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木偶人生之七:七一五的悲劇
中山艦事件明明是蔣發動兵變,以下犯上,最終卻是汪被迫出走。汪的無辜受累,大受全黨同志同情。自他出走法國後,各地國民黨人請汪復職的函電便如雪片般飛來,一致擁護汪回國主持大局。武漢國民政府自成立後,很快就跟蔣勢同水火,自譚延闓以下的武漢政府各官員自感資望不足,希望汪能夠回來扛起和蔣對抗的大旗。他們將尚在國外的汪推選為常務委員中的第一名,不斷發電敦促其到武漢來領導黨中央和國民政府。
蔣起初對眾人擁汪回國的舉動甚是反感,曾公然宣稱:「我以為黨政軍只能有一個領袖,不能有兩個領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來,我便走開。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來。」可是隨著蔣與武漢國民政府的對抗日益激烈,蔣轉而開始支持汪回國。蔣的小算盤是利用汪的資歷名望來對武漢方面施加壓力,達到自己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而且蔣已經看出來汪是一介書生,頭腦單純,易於控制,讓他繼續做一個被架空的空頭領袖掌握在自己手中,未始不是一個好主意。
而汪在知道蔣是在受了西山會議派的挑撥,才開始對自己產生疑心之後,也認為蔣是一時糊塗,受人挑唆,才中了敵人的離間之計。如今見蔣不斷寫信懇求自己回來,甚至動情的說如果汪精衛再不回來,他也要走了。一時感動,便也原諒了蔣,認為他是真心請自己回國。既然國內各派都一致請自己回國,汪便覺得自己應該儘快回去,進行調處,避免黨的分裂。
1927年4月1日,汪精衛經莫斯科回到上海,蔣介石親率在滬官員隆重迎接。蔣堅決反對汪去武漢,勸汪與他一起到南京建立國民政府,領導國民党進行分共。次日,吳稚暉、張靜江等右派元老召開監察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呈文,指責武漢國民政府已經被俄國顧問鮑羅廷所支配,要求首先將鮑趕走。當初為了緩和與武漢方面的關係,蔣曾在1月12日去過武漢一次,結果卻看到滿大街「打倒軍事獨裁者」的標語,他與鮑羅廷之間也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鮑羅廷甚至對他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陛下要我們不說話,只有找狗去。」蔣介石認為鮑羅庭污辱了他,於是對這位在廖仲愷遇刺案和中山艦事件中一手扶持自己上位的恩公開始懷恨在心。另外他認為武漢諸公皆庸庸碌碌,只有鮑羅廷才華橫溢,所以將其視為心腹大患,必欲鋤之而後快。
汪在會上一直態度猶疑,他一方面表示「共產黨實以本黨為利用品」,蘇俄不過是「把我們國民黨當做工具」,認為國共兩黨「不容繼續相安」。另一方面卻又表示國民革命正在進展,不妨緩一步,不要立即分共。而且聯俄容共的政策為總理所定,不能擅自更改,應該召開黨的會議,按組織程序解決。且自請赴漢疏通,說服漢方眾人遷都南京,在南京召開四中全會解決分共問題,並表示無論「會議怎樣決定,兄弟無不服從」。寧方眾人對汪的和稀泥態度大為不滿,堅決反對汪去武漢,說一去就會被左派包圍。一向行事乖戾的吳稚暉甚至當眾向汪下跪,求其改變態度,留滬領導分共。並預言汪精衛終有一天會向他「相對痛哭」。而李宗仁、李濟深等軍事實力派則暗中向汪表示,只要汪答應分共,對於蔣介石可以請其下野。最終蔣汪達成協議:「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解決黨事糾紛問題,四中全會之前,由汪勸說陳獨秀,要各地共產黨員暫時停止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由汪到武漢勸說漢方答應遷都南京,即使漢方不同意,他也會返回上海。
蔣、汪取得諒解後,蔣介石發表通電稱:擁護汪主席統一黨權。一切軍政、民政、財政、外交,都必須在「汪主席指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率全軍而服從之。」汪有了蔣的支持,又去找陳獨秀磋商,因為汪精衛認為不應立即分共,所以還是要對兩黨關係進行調停,於是兩人在4月5日發布了《汪陳聯合宣言》,宣布要繼續堅持國共合作。宣言發出後,汪精衛於當晚心滿意足的上船前往武漢了,而蔣介石與其它右派將領則聞之大嘩,認為汪前腳剛說自己贊同分共,轉眼卻又發了這麼一個宣言,是出爾反爾,偏袒共黨。既然汪是這個態度,如果再讓國民政府遷到南京,那將更為麻煩,不如趁武漢方面做出答覆前,就提前在南京另立山頭。
4月10日,汪精衛來到武漢,眼見當時武漢的反蔣氣氛甚濃,大街小巷貼滿了「打倒蔣介石」、「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於是在次日的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表示要繼續堅持聯俄聯共三大政策。並在報上題詞:「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公開展現自己的左派立場,迅速贏得了兩湖地區民眾的支持。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對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大開殺戒,一時間上海街頭瀰漫在腥風血雨之中。4月14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宣布取消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宣布建都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取消武漢國民政府。推舉胡漢民為政府主席,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江、浙、皖、閩、川和兩廣等省,開始進行清黨。
四一二的消息傳到武漢後,漢方的國民黨左派怒不可遏,隨即通過決議,宣布將蔣介石開除出黨,對國民黨右派進行清黨。昔日親密無間的黨內同志之間,開始自相殘殺。南京既然另立了政府,所謂國府遷寧之議,汪精衛自然不能再向中央提議了。他很快被武漢方面擁戴為反蔣的領袖,汪於4月16日發出銑電,痛斥蔣介石「提出反共口號,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不聽勸告,竟於上海屠殺工人,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
寧漢分裂後,武漢國民政府一度準備發兵東征討蔣,但是最終在李宗仁和朱培德的斡旋下,武漢與南京方面決定避免開戰,暫時分頭繼續北伐。但是汪精衛很快也面臨了蔣介石曾經面臨的窘境。四一二之後,共產黨領導的農會對土豪劣紳的打擊進一步加強,遇害的北伐軍家屬也越來越多,連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都被當成土豪殺掉。在何鍵的支持下,宜昌的夏斗寅和長沙的許克祥先後發動兵變,紅幫發動長沙周圍十萬農軍圍攻許克祥,結果卻被許部一個團千餘人輕易擊敗。汪精衛擔心如果再不分共的話,會有更多的軍隊發生嘩變,而且認為共產黨發動的工農群眾雖多,但都是一些拿著扁擔鋤頭的烏合之眾,根本不足為恃。他開始進行 「裁製共產黨徒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過火行動」,在各地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種民眾團體之一切言論行動。
馬日事變發生後,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發生分裂,鮑羅廷認為國民黨左派仍是好的,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必須向國民黨左派讓步。紅幫總舵應該號召群眾擁護國民黨總舵及其政府。而共產國際剛派到中國的總代表羅易則認為國民政府已經是地主、軍閥的代表,應該號召左派群眾起來推翻。鮑羅廷認為剛來到中國三個月的羅易對中國情況毫不了解,但是又無法說服他,於是只好向共產國際請示,請他們做出最高裁決。
共產國際在接到鮑的電報後,緊急召開了第八次全會,討論中國問題。但是共產國際內部也發生了分裂,托洛茨基認為武漢國民政府只是一個空架子,主張立即在中國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斯大林則認為武漢國民政府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主張共產黨人參加武漢國民黨及其革命政府,以保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黨內外的領導作用。最終斯大林的意見佔了上風,會後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要求紅幫「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但為了駁斥托洛茨基對共產國際目前的中國政策是嚴重階級妥協路線的指責,它亦同時強硬要求:(1)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對此必須千方百計地加以促進。(2)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總舵,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3)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4)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紅幫總舵在收到了這份內容自相矛盾的指示後,頓時炸開了鍋。大龍頭陳獨秀認為這份指示通篇胡言亂語,完全無法執行。當時紅幫與武漢國民政府間的主要分歧就是土地問題,要搞土改就必然與國民政府鬧翻,現在既要發動土地革命,卻又要跟武漢國民政府保持合作,這根本就行不通。而且汪精衛這人最講組織原則,現在在未召開全黨大會的情況下,就要增加工農領導人,他怎會答應?鮑羅廷也認為這個指示完全脫離中國實際,主張以條件不成熟為由不予執行。但是羅易則對其如獲至寶,認為這份指示是照亮中國革命前途的明燈,既然陳獨秀和鮑羅廷都不支持,羅易就決定拿著他去爭取汪精衛的支持。
羅易這個作為墨西哥共產黨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的印度人,腦子裡充滿了熱帶風情的激情與幻想。他對武漢國民政府充滿敵視,卻又對汪精衛個人充滿好感,滿心希望用自己的真誠來感動汪精衛,拉他一起對腐朽的武漢政府進行改造。反倒是他的翻譯王劍龍比他清醒,勸他說:這份文件如此機密,你怎能輕易示人,萬一汪精衛把他公布出來怎麼辦?但是羅易執迷不悟,仍然親自去把這份文件交給汪精衛。果然汪精衛見電大驚,認為共產黨這是要推翻國民政府,立刻抗議說:「這一文件違反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中『共產組織和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適用於中國』的內容。」
汪精衛在跟羅易見面後,立即將《五月指示》的副本交給在武漢的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傳看,只對共產黨人譚平山一人保密。在汪宣讀完這份指示後,會場一時鴉雀無聲,片刻之後則群情激憤,孫科憤怒的說:「第三國際放個屁,也是香的!我們容納共產黨,真是太過信他們了!」連左派的外交部長陳友仁也說道:「這意味著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汪精衛最後總結道:「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法。正如一隻船,有兩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最終主席團決定解除鮑羅廷、加倫等140餘名蘇聯顧問的職務。汪至此已經下定了分共的決心。
6月10日,汪精衛同馮玉祥在鄭州舉行會議,馮玉祥在會上答應支持汪精衛,條件則是汪必須分共,最終雙方達成協議,由馮玉祥率國民軍留在河南繼續進攻奉軍,而唐生智則率武漢方面的軍隊返回湖北準備清共。唐生智返鄂後公開支持許克祥等人的反共行為,對工農群眾進行大肆迫害,而汪精衛亦召集中央黨部中的非共產黨成員,要求為分共做準備,同時要求非共產黨員軍官在軍內加以防範,將譚平山蘇兆征等共產黨部長趕出政府。何鍵更公然發布反共宣言,率部將中華全國總工會等共產黨的機關搗毀。
共產國際到這時才如夢方醒,意識到同國民黨的分裂已是不可避免。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紅幫總舵在漢口召開臨時香堂,將陳獨秀排斥在外,禁止其參加會議。陳拒絕接受服從這一決定,公開指責是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才造成中國革命失敗,直言中國革命必須由中國人來領導。從此退出紅幫領導。紅幫總舵進行改組,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組成臨時總香堂。發表宣言,譴責國民黨總舵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宣布撤回參加武漢國民政府的紅幫成員,準備在排除國民黨總舵的情況下,自行召集國民黨新一屆代表大會,奪取對國民黨的領導權。
汪精衛在此情況下,於7月15日召開國民黨中執委常委擴大會議,向黨內高層公布五月指示內容,汪發表長篇講話,逐條批駁共產國際的意見,指責共產國際提出開展土地革命,與三民主義相衝突;要在國民黨總舵香主中多增加工農領袖,是破壞本黨的組織;建立工農武裝是根本動搖我們的軍隊。讓國民黨人組成革命軍事法庭鎮壓反革命軍官,是讓我們做劊子手破壞黨軍關係。「這五條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這是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陰謀」。國民黨的聯俄政策「乃是三民主義聯合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的中國聯合共產主義的俄國」,「若是丟開了三民主義那就不是聯俄而是降俄了」。孫科、譚延闓等亦先後發言,認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將國民黨作為共產黨的工具,必須對共產黨加以制裁。
最終會議在只有陳友仁一人投反對票的情況下通過決議:在一個月內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在四中全會召開前停止紅幫的一切活動。指責紅幫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是共產黨破壞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既然共產黨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它在國民革命軍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正式決定開始分共。會後武漢國民政府開始進行清黨,要求黨政軍內的共產黨員必須立即脫黨,否則一律予以停職。雖然汪同時表示要保護共產黨員人身自由,要繼續保護工農利益,主張進行和平分共。但是武漢政府統轄下的各地軍隊,在得知七一五決議之後,對共產黨的迫害迅速升級,對革命工農群眾開始大開殺戒,汪事實上已經控制不住局勢。紅幫亦決定建立自己武裝,與汪徹底決裂,最終發生了八一南昌起義。
四一二事件與七一五事件是國民黨歷史上的重大悲劇。清黨之前全國共有國民黨員121萬,而到清黨之後的1928年,黨員數量就銳減到22萬人,此後一直到抗戰爆發,國民黨再也沒能恢復元氣。清黨中共有50萬人遇害,而當時共產黨員總數也不過5萬人,也就是說遇害者中至少有超過九成都是國民黨左派與普通工農群眾。因為分共主要是出於對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現象的恐懼,所以清黨自然要依靠各地的土豪劣紳與右派軍人,在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走一個的口號下,在共產黨員真偽難辨的情況下,各地清黨的標準五花八門,有的是將穿學生裝的當做共產黨員殺掉,有的是留分頭的就當共產黨員殺掉。而主要的屠殺對象則是出身貧寒,平日喜歡宣揚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清黨之後,國民黨內最清新向上,朝氣蓬勃的革命青年們被一掃而空,或遭到屠殺,或紛紛退幫,而工農群眾亦被從黨內徹底排斥,國民黨完全蛻變成了一個由軍政官員組成的黨。在工會農會被搗毀之後,國民黨的群眾工作徹底中斷,只能依靠土豪劣紳來進行鄉村治理,對基層的控制徹底喪失,以至於抗戰中出現了只能靠強拉壯丁來徵兵打鬼子的尷尬局面。
從分共事件中汪精衛的整個表現中可以看出,汪對分共的態度是既矛盾又猶豫的。一方面他認為蘇俄與中共都是在利用國民黨,因而贊同蔣的分共主張;另一方面他又始終堅持必須按照組織原則,通過召開全黨大會來合法依規的決定是否分共,而反對蔣介石主張的由幾個大佬密室協商就來決定這一問題。另一方面他又始終幻想和平分共,尤其反對對工農進行迫害,他在與蔣爭論時甚至痛哭失聲的表示:「我是熱愛工農的啊,誰迫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但事實上,他作為手無兵權的一介書生,既無法阻止工農群眾的激進盲動,亦無法阻止右派軍人的瘋狂報復,最後只能是左右不討好,坐視悲劇發生而任由國民黨徹底沉淪。清黨的另一大惡果就是國民政府內從此軍權開始凌駕於黨權之上。無論是在廣州國民政府還是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都是堅持黨指揮槍原則的,黨務領導的地位高于軍事領導人。但是在清黨之後,軍事實力派開始掌權,而黨務領導人則開始被邊緣化,白崇禧就認為政工人員的唯一作用就是刷刷標語。各地黨部淪為了養閑人的清談館,手握槍杆子的軍師長們則可以隨意將黨部主委招來驅使凌辱。國民黨的政治動員工作從此被共產黨打的毫無還手之力。
用汪的親信陳公博的話說,總理的遺訓是要扶助工農,即使當時工農群眾有激進過火的行為,也應加以教化勸導,但最終卻變成了殘殺工農,北伐的口號本來是打倒列強除軍閥,現在卻開始跟列強軍閥妥協,知識青年完全不知道黨的目標是什麼。甚至連右派分子也開始彷徨,本來是想分共清除激進派後實現黨內民主,可沒想到最終建立的卻是槍指揮黨的軍事獨裁,既然如此,那當初又為什麼要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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