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羽：「南周」與「八青」事件類比分析

南周與八青年事件分析：

事件類比：一個是資產階級打壓內部的自由主義反對派，一個是資產階級打壓試圖宣傳帶有濃厚「包辦替代」痕迹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並存的官僚社會主義思想並試圖聯繫工人的毛左青年。

本人在兩次事件中的不同態度：南周事件中本人的態度是贊成爭取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只有靠工人鬥爭爭取，並諷刺此為「老爺打少爺耳光」，沒有參與具體聲援；zyf及其同路人事件，則積極聲援，參與簽署共同出擊的聲明，並認為，相對獨立的爭取言論自由的社會倡議獨立於具體工人鬥爭，也將為工斗拓寬空間。 「正宗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在兩次事件中的態度：南周事件：跟在港台托派後面搞了一份對自由派非常客氣評價的聲援，當然爭取言論自由鬥爭，能發聲還是很不錯滴，不過13年春夏之際，同屬託派搞的龍門陣雜誌（這裡論述有錯誤，這個雜誌有托派參與，但也有不是托派的同志在供稿）被封鎖，未見香港同志和大陸托派同志再搞類似的聲援了，不知道是瑜亮情結還是說「龍門陣」影響太小了，不值得為此搞一個簽名聯署；八青年事件：拋出驚天地泣鬼神文件，「當斯大林主義者被資產階級政府迫害」，「受形勢影響，具體的聲援方式可以商榷。大體上應做到擴大社會影響，揭露資產階級國家的黑暗，向社會宣傳工人鬥爭與爭取民主二者結合的必要性，保護自己，堅持獨立的階級原則等。」，由於「保護自己」是其基要性的任務，固採取自保立場，當其他同志去簽署基於公約數的簽名的情況下，指責「向斯毛派喪失原則」，巴不得共同出擊的聯合陣線滲入在總體性綱領上的分歧而使策略性的聯盟過早瓦解。

中國自由派和中國毛派的區別：中國自由派堅守著資產階級在取代舊貴族時期提出的「政治正確」，要求中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引入「憲政民主」，這個派別伴隨著中國崛起，近年來有衰落痕迹，其右翼滑向「姨學」或變成國家主義者，左翼接近社運中的社民派，其所主張的民主不過是精英和寡頭主宰的民主，然而無產階級可以在具體鬥爭中將資產階級民主作為手段而非目的，為夯實階級陣線開展任務；中國毛派是畸形工人國家的產物，其內部政治光譜各異，有國家主義者、官僚社會主義立場的左翼和一部分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也有好感的親毛新生代左派，這次事件中被打壓的主要是接受官僚社會主義立場的毛左青年，這個是預期之中的，斯大林主義長期在中國左翼里佔據意識形態霸權，毛派內部即使有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出於「抬高主席」的目的，基本認為毛的「文革」路線解決了官僚蛻化問題，他們內部是否會發生分裂，有多少青年會靠攏馬克思主義，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托洛茨基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四無」，「無理論建樹、無人、無資金、無本土鬥爭傳統」，正視這一點，我們對毛派青年應該採取理論立場堅決批判而具體工斗共同出擊的立場，促使他們儘早儘快與其官僚化的上層發生分裂（「實事求是說，挺難的！」，原先一開始發表有這句話，「調門太高」，不刪了）。

在對言論自由的態度上，自由派只要沒有工人革命的威脅，一般會維護啟蒙和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那些知性的原則，他們相信市場和契約能解決一切問題，然而在這一情勢之下，金元民主首先捍衛的是少數富豪的發聲權，媒體資源及資金來源都控制在資產階級手裡。毛派呢？這個推崇斯大林官僚集中制的派別，喜歡「警察黨」模式，因為內部沒有派別自由，就更沒有言論自由；奪權之後，更是大搞文化整肅，逼迫各種反對聲音服從於領袖與老爺黨；甚至在群運浪潮危及官僚國家機器的「文革」時代，推動了野蠻的「反智」文化政策，禁止閱讀所謂不健康的「封資修」文化作品；至於毛派曾引用的主席在革命時代維護「言論自由」的話語，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中間的一部分又帶有濃厚的階級調和的味道，不過是當時中共機會主義路線的外化產物。是的，你沒看錯，一個工人運動里的階級中間商流派，在維護言論自由方面，反倒沒有資產階級內部以「進步」面目出現的反對派來得光明正大。

不過，我們需要看清楚其背後不同的階級來源，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骨幹通常以教授、律師和記者為主，他們依賴思想市場、八卦新聞、法律條文展開的利益；毛派雖然是中國產物，但卻與其根源的斯大林主義一樣，帶有濃厚的包辦替代的思想，這種「上管下」的思想帶有濃厚的不信任無產階級獨立行動的痕迹，反映出站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間的那種小資激進知識分子們的狂妄心態，正因此，奪權前他們無法容忍黨內的不同意見而奪權後無法容忍工人國家裡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不過，毛主義相對於經典的坐在工人黨機關辦公室里瞎指揮的斯大林主義，多少還是發生了一些「自我等於非我」的變化，由於其成長根源是一場勝利的群眾運動，「為人民服務」、「做群眾的學生」，這一層去關心受苦受難的勞動者的意蘊對不少同情底層勞動人民的左傾知識分子是有吸引力的。不過，「群眾自己服務自己」向來是毛派黨不得跨越的雷池邊界，至於朗西埃這種「讓沒資格的人也能搞政治的」西方毛派，跑到中國語境下可能多少會被主流毛派排斥。

一些反思和展望：現在想來，對南周事件，我的「老爺打少爺」的評論可能的確有些絕對，雖然「南周」是廣東省委領導的報紙，無產階級不該為資產階級內鬥背書。不過，聲張言論自由並揭露自由派，應該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方向。當時沒有更多發聲，的確是遺憾的。後來，我在15年打壓自由派勞工ngo的時候，以「白曼「為署名反對打壓並做了具體分析，當然我多少還是在文章中反覆提醒曾飛揚的階級本性。這次「八青年」事件，我做了公開聲援，並為一個共同出擊的、看上去不怎麼「革命」的而且沒有批評毛派思想的、但也沒有美化官僚社會主義學說的短期盟約性質的聲明承擔了政治責任，各種托派政客（無論是第四國際主義者還是工人階級主義者）紛紛下場，開始攻擊我以及其他對聲明負責的托派同志。除了源流相近的攪屎棍外，毛派聲援者們對主人話語的迷戀和對國家機器「超階級」性質的幻想、部分平時高喊「革命」和「組織」毛左山頭的宗派自保，這一系列人與事，都需要用文字總結經驗和教訓。

之前曾發過，有些高調的話，就留著吧，調整了些有語病的用詞用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