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真的沒見識，而且還跑來自己證明了！

此文真實內容客觀乃至於可能有些枯燥，來看撕逼的可繞道了；如果想明白點兒道理，得到點兒知識，那麼歡迎閱讀。

昨日，我又在私信中被勸誡了：

我於去年某日，百無聊賴下作了一個小答，大概是批判了教科書《項脊軒志》里「庭有枇杷樹」一句，並發出了此句在大眾傳播中的其美學價值的過度拔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眾讀者的見識問題。

為什麼「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這句話感人？

開篇第一句便為：

因為大眾讀者見識太少了，什麼樣的審美水平，配什麼樣的審美對象。

這話的原意本是客觀陳述一種觀點，大眾文學閱讀的量與對文學文本所進行的探索深度自是遠遠不足於專精的人士，而審美水準所匹配的審美傾向，的確與審美對象有極大的相關性。

但客觀的觀點，在他人看來未必客觀，就算做了嚴密的論述，也未必不遭非議。卡薩諾瓦有一部影響力頗大的著作《文學的世界共和國》，其中有「巴黎是世界文學的首都」這樣的觀點，並做了相當嚴謹的論證。這樣的觀點在世界文學研究者內部，雖有爭議，但並非是謬論。倘若單單放諸於大眾視野，恐怕便會白遭許多唾沫或者臆測式的非議。

蓋因之同樣的觀點，大眾閱讀者往往會聚焦於觀點本身，再對其進行建立在自我文學經驗上的想像，而非站在有體系的文學範疇來審視此類觀點。

另一方面，網路交流中的文本，其情緒往往會被人誤讀。這是文字文本本身的局限性所在，我是可以理解的。

況且我的觀點以及涉及到了大眾這樣一個群體，恐怕在一些人看來，我倒是自我優越，瞧不起人了。但事實上審美的精神可以沒有高低，但審美的技術固然是有高低的；而對於文學的理解，在技術層面上也固然是有高下之分的。

我的小答發出後，縱然贊數頗多，但另一方面在我開放的評論區，贏得了大量罵名。甚至有不少閑士雜人特地發私信辱我父賤我母。時隔多月，就在大年初二，我又收到了這樣的私信。

凡遭見這樣的事，我一向是哂然揭過，置之不理。然數月過去，面對於近千條的咒罵之聲，我又有了不同的看法。

賴以支撐這近千條咒罵聲的文藝觀，的確是常見於當下大眾，乃至於不少文學從業者中。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可以探討的問題，我相信喜愛我的讀者以及我的友人中也有不少人沒有搞明白。我自己，也未必明白透徹。

因此就寫了此隨筆，專為兩三個常見的問題進行探討。題目實為略博眼球，文章卻並非為扯皮互掐而作。

接下來我可能會寫一系列文章來探討一系列問題，今天將主要探討一下文學與人民這個議題。

的在駁斥咒罵我的文字之中，有一個觀點屢見不鮮：

殊不知真正優秀的文學，是不可能脫離人民群眾的。

我就不必說「人民喜聞樂見，你不喜歡，你算老幾？」了。

此論調按照艾布拉姆斯《鏡與燈》這一經典書目中的理論去解釋，或可將其劃分在讀者視角中。

當然，我雖未對讀者中心論做過考究，但卻知曉，將「讀者」作為一個抽象的對象來考察和將「讀者群體」作為一類實體，並用此實體的標準去框納文學作品，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前者已經是哲學和文藝學範疇內的命題，而後者，帶著十分濃郁的社會、政治特徵，若放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語境下，可見其帶有鮮明的階級性。

認為並強調人民群眾掌握著文藝作品主要話語權，並由此在框架下衍發的「貼合群眾」「易於接受」「利於傳播」「優於共情」等等觀點，的確不是中國的傳統文藝所強調與流行的價值觀；以人民群眾為標準的文藝價值觀蔚然成風，至今甚至未足百年歷史。而且此文藝觀體系的架構，也並非中國人自己的，而是從蘇聯傳入的。

一個殘酷的事實，在中國傳統的文學價值觀中，當代意義下的人民大眾，在大多數情況下，竟都不被納入文學的方方面面。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

《論語》把「人」和「民」分為兩類不同的群體，民是在政治上的下層群體。而「文學」於古人，存在於文人士大夫之間。《論語》自不是寫給「民」看的，而是寫給有政治訴求的人看的。稍加明白古代歷史，或知曉古時的文盲率，就會發現古代民眾想要參與文學活動其門檻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而文學活動的主要主體——文人，在文學活動的方方面面，與「民眾」是隔絕的。文人和「民眾」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民眾甚至連抬首仰望的機會都沒有：

和今日的閱讀現狀大有不同的地方在於，識字率的低下以及媒介的局限性，導致民眾連參與文學活動的基本條件都不存在。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

對於文學文本的訴求，曹丕的意思很明白了，「經國」，強調的是文學的政治特徵；「不朽」作為美學訴求，雖然不具有階級隔閡，但實際情況是：由於古時文學活動的主力軍幾乎全是文人階層，所以其美學訴求，幾乎不會偏離士大夫階級的審美癖好。

今天在我們眼裡平易近人的詩、詞，實際上在古代環境中，僅是士大夫文人之間的玩具。有說詞乃歌詞，跟今日的流行歌曲不同。若知北宋大家周邦彥所就職的大晟府是專為權貴服務的音樂機構，恐怕就因對此產生懷疑。實際上，詞這一文體之所以能被推上中國文學史的高峰，成為跟詩並駕齊驅的一類文體，李煜、晏殊、蘇軾、周邦彥、辛棄疾都一眾大家所做出的雅化貢獻功不可沒，而雅化這一偏向於士大夫階層審美癖好的過程，其根本上是在跟當時「人民的審美」背道而馳——甚至更可悲的說，人民的審美，是當時的士大夫完全不會考慮的一個議題，人民在經濟、社會地位、政治、文化全方面很難對士大夫階級造成任何威脅。

若翻開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煌煌巨章，就會發現輝煌的中國古代文學，對人民一點不友好。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部上層建築的文學史。

（這裡值得補充的是，中國古代並非沒有非士大夫階級的文學，一些士大夫流行文體的源頭也許是從非士大夫團體傳入的，比如詞。但在中國文學史專著中所呈現出來的，很多文體在創作上取得了成就，而在這個獲得成就的過程中，文人往往充當了主要角色——這是有向心性的，向著權貴階層的心）

而強力提倡文學貼近於人民，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事。在現代文學的三十年中，廚川白村、莫爾頓等人的文藝思想尚在知識分子之間爭鳴齊放。

建國伊始，新中國的建設高度依賴於蘇聯，而第一批文藝理論工作者，在畢達可夫的帶領下，於北京大學的 研究生班中畢業了。這批人成為了後來文藝理論和意識形態建設的骨幹成員。其時代遺留下來的深遠影響，至今在學術界和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中回想。

其實早在建國之前，人民作為社會主義政治框架下的主要群體，強調人民的利益，早已在黨組織內部盛行。

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明確指出了文藝應該為人民服務。

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此一觀點，也並非是毛澤東首發，依然來自於蘇聯，是列寧所言說過的觀點，此觀點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圖。

阿爾都塞認為國家機器有兩種，一種是具有強制性的、暴力性的國家機器；另一種則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

可見意識形態宣傳建設的重要性，而學校、工會等，作為意識形態宣傳建設的第一線，蘇式文藝以及社會主義文藝價值觀，在新中國建設的過程中，深入到了人民的意識深處。紅色樣板戲、紅歌都是那個時代的特色產物。其中不僅有強調人民的價值觀，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二分，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二分等理論，都是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產物。

而上層對文藝和思想的把控，由上而下，作用到方方面面。如果對中國文學的學術發展有進行一些深入的探索，便會發現其中有許多帶有時代特色、政治特色，被構造出來的定義與結論——比如認為唐宋詞中有婦女的反抗意識、獨立意識；詹安泰用《資本論》的理論，去探討李後主的生平；袁珂的《中國神話史》中對神話的要素下定義，添入了階級鬥爭性；而輝煌發達的古代色情文學，竟在當前的中國文學史專著中，幾乎鮮有見論。

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長期以來，廣大文藝工作者致力於文藝創作、表演、研究、傳播，在各自領域辛勤耕耘、服務人民，取得了顯著成績，作出了重要貢獻。——《2016年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可見，這樣的文藝價值觀，在今天都被大肆宣揚著。早已深入人心，滲透進這幾代中國人的文藝基因之中。哪怕笑著主旋律作品自絕於人民，但其實也是印證著「人民為大」的邏輯。

然而文學，本來是自由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多種多樣，實際上把文學史拉通來看，大多數優秀的文學作品，其價值取捨並非偏向於人民。

在當今嚴肅文學領域範疇下，也有許多從業者，選擇與人民背道而馳——若人民原本就不納入他們的文藝思想體系之內，那麼人民的意見本身就跟「無」一樣，沒有任何意義。就好像《萬有引力之虹》並不需要用傳閱的數量和群眾接受度以及銷量來證明其價值與文學史地位；一些詩人，甚至故意創作教人看不懂的詩，要去脫離「人」，追求「神」。

但我發見，許多持「人民中心文藝觀」的讀者，卻只不過是文藝上的自我為中心者——這個時代，還有什麼文學有眯蒙那樣的雞湯和起點爽文更貼近於人民的呢？——但他們或許也不會認可那是好的文學。

在我看來，這只是人們戴著有色眼鏡在哈哈鏡前搔首弄姿的一種體現罷了。

可笑得是，在當今高漲地親近德賽二先生的呼聲中，人民卻給「文學」戴上了枷鎖，將它教條起來，刻板起來，不給它於自由，不給它於邏輯；在對待相關專業從業者時，拒絕尊重，拒絕溝通，拒絕承認知識上、審美技術上客觀的差距。

可憐又可悲的是，人們自以為自己的文藝觀是自己自我選擇的結果，其實他們的文藝觀，早就被建構好了；就像是《楚門世界》里的主角，看似在自由自在的生活，其實早已成了提線木偶，一舉一動，都有一隻大而不可見的手操縱著——而你，卻還在手舞足蹈的自我滿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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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空，下一篇文章我將具體寫寫歸有光在明文之中的地位——明文第一，我的天，這話竟然也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