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士高人」與「情痴情種」——《紅樓夢》病態人格描寫與倪雲林、唐伯虎

在《紅樓夢》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曹雪芹借賈雨村之口提出了「正邪兩賦」的觀點：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余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盪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盪，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泄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泄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

這段話雖然借賈雨村之口表達出來，其實卻是曹雪芹本人的見解——顯然，這裡所說的「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的人，恰恰就是《莊子·大宗師》所說的一類「畸人」，他們或為「情痴情種」，或為「逸士高人」，或為「奇優名伶」，而他們也正是曹雪芹最為推崇的一類人。《紅樓夢》第三回《金陵城起複賈雨村，榮國府收養林黛玉》中寫了所謂後人批評寶玉的兩首《西江月》：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儘管作者是借這兩首詞對寶玉明貶暗褒，但世俗對其看法確實也是如此，這正映證了警幻仙子在太虛幻境中對寶玉的評價「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然而這個「無故尋仇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的寶玉雖然遭到了世俗的白眼，卻實在是個「狂者胸次」的人物。

王陽明曾說「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可見「狂者」是指能夠超越塵俗、性情真率的人，同時王學所說的「狂者」又兼有孔子所說的「狂」和「狷」兩重屬性。雖然王學在清初失去了晚明的輝煌，其影響依然存在，很多學者都指出曹雪芹的思想明顯受到王學左派思想家李贄的影響。那麼，接下來我們來談談《紅樓夢》病態人格描寫對於「狷」和「狂」這兩種中國傳統文人人格的繼承，以下分別選取《紅樓夢》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賈雨村所說的兩位「逸士高人」、「情痴情種」——倪雲林和唐伯虎分別作為中國古代文人「狷」與「狂」的代表，以探討他們的病態人格形象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影響。

「逸士高人」倪雲林與《紅樓夢》的病態人格描寫

歷代的著名狷潔文人當首推元末文人、書畫家倪瓚。倪瓚號雲林居士、雲林子、雲林散人，據明顧元慶《雲林遺事》記載：「楊廉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倪瓚會飲友人家。廉夫脫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座客傳飲，名曰鞋杯。倪素有潔癖。見之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我們能夠注意到這條記載明確提到了倪瓚「素有潔癖」，而事實上，《雲林遺事》中對倪瓚的潔癖行為有著大量記錄，例如：「拾敗葉上有積垢似啖痕以塞責。倪掩鼻閉目，令持棄三里外」，「雲林嘗眷趙買兒，留宿別業。疑其不潔，俾之浴，且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罷。趙談於人，每為絕倒」，古人云：「食、色，性也」，倪瓚的潔癖甚至使其能夠置其人慾於不顧，足見倪瓚對潔之重視的確不同凡響。

我們進一步發掘《雲林遺事》中的材料便可以發現倪瓚的潔癖實與上述《紅樓夢》第四十一回《櫳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紅院劫遇母蝗蟲》中對妙玉潔癖的描寫多有相似之處。

據《雲林遺事》記載，有客來訪時，倪瓚「見其言貌粗率，大怒，掌其頰」，這使我們想到了妙玉嫌言行粗俗的劉姥姥臟，將劉姥姥用過的成窯五彩小蓋鍾棄之不用的情節。

《雲林遺事》還記載倪瓚「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留水跡，綠縟可坐」，「庭前有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至槁死」，這些記載使我們想到上述情節，寶玉知道妙玉嫌來人弄髒了櫳翠庵的地，要叫幾個小幺兒給她打水洗地，但是妙玉一方面感激寶玉叫人給她打水，但是又不讓這些小幺兒進門，只讓他們把水擱在山門外的牆根下，然後她自己命人來洗——由此看來，妙玉對於居住環境的潔癖實與倪瓚難分伯仲。

此外，《雲林遺事》記載倪瓚特製「清泉白石茶」，趙行恕慕名而來，品嘗後卻覺得此茶不怎麼樣，倪瓚怒道：「吾以子為王孫，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竟與之絕交。這條記載使我們想到了當黛玉問妙玉沏茶的水是否為舊年的雨水時，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瓮一瓮，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來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如何吃得。」這一段描寫頗似倪瓚與趙行恕絕交一事，儘管結局不是妙玉與黛玉絕交，而是黛玉知道妙玉「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倪瓚和妙玉的這兩件事雖然不是直接寫二人的潔癖，但是這兩件事在怪癖的背後所反映的仍然是倪瓚和妙玉二人的潔癖心理，無論是倪瓚特製的「清泉白石茶」，還是妙玉用梅花雪沏的茶，都是二人潔癖心理所特製出的茶中極品，如果飲用者不識貨，他們就會覺得這些飲用者是不潔的，是俗人，玷污了他們特製出來的極為清潔的茶中極品，因而或與之絕交，或對之冷潮熱諷。

事實上，倪瓚和妙玉這樣的潔癖人格在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這些人多為著名文人或書畫家，且其潔癖事迹在過去往往不是作為批判的對象，而是一種文人風骨的另類體現，且多為文人傳為美談。在元明清時期，也就是距離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比較近的那個中國近世文學時代，文人潔癖的逸事大量湧現。吳偉業《邵山人墓誌》記載明末清初書畫家邵彌「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履，經營幾硯，煩數纖悉，僮僕厭苦，妻子竊罵，終其身不為改。」清陸以《冷廬雜識》記載唐琦「生平有潔癖，每赴宴飲，必自攜杯箸以往，終席盥漱十數次。初得中正榜，引見後，以口噓氣，以手拂塵，上以為書獃子，後班遂撤不引見，人皆以此咎先生。」清張庚《國朝畫征錄》記載書畫家戴思望：「性狷介，有潔癖，妻死不再娶。」「妻死不再娶」，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精神潔癖。

總之，倪瓚的狷潔人格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的潔癖性強迫型狷潔人格描寫有很大的影響，而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之前的晚明、清初出現了很多狷潔之士，他們也有可能影響到曹雪芹對《紅樓夢》的潔癖性強迫型狷潔人格描寫。

「情痴情種」唐伯虎與《紅樓夢》的病態人格描寫

如果說文人中之狷者首推倪雲林，那麼其著稱於世的狂者當首推唐伯虎、祝枝山等明代吳中才子。唐寅，字伯虎，以詩名與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並稱「吳中四才子」，又與畫名與沈周、文徵明、仇英並稱「吳門四家」。據《明史》本傳（《明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記載，唐寅自幼聰明伶俐，才氣橫溢，他玩世不恭，憤世嫉俗，「放誕不羈，為世所指目」，「往往出名教外」，晚年生活困頓，一生坎坷，五十四歲便潦倒而死。

顯然，唐寅的「放浪」、「狂」、「放誕不羈，為世所指目」、「往往出名教外」顯然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主人公寶玉「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的病態人格形象有較大影響。事實上，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受唐寅影響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紅樓夢》中的詩詞多有模仿唐寅者，最明顯的是黛玉《桃花行》與《葬花吟》二詩對唐寅詩的模仿痕迹非常明顯。

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雲偶填柳絮詞》中黛玉《桃花行》的「桃花簾外開仍舊，簾中人比桃花瘦」一句與唐伯虎《花下酌酒歌》中「花前人是去年身，今年人比去年老」一句頗為接近； 而黛玉《桃花行》中「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妝懶。簾外桃花簾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一句則顯然來自唐伯虎《桃花庵歌》中的詩句「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

同樣，《紅樓夢》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黛玉葬花，其詩句「花榭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顯然來自唐寅《落花詩》中的「多少好花空落盡，不曾遇著賞花人」一句 ；「桃花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樓空巢亦傾」顯然來自唐寅《花下酌酒歌》中的詩句「今日花開又一枝，明日來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 ；而「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漂泊難尋覓」則明顯來自唐伯虎《一年歌》中的詩句「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春三秋九號溫和，天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況又難逢美景何？」 我們可以想到，黛玉「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這一詩句恰恰反映了黛玉具有偏執型痴病人格的一項主要特徵——廣泛猜疑、將周圍事物解釋為敵意、歧視、陰謀，而其這種偏執型痴病人格詩句的描寫正與作者曹雪芹受到唐寅「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這種偏執型痴病人格描寫的影響有關。

由這兩首詩我們可以看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確實受到了唐寅的不小影響，可見曹雪芹創作寶玉這個「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的分裂型痴病人格形象時確實很可能受到唐寅「放浪」、「狂」、「放誕不羈，為世所指目」、「往往出名教外」這種分裂型痴病人格特質的影響——事實上，這絕不僅是推斷，曹雪芹對寶玉、黛玉的分裂型痴病人格描寫確實受到了唐寅的影響，從葬花這一情節我們就可以看出。

在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中這樣寫道：

那一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

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鋤上掛著花囊，手內拿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罷！把這個花掃起來，撂在那水裡。我才撂了好些在那裡呢。」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冢，如今把它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幹凈。」

這段描寫就是《紅樓夢》中著名的「葬花」情節。然而，事實上，絕非曹雪芹或小說中的黛玉、寶玉首創，之前早有文人如此了，著名的正有唐寅葬花一事。據《唐伯虎軼事》卷三所寫：

唐子畏居桃花庵，軒前庭半畝，多種牡丹花。開時，邀文征仲、祝枝山賦詩浮白其下，彌朝浹夕，有時大叫痛哭。至花落，遺小一一細拾，盛以錦囊，葬於葯欄東畔，作落花詩送之，寅和沈石田韻三十首。

顯然，儘管歷代葬花之人不只唐寅或者《紅樓夢》中的小說人物黛玉兩位，可是《紅樓夢》中黛玉葬花的方式顯然與《唐伯虎軼事》中的唐寅葬花如出一轍，甚至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中黛玉邊葬花邊吟詩的描寫也與《唐伯虎軼事》中唐寅葬花的同時和沈周三十首《落花詩》以贈文徵明、祝允明的情節十分相似，顯然黛玉葬花的情節描寫來自曹雪芹對《唐伯虎軼事》所記唐寅葬花故事的改寫，由此可以看出黛玉葬花這種分裂型痴病人格之言行古怪特徵的描寫顯然是曹雪芹受到唐寅葬花故事中唐寅分裂型痴病人格描寫影響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