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當派：年輕音樂人的肖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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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期：武當派：年輕音樂人的肖像照

攝影師：埃迪?奧徹爾（Eddie Otchere）

記者：Emily von Hoffmann

翻譯：劉玥

武當派：年輕音樂人的肖像照

埃迪·奧徹爾的新書帶你回顧武當派樂隊的歷史

埃迪·奧徹爾（Eddie Otchere）一直都敢於衝上舞台拍攝標誌性的照片。他拍過納斯（Nas）、Biggie和27歲的Jay-Z，但他最出名的照片是嘻哈音樂組合武當派剛剛登台時的肖像照。1994年，他第一次遇見武當派。那一年，該組合成員智囊人（Method Man）發布了首張個人專輯《提卡》（Tical）。接下來的五年里，他跟隨著這些音樂人，為他們拍攝私人照，最後製作了一個讓該時期嘻哈樂粉絲們震驚不已的照片集。

《像素雜誌》的艾米麗·馮·霍夫曼（Emily von Hoffmann）對他進行過採訪，他即將舉辦一場攝影展。

艾米麗·馮·霍夫曼：1994年，當你第一次見到你的拍攝對象時，他們本應為演唱會進行校音，卻還在路上優哉游哉。這是否預示了你後來給他們拍照時的經歷？（或許，他們後來總是和你見面其實只是因為心血來潮而已？）

埃迪·奧徹爾：是的。我和每個成員見面都是那樣，除了RZA。他們的演唱會定在肯蒂什鎮的Forum音樂廳，有傳言稱他們人在倫敦。為了找到他們，我去到了唱片公司，就看到他們正從大樓里走出趕去肯蒂什鎮進行校音。當時，還沒走近我就聽見他們的聲音遠遠傳來，所以我馬上拿出了相機做好準備。

我跟他們坐上了同一輛大巴，他們一邊聽著黑人靈魂樂一邊爭論著。他們對嘻哈生活的熱忱是毋庸置疑的，而我正好在通過攝影記錄嘻哈文化，這也是我們互相吸引的原因。我覺得，武當派就像是虛構的傳說，他們最早是道觀中的道士，後來在香港電影中變成了武術家。而在紐約，9+1名音樂人將中國的千年傳說引入現實之中，為其賦予了實體的形式。

艾：1994年，武當派被人們奉為神話。為他們拍照是一種怎樣的體驗？你是如何獲得拍攝機會的？他們又是怎麼看待你的？

埃：我是通過調查和多方聯繫得到的拍攝機會。我知道他們會出現在哪，而且在90年代，我還對倫敦和紐約的所有出版社說，只要該團體有人有時間，我就會趕去給他拍照，出版社也能使用我的照片。我每次都衝上舞台為嘻哈藝人拍攝能體現他們整體特徵的照片，並且不會有任何良心的不安，所以我已經積累了很多說唱藝人、歌手、和DJ的照片。

有一次我在為《MixMag》雜誌拍照，地點定在一個攝影工作室里。拍攝過程中有些空擋，我就把時間留給了《Time Out》雜誌，他們正在做一個封面故事。那次拍攝過程很不尊重人，這點從得出的照片都能看出來，期間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雖然我希望在那天完成我的武當派照片集，但還是未能如願，因為RZA並沒有來。因為在正式場合拍照，會有各種限制，實在難以吸引一個正開開心心第一次暢遊歐洲的年輕人。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我在吉街音樂室（Gee Street Studio）製作樣帶，而RZA也去過那個音樂室，我都沒機會給他拍照。搞怪的是，我給他拍照的時候，他還扮演了數字鮑比（Bobby Digital）來擺造型。和該組合的數次會面里，我們都會交流一下觀點。給ODB拍照時，我還送了他一張磁帶，那正是他需要的。

艾：你的拍攝對象可能就是你的偶像，作為一名攝影師，要為這些名人拍攝獨特的照片，你遇到過什麼樣的挑戰呢？

埃：唯一的挑戰就是讓別人看到我的作品。幾年過去了，我也慢慢脫離了時代主流。我的客戶和朋友們都逐漸適應了新的技術，但我還是主要用膠片拍照，所以許多我以前的客戶認為這已經過時了。我努力想讓別人看到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其實更像是一種檔案記錄。有些人我的確很想拍，但並沒有紙質媒體願意發表給當代人看。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就選擇了攝影展。

艾：如果要你選的話，這些照片里你最喜歡哪張？

埃：我最喜歡智囊人那張，他是一個非常棒的拍攝對象。不過當丹尼·蒲柏（Danny Pope）同意為攝影展印製照片並問我要底片的時候，我還得再仔細整理下這些照片。要舉辦一場關於9+1武當派的攝影展，我必須將所有照片、所有版本、所有不同的膠片整理在一起，重新進行接觸印相。這一過程中，我開始擔憂起這一項目來，因為這些底片並非完美。曝光太隨便了，重看以前的接觸印相照片，我還得尋找它們和哪些成品是對應的，照片之間的關聯也變得至關重要。

很多個晚上，我都和丹尼通電話討論底片的事，討論哪張底片最適合交叉沖印、交叉沖印的底片會有哪些色彩以及我們各自的偏好。我想用90年代的方式沖印照片，創造一種過了23年的真實年代感。那時丹尼跟我說：「我能讓U上帝那張看起來像是大衛·貝利（David Bailey）的作品。」那一刻我便明白，自己找到了對的印刷師，他就是個活體PS。我從不知道底片也能做出這種效果，拿相版和成品海報進行對比，你就能明白他有多厲害。U上帝的肖像照是最好的例子。當印刷師想向攝影師表達自己的期望時，只要說一個詞就夠了——貝利。

艾：拍照時，有沒有什麼趣事讓你印象深刻？

埃：0l骯髒壞傢伙曾叫我把底片毀掉，但那些底片還在我的魔爪之中。智囊人向我展示過他新學的用眼睛和帽子做出的小技能。U上帝臉上貼過石膏。RZA坐在Met旅店的浴缸里給我拍過照。還有所有武當派成員在伯爵公車站接受護照檢查的照片。當時空氣里飄蕩著獨特的雪茄和雜草味。

艾：目前你有什麼感興趣的工作計劃嗎？

埃：出書。我非常想把照片集結出版。

艾：我知道最近你正打理一個新的畫廊來展示這些照片。你想營造一個怎樣的空間？這一想法從何而來？

埃：我會在東布里克斯頓（Brixton East）——倫敦南部的一個藝術空間里展示目前的項目作品。那裡曾經是一個傢具倉庫，建於1871年，只有過三任主人。所以那棟建築的靈魂保留得很完整。與其他四四方方的白色建築不同，這棟建築能讓人強烈地感受到它的特點。為了攝影展，我在房間里又建了一個房間，試著在裡面製作一些大型的盒子，以一種實用又美觀的方式來懸掛照片。

第一次嘗試以麥加的克爾白為原型建立「房中房」時，是在倫敦佩卡姆（Peckham）的沙頌畫廊（Sassoon Gallery）。看著參觀者們與空間、照片互動，圍著盒子轉圈，是件非常有趣的事。這讓我想到了克里斯·奧菲利（Chris Offili）的裝置藝術「上層空間」（Upper Room），因為它們都是通過建築和燈光來主導觀眾欣賞藝術的方式。此外，那個裝置剛剛完成時我便去維多利亞·米羅畫廊（Victoria Miro）看過。當泰特英國美術館（Tate Britain）把它買下並重裝於博物館中，我也去看過，同樣非常喜歡。我意識到，這類展示藝術或照片的空間也是不斷演變的。空間會出現也會消失，會不斷進步成長。

去義大利洗底片校稿的時候，我總會去一些小教堂看看。有些是尚未獲得認可的教堂，但大多數都是對外開放的。教堂里有肖像畫和聖物，建築大小也不盡相同。有一座小教堂令我特別驚訝。短短一千年里，它就從一棟不起眼的房子變成了一座教堂。這座位於洛雷托（Loreto）的神聖建築讓我明白，神話、傳說和宗教是同樣的事物。武當派對歷史群體的借鑒，對命理的篤信，在我身上都有體現。10這個數字，或者9+1這個數字，似乎也以巧妙的方式在這一項目中得到了體現。不過從根本上來說，這些帶有宗教意義的載體也能幫助講述肖像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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