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出現一種下意識地採用dystopian化的思維思考問題？

02-22

【為什麼會出現一種下意識地採用dystopian化的思維思考問題？】

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我的思考，從如何把【陶淵明的桃花源】寫出一個恐怖故事開始，處於後現代化的網民們就不斷熱衷於將一個業已烏托邦化的世界dystopian化，並做出種種邏輯自洽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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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前數日的各色妄想題里的想像發展：

【唐僧應不應該娶女兒國國王？】應該帶著女兒國王去大雷音寺。具體做法是①將女兒國王變成佛教徒②解散之前的團隊③帶上女兒國王補給與人馬似到了雷音寺錢和女兒國王斬斷情絲⑤對如來佛祖說，我精簡團隊，實現扁平化管理，你現在可以授予的學位數量更少⑥資源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你國有傳染病，你作為國民，該不該同意國王把可以治療國民的聖女留下？】與另一疫情國家成立防疫合作部門，說服聖女成立「巫術」速成班，授課過程中准許離境，但受到監控，帶出學生後允許脫離國籍，然後暗殺在異鄉，巫術愛有用沒用，希望留下來，愚民信就可以了。

再譬如林三土的文章《一個哲學家會怎樣證明冥界是否存在》里談到「如果亡靈的存在依賴於後代子孫對其生生不息的紀念與祭祀，豈不是說未能傳宗接代者非但自己不得好死，還要連累祖先亡靈一同灰飛煙滅？這不恰恰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意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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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小了說，這叫做【陰謀論】化，人們更熱衷於往某個極端壞的可能展開聯想，往大了說，就是天然地不相信烏托邦構築的某種可能世界，而去尋找這種可能世界背後的（不良的）運行機制。不知道「反烏托邦三部曲」造成的文化層面上對構築出的神話式【敘事自我】的衝擊到底有多大。

我以為，從文化層面說，這或許是流行文化擅長塑造【正邪對決】式的敘事故事帶來的副作用（參考《為什麼當今的流行文化那麼熱衷於好人與壞人間的鬥爭？》），由於迫切需要壞人扮演某種人格化的道德缺陷，不斷忽視其敘事環境中的邏輯可能，帶來的一種敘事單薄。這種類型化敘事處於現代主義思潮下的人們尚且能勉強自圓其說，比較現代主義伴生的工業化思維模式，是處於分離狀態下的個體，（現實層面下）人們沒有足夠完整的邏輯去認知某件事的來龍去脈；但出於後現代主義思潮下的主體來說，在這件事上與其說這些主體是秉持【價值削平】的後現代思維，倒不如說是對【悄悄價值削平】的敘事帶來的認知危機的一次撥亂反正。

而從歷史層面來說，這種趨勢似乎與dystopian的發展史一脈相承，歸根結底還是20世紀兩次全人類的戰爭以及其後續帶來的種種後遺現象，不斷衝擊著人們秉信的【烏托邦式】的衝動想像，【（現代主義）烏托邦本來期待著各項規章制度，嚴格社會分工、健全社會機構、以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結果卻導致極權主義得勢，戰爭爆發、個人自由消失，精神生活與情感生活陷入極度貧乏、單調與麻木之中】。

從文學角度出發，（最近10年）英美青少年小說的惡托邦題材出現井噴趨勢（《飢餓遊戲》《分歧者》《西部世界》《黑鏡》），日本的文學藝術作品則伴隨著各色末世情結（島國地理與被核武的持續影響）（《世界奇妙物語》《自新世界》《進擊的巨人》），而中國的文學作品則多是採取某種反思性視角回顧浩劫的十年（如韓少功、王小波、閻年科等）姿態。這種流行的文學姿態，一方面是對20世紀大變化的某種復歸，一方面則會深遠影響人對未來文明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