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彼時之雲上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已是秋天，操場四周的梧桐葉由綠轉黃，稀疏散落在柏油鋪成的路面上。禁閉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監獄內一片太平，吃胡蘿蔔幫和去胡蘿蔔幫相安無事，大家都默默遵循著自己的幫規，遇到意見分歧的時候也至多是與人理論而不再動粗。大鬍子還是老樣子，我們仍共享一間牢房，和獄友獄卒們熟絡起來，大家也都漸漸把我當做大鬍子的代理人，有什麼需要大鬍子做的（簽名、體檢之類的），多半都會讓我在一旁陪同。

之前提到過在監獄裡做活多數人都是磨洋工（因為生產車間績效並不和一日三餐掛鉤），需要加以補充說明的是雖然績效的確不和伙食掛鉤，但和工分掛鉤。工分類似於監獄裡的官方硬通貨（香煙是我們私底下的硬通貨），憑著工分可以從官方經營的小賣部里買很多東西。大鬍子的工分雖然記在他名下，但由於大家都認可我作為大鬍子的代理人，這些工分的實際使用權其實都歸在我名下。如你所知的，大鬍子幹活格外賣力，工分自然也賺得多，這樣一來每到月底，除開生活必需品的開銷，我和大鬍子賬下的工分總有盈餘。

由於官方經營的小賣部里只有為數不多諸如牙膏肥皂之類的生活必需品，工分積攢多了就只是個數字，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品質沒有絲毫幫助，但如果工分不夠了，平常買些生活必需品就很麻煩，因此大伙兒磨洋工的時候會偷偷算好這個月所需的工分，然後出相應的力，每到月底大家的工分都會被剛好用完，很少有人會存下工分以備不時之需。多數情況下這種算計都能奏效，可一旦因為大大小小的原因曠了工（諸如生病發燒被關個禁閉），而自己的工分賬戶里又沒有盈餘，下個月的開支就很難周轉。我和大鬍子的工分越攢越多，望著賬戶里餘額不斷增長的工分，我決定向獄卒們試探下口風，看看自己能不能在這監獄裡做些由官方背書的小額工分借貸。

秋日的一個午後，我領著大鬍子找到了主管工分記賬系統的獄卒，那人到了快退休的年紀，依然長得賊眉鼠眼，戴著一副和啤酒瓶底座差不多厚的老花眼鏡。在接受了兩包香煙的賄賂後，他打開電腦調出了我和大鬍子的工分賬戶。他一邊念念有詞地感嘆著大鬍子賬戶里的工分多，一邊心不在焉地翻動著桌邊的時政報紙。我向他袒露了自己和大鬍子此行的目的，想詢問下他對此的意見。他推了推架在鼻樑上的眼鏡，若有所思地拿指尖敲著桌面，然後含混不清地說什麼他對此沒有過多的看法，但合不合乎監獄裡的規定他還得再向上級請示，說罷他從我們送的煙盒裡抽出一根煙叼在嘴邊，旁若無人地吐著煙圈。我向他請示，既然他本就主管工分記賬系統，理應不用請示任何人便可以自己拿定主意，我所提議的小額工分借貸一來可以把積壓在犯人賬戶里的無用工分釋放出來便利群眾，二來可以改進工分系統讓勤勤懇懇務工的囚犯得到更多切實的獎勵，這樣一個良性的系統循環起來一定可以讓監獄裡的整個經濟體制更具有活力，何樂而不為？

那老頭子獄卒點了點頭，仍舊沒有批准的意思，他話鋒一轉問起了我們在生產車間的具體勞作方式，他指了指大鬍子，說就他這樣的痴呆怎麼掙到那麼多工分的？大鬍子好像聽明白了他的詰問，一邊咿咿呀呀一邊拿手比劃著自己在和稀泥組所做的事，我向大鬍子擺了擺手，對那老頭子獄卒說大鬍子之前在和稀泥組幹活受排擠，現在被分到了研磨組，別看他腦子不好使，手腳可麻利了，只要教他和稀泥或者研磨大理石的動作，他能一刻不休地幹上一整天。那老頭子獄卒聽到這咧嘴輕蔑一笑：「喲，那這麼說我們逮住他可是賺大了！」我見再和他這麼耗下去不會有絲毫進展，就請示他讓我們先行告退，他擺了擺手說我們的請求他會向上面傳遞，如果可以的話這幾天就給我們消息。我已然對這官僚作風不抱任何希望，臨行前我望著擺在他桌前的兩包上好香煙，只感到一陣心疼，大鬍子倒是沒什麼怨言，開開心心地跟著我走出了辦公室。

如此一來，想要實施由官方背書的小額工分借貸似是不可能之舉，我只好另謀他路。如你先前所知的，我們這所監獄裡勢力最大的兩個幫派便是「去胡蘿蔔幫」和「吃胡蘿蔔幫」，既然官方不肯出面給我們背書，自然而然地，我就想到要從民間獲得支持。我身為「去胡蘿蔔幫」一員，在幫派內部溝通倒不見得有多難，難的是到「吃胡蘿蔔幫」拉攏高層為我們站票。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未關心過幫派的管理層，本就是隨手一填的入幫申請，誰管他是李四還是王二麻子管理「吃胡蘿蔔幫」又或是「去胡蘿蔔幫」呢？

像臨考前抱佛腳的學生不情不願地預習著考點，我也不情不願地拿出了好些積蓄（用工分換日用品再打折扣換香煙）去打點這些平日里我不屑維持的人脈關係，兜兜轉轉月余，才總算摸清了這兩個幫派的門路。拿「去胡蘿蔔幫」為例（「吃胡蘿蔔幫」也類似），本幫有著等級森嚴的管理制度，最上面由幫主和五長老組成了幫派的最高權力決策機關，下面有分管各牢房區域的大吏，約莫二十來人，大吏身邊還安插有言行最得幫主賞識的督查使，督查使必須嚴格貫徹不吃胡蘿蔔的幫規（一粒胡蘿蔔丁都不能碰），以身作則的同時監督大吏日常的飲食，一旦發現大吏誤吃了哪怕是一顆胡蘿蔔粒，督查使都要稟告幫主和五長老，如此一來，受罰的大吏輕則要寫檢討書（不會寫字的大吏就罰站），重則被免職甚至開除幫籍。當然，這樣被開除幫籍的大吏也並不受對立幫派「吃胡蘿蔔幫」的賞識，畢竟要讓一個人從絲毫不吃胡蘿蔔變成頓頓胡蘿蔔大餐也絕非易事。

我想到大吏在我們幫眾面前頤指氣使，卻要在督查使跟前提心弔膽小心度日；督查使看似握有尚方寶劍，在幫主五長老面前又只能卑躬屈膝大呼忠誠；五長老和幫主看似權勢滔天，也只能在逼仄的囚室里揮斥方遒，見到獄卒還要點頭哈腰拿香煙打點。如此看來權勢真是一息萬變，即便熬到了頭還有個生死橫亘身前，人們孜孜不倦地在方寸之間爾虞我詐，一想到這我就不自覺地嗚呼哀哉起來：我本來過著自己平淡的小日子，在無足輕重的平頭老百姓中間如魚得水優遊自在，哪想如今在牢外被捲入革命黨人與現任政府的鬥爭之中，在牢內也落不得個好安生，又被捲入「去胡蘿蔔幫」和「吃胡蘿蔔幫」的鬥爭之中。

誠如一個偉人在我們先前的時代高聲呼籲的一般——鬥爭是無處不在的。如此一想我倒覺得內心平靜了一些。這絕不是什麼破罐子破摔的歪理，我這人天性並不悲觀，即使到了最危難的關頭我都會平和地乞求好運砸落腳邊，多數時候我都能逢凶化吉，但也有些時候會不太走運，比如在故事的一開頭，我只是穿著從店裡順出來的布絨牛皮靴去討要合法工資，就被紅衣太保手下的那些小畜生們抓來充了革命黨人。我曾有段時間一度懷疑政府下達過革命黨人抓捕額度的文件，而紅衣太保們深知無法達標，就只能抓我這樣的人去濫竽充數。這點其實很好理解，真要是革命黨人辦事一定小心翼翼滴水不漏，隨便在大街上被貓嗅幾下就抓住的革命黨人，不是傻瓜就是笨蛋，而革命黨人又怎麼會是傻瓜或者笨蛋（大鬍子跌成痴呆後當然不能算數）？學過邏輯的人都知道，雙重否定即是肯定，換句話說就是，被如此草率抓住的一定不是革命黨人。因此我一直很納悶，這麼淺顯易懂的道理紅衣太保怎麼就不能明白。後來我眼看著革命黨人一批一批地被送進監獄裡改造或者押赴刑場處決，我倒也找回了一些平衡（原來不只我一個倒霉蛋），與此同時我慢慢練出了一種識人的能力，有些被冠以革命黨人身份的囚犯一眼看過去就是傻瓜或者笨蛋，而這些人顯然就和我一樣是一問三不知的二愣子，我們這些被抓捕充數的人倒也不會受到什麼非人的待遇，無非是被特殊關押審訊個把月，再放回尋常囚犯居住的東北方囚室樓。大鬍子是個例外，如果他不是跌成了痴呆，現在早已在靶場被槍斃了好幾回，因禍得福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只是大鬍子現在這個樣子大概也不會明白什麼是福什麼是禍罷了。

此後的很多天，我領著大鬍子挨個兒拜訪「去胡蘿蔔幫」和「吃胡蘿蔔幫」的高層們，有一天早飯後囚犯們正在操場上自由活動，我和大鬍子揣著換好的香煙按著人頭四顧找尋「吃胡蘿蔔幫」的一個長老，一般來說這樣的長老很好找，在自由活動時間都由幾個幫眾簇擁著（防止敵幫突發偷襲）。

正在這當口，廣播那裡傳來一聲公告，說等會兒在操場臨時搭建的處決台前要槍斃一個革命黨人，這對我來說已經司空見慣，從我入獄之後算起，每隔一段時間都要處決一些革命黨人以儆效尤。起初他們還頗具儀式感，每次都要出動車隊將革命黨人押赴郊外的刑場執行槍決，刑場離我們這兒不遠，車隊離開不多時我們就能遠遠地聽到一聲劃破長空的槍鳴，一般這個時候大家都會沉默不語。雖然那些真正的革命黨人一直都被隔離關押在西南方的獄卒職工樓接受審訊，與我們這些被「假釋」到普通囚室樓的偽革命黨人交集不深，但我聽到處決槍聲的時候仍會有種同病相憐的感覺，與其說我深以為自己也是革命黨的一份子（我倒還算有些理智），為革命損失得力幹將而痛心，倒不如說我是在感慨英雄末路。

在我所成長的這個時代里，英雄對於老百姓來說既熟悉又陌生：他們普遍存在於宣傳和輿論的媒介之中卻又遠離人們生活的當下。我在鞋店裡做工的時候經常會聽進來買鞋的客人們說起時事，什麼政府援邊部隊又在一次維和行動中犧牲了幾名英雄將士，一個紅衣太保預備隊的小英雄在居民樓火災中奮力救出數十名老弱病殘，博物館搶劫案中英勇的遊客與歹徒拚死力博保全了館內珍貴的歷史文物，諸如此類的新聞林林總總，因為並未發生在我身邊，我對它們的真實性一概不置可否，你如果責備我為什麼要質疑一切，我只記得當年外婆因為營救困在火災中的寡婦被燒成了重傷，而那個戴眼鏡的區委官員卻在外婆的病床前讓我簽字把外婆的房產抵押給政府償還醫藥費。話說回來，我之所以覺得革命黨人具有英雄的屬性，倒不是因為我生活得多麼水深火熱（也不是我與現任政府有什麼不足為外人道的糾葛），私以為革命黨這個組織能依著同一個非惡的目標，懷著同一個美好的願景（至少暫時看起來如此），與現實生活中不作為的強權以及切實可感的邪惡為敵而不懼刀剮槍決，本身就是值得稱道的。

後來處決革命黨人的間隔越來越短，從最初的一周槍斃一個，到之後的幾天一個，再到現在基本上每隔一兩天就要槍斃一個罪不可恕的革命黨人。監獄裡一合計，用車隊如此興師動眾地頻繁往來於刑場和牢房之間，有違勤儉治監的原則，倒不如在東南方的操場角落搭建一個臨時的處決台。也不知是誰出的餿主意，監獄管理層一開始規定我們這些可憐的犯人必須到場出席這以儆效尤的槍決儀式，其實我很不理解他們這種做法，對於我們這些階下囚來說，處決革命黨人並不能起到震懾不法分子的效果，我們（如果不出獄的話）已經再無可能對社會產生不好的影響。

回想一個多月前，我第一次到場的時候，處決台四周架設起一圈高高的補光燈，清晨的時候日光熹微，天空中飄著薄薄的雲霧，強烈的燈光把台中央照得光亮如晝午。處決台正中央匍匐著一個雙膝跪地兩臂緊鎖身後的革命黨人，他耷拉著腦袋顯得有些頹氣，面對即將到來的命運之錘無能為力，他的身後站立著兩個高大威猛的紅衣太保（遠不像當初審訊我的胖瘦二人組一般歪瓜裂棗），這兩人身姿挺拔，目光炯炯，雙手握緊斜挎上身的步槍，不怒自威。進監獄這麼些時日，我從未見過這兩人，想必定是從其他地方調過來執行槍決的紅衣太保。後來監獄長通過廣播喇叭朝我們喊話，讓我們這些出席的犯人都一一就坐在處決台前安置好的座椅上。我環顧四周，見台下圍著密密麻麻上千的囚犯，有的趁機交換香煙私貨，有的小聲在底下罵娘，更多的人則都茫然無措，不知監獄方面到底在想什麼鬼主意。大鬍子一直跟在我身邊，他歪著個腦袋傻笑，好似看熱鬧，一點兒也不知台上的人正是他們革命黨的一份子，我想這對他來說也好，要不然真不知他心裡會作何感想，是如螳臂當車一般衝上台去嘗試解救夥伴，還是忍辱負重在台下眼睜睜看著夥伴被處決？

廣播里的聲音隨後再度響起，典獄長向我們通告了此次行刑的計劃，意思簡單明了：這是監獄方面向X市政府申報的一次實驗性活動，要向全市公開直播處決革命黨人，目的在於教育市民，不要吃飽了撐的去造反鬧革命，與政府作對的下場即是如此，是不會有好果子吃的。我們這些坐在下面的囚犯就是在台下作個幫襯，監獄裡人手不夠，需要我們的參與才會讓整個儀式有一種威嚴肅穆的氣勢，所以他再三強調如果誰敢鬧事，就關禁閉一年。聽罷典獄長這番話，別的人不說，我自己倒是兩股戰戰，在心底乞求「吃胡蘿蔔幫」和「去胡蘿蔔幫」可千萬不要發生什麼衝突。

隨著一聲令下，坐在高台上的攝像師開始指揮機械臂不斷移動以選取好的機位，他也時不時會從觀眾中取景（鏡頭朝向我們），我想如果當時自己正在家中看電視，一定沒法在這浩浩湯湯的人群中找到木然無神的自己。正在思前想後的我還未反應過來，只聽到一聲槍響，整個處決就結束了。台下一陣驚呼，早已待在台側的屍檢官緩步上台，戴著手套去摸那個可憐人兒的脈搏，隨後點點頭向身旁執刑的紅衣太保示意，兩側殯儀人員於是上前將那個革命黨人的遺體收殮。沒過一會兒，四周補光燈就全部關閉了，此時太陽也慢慢從厚重的雲翳背後探出了頭，天空一片晴朗，喇叭聲里傳來讓大家散場的公告，同時通知大家今後會有更多這樣的處決儀式，請大家務必參加。

此後的一個多月我和大鬍子陸陸續續參加了好幾場這樣的處決直播活動，人對新鮮事物的好奇心總是與日俱減，看慣了子彈打穿腦殼後濺出的一地腦漿，大家都有些失去了興趣。起先人們還會在槍響之後驚呼一聲倒吸一口涼氣，再之後大家都有些見怪不怪，監獄方面需要我們犯人如何配合我們就儘力而為。久而久之，這樣的例行公事當然也激不起監獄領導方面的興趣，沒過幾周，我們就不再被強制要求參加公開直播的處決儀式了。我之後仍然「非義務性」地去看過幾次處決，攝像師倒也知道如何適應新環境，他不再指揮機械臂從零星的觀眾中取景，如此一來，我們這些觀者存在的意義也蕩然無存，聲音和畫面都可以後期製作（多虧提供最初素材的我們）。像這樣的直播即使延時個把鐘頭作後期處理，也不會有人在乎——我們這些親身經歷的人尚覺乏味，何況是那些躺在家中沙發上（感受不到血濺當場）的看客？話說回來，又有誰會長久地關注這種無聊又事不關己的事呢？

如你現在所知的，這種對革命黨人的處決於我來說已然不陌生，拜訪「吃胡蘿蔔幫」長老並與之洽談工分借貸顯然是一件更為緊迫的事，我領著大鬍子環顧四周仍未見到被幫眾圍簇的長老。時而有些新來的傢伙好奇處決革命黨人的流程，他們會三五成群地組成小團體去處決現場湊熱鬧。現在那裡就圍著好幾組人，但從我這裡望過去根本分辨不清誰是誰，「吃胡蘿蔔幫」的長老大概率不會出現在這種只有新人才會去的場所，我這麼想著，也就不準備橫跨整個操場去碰運氣了。

我背靠食堂外的灰牆，手握早早兌換好的香煙包裝盒（我並不抽煙），眼神掃過擦身而過的一個又一個小團體，我需要時間思考接下來的對策。一個星期前「去胡蘿蔔幫」的幫主（一個入獄二十多年的強盜頭子）剛准許了我以幫眾的身份借貸工分給「去胡蘿蔔幫」的成員，但是賺得的工分要和他三七分成，我本以為是我七他三，沒怎麼想就滿口答應了，到後來要簽字按手印的時候，我一讀條款發覺不對勁（是幫主七我三），而我作為一個普通幫眾又不好當面給幫主難堪，只好找個借口迴避簽字流程逃了出來。

我是這麼想的，凡事有競爭總是好的，雖然「吃胡蘿蔔幫」那裡比較難打點關係（因為我是敵對幫派的幫眾），但是只要他們願意跟我合作，把工分借貸的事辦下來（即使只能借貸給「吃胡蘿蔔幫」幫眾），哪怕五五分成都是極好的（總好過三七分成）。摸清了自家幫派的意圖之後，我這幾天密集拜訪了好幾個「吃胡蘿蔔幫」高層，對他們我一概是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我深以為「吃胡蘿蔔幫」的高層在與我交談過後也都認識到了一點，即在工分借貸一事上，他們不該持有僵化的幫派對立意識，工分借貸不是原則問題，更不是關乎幫派存亡的性命問題，相反的，工分借貸是監獄內部的創新型惠民項目，之前大家在車間的生產力不夠高，本質上就是因為資本無法在牢牆內充分流轉，如果能在「吃胡蘿蔔幫」內部普及工分借貸，猶如商鞅變法之於秦國，可謂無往而不利也。憑著一張在鞋店裡推銷皮鞋練就的三寸不爛之舌，我在監獄內小範圍試營工分借貸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幾日我一直深以為豪，即使得不到本幫潑皮幫主的傾囊相助，我也有其他路子可走，這麼一看，今天和「吃胡蘿蔔幫」另一長老的碰面就顯得尤為重要。

正當我背靠牆壁思量對策的時候，一陣秋風颳了過來，大鬍子指著天邊的雲翳朝我拍起了手，我抽離開思緒仔細往他所指的天上望去，方才發現本就陰沉的天空此時突然飄起了雨，淅瀝小雨在秋風的作伴下裹挾來一陣寒意，衣物單薄的我不禁寒戰連連，猛然間才發現自己已經記不起上一次見到雨天是在何時。這下可好，日復一日單調而無趣的牢房生活讓我漸漸遺失了對於時間流逝的覺察，如果你仍記得，最初我被關押在西南角的獄卒職工樓，住的是拘押特殊犯人的小單間，還未用鬍鬚上吊求死的大鬍子就關押在我對門的囚室里，那時的他神采奕奕，說起話來侃侃而談，我雖然相較於彼時的大鬍子要萎靡很多，不僅要時刻準備接受紅衣太保們的提審（並承擔隨之而來的可能後果），還得憋著一肚子被冤枉的怒火，即使身處這樣的困境我也沒有失去信心，憑著每日在牆上刻「正」字的筆劃，我以自己的方式度量著時間的流逝並在心底祈禱熬過這段有生以來最大的負彩。

這紛紛細雨驟然間把我拽回了現實，讓我與常態的生活之間有了一種清晰剝落的疏離感，自離開特殊關押後，獄中的生活已然成為我的常態，沒有了要殺要剮的擔憂，我在這鋼筋混凝土砌築的監獄內起居作息，勞作社交，再也沒有了紀錄時間的習慣。有時恍惚間過了一周，上一刻腦中的夜空仍是滿月和群星環繞，下一秒再仰頭往星空看去，只有細細的月牙在雲靄之間忽明忽暗。這也說得過去，我已然認可牢房內的生活即是我後半生的全部，與其期期艾艾怨天尤人，倒不如積極向上地擁抱新的生活，戴著腳銬去跳舞。這不，我雖然記不起上一次見雨天的情形，倒還記得要把工分借貸推廣出去，並對此有著切實的規劃。

喇叭里突然傳來讓我們去處決台前集合的廣播，這字正腔圓的男聲不斷循環播放著催促大家集合的語句，突然從一種置身事外的鳥瞰之中再次墜入正在行進著的生活大潮之間，我有些不適應，身邊的人（除了大鬍子）也是滿臉費解。身處秋日涼颼颼的雨天，又是陳腔濫調的直播處決革命黨人，緣何要召集大伙兒去處決台前淋著雨裝模作樣？我一邊領著大鬍子朝處決台走去，一邊佝著身子想護住好不容易換來的香煙不被雨淋濕，大鬍子在雨下倒顯出孩童般的稚趣，他蹦蹦跳跳，仰頭朝天張嘴接雨水，好似暢飲自九天之上傾瀉而下的玉露瓊漿，一臉的欣喜與滿足。我與大鬍子相處得逾久逾感受到我的生活里有他該是多麼機緣巧合的事：我們有大概率不會被分在相鄰的囚室，也有大概率不會以革命黨人的身份活著走出特殊關押樓，可是命運就是充斥了這些巧合，讓人在經歷之時不覺有異，卻在回味之時幾多感嘆。

腳下的操場水泥在雨水的沖淋之下由灰白漸漸轉為淺綠，幾處坑窪之地此時已有蓄水的趨勢，身穿灰袍囚服的犯人們三五結伴而行，見水窪都繞道而行，誰也不想即刻把鞋弄濕。待走到處決台前，我才明白此次我們這些看客被召集的緣由——此前的直播處決都在沒有落雨的時候進行，如今X市漸入雨季，攝像師們急需從淋雨的在押犯人中拍取日後剪輯直播視頻的素材。

穿過雨幕，我模模糊糊仍能看見那個跪在台中央的倒霉蛋，他如在此之前被處決的那些革命黨人一般低垂著頭顱，身後站著兩個高大威猛的紅衣太保，他們原本鮮紅的衛衣在雨水的洗刷下顯出暗紅的色彩，如同即將自那個革命黨人頭顱噴濺而出的血漿一般紅稠，死亡的氣息自台上向四周蔓延開來，雨聲和呼嘯的秋風聲如同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哀鳴嘶吼，讓人耳膜生疼。

我借著處決尚未開始的空閑，踮起腳尖四顧環視「吃胡蘿蔔幫」長老可能所處的位置，一般情況下長老們都不會來湊這種熱鬧，但此次情形特殊，如果他們當時就在廣場上，聽了召集令也是必須要服從監獄方面組織安排的，畢竟在幫派組織之上仍凌駕著監獄內部的權力機構。

就像我所目睹過的歷次處決一樣，這次處決也按部就班的進行著。廣播里先是確定機組都到位，再高聲宣讀罪犯的姓名及身份信息，曾參與了什麼樣的顛覆政府政權重罪，政府如何寬宏大量給予戴罪立功的機會，可惡的革命黨人如何在審訊過程中負隅頑抗不知好歹，最終政府無奈之下只好與兇惡的革命黨分子劃清界限，定於今日執行槍決，政府希望廣大市民群眾以此為戒，切莫與革命黨人為伍，身邊親戚朋友若有參與革命活動，檢舉者將有重賞。

在監獄裡呆久了，這種官話我已經可以做到左耳進右耳出，因此上述的宣判我一個字兒也沒入耳。與此同時，我特別注意到那個革命黨人全程都低垂著頭，他此時的心情一定很是複雜。正當我覺得一切都朝著我所熟悉的方向發展著，接下來的一幕讓我對自己的人生有了嶄新的認識。

那個低垂頭顱的男人在執行槍決前突然掙扎著踉蹌起身，他的左腿有些殘疾，在腳銬的羈絆之下一瘸一拐地朝台下的我們挪動著，他昂起頭的一瞬間，我清晰地見著了他下巴上的一小撮山羊鬍須，以及那被雨水沖淋地幾近扭曲的歪臉。這張臉讓我一下子想起了半年前那個來退布絨牛皮鞋的男人，那男人也生著一張苦大仇深的臉，養著一小撮山羊鬍，走路一瘸一拐。隔著雨幕，我實是無法看清這個革命黨人的面容，他身後的兩個紅衣太保見狀一把將其揪住按在地上，廣播里傳來主持人激動的聲音：看啊！這歹毒的革命黨人，即使到了最後的關頭仍要違紀枉法！那革命黨人壓低喉嚨嘶吼著，即使我隔著這麼遠，仍能感受到他出離的憤怒，他高聲呼喊道「革命黨萬歲，革命黨永垂不朽」！

可惜的是，台下的我們並沒有什麼共鳴（又或是不敢表現出有何共鳴），我想他這番掙扎和喊話所針對的受眾一定是在地下某處守候著直播的革命黨同僚。現任政府與革命黨人交戰愈發焦灼，士氣就愈發重要，如此一番處決前喊話，既能削弱敵方的氣焰，又能鼓舞己方的士氣。我記得還未變成痴呆的大鬍子曾和我說過，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一個民族一個黨派的生命卻可以是無限的。如此想來，大鬍子一定覺得個人在時代大潮前是無足輕重的，他所參與的社會變革因了這一層思想而被鍍上了永恆革命的色彩，像無數先人們走過的路一般，當個人放棄了自我，內心的崇高便應運而生。

這聽起來似乎與先前時代所提倡的人本主義有著實質上的對立（人不可放棄自我），但人本主義者所倡導的觀念，回溯到最初，總免不了發問：人緣何為人？先前時代給出的解釋是人之所以為人，既不出於神的意志，也不源於對某個威權的崇拜，而是一系列社會科學人文思潮的小量變所疊加出的大質變，因此每個人（而不僅是集體）都該被尊重，每個思想流派（而不僅是主流思想）都該被重視。這樣的思潮在一段時間內可謂人所共識，一部分是因為在人本主義出現之前有過一段黑暗的極權時代，個人的意志被極大的弱化，以至於人民除了接受無止境的輿論宣傳並投身於永無止境的生產消費再生產之中，別無更好的辦法參與到歷史的進程里去。

如同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思潮和社會形態也是如此，在一段時間的自由主義蔓延過後，緊隨而來的便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獨有的大一統極權政體，人們信任政府，信任在高度自律規範化的政體之下，可以有遠超於過往的生活體驗，人們不必勞心生活的方方面面，X市的人大可以將生育權交給政府來把控，將與個人相關的所有信息寄存於蔓茉莉之中，如同不在乎過去與未來而高枕無憂的新時代寵兒一般，在時代的大劇場里，或是翩然起舞漸漸轉向台幕的中心，又或是淺唱低吟與帷幕後震耳欲聾的合唱曲融為一體，無論如何，個體的意義都在被不斷的弱化。

這不是歷史的倒車，也不是人民的悲哀，至少在我看來，代表著先進的革命黨人，領導著人民反抗不作為政權的革命黨人，如果僅從人本主義來看，他們與現任政府的對立倒顯得不那麼必然，至少從我和大鬍子的對話之中，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黨人仍舊保有一種個人理應式微而集體必須永存的觀念。這與現任政府的做法並無二般，我實在想不出為何要支持一方而去推翻另一方，僅因為與我無關的追殺超生兒（我一直不明白這背後的緣由），遠不足以讓我背棄我所處的政體而去迎接未來並不確定的革命黨人。再者，我聽大鬍子說革命黨人的領袖老蔣其本人就曾是蔓茉莉的主管，在超生的兒子被殺後揭竿起義。這不帶有絲毫理想主義情懷的起義與革命在我看來倒像是一場政變，讓我不得不質疑這場革命的動機。說到底，事到如今我仍是這場革命風波的受害者，我對此並非沒有芥蒂。

紅衣太保見事態有些超出他們的預期，便不等執行槍決的命令自廣播內傳出，就開槍打穿了那個革命黨人的腦殼。我推開擁擠在身前的犯人們，一個箭步沖向觀眾席的前排，我努力伸長脖子想要看清這革命黨人的模樣，此時他的腦殼已被打穿，一小撮頭髮連著頭皮飛離了天靈蓋，從那彈孔中流淌出猶如淙淙小溪般猩紅的鮮血，在雨水的沖淋下自台上蔓延開來，也不知是不是雨滴打落在身上的緣故，那個男人的身體此時仍微微抽搐著，又像是中樞神經在腦幹死亡後仍不甘心地想要喚醒這具尚有體溫的軀體。我眯縫著眼，在他那死後扭曲變形的臉上找尋著蛛絲馬跡，實話實說，此時我既害怕確認這個革命黨人就是那個來退布絨牛皮鞋的男人，又在心裡保有一絲期待，如果堅信萬事萬物都依著因果循環的規律，那麼我現在所經歷的這一切負彩大多可以歸咎於那雙布絨牛皮鞋，而鞋又可以追溯到那個留著山羊鬍子走路一瘸一拐的男人。現在躺在我身前的這個男人，有著同樣的山羊鬍子，在他掙紮起身高呼「革命黨人萬歲」的時候也是一瘸一拐地走路，但除了山羊鬍子和跛足這兩點我似是無法再回憶起更多有關那個退鞋男人的點滴。

我很惱怒，如果我的記憶能再給我一些額外的信息，如果這個男人死亡的面孔不是如此可怖扭曲，如果此刻沒有紛擾不斷的雨珠大把大把墜落在台上濺起無數小水滴，我也許能再記起些什麼，也許能更加確認這個被處死的男人就是那個來退鞋的男人，如此一來我的所有苦惱都可以推諉於他，自此之後我大可以輕鬆地抱怨起命運的不公，並具像化我所怨恨的對象。相比於模糊的革命黨人與現任政府，顯然是這具躺在處決台上的屍體對我來說更有意義，可是我並沒有辦法說服自己相信他們兩人即是一人，而這讓我苦惱萬分。

驗屍官和殯儀隊相繼出場後，大雨並未停歇，人群逐漸散開，而我仍在處決台前木然地站著，大鬍子走上來用胳臂摟住我，在那一刻我有些不真切的感受，大鬍子好似從未離開過我，但我又即刻明白這感覺和那留著山羊鬍子有些跛足的男人一樣，只是我腦海中或美好或膽怯的幻象。而如秋日的落雨一般，人的際遇和生活都在反覆涌動翻滾中走向無序，何處啟程之後再何處停歇，看似無跡可尋卻又在交匯處不言自明。假若是雨滴在雲層還未凝結之前就已知道自己將要墜落於何處，是會被飛鳥銜食，是從傘沿下滑落，又或是小池裡匯聚而漫湧上田頭，對於彼時之雲上的雨滴又會有怎樣的意義呢？我只能在萬千前人所指明的模糊道路上探索著這一切的可能性，任由自己在荊棘里被刺傷，在藤蔓中被纏住，在失明的歲月里被消耗以至於化為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