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廢太尉：一場貫穿秦漢五百年的官制嬗變

（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以曹操為丞相。

《資治通鑒?卷六十五?漢紀五十七》

在真正平定河北以後，曹操終於可以騰出手來，解決朝政的制度設計問題。

這事還要從頭說起。

這一年，已經是漢獻帝劉協當皇帝的第二十個年頭了。二十年間，朝堂上那叫一個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朝官之首的三公，已經換了十幾個了。

當然，近十年以來，隨著漢獻帝在許昌安頓下來，算是消停了些。眼目前，朝廷的三公有兩個人：司徒趙溫和司空曹操，沒有太尉。

本來應該是有的，曹操那時自任大將軍，任命袁紹為太尉。結果這讓袁紹很是生氣：憑什麼你曹阿瞞敢騎在我的頭上！

曹操彼時力量薄弱，惹不起袁紹，於是被嚇得趕緊把大將軍的頭銜讓給了袁紹，自己轉任三公之末的司空。

掌管天下軍事的太尉一職，就這麼一直空缺了下來。

到了建安十三年年初，曹操又上奏獻帝，把司徒趙溫給罷免了。而他提出的罷免原因，十分讓人看不懂，竟然是趙溫徵辟曹丕入仕！曹操認為司徒如此職掌選舉，有任用私人之嫌，十分不公正。 so，奏請免除趙溫官職！

漢獻帝簡直摸不著頭腦。

又過了半年，謎底終於揭曉了：原來，曹操是想搞事情，他廢除了三公的職位，恢復了西漢時所設置的丞相和御史大夫。

這裡我們要再做一下強調：

東漢的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

西漢的三公，則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現在，曹操恢復了丞相和御史大夫兩個官職，取消了太尉一職。 在做了如上修改後，曹操自任丞相。

今天，我們就借著這個由頭，來討論一下秦漢之際官制的嬗變。

• 首先要釐清一個概念：皇帝有多大權力。

各種（腦殘）歷史劇看多了，會讓人覺得皇帝的權力是無邊無際的。對此，在下可以很負責任的說一句：至少在清朝以前，這種說法是錯的。

而還有很多人對歷史一知半解，總是覺得「槍杆子里出政權」——自己只要掌握了軍權，就能為所欲為。對於這些筒子，也只能說你們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軍權，不是你僅僅說「掌握」這兩個字，就真的能握在手裡的。

當皇帝，是一個很忙很累人的差事，既要處理政事，又要處理軍事。有些皇帝呢，自己還有些能見人和不能見人的小癖好。所有的這些事情加起來，每天給你2400個小時都不夠。

• 因此對於一個皇帝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花最少的時間，保證對國家的掌控。
• 而這，就必然要求分權，他得把一些事情交給別人去做。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結合之前秦國本身的官制，創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大約就是把權力分成幾塊，交給各個部門負責。

比如丞相負責行政權；太尉負責軍事權；御史大夫負責監察權，併兼任副丞相。三公之下的九卿，則負責一些更具體的權力，如少府掌握皇家賬戶，廷尉負責司法，等等。

而皇帝留給自己的權力，則大約有三個部分：一是對高級官吏任命的權力；二是在遇到國家大事時，召集「廷議」，與高級官員商定對策；第三，就是調動軍隊的權力了。

儘管太尉是全國的最高武官，但其實他只掌握與軍事有關的日常行政，如武官的選拔、糧草的徵調等。若要真的調動一支軍隊，則需要勘驗虎符。虎符一半在軍隊將領手中，另一半在皇帝手中。

這個制度看上去很漂亮，皇帝能掌握最終權力，統而不治——具體行政問責於宰相，日常的軍隊行政事項責成於太尉，御史大夫則是監察官，很有些三權分立的樣子。

錢穆先生對於這個制度也特別欣賞，認為「永為後世稱美」。

但是。三公九卿制度在設立後的幾十年間，在實踐中卻慢慢出了問題。簡單來說，問題大約有這麼幾個：

• 首 先，丞相與皇帝之間，權力界限模糊。

理論上而言，皇帝與丞相，類似於董事長與總裁的關係——總裁負責日常經營管理，董事長不插手具體事務。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大家肯定也見過很多企業是一個人同時肩挑兩個職務的，董事長又兼著總裁。

那麼，皇帝能不能兼任宰相呢？

自漢以來，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都沒有這種需求，所以期間制度得以良好運行。但是，到了漢武帝這裡，劉徹雄才大略，對宰相是看不上的，他想要自己來干。

堂堂皇帝，沒有自己任命自己做宰相的道理，也不可能自己去丞相府上班，怎麼辦呢？漢武帝想了想，繞了個彎，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增加尚書台的權重。

我們之前曾經說過，古代皇宮有宮禁制度，外臣一般是不能進內廷的。即使是丞相要見皇帝，一般也只會是在朝會的時候。而平時如果有事，那就寫信。

信寫給誰呢？尚書台。尚書台相當於皇帝的速遞易。尚書台的尚書們把來信進行整理，然後轉寄皇帝。

原本，宰相有日常行政的決策權，但武帝通過尚書台，將這個權力收歸己有：他自己做決策，然後再將意見通過尚書台發給丞相府執行。由此，丞相府就從決策執行機構逐漸演變為了單獨的執行機構。

這是皇權對相權的一次嚴重侵奪，而在之後的兩千多年歷史中，這種拉鋸一直持續。

• 其 次，三公九卿中，太尉的權威太大

雖然在制度設計中，太尉並沒有調兵之權，但事實上，美好只停留於紙面。

我們可以來設想一下：

既然武官的銓選在太尉府，那麼，太尉是完全可以將自己的親信A和B提升為南北軍護軍的——這是長安城外最大的兩支武裝力量。而城門校尉，又可以讓親信C來擔任。如此這般，整個長安附近所有的軍事力量，就全部都能控制了。

而太尉如果出身於文官系統，之前又恰好當過光祿勛，那麼，宮裡的各種護衛也就全都是他的手下了。

再如果，這個太尉還是文臣領袖，名望所在。那麼，這時候如果他想弒君，基本上就毫無障礙了。

表面上看，丞相的權力要比太尉大得多。但實際上，太尉所能造成的破壞性，是丞相完全無法比擬的。

這種假設在歷史上沒有發生過，但是，在呂后死後，功臣集團在誅諸呂之亂時，的確是太尉周勃靠了自己的威望，帶領軍隊參與其中。周太尉沒有用皇帝的虎符，自己去軍營里做了個「Yes We Can !」的演講，然後就把人帶出了軍營。

所謂掌控，並不是說名義上它歸你管，就是你掌控了。

關鍵還在於形成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的形成，相比於皇帝，太尉要來得容易得多。

武帝中期以後，太尉基本上不再任命。當然，並不是說你不任命太尉，這個職位就不存在了，而是武帝在有意無意之間，找到了一個更為安全的辦法。

既然職業官僚出身的太尉，安全性不能保證。那麼，就得找一個更為信任的人來干這個活。去哪裡找呢？這時，小舅子衛青出現了。

外戚對皇帝，是絕對的依附關係。「只有我當皇帝，你才能是外戚；我要是被別人宰了，你也沒有好下場」，在這種邏輯下，外戚的忠誠無可指摘，他們是皇帝的忠實守護者。

至於外戚想要廢除皇帝，那過程就長了去了：你必須得到絕對的權力，還要有文官集團的支持。在此期間，皇帝還要無法察覺你的異志......這麼多小概率事件組合在一起，基本上是不可能事件。

當然，這種小概率事件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因為即便防備制度再完善，對於皇帝本人也是有要求的。

只有在皇帝不能正常履職的時候，整個鏈條才會產生重大漏洞，給人以可乘之機。

比如王莽和司馬懿，其實就是鑽了這種空子：前任皇帝短命，後任皇帝年幼，總之，皇帝經常性無法履職。

歷史上，武帝只是將軍事交給大將軍衛青，政事還是抓在自己手裡的。但到了後來，很多皇帝卻連政事都不想處理了，反正大將軍靠得住嘛，那就交給大將軍一起解決好啦。

於是，一個職務產生了：大將軍領尚書事（東漢稱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這成為了外戚的標配，職責就是代行皇帝職權。

翻看東漢的歷史，「外戚禍國」一說是逃不掉的。但我們從上述的分析就可以發現，東漢（包括西漢後期）的外戚，根本就是一個制度性的產物。那些沒有外戚專權的皇帝，如光武帝劉秀，不是因為他賢明，而是因為他親自操持了權柄，並不需要別人來代替他行使權力。

大漢王朝最後一個出現在這個職位上的人，是何進。而到了曹操當政的時代，在消除了最大的外部威脅——袁紹以後，曹操便開始著手思考制度設計的事了，以解決權力歸屬的問題。

既然兩漢以來的制度轉型是加強皇權，那麼曹操的行為邏輯就很好理解了：反其道而行之，增加相權。

曹操恢復了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權威更進一步，取消了太尉。沒有太尉，活兒曹丞相自己來干。

明面上看，曹操的改革，是對西漢政治制度的一種回歸。但實際上，他假託恢復舊制之名，卻身兼丞相、太尉之任，其實是找到了一種有利於自己專權的方式。

講清楚以上的官制嬗變，我們也就可以導出今天的結論了：任何一個機構的設置，或者說組織架構的改變，都是本著「解決一個問題」的目的而出現的。有些可能是事權的增加，有些可能是權力格局的改變，但所有的變動，最終都導向於「解決一個問題」。

而既然制度的設計，旨在解決問題。那麼，制度的先進與落後該如何評判，也就有答案了：兩者之間唯一的差別，應該在於看誰能夠更好的解決問題。

也正因為如此，在問題不同的前提下，探討制度的優劣毫無意義。比如，美國的制度並不一定適用於中東，不是因為中東的人民愚昧，而是因為中東面臨的教派衝突問題，不是用美國的民主藥方就能解決的。

我們的身邊充滿了管理學理論和各種諮詢公司，它們存在的意義，並不是設計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公司組織架構和治理模式。而是在公司戰略、目標已知的前提下，設計出一種更為有效的制度，以最終實現目標。

由此，我們也可以回擊一下對於國企的一些非議了。

國企的效率低下，並不在於其體制不完善，而在於目的性偏差。沒有一個國企能夠像私企一樣，純粹地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

自然，你也就不能以私企的投資收益比來衡量國企了。

所有忽略前提的粗暴類比，都不過是耍流氓的行為。

番外 | 我們的說書時間

• 壹

今天的正文中提到了錢穆先生對於漢朝政治的評價。在這裡，在下想順帶闡述一下自己對於錢先生這番評價的看法。

錢先生對漢代政治制度的褒獎，看中的是其權責分明——皇帝問責於宰相，宰相對行政事務負責。恰如本文所言，這種結構類似於現代企業制度中董事長與總裁的關係，所以，中國古代並不是沒有分權的意識。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有這種理念是一個方面，如何實施卻是另一個問題。

現代企業制度中，董事長問責於總裁，不管效果如何，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那就是即便總裁架空了董事長，他也沒有辦法把董事長的股權給搶過來。

但是，在帝制時代，權臣勢力大到一定的程度，廢立皇帝卻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現代社會，總歸有法律可以保障所有權，但在古代，這無異於痴人說夢。

因此自秦漢以降，皇權侵奪相權的邏輯也就清晰了：不是皇權天生有集權的慾望，而是皇帝在維護自身安全的目的之下，必須採取一系列的手段。

• 集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那麼帝制時代，什麼樣的制度設計相對最佳呢？應該是皇帝在能保障自己絕對安全的同時，又盡量不要讓自己接觸實際政務——一來，皇上沒有那麼多閑精力；二來，皇帝對實際政務的處理能力，遠不如職業官僚，還是讓他們能者多勞吧。

依此看來，明朝在皇權和相權之間的安排，最為完善。明朝的昏君之多，令人搖頭，有年幼無知的，有癖好奇特的，還有消極怠工的......但是，明王朝竟然能堅持近三百年之久。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其政權並不需要一個皇帝的能力有多高，也不需要他忙多少活，但卻能保障他的絕對安全。

當然，保證了這個目標，其他的，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 貳

文中所假設的太尉篡權的可能，並沒有成為漢代君臣的擔憂。但令人想不到的是，這卻成為了大宋君臣的憂慮——不是岳飛，而是狄青。

狄青在平定儂智高之亂後，被封為樞密使，類似於漢朝的太尉。這個任命，引起了文官集團巨大的恐慌。

後世的人可能難以理解，一個身經百戰的常勝將軍主管軍事有什麼不可以。但在當時的人看來，這是對宋太祖「以士大夫治天下」的巨大反動。

有宋一代，懲五代軍閥禍國之弊，對武將嚴加防範。可如今，狄青卻任樞密使，既懂軍事，又掌握武將人事升遷、糧秣調動。而且，狄青不論在軍中還是民間，都有著極高的威信。

這種人一旦謀反，後果不堪設想。

面對文官集團鋪天蓋地的反對，在任職樞密使四年以後，宋仁宗終於不得不將狄青罷免。一年後，狄青鬱鬱而終，整個文官集團感覺自己像拆彈專家，終於鬆了一口氣。

狄青在做樞密副使的時候，和文官們相安無事。但自從把「副」字去掉以後，卻遭來如此巨大的反對聲浪。這不是因為文人有多壞，而是因為狄青的任職確實給當時的政治制度帶來了重大挑戰。

狄青之死，是以一人之力對抗宋朝祖宗家法的必然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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