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陳、傅滿洲，以及東方主義

文化創作者在無可依賴之餘，只好舊事重提，憑藉一些昔日的形式，仿效一些僵死的風格，透過種種借來的面具說話，假借種種別人的聲音發言。這樣的藝術手法，從世界文化中取材，向偌大的、充滿想像生命的博物館吸收養料，把裡面所藏的歷史大雜燴，七拼八湊地炮製成為今天的文化產品。

上世紀三十年代起，黃金時代的好萊塢，創造出了兩個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形象。一個叫傅滿洲，一個叫查理陳。

1956年，一部因版權爭端而被腰斬的傅滿洲連續劇《傅滿洲的冒險》開頭是這樣的：依慣例，一副西方人臉型的傅滿洲穿著他慣常的打扮，清朝模式的官服、頂戴、項鏈，眯著眼睛、雙掌合十、露出自得的微笑。他的面前是一方國際象棋棋盤的對局，他和一位未露臉的對手交替走子。每落一子，他就要把手收回來繼續合十，以便維持自己神秘莫測的姿勢。畫外音在這時響起：「黑與白。 生與死。 善與惡。 象棋比賽的雙方。宇宙的兩種力量，一種偉大，一種邪惡。據說魔鬼會為了人的靈魂而行動。 傅滿洲博士，撒旦本尊，邪惡化身。」

傅滿洲在劇中同樣運用了他的種種標誌性的手法，劇情一開始，他便使用催眠術催眠了一位白人美女來為自己刺殺一位外交官，而刺殺手法則是注射一種極為罕見而致命的毒藥。隨著劇情進展，他在自己煙霧繚繞、金碧輝煌的大宅中不斷地派出一個個手下，施展自己邪惡而龐大的計劃。

而查理陳的故事則大不一樣，這一形象在創作初始即意欲營造與傅滿洲式角色截然不同的風格。查理陳體型微胖，舉止溫和，留著八字鬍，在各個電影中週遊世界各地，參與各種事件，偵破案件，到高潮處也會參與一點打鬥場面。他受小孩子和同僚的喜愛，談話時偶爾蹦出幾句難懂的幸運餅乾式的中國諺語和子曰。在觀看查理陳電影的時候，我會幾乎以為自己正在看某一版的波洛探案集，傅滿洲式的東方八字鬍在查理陳身上搖身一變而帶有了比利時人的韻味。

然而，時至今日，不僅傅滿洲已經絕不可能利用他的稀有藥劑在銀幕上再次復活，查理陳也終於不可能像波洛一樣再次到世界各地旅行。對於傅滿洲，我們知道他是東方人狡詐、陰險、殘忍等等特質的建構，而查理陳則當然是某種陰柔的「模範少數族裔」式的刻板印象。這些東西從來不能代表中國人，相反，它是西方主導的殖民主義話語對於殖民地的一種他者化和剝奪，東方人在其中失語了，被女性化了，我們只要看看這些電影中那些白人正面角色的經典國字臉便可一窺端倪。甚至，我們有一個方便的詞語來一言蔽之：「東方主義」。

國內有一部專門研究這兩個角色的專著《傅滿洲與陳查理》，在書中，以上的這些觀點說得很多了，然而，這樣的認識已經足夠了嗎？在該部專著的結尾，作者寫下了這樣一段幾乎令我憤怒的話：

當然，我們說由於歷史的沉重積澱，改變白人對華人的偏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人認為需要發起一場男性華人運動，以提高男性華人的社會地位，維護他們充滿活力、儒雅而富有男性魅力的形象。也許從華人內部著手更為重要，華人男女應攜起手來，自覺抵制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偏見，同時爭取白人的認可與合作。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信息期待早日根除定型化形象的不良影響，讓中國男性的魅力在世界範圍內放出異彩。

在批判東方主義之後，作者所集中注意到的卻竟然是男子氣概的危機，提出的解決方法竟然是某種東方的陽剛的男子氣質的重建。在曆數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苦果之後，這位文化研究者給出的路徑竟然是「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這一切還不夠熟悉嗎？知乎前幾天就有一位呢，拿著帝國主義打階級，拿著階級打女權，真是不亦樂乎。

我們已經知道，這樣的思潮早就登堂入室，成為了新時代的昭昭天命。近四十年來，有些國家已經將新殖民主義迅速內化為了自己的國家氣質，他們拾起殖民主義的隻言片語，拼貼出近乎於戲仿的文藝產品。不但力圖脫離第三世界的文化形象，還要重新製造一個第三世界，重新製造一個天下體系。我不由得回憶起詹姆遜《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一文及其引發的爭端。唐人街探案的東南亞奇景，春晚小品中的非洲想像，都以一種相反的路徑，湊巧證實了詹姆遜所言的「民族寓言」的理論。而正如有些人批評詹姆遜的那樣，正如某篇文章給我們呈現的絕妙的反面案例，第三世界文學恰恰不需要一種簡單的西方文學和民族文學的對立，更應該發掘的則是一種社會主義文化的「第三條道路「，僅此才有可能超越我們目前歷經的歷史的循環。

大家新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