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水：書評克萊曼《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

書評克萊曼《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

禾水 著

在 《資本論》第三卷里，馬克思認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升，利潤率會呈現出下降趨勢，利潤率的下降導致了資本積累的困難，最終造成了生產過剩與信用崩潰。發端於2007年美國住房市場次級抵押貸款危機最後直至蔓延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正是這一社會規律在現實中的具體投射，儘管在各個國家有不同的反應，在中國是金融市場的巨大振蕩，在歐洲則是至今影響還在的公共債務危機，然而其實質都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內在矛盾的一種外化體現。2008年之後，儘管中國製造業的對外出口訂單大受影響，然而享受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超高剝削率的紅利，資本家的盈利數據並不寒酸，然而，即使通過一系列立法和管理手段分割勞動、扼殺工人組織化趨勢、將工人變成原子化個體，也不能阻止現實的經濟運行規律。2015年，中國上市企業里，52.6%的煤炭公司、48.5%的鋼 鐵公司、26.1%的電解鋁公司都是虧損的[1]，1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船舶行業接受的造船訂單同比減少了65.4%，房地產行業產能過剩也十分嚴 重，2015年12月全國三十大中城市房地產成交面積指數下降22%，同時，金融振蕩更加頻繁出現，夏天，上海深圳兩個股票交易市場，股指期數大幅下滑， 政府不得不以國有資產為擔保「入市」阻止「金融恐慌」進一步蔓延，而各種P2P點對點網路借款機構在資本積累率下行的情況下精心設計的龐氏騙局也已陸續被 揭穿。這些跡象表明了中國已經來到了資本主義復辟之後第一次大規模經濟危機的前夜。面對這一切，官方成立了金磚國家發展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開發銀行，並計劃鋪設一條沿著古代「絲綢之路」的高速鐵路運輸網路，希望通過國家主導的財政計劃來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其實，這些擴大財政支出、通過赤字政策增加消費需求來為資本家利潤率保駕護航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並不新鮮，它並不能解決利潤率下降的問題，凱老自己說了「從長遠看，我們都會死」。這時候，資本家只有通過毀滅實物資本資產與讓金融資產虛擬價值下降的方法，通過毀滅價值或技術革命創造新的投資領域的措施，來恢複利潤率，這樣的政策通常也意味著巨大的社會動蕩（「戰爭」、「革命與反革命」），即使利潤率得以恢復，利潤率也會再次下降，這就是資本運動的一個「長波」周期。在這種波動的過程中，統治階級往往讓工人階級承擔社會轉型的成本，而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本群體的政治組織，抽取出能清醒意識到本階級利益所在的政治領導，則往往會被反革命政策所擊敗，被迫接受更苛刻的勞動條件甚至衝上戰場充當統治階級的炮灰。美國學者、分期單一體系學派（The School of Temporal Single System，TSS學派）代表人物安德魯·克萊曼的《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發表於2012年，與其他一些研究新世紀經濟危機 （主要是美國次貸危機）的著作不同，作者並不僅僅只關注與住房抵押貸款相關的數據（大多數人認為這一次資本主義危機時過度「金融化」造成的，因而解決危機的辦法是加強監管），它通過分析1929年大蕭條以來直至2010年左右美國經濟的發展趨勢，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核心——長期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LTFRP）。「因此，一般利潤率日益下降的趨勢，只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日益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表現」。

動蕩的經濟學——長期，我們都死了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論述里，通常認為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不同資本家群體的競爭，資本主義生產有不斷技術革命的趨勢，資本家傾向於採取效率更高的勞動節約型技術，這種更高勞動生產效率的追求，通常驅使資本家採取更緊密的機器與更先進的對手以求在市場上排擠競爭者，因而，不變資本的增殖速度會快於可變資本，馬克思把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直接的比值變化關係叫作「資本有機構成」，這種關係如曼德爾所說，「既是一種技術/人身的關係（特定的生產技術意味著使用某既定數目的僱傭生產工人，雖然不是絕對機械地這樣說），又是一種價值的關係。」[3]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相對剩餘價值傾向於採取更加自動化的工作 設施會造成資本有機構成的上升，這種上升趨勢會排擠商品中活勞動的比例，而利潤來源於對工人剩餘價值的佔有，這會造成利潤率的下降，抑制資本進一步積累的趨勢，同時，利潤率的下降造成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在實體經濟領域無法實現的利潤率指標，被資本家用一種新的冒險去嘗試，這種冒險就是虛擬經濟領域的投機，最後在信用崩潰、債務高築的基礎上引發經濟危機。

克萊曼的書籍根據經驗數據作出分析，他把以歷史成本計價的固定資產（固定資本）計算在「不變資本」里，把包括利息支付、轉移支付（如罰款、庭外調解、禮品捐贈等等）上的貨幣支出、支付銷售稅和財產稅以及其他細項都算在利潤里，得出利潤對固定資產歷史成本的百分比從1959年起呈下降趨勢的結論。即使修正了考慮存貨（原材料、半成品、在制品、成品庫存），這個下降趨勢依然是無可置疑的。而為了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作者根據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作者提出了一個用貨幣衡量的、1小時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的數量的概念——即MELT（勞動時間的貨幣表現），作者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性的制度，所以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裡有一個單一的MELT，作者認為如果創造價值的勞動在總勞動中的比重實際下降了，那麼當前的經MELT調整的利潤對過去的經MELT調整的投資比重，會變小，即利潤率下降趨勢更明顯。一般意義上的利潤率的計算時利潤對資本預付現實貨幣數量（減去折舊）的比例，而一些經濟學家把資本家為企業重置其固定資產所需花費的貨幣數量——即資產的現期成本（重置成本）當作不變資本，克萊曼認為這樣的計算會造成對通貨膨脹的錯誤衡量，基於此，作者並不贊成說八十年代英美新自由主義政策緩解了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認為是由固定資產相對價格異常下降所造成的。[4]

作者考察了1947年到2009年的美國公司的技術構成和有機構成的增長情況，這個數據在六十年間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作者從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分期單一系統解釋，批判了所謂的「置鹽定理」：如果一個企業採用了能提高自身利潤率的技術變革，給定當前價格和工資，整個經濟的利潤率會提高；認為技術進步帶來了無形損耗，導致實現的利潤低於生產中產生的剩餘價值，這樣的損失被計入帳目且預付價值相應減少後又提高了盈利能力，技術進步帶來的無形損耗最終提高了，利潤率只是因為起初是下降的，這不是由技術進步帶來的，而是由簿記損失帶來的。[5]

這些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歷程中所經常出現的利潤率下降趨勢，這種下降趨勢只有靠資本毀滅來實現。無論是實物資本資產被閑置和毀壞還是金融資產的大幅跳水 （抵押貸款與證券貶值），資本價值的大量毀滅，意味著利潤率分母——即預付資本的大量貶值，資本通過這樣的自我毀滅恢復了盈利能力。如同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發生的大蕭條一樣，資本對自身的「否定的否定」通常意味著底層群眾的困難，失業、貧困化、流血、人均壽命下降，等等。

「消費不足論」的局限性

在馬克思所寫的《資本論》中，他曾提道「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後原因，總是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6]，這段話通常會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流派中「消費不足論」者的論述起點，似乎危機的最後根源，即群眾的貧困和消費受到限制，導致了危機的爆發，這種描述一定程度上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現象的一種闡釋，即無限制的資本積累與有限制的消費需求之間存在的矛盾會導致生產過剩。而「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餘價值（c+v+m）」超過了「不變資本＋可變資本 （c+v）」這樣的不均衡狀態似乎也驗證了「消費不足」理論的邏輯自洽，因為資本家和工人無論如何消費，都無法實現同社會勞動產品產出之間的供求平衡。

克萊曼批判了這樣的觀點，作者回到了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圖式。事實上，並不只存在以消費為目的進行生產的部門。馬克思把生產部門分成生產資料的部門I和消費 資料的部門II。資本增殖分成了部門I的投資品和部門II的消費品，部門I的擴大再生產部分被用來追加產出生產資料，而追加生產資料被用來生產更多的生產資料，這個鏈條里的資本流通不需要進入部門II，它的產出增長並不受「人類消費」限制，因為需求者是資本主義企業。資本周轉時間長的部門I企業增長速度快於一般消費品生產的部門II企業，且部門I的有機構成較高，其不斷技術革命趨勢可以導致產出較快增長，這一矛盾的結果導致總供給超過總需求，引起結構性問 題，如果超出的增長超過消費需求的限制，必然是「生產過剩」，要麼減產，要麼降低價格，這一派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裡的論述觀點叫作「比例失調論」。只強調生產無限制、無序擴大的「比例失調」理論與只強調需求受限制的「消費不足」理論在闡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候，都採取了「單因論」的敘述範式，而馬克思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生矛盾——即社會進步、生產擴大與群眾相對貧困化之間的矛盾，任何單因論的解釋都缺乏一種辯證的整體說服力。

克萊曼以從1933年開始的經驗數據證明，非住宅投資支出增長顯著快於消費支出和GDP的增長，他認為，經濟增值率和收入的投資份額能夠永久上升，同時停留在現實的界限內，而「消費不足論」者則否認了這種可能性，他們認為經濟危機和衰退是由於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太少從而造成支出不足所引起的，這造成個人消費需求趨於下降，降低利潤，為經濟衰退創造條件，克萊曼認為如果投資需求上升足夠大能抵消掉個人消費需求的下降，則僅僅是有限消費需求下降，不足以造成經濟危機。因為，歸根到底，驅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是追逐利潤，而不是滿足消費需求。克萊曼反對「生產過程是為人類消費而生產產品的過程」 （Sweezy, 1970, 172）的說法，他考察了1960—2009美國國民收入的工人份額的變化曲線，認為工人階級儘管依然生活得不好，但並沒有出現工人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份額中下降的情況。[7]

在上世紀2、30年代，一些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從「消費不足」理論出發論證通過階級合作實現資本主義穩定的可能性，到了3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系統性闡釋為這一理論提供了新的實踐空間，它跟左翼內部對「消費不足」理論的闡釋區別主要是在政治上，而非理論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預防工人革命帶來的「福利國家」建設、因為冷戰帶來的軍備競賽確實一度帶來了資本主義世界較長時間的繁榮與經濟增長，然而，1970年代的嚴重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相愛相殺的「滯脹」」現象是無法用「消費不足」理論加以解釋的，而事實上在繁榮高漲的六十年代初，利潤率已經趨於下降，靠資產階級政府的非生產性開支是無法解決「生產過剩」 問題的。所以，今天，中華強權在世界上大修鐵路也無法阻止經濟危機來敲門。

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1. 按照克萊曼的描述，八十年代英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並未緩和利潤率的下降趨勢。然而，回顧歷史，我們看到，里根和撒切爾打垮了當地工會，迫使工人接受了更苛刻的勞動條件，歷史上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閥都曾用國家強制甚至奴役勞動的方法來應對生產過剩危機，經濟和政治不是截然可分的情況下，是否應該把階級鬥爭作為一個考察利潤率的內生因素。同時，我們知道，八十年代，中國市場對外開放，而之後蘇聯和東歐又完成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重構，「工資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和其它許多可能在此提到的事物一樣，它與資本的一般分析無關，並不屬於本研究所考察的競爭之範疇。但它是阻礙利潤下降趨勢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不同國家的剝削率和剩餘價值率不一樣，《資本論》並沒有系統闡釋國際貿易交換，八十年代出現了生產全球化和「全球勞動套利」現象，資本完成了空間轉移，斯大林主義中國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給資本價值生產帶來了一批素質較高、工資較低、分散且相對於歐美溫和的工人群體，中國九十年代的利潤率（與克萊曼的統計方法略有不同）一度達到30%，當考慮世紀末的資本主義經濟變化時候無法剝離中國因素。另外，八十年代發生了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技術革命），新的投資領域的出現在最開始的時候會造成供給小於需求的情況，利潤率是否可能會有一個短暫的回升呢?（克萊曼認為是低點中間的一個波峰）。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 的趨勢是利潤率下降，之後資本通過毀滅價值的手段回升利潤率，重新進入新的經濟周期？那麼，從八十年代到世紀初，究竟是一個長期停滯衰退長波的組成部分還是兩個衰退長波中間的一個虛弱的擴張長波呢？

2. 克萊曼拒絕採用「金融化」、「不可還原的金融危機」之類的術語描述資本主義的經濟周期，我們當然知道資本主義結構性的弊病絕不是所謂「缺乏金融監督」的問題，但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各種金融衍生品充斥市場，投機盛行，使得貨幣跨越了生產領域直接進入流通領域，產業資本在生產過剩的時代也希望通過進入利潤率 更高的金融領域補齊自己的投資回報，在產品價值沒有增長的情況，「零和博弈」使得生產無政府狀態更加嚴重，加快了危機的到來，縮短了經濟周期。危機是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一種失常（中斷），再生產過程恰恰是生產與流通的一種矛盾的對立統一關係。金融市場作為一個流通領域如果不能及時實現價值的轉移， 就會出現信貸的崩壞，利潤率較高的部門最先出現回落，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平均每十年爆發一次金融危機，那麼這是否意味著資本家可以這樣虛擬資本的損毀來重新實現利潤的驅動？如果是這樣，那麼新自由主義時代是否是一個對應戰後長期繁榮的短期繁榮時代呢？同時，美國本土去產業化的背景下，僅僅只計算 GDP或國內企業利潤並不能全面反映美國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作者的這種考量是否僅僅只針對金融等流通領域，儘管他拒絕用「金融化」等術語，當然對應的一些學者如布倫納在《動蕩的經濟學》[8]里則只關注了製造業領域的生產過剩，他用了「長期低迷」來描述這個狀態，對應克萊曼認為的是「增長停滯」的情況，這中間金融投機的因素被布倫納給忽略了，而克萊曼似乎也覺得並非內生因素。

3. 克萊曼認為全球資本主義是一個統一的體系，因而他認為有一個統一衡量的全球社會勞動量，他進行利潤率的經驗分析也是通過轉化為勞動時間的貨幣體現。然而， 事實上，各國間的勞動生產率並不相同，一些勞動密集型而非技術密集型資本主義企業在八十年代以後大量搬到中國和東南亞，這種不平衡的綜合發展並沒有辦法用 一個量化的統一標準進行度量，而且這背後還有各國不同的剝削率、資本有機構成、生產力、工人實際工資等因素的差異。

4. 克萊曼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看作預付的貨幣資本量，這同馬克思基於生產過程對於產品價值的考察以及對於資本的定義略有出入。

5. 克萊曼將貨幣價值在同一個時期內視為一個已知量而非一個待定量的做法值得商榷。

6. 最重要的，從《資本論》第一卷到《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遵循「從抽象到具體」的做法，證明了利潤是剩餘價值的表現形式，生產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這一證明也順帶解決了李嘉圖價值理論的第二個難題，即「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命題，而克萊曼認為產品價值與價格是分期決定的。

結語

克萊曼指出，僅僅靠國有化幾個金融機構，不能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性問題，要解決生產過剩，只有廢止資本。當然，他認為蘇聯和中國過去的官僚化的工人國家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這與托洛茨基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觀點有出入，禾水也不贊成他的判斷。他認為先要有新的生產關係，才能著手解決問題，然而，大數人看不到這一點，幻想著國家干預或資本毀滅，可以慢慢恢復，然而在這之前，可能就會有「法西斯主義」、「軍閥混戰」等一系列災難出現，克萊曼最後的結論是革命馬克思主義一直重複的命題：是任由同樣的悲劇重複，還是去探索一條新的出路？

註：

[1]礦業界論述中國產能過剩原創文章，鏈接見此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Q0MTk3MQ==&mid=401170807&idx=1&sn=64ac0ba0a02f15c21ecfa0ad75fd1736&scene=0#wechat_redirect

[2]安德魯·克萊曼《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周延雲翻譯，劉磊校對，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3]歐內斯特·曼德爾《卡爾·馬克思》，鏈接見此：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92b-KarlMarx/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2b.

[4]安德魯·克萊曼《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第75—102頁，周延雲翻譯，劉磊校對，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5]安德魯·克萊曼《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第103—138頁，周延雲翻譯，劉磊校對，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6]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二版，第三卷，第548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7]安德魯·克萊曼《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第152-181頁，周延雲翻譯，劉磊校對，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8]羅伯特·布倫納《全球動蕩的經濟學》，鄭吉偉翻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註：本文發表在第十期《驚雷》上，應該也是我參與編輯的最後一期《驚雷》了。「分期單一」學派的思路蠻有意思的，通過利潤率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應該是一個我比較咱長的思路了，基本上幾個托派經濟學家，如曼德爾、哈曼、於松，也都喜歡這麼干；共產國際在三十年代的」總危機「理論根子上還是採取了一種」消費不足「的觀點。不過，托洛茨基倒是說過一個思路，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不代表其制度性危機，」經濟危機，如同人的脈搏起伏一樣「，這點上，他看得非常透徹。反之，比如一些左翼團體，如CWI，其中文頁面經常從中國高額債務出發，鼓吹要完，不過，那麼多年了，還是沒完；另外，前兩年一些毛派也曾預測說2017年爆發中國本土第一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但可惜，預言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