錄》卷一百九十九，頁三三六九 ↑
- 《金史》卷六十五《完顏璋傳》，頁一五四九 ↑
- 同上 ↑
- 《要錄》卷一百九十九，頁三三六九 ↑
- 《金史》卷六十五《完顏璋傳》，頁一五四九 ↑
- 《要錄》卷一百九十九，頁三三六九 ↑
- 《會編》卷二百四十四，頁一七五四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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