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當過河卒子的駐美書生大使胡適

02-23

在國家的軍事實力上，理性的胡適認為中國決不具備對日作戰的能力，因此抗戰之初胡適還是一個「主和派」，但隨著抗戰的進行，胡適思想也發生了改變，認識到日本也不是不可戰勝的。

同時，蔣介石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到英美等國的同情和支持，於是，國民政府遂委派胡適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進行國民外交。

1937年9月，胡適飛抵舊金山，連續發表數場講演，他又連夜草擬英語廣播演說稿，可是哥倫比亞電台卻以稿中所批評美國中立政策措詞太鮮明而提出異議，並要求重新修改，胡適生氣了，毫不妥協地回答：「寧可取消廣播，不願修改。」沒想到，這一發火，電台反倒客氣起來，答應仍照原稿演說。到達華盛頓後，胡適和王正廷大使同去拜訪羅斯福總統（羅斯福是胡適早年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同學，加上胡適的聲望和魅力，他是被羅斯福列為上賓看待的），胡適的演講、遊說的努力，一直沒有中斷，及至到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會見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華暴行，表明中國抗戰的決心。

1938年蔣介石敦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經過反覆思想鬥爭，胡適以國事為重，毅然決定：放棄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直至晚年，他回憶起當年的選擇時，還不無欣慰地說：「當時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徵調，我不敢推辭。」

胡適搞外交，全無政客的深沉和韜晦，而是以「誠實與公開」的態度，贏得別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們讚譽他為書生大使。

胡適可謂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他對使館人員說：「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霉，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他還在贈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題小詩，以表明自己的心志：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胡適以「拚命向前」的「過河卒子」自許，鞭策自己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在具體履行大使的職責時，他總感到責任重大，一髮千鈞，所以，言行舉止都如《詩經》所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履深淵。

」這個「過河卒子」很得美國輿情的支持，消息傳到日本後，引起日本人的驚恐，倍感壓力，當時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發起建議應該派三個人同時出任日本駐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三個人分別是文學專家鶴見祐輔、經濟專家石井菊次郎和雄辯家松岡洋右。

在胡適等人的努力下，美國向中國提供了數筆貸款，加上日本逐漸的囂張無忌，美國逐漸與日本停止商貿往來，但美日談判又於1941年達成臨時協定草案，美國要放鬆對日本的經濟制裁，且隻字不提中國境內的日軍，胡適當即表示反對，並且要求面見羅斯福總統，英國首相丘吉爾也給羅斯福發來電報，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陳述中國如果崩潰，將大大地增加英美的危機。正是在這種努力之下，美國決定撤消妥協方案，從而使太平洋的局勢為之一變。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將要發生的當日，胡適還在紐約演說。

國民政府認為，中國外交的這一勝利，實出於胡適之功。甚至美國的一名著名的反戰派人士查理·畢爾也說，美日之間的戰爭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羅斯福為了維護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而胡適在駐美大使任上，為抗戰過度操勞而患心臟病，隨後便體弱多病，1962年去世因心臟病發作而致。

1942年8月15日，胡適收到免去他大使職務的電報，心中尤為欣喜，大使任上的疲憊和倦怠，以及官場內鬥，令胡適早有退意。交卸差事後，由華盛頓來到紐約，真正踐履其與夫人、朋友所許的諾言，重又回到本屬自己的田園，孜孜不倦地進行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