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制度：影響、起源及變遷》

注: 本文基於Greif and Kingston（2011）

近些年間，經濟學領域在制度研究上取得不少進展。這些研究以「制度與經濟、政治間的關係」為核心命題，有些從實證角度驗證了現代國家中產權、法律系統和社會文化與生產和貿易間的關係，有的從歷史角度考察了制度在工商業發展中起到的長期影響。

所以，制度究竟是什麼？North和Weingast在1989年發表的著名的光榮革命論文激發了後續一系列「制度即社會規則」的研究。「社會規則」這一概念包括了正式與非正式規則——正式規則是指法律法規等明文規定，非正式規則更為軟性，是指社會中約定俗成的規範和行為基準，也可以更廣義地被理解為社會文化。當然，這些規範所適用的範圍也因事而異、因時而異：譬如在求職面試中，雖然多數用人單位對著裝並無明文規定，但面試金融、法律行業的求職者會穿得西裝革履，面試科技公司的則會身著T恤牛仔上陣。

將制度定義為規則的學者所研究的兩個核心問題是：一、規則如何改變人們的行為，或是說，規則創造者該運用什麼樣的制度來引導人們的行為；二、具體的規則是如何通過不同利益方的談判、商議而生成的。在第一種情形下，他們的研究主體是規則的受眾，即普羅大眾，在第二種情形下，他們的研究主體是可以運用權力去影響規則制定的人，如國會議員等上層政治精英。換句話說，制度與人之間存在兩種關係：一些人選擇制度，以及所有人遵循制度。

到了這裡，我們不禁要發問：為什麼有些規則得以選中，另一些則被摒棄？部分學者認為，某些規則之所以被摒棄，之所以在現實中無法實現，歸根究底還是因為某些政治精英無法信守承諾，無法遵循這些自己制定的規則——那麼與其讓精英們監守自盜，還不如放棄規則，讓大家都別玩兒（Acemoglu 2003）。同理，一些制度上的改革無法實現，也是由於改革受益方不能信守承諾，在改革完成後對利益受損方作出補償。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制度選擇是一個長期進化的過程，在不同制度間的競爭中，低效的遭到摒棄，高效的得以留存（Alchian1950, Williamson 2000）。

與此同時，制度改革與進化也帶來一個相關問題，即一旦高效制度在未來變得低效，它將如何被新的制度所取代？換句話說，制度的變遷是如何產生的？North（1990）認為，是正式和非正式規則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制度變遷成為可能，是非正式規則的漸變使得人們能夠對正式制度作出 「蓄意」的改變。比如說，商人們在已有的正規制度下通過商業活動等逐利行為積聚財富，逐漸形成一個擁有政治影響力商人階層之後，才會尋求對規則進行改變。諾斯之後，有一些學者對其正式/非正式規則的理論框架進行了修改和延伸，如Roland（2004）認為，在非正式規則已經積累了一定程度上的變化，並與正式規則之間日趨不相容的時候，正式規則會在短時間內產生巨大的改變；而Brousseau和Raynaud （2011）則認為，規則的創新始於非正式，那些獲得成效而因此得到廣泛傳播的規則，最終會被納入到正式規則中去。

雖說以上理論各有其道理，但它們共有的一個弱點是，對非正式規則的定義過於模糊——如果認為一切不遵循正式規則的行為都是在遵循非正式規則，那麼我們將很難對觀測到的行為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另外，儘管「制度即規則」這一框架對許多問題有著強大的解釋力，但它仍然難以回答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制定的規則如何得以執行，而受眾又在什麼情況下願意遵循規則？譬如說，大家都知道紅燈時不該穿越馬路，但許多行人仍然照過不誤；一些明文規章制度，也僅僅停留在紙上，沒能在生活中得到實施。

在一個社會中，白紙黑字寫下來的規則和人們實際遵循的行為準則之間，通常存在一定差距。如果不研究人們遵守或不遵守某種規則的內在動機，我們將很難理解制度的運轉是基於怎樣的邏輯，以及為什麼有些制度可以良好運作，有些則不能。而理解後者，才能讓我們理解落後國家的現狀：許多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被仿效、甚至移植到不發達國家後，經常水土不服，有的甚至完全失敗，這一現象背後究竟有哪些深層原因？

為研究這兩個問題，學者們首先對制度的概念進行了擴充，從狹義的「制度即規則」延伸到了廣義的「制度即體系」。Greif （2006）認為，制度是一個包含了信念、價值、預期、社會規範等元素的體系，這些元素共同在社會裡生成一套規律和行為模式。與之前的「人們選擇制度、人們遵循制度」不同，這一概念將人作為行為主體納入到制度中來：人的行為形成制度，而制度又反過來通過影響人對他人行為的預期，來強化人本身的行為。因此，能夠運轉的制度都是「自我執行的」，其運作邏輯也必然是自洽的。

從這一理論視角研究制度，學者們必須將已發生的事（equilibrium outcome）和未發生的事（off-equilibrium path）一同考慮進來。已發生的為什麼發生了，沒發生的為什麼沒發生？換句話說，是怎樣的內在動機讓人們選擇了A行為，並拋棄了B行為？讓我們假設有一個治安平穩、無人偷盜的社群。社群成員不選擇「偷盜」行為，是因為在他們的預期中，偷盜會受到其他成員的嚴厲懲罰；而這一預期成立的前提是，在有人偷盜的情形中（偷盜沒有實際發生，所以這只是假定情況），社群的其他成員存有嚴厲懲罰小偷的動機，因此會選擇嚴厲懲罰的行為。是這些內在動機和人們趨利避害的選擇，共同構建起了社群的平穩治安。

這就表明，若是政策和規章（作為正式規則的一部分）無法在已有社會中生成一套自洽的行為模式，那麼它們就很難達到規則制定者所企望的效果。而我們也需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的行為通常源於多種動機，這些動機之間可能相互一致，也可能相互矛盾，因此，支撐一個制度體系的，通常是一套多重的、複雜的邏輯，並且一種邏輯與另一種邏輯之間，也可能存在複雜的交互作用。

Greif（1994，2006）以中世紀熱那亞和馬格里布商人的遠距離貿易為案例，拓展研究了文化對制度的影響，以及現有制度與未來制度發展的關係。從事遠距離貿易的商人通常需要僱傭本土代理人，而如何規範代理人的行為、確保自己不受騙上當，則成為了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Greif認為，馬格里布人的集體主義文化，使得商人們可以利用 「多向懲罰機制」 來規範代理人——欺騙一個馬格里布人，會受到全體馬格里布人的制裁——而遵循個人主義文化的熱那亞商人就不擁有這一選擇。但同樣希望貿易能夠良好而有序地進行的熱那亞商人，對契約簽訂及法律監督產生了強烈需求，因此熱那亞便形成了發展現代商業實踐（如合約法、複式記賬法等）的土壤。

那麼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發問，這一新的理論視角如何解釋制度的變遷？Greif和Laitin（2004）提出了一個內生性制度變遷的理論。他們認為，社會體系里存在一些元素，它們在短期內對制度幾乎不產生影響，但在長期內則產生顯著影響。比如說，現有制度對於財富的分配、知識的積累、價值觀的形成等方面造成的影響，只有在長期內才能得以體現，再比如說，一些短期內就發生了的變化，只有在長期才能被人們觀測到、意識到或是充分理解——那麼即便這些元素對制度確實有推動作用，也只可能是在長期產生效應。

理論上，這些元素會製造兩種可能的推動作用，一是對已有制度進行強化，二是對已有制度造成破壞。具體來說，強化作用體現在，使得現有制度可以在更多的社會情境中得以「自我執行」，破壞作用則體現在，使得現有制度在更少的社會情境中得以「自我執行」。而當破壞作用足夠強大，使得人們的行為與他們的價值和預期不再一致，制度的運作邏輯不再自洽，從而使得制度不再能自我執行，這個時候，制度的變遷就會發生。

本質上來說，「制度即規則」和「制度即體系」這兩個制度研究的理論視角，探討的是兩組不同的制度問題。前者假設了一個良好的制度執行環境的存在，並以此為基礎來分析不同制度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以及一個社會如何選擇制度；後者則是在更廣泛的情境下，研究制度的行為基礎及其運作邏輯——制度並非刻意「選擇」的結果，而是社會內部自行形成的一套規律。

References

Acemoglu,Daron.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 and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Economics, vol. 31 (2003).

Brousseau,Eric and Raynaud, Emmanuel. 「Climbing the Hierarchical Ladders of Rules: ALife-Cycl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79 (2011).

Alchian,Arme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8 (1950).

Greif,Avner.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ic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5 (1994).

Greif,Avner.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Greif,Avner and Laitin, David. 「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4(2004).

Greif,Avner and Kingston, Christopher. 「Institutions: Rules or Equilibria?,」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Democracyand Voting. Springer-Verlag, 2011.

North,Douglass.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North,Douglass and Barry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4 (1989).

Roland,Gerard.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Fast-Moving and Slow-MovingInstitu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o. 4 (2004).

Williamson,Oliv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8(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