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把dystopia翻譯為敵托邦？

02-22

王一平在論文《思考與界定：「反烏托邦」「惡托邦」小說名實之辯》中提到，dystopia這個詞的翻譯應該對標中文裡的【惡托邦】，且惡托邦是「反烏托邦」（Anti-utopia）的上級概念，反烏托邦小說是以烏托邦作為隱而含之的前提。

我仔細閱讀了這篇論文，以為在中文翻譯上，dystopia並不適宜用為「惡」托邦，而最好應該翻譯為「敵」托邦。

什麼是dystopia呢？文獻描述中是這麼認為的：

「一個假想的、悲慘的地方，烏托邦的反面，在那裡人性泯滅，人們生活在恐懼之中」。

「dystopia通常是作為utopia的反義詞使用，它表明對未來社會假定的想像比現狀更糟糕。......dystopia關於未來社會的想像幾乎是不變的」。當然，這個不變指的是【某種極度糟糕】的狀態。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dystopia都是一個不受歡迎的社會。dystopia這一術語是烏托邦的反義詞，他通常被看做是當前社會趨勢走向噩夢極端的虛擬社會，......烏托邦與dystopia的區別存在於作者的觀點之中」。

注意到這些文段其實都來源於英文，對英文的中文翻譯，有以下三種，一是反面烏托邦，一是惡托邦，一是敵托邦。

其實第一種所謂「反面烏托邦」的描述，非常容易與「反烏托邦（Anti-utopia）」這個詞混淆。在實際日常用語操作中，我們也往往將上文提到的四種情況混淆使用，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在名實之辨上，大眾與學術界的引用其實是把英文的兩種不同所指與中文語境下的四種所指，通通指向同一種能指。

而我以為，Anti-dystopia是從語言發生學的角度解釋了這種能指是從utopia中生髮出來，附著於烏托邦語境的，而英語國家在20世紀中葉後，將其詞改為dystopia，則代表著這個能指獲得了獨立的語境空間，而非是指代兩種不同的實體。

謝江平在《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一書中寫道：「反烏托邦也可以區分為兩種，其一，與具體的烏托邦構想相對應，我們稱之為反面烏托邦；其二，與烏托邦賴以建立的那些根本思想原則或哲學制度相對應，我們稱之為反烏托邦思想，簡稱為反烏托邦」。這種分類實際上只是採用了思想與文學分開敘述的方式完成用詞的翻譯，並沒有真正做出對應的區別描述。換言之，思想與文學本就是一體兩面，如此分開翻譯，似有不妥。

人們運用「反烏托邦文學」一詞，一般也是用來指稱《我們》《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等描繪極權的、均一化的凝定的特定糟糕的社會的小說。

而第二種採用「惡」作為翻譯的表達，如果按照王一平的說法，因為dys在希臘文中表示「壞的」與烏托邦一詞中的「u-」代表的「eu-」（美好）正相反。相比之下「惡托邦」不像「反烏托邦」那樣直接帶有抗拒烏托邦的意味，用「惡」泛指壞的、罪惡、邪惡等意，與dystopia相應，同時音義結合的譯名模擬了烏托邦一次的翻譯方式，既表現出與烏托邦的勾連關係，也符合大眾的理解習慣。

在這一段下方，王一平給出了一個注釋，亦有學者根據發音將Dystopia譯為敵托邦，但「敵」（敵對）一詞偏向於「反」烏托邦之義，又增加了產生混淆的可能性，故而並沒有採用。

但倘若按照我的翻譯修改方案，將Anti-utopia逐漸棄用，用dystopia涵蓋所有的語境環境（在這他的論文里已經給了充足的證明，如他說：從統計結果來看，不論是日常用語還是學術探討中，dystopia及相關用語的使用頻率都是anti-utopia的數倍乃至數十倍，並且該詞覆蓋面廣，意義已經非常寬泛），那惡字就無法表達對「烏托邦的」之強烈的反抗意識，而且「惡托邦」本身也非常容易與「惡」作為一個倫理學詞語再到美學詞語演變歷程發生衝突。

如果我們認同了惡托邦的翻譯，那神話學中惡背後代表著的「地獄」圖景在某種程度上也將不得不被納入到「惡托邦-dystopia」的語義關係中去，但所謂「惡的集中地」地獄圖景明顯不是我們想要討論的dystopia，也不能稱其為一種「托邦」。所以我們需要一個詞，從語義發源能代表說，一開始是能夠昭示出作為烏托邦的附著和批判；從內容語境上，能夠與其他詞的關係作出區分；在使用過程中，還要能體現出【敵對】的意味（其實在所謂反烏托邦三部曲中，不管是《我們》《1984》還是《美麗新世界》，都是在描述與一個看似業已實現的烏托邦幻想的國家機器從附著到敵對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