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加莫：2012年東部沿海某家用瓷磚廠罷工側記

這家瓷磚廠成立於1989年，93年，在大陸開始設廠。老闆是台大電機系畢業的高材生，後來前往美國矽谷的一所名校深造，26歲就獲得博士學位。老闆李某在自己創業之前，通吃有產政商學界。1982年，在世界銀行任職，後來去到美國的一家通信巨頭公司任職。1987年到1989年，李某擔任波士頓諮詢公司在華代表，與私有化進程中的中國政界聯繫頗為緊密。10年前，更是當選為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除了瓷磚行業，李老闆更是涉足諮詢、通訊電源、教育行業，可謂財大氣粗。

2010年以來，沿海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每年都在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李老闆和自己的台灣同事一樣，也籌劃著向工人工資更低的內陸搬遷。這個招術並不新鮮，以前，美國、歐洲、日本的老闆就覺得本國工人「貪得無厭」，於是紛紛把廠搬到中國、印度沿海城市，等到中國或印度的工人開始要求「漲工資」或者當地政府勒令做出改良的時候，他們又搬遷生產線。反正，工廠關閉，找不到工作的損失是由工人承擔的。

瓷磚廠在2011年的時候就策劃搬到江西，當年12月，工廠就進行了一次裁員，賠償了離職員工1個月的損失，來解除勞動合同。不過，法律條文可是明文規定哪怕是試用的員工，無過失裁員都得賠償一個月的工資。工人們也不跟老闆計較法律，只是說08年經濟危機前都賠償2個月工資，現在怎麼只賠1個月。儘管如此，追求高效管理的瓷磚公司決策層哪會去跟工人協商呢。

6月底，公司又一次故技重施，想搞裁員，拖到7月22日，憤怒的工人們選擇了罷工。罷工持續了將近半個月，工人舉著「流血流汗、還我公道」的牌子堵在廠門口，雖然進行了幾次勞資代表的協商，但資方不願滿足工人的條件。最後，警察和武警出動平息了風波。

一些還在廠裡面的老員工對罷工進行了一次回憶性的描述。

大姐張某在廠里幹了12年，她來自安徽，是打磨工人，因為是老員工，上面的領導對她進行了挽留，讓她最後一批走。她幹了12年，基本工資都不到1500，只有周六、周日都不休息，才能拿到3000。她說只賠一個月工資，選擇解除合同，結賬走人，雖然不是很舒服，但也沒辦法。她說自己在罷工的時候是旁觀者，大約有400工人堵在廠門口，工人們都不上班了，領導讓工人別參和，但工人都不說話，35度的高溫下，工人就站在工廠門口，一連站了半個月。因為人數眾多，選了幾名工人代表，進辦公室跟資方代表進行談判，工人要求說資本家有搬遷補償，要求增加補償，但老闆不答應。最後，警察和武警出動了，張大姐說警察和武警的人數都超過了工人的人數，抓了幾個積極罷工的工人，說他們「擾亂治安」，大姐並沒有聽說有工人被開除，說哪些積極領頭的工人最後也都是結賬走人的。大姐說工人們平時散亂地住在不同社區，罷工的時候也沒人私底下串聯。她平時得坐電瓶車上班，當時她正在外面修車，工資長年不上漲，她換一個壞的馬達都不太捨得。當我們問起罷工的作用的時候，大姐顯得很悲觀，她說罷工沒什麼用，工人最後還是都被鎮壓了。

工人老趙也幹了12年，他說工人的罷工持續了半個月，工人們輪流呆在廠門口，阻止廠方搬運設備。老闆指使保安打人，因此工人們舉橫幅的時候除了要求公道外，還要求廠方交出打人的兇手。師傅說那些保安可能是當地的黑勢力。工廠離當地某個武警中隊總部不到百米，因此，武警戰士們很快就到位了。公安局發布了一個通告，大意是進行生產搬遷，政府會派老子仲裁機構和人力資源中介部門過來設點諮詢，並說按照法律的規定，公民的意願和要求應當通過合法的方式和途徑進行表達，違法滯留廠區、封堵企業大門等擾亂單位秩序的行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並威脅必須在8月2日結束前復工，不然就會進行執法。師傅說工人無論什麼時候進廠，都只賠一個月。有些工人如果合同簽到13年的，可以多發放一個月的補償金。很多老員工覺得自己的合法權益遭到了侵犯，但公司私底下又安慰這些老人，說走的時候會多給他們點經濟補償金。不過趙師傅覺得公司說一套做一套。他原來是跟廠裡面簽訂合同的，按照法律規定，有固定期限合同累計滿10年之後應該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但是工廠卻把他的合同轉移給了勞務派遣公司。趙大哥說工廠在搬遷的時候，得到了政府大約1億多元的補償，但工廠寧可把這些錢拿去請保安打人，也不願意發給工人。趙大哥說雖然生產線搬走了，但是銷售部門還是不會關閉，畢竟周圍許多市民的社區需要裝修來買他們的瓷磚。趙大哥認為工人需要通過罷工來爭取自己的權益，只是自己當時家裡有一些事情要處理，沒能參與到抗爭中去。他戲稱平時廠里都沒見過工會的工作人員，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罷工的消息被若干海外媒體報道出來之後，國外的一些關注人士照例對「獨立工會」的缺失進行了質疑）。

本地工人老王已經退休了，他說自己是返聘的，在裡面做保潔工作，工人代表選了10多人，有過輪換，但他也不知道輪換的原因。工人們要求08年以前的員工賠2個月的工資，但廠方拒絕答應。警察的介入造成了罷工的失敗。他說這個社會問題很多，但自己也很無奈。

據網路上一些目擊的市民聲稱，警察有追打工人，把工人按到在地之後拖上警車，而據一些主流媒體的報道，當時公司是準備解僱180名職工，罷工結束的時候，有60名工人完成協商並領取了經濟賠償金。

罷工引起了一些主流經濟學者的關注。

比如一位本地的教授就說，由於經濟轉型，沿海用工企業成本提升，資方選擇搬遷，需要有一些工會組織出來維護公認的權益，來避免一些「騷動」。他警告說，工人來源複雜，流動性強，罷工又是自發形成的，如果缺乏合理的表達方式，會引起社會動蕩。這位教授在支持工人維護應得權益同時，他的落腳點還是怕工人的罷工壞了經濟發展的格局和影響了老闆的利潤。

由於沒能和罷工的骨幹進行交流，我們也不清楚當時那些工人代表的心理以及工人和資方代表進行談判的一些細節。但可以從罷工的細節和廠方、政府的應對措施上，探得一個究竟。公司要進行搬遷，老闆不是一批人通通請回家。在諮詢行業呆過的李老闆深知管理企業之道，他採取了分批裁員的措施。所以，12年7月罷工的積極工人都是12年6月底要被解僱的工人，而到2013年才離職的員工則選擇了觀望。罷工持續了半個月，工人要求提高賠償金，但資方為了維護企業的權威，寧可鼓勵保安動手打工人也不願意讓步，就是不滿工人通過癱瘓生產秩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老闆的底線很清楚，你們不能跟我講條件，只能接受我的條件。罷工工人人數各種說法不一，有400人也有500人，但其實積極罷工的工人應該不會超過200人（個人猜測是指當時遭到解僱的工人），政府出動了警察和武警，人數跟工人相當，從規模上甚至可能比罷工工人還多（因為有很多工人是選擇旁觀的），這就造成了對積極罷工的工人心理上的威懾。曾經有人形容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是「牛犢斗虎」，我想他說的大致正確，在這樣一個工人權益受到壓制的地方，工人進行罷工絕非意氣用事。老闆們不乏有政府為他們撐腰，有教授為他們諫言。需要更多的人面向工人，關注工人前途，維護工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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