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競爭的九大趨勢

一、全球城市競爭時代

——從以國家為中心，到以城市為中心

北京和上海陸續提出類似目標，要成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什麼是全球城市？全球城市不只是一個時髦的名詞，更是一個發展了半個世紀的城市理念。

「二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城市研究傾向於默認一個先決條件：城市處於以國家為單位的中央-地方城市等級中，即城市被局限在國家領土的範圍之內。

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時間與空間被大大壓縮。1970年，法國城市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全球城市」概念。20世紀80-90年代，全球城市理論開始形成清晰的觀點傾向。

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全球正形成一個相對佔主導地位的城市網路，該網路通過中心節點城市以實現關係交換。這些關係由人、商品和知識的流動構成。

弗里德曼（John Fredemann）：世界城市是全球經濟的控制中心，沒有世界城市的存在，全球經濟體系的建立和聯繫是無法實現的。世界城市對全球的控制主要體現在對產業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的重塑；世界城市是全球資本主要集中地，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

薩森（Saskia Sassen）：先進生產性服務業不斷在主要城市產生集聚經濟。這些城市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控制、指揮和協調中心。

全球城市不僅是人才集聚的地方，而且是製造人才和創新的地方。

二、城市的崛起和衰落

——從「地方空間」，到「流動空間」

在現代技術驅動下，全球資源流動性大大增強，這讓全球的城市-區域聯繫起來，形成一個資源流動網路。節點城市成為網路的關鍵，也是爭奪流動資源的空間載體。

一個全球性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的建立，必然需要「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上的重大變革。（Manuel Castells，2006）

巨大的流動性使城市-區域處於動態演化中。任何城市都是一個全球流動與地方特定的歷史交接重疊與共存的過程。英國地理學家馬西（Doreen Massey）在《保衛空間》（For Space）一書中說：任何地點都應該不僅被視為存在的焦點，更應被看作一個形成的瞬間。

從這樣的空間命題出發，這個地點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個動態演化中的城市-區域，這是全球化和本土化交接融合的空間基礎。

三、城市成為稀缺資源競爭的角力場

——城市從「容器」，到「磁極」

傳統城市研究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空間一直被視為自身不具有任何特性的容器而受漠視。直到20世紀70年代，列斐伏爾力圖糾正傳統理論對空間的簡單和錯誤的看法。列斐伏爾對城市研究最大的影響，是從形而上學上重塑了空間。

鑒於全球城市的認識論定位，城市被視為稀缺資源競爭的空間就不足為奇了。城市空間不只是容器，城市空間本身是磁極！

四、城市輸家將失去話語權

——從普通城市，到被遺忘的城市

城市競爭的結果必然有贏家和輸家：一些城市崛起，一些城市衰落；一些贏家進一步極化，輸家則失去話語權。

贏家就是某些跨國經濟功能發生的城市，這些城市是大城市、全球城市。而其他普通城市則被視為不太重要的，在研究者的地圖上被抹去。

五、全球城市對周邊區域的影響

——極化容易，擴散很難

下圖為2009-2014年法國都市圈就業崗位的數量增減對比。黑色為就業增長地區，而綠色為就業減少地區。

可以觸目驚心地看到：大巴黎讓整個法國幾乎成為一個單核結構，不僅就業崗位佔全國的比重大，而且增長速度明顯。而大巴黎的周邊區域（綠色地區）呈現衰落狀態，淪為大巴黎極化的炮灰。

京津冀地區正在推進一體化。從面積上說，京津冀總面積約22萬平方公里，幾乎相當於整個英國。

上圖是英國倫敦的國內人口流動地圖。綠色線是流入倫敦的人口。這就是在英國發生的現實：倫敦在持續繁榮，80%的新增私人部門就業機會在倫敦，犧牲的是英國北部地區。

京津冀的大格局中，未來河北的部分地區會因為進入「大北京」都市區而分享繁榮，而另一部分地區則淪為資源輸出地，城市地位反而下降。

上圖為NASA宇航員2010年底在國際空間站拍攝的京津地區夜景。大北京能在多大空間尺度上帶動河北？謹慎樂觀。

六、全球城市時代的敵人

——不在隔壁，在遠方；朋友亦然

全球城市人才、資本、知識等資源的流動轉移，受輻射地區不一定是鄰近城市。那些在城市網路中與大城市有更好鏈接關係的城市更容易對接和受益。

例如廣州正在加速被京滬甩開。在全球化背景中，北京、上海能夠從更廣的全球層面吸收資源，而廣州還只是一個大的區域中心。優質全球資源的流動轉移，是從倫敦到紐約、從矽谷到北京等類似的少數城市間流動。

美國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的前市長理查德·戴利（Richard M. Daley）曾清晰地指出他面臨的競爭環境：「芝加哥不只是和洛杉磯、紐約競爭，而且要與上海、倫敦、巴黎競爭。」

芝加哥是有歷史經驗的：芝加哥曾想追隨紐約發展金融中心，但兩者的差距不是由兩者決定，而最終是由倫敦決定的。倫敦選擇了紐約。倫敦-紐約航線是全球最重要的航線。倫敦希思羅機場是全球國際航班最繁忙的機場，而倫敦最大的國際目的地是跨大西洋的紐約。

七、沒有全球城市的整合，所謂的「城市群」只是一盤散沙

——從「城市群」，到「都市區」

斯科特（Allen J. Scott）認為，兩個城市在空間上臨近並不意味著它們一定可以合成一個更大規模、一體化程度更高、競爭力更強的城市經濟單元。

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相距不足50公里，2000年後，政府精心策划了一個城市區域主義，意圖構建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城市空間，但並沒有成功。

2016年1月北京召開的「創新城市工作與多學科協同共治研討會」上，周一星對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城市群作為城鎮化主體形態」毫不客氣地提出質疑：

「城市群」已經變成一個任意性極大，完全缺乏定量規範的一個正在泛濫的名詞，它既沒有內含的標準，也沒有尺度的標準和組合的標準。

• 有把幾個省級單元作為一個「城市群」的（例如環渤海，京津冀）；
• 有把全省作為一個「城市群」加以規劃建設的（如福建的海峽西岸）；
• 有的省在全省一個城市群之下，又分若干個二級城市群，二級城市群下又包含若干個三級城市群；
• 有的省把精華部分拎出來組成一個城市群（如河南）；
• 有的省把3個縣、3個縣地圈起來，進行「城市群」建設，目標是要組建大城市。
• 全國各省不少地方已經在構建各種不同的城市群，情況十分混亂。……

如果再分析一下長三角、珠三角等真正發達部分的形成原因，我認為，是因為中心城市帶動了周圍的縣域單元，縣域經濟的水平非常高。這些中心城市與這些發達的外圍縣組合在一起，用我們專業的術語講，叫「都市區」。

八、全球城市的地位可能超越國家

——從國家力量，到城市力量

很多人困惑：英國早已敗落，倫敦為何還蒸蒸日上？這些人的潛台詞是：世界主要城市的國際地位歸因於他們所在母國的地緣政治力量。而實際上全球城市的發展已經超越國家層面影響。越發達的全球城市越明顯。倫敦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言，它的全球引領地位和當代英國的國際地位無關。東京城市戰略研究所2016全球城市影響力報告中，倫敦繼續排名第一。

金融危機之後，倫敦房地產價格飆升。李嘉誠王健林等的對中國經濟形勢不樂觀，卻選擇在倫敦投放資產。事實上不止中國，全球投資者都聚集在倫敦，倫敦是吸引國際房地產投資最多的城市。

九、全球城市時代，少數人創造和掌握了巨大財富

——從城市極化，到貧富分化

2015年底《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指出：2016年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所擁有的財富，將超過其餘99%的人的總和。同一時間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表的研究表明：中國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產。

現代金融業的發展讓金融高管享受到更多的財富。即使是金融危機期間，他們依然拿走高額收入，因此「華爾街」成為美國人十分厭惡的名詞。

在科技創新時代，科技精英也享受到了超額財富。蘋果等公司富可敵國。但科技精英只佔總人口的很小比例。

按美國勞動部官網數字，美國整個信息產業只提供了268萬就業；更多的普通美國人在全球化中失去了工作，降低了工資。

在科技最為發達的矽谷，薪資調查顯示，自2000年最高點以來，矽谷人在過去的全球化中，十多年收入未能增長。按可比價格，2000年矽谷個人收入平均數約為7.5萬元，2012年不到7萬；2000年家庭收入中位數近10萬美元，2012年為8.5萬；2000年零食品券的窮人人不到5%，現在超過10%。說明了什麼？說明矽谷的貧富差距在持續擴大。

根據2010年調查，斯坦福大學旁的帕累阿托（Palo Alto）是美國物價最貴的城市、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城市。而緊鄰的東帕累阿托（East Palo Alto）就聚集了大量貧困人口，這裡65%的人為拉丁裔，曾是犯罪高發區。雖然有谷歌、臉書這樣的一流企業，但相對於整個區域來說，高科技精英只是「一小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