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東路事件
評中東路事件——保衛蘇維埃共和國與左翼反對派
托洛茨基
(1929.9.7)列寧聯盟向何處去？
兼談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譯者前言
19世紀末，沙俄與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密約》等兩個不平等條約，著手修建橫貫東北的大型鐵路，後稱中東路。這條鐵路成為俄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爭奪東北的重要工具，也是列強控制、掠奪東北的一大手段。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聲明放棄一切在華原帝國主義特權，並願與中國政府就中東路歸屬問題進行談判。1924年5月中蘇達成建交協議,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該協定規定中東路為純商業性企業，由兩國在均等原則上共管，直到中國政府贖回為止；但實權仍掌握在蘇方手裡。同年9月，蘇聯政府又同東北當局簽定了內容相仿的《奉俄協定》。
1927年，中外資產階級通過國民黨血腥鎮壓工農運動，建立了南京中央政府；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歸附南京。作為國內大資產階級和與前者勾結的地主階層的政治代表，國民黨一面公開投靠英美帝國主義，一面頻繁打出「民族牌」，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手自居。在殘酷鎮壓國內階級鬥爭的同時，國民黨把對外的矛頭指向蘇俄；國民黨頭面人物吳鐵城公開宣稱「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暗示需要一場「驅除俄虜，光復中華」的愛國征討。
1929年4月，東北當局向中東路要求將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六處的正處長職務讓與中國人擔任，蘇方表示同意。東北當局並不滿足，5月27日，張學良遵奉蔣介石關於馮玉祥「叛亂」與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有關的密令，密飭哈爾濱當局搜查蘇聯駐哈領事館。是日，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景惠以「俄人宣傳赤化，顯違奉俄協定」為由,下令東省特警處迅派幹警馳往搜查。這次事件便成為整個中東路事件的開端。7月10日，東北軍佔領中東路；7月18日，中蘇斷交；8月6日，蘇軍進入東北；11月底東北軍大敗；12月3日，蘇方與張學良的代表在雙城子簽訂了《奉天政府與蘇聯政府間議定書》，12月22日，在雙城子會談基礎上，南京代表蔡運升同蘇聯代表司曼諾夫斯基簽訂了《伯力會議議定書》十條。該議定書基本精神是兩國按照1924年兩協定「恢復衝突以前之狀態」，中東路事件結束。
事件前後，由於擔心英美帝國主義藉機染指東北，日本帝國主義對南京政府的「收復國權」運動不予支持，反對東北軍對蘇採取強硬行動。
與此同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正經歷著一場極其複雜嚴峻的考驗。蘇維埃國家的蛻變、工人民主逐步被窒息、布哈林-斯大林當權派集團在國內外推行的機會主義、冒險主義政策，引發了蘇共和其它共產黨內部的反對派運動。反對派聚集了許多對蘇聯當權集團不滿的原共產黨員，他們對蘇聯蛻變的程度和廣度普遍缺少政治和心理準備，處於極大的思想困惑與混亂之中。當蘇共反對派於1927年底遭到失敗後，國外反對派內部的舊社民派思想、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開始抬頭，並以極左的口號為掩護。1929年，托洛茨基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國外左翼反對派運動內部就蘇聯國家的階級性質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中東路事件為這場辯論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在辯論中，一部分人認為蘇聯的反革命政變已完成，蘇聯已成為或即將成為資產階級國家，並進而對十月革命、蘇維埃制度、布爾什維克黨的作為和主張提出種種懷疑、否定；後來，這部分人陸續轉向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辯論的另一方——托洛茨基及其戰友捍衛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準則，他們再次指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澄清了工人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的根本區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階級內涵、中國革命的階級動力和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托洛茨基的一份主要辯論文章就是下面刊出的《評中東路事件》（原刊於《左翼反對派日誌》1929年第5期）。
為什麼我們從故紙堆里重新翻出和刊登這份文件呢？蘇聯和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部分對官僚篡權深惡痛絕的左翼人士和同情者重新把目光轉向了托洛茨基；但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他們中不少人事實上把無產階級革命者托洛茨基當作共運內的「自由異類」或「道德高尚的好人」來看待，實際上並未理解和接受託洛茨基同志捍衛的無產階級革命原則；這樣的誤讀顯然無益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開展與復興，故而急需糾正。對（我們熟知的）中東路事件的馬克思主義評論，有助於中國左派認識當年的左翼反對運動，更有助於我們了解和傳播老革命們當年保衛的社會主義原則。
文內提到的列寧同盟，是20年代後期以原德共漢堡黨組織為基礎成立的組織，一度追隨左翼反對派；烏爾邦斯（原德共漢堡市委書記）是該組織的領袖。文內提到的盧松、帕斯等人是法國左翼人士，一度追隨共產國際和左翼反對派。
左翼反對派內部的流派
目前，國際共運存在三大基本流派：右翼投降派、中派官僚集團和左翼（馬克思主義派）。但這樣的類分法還不足以說明全部問題：它漏掉了極左派。極左派不僅存在而且一直有活動。也許，恰好是極左派最終將醜化左翼保衛馬克思主義的事業。
當列寧撰寫《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幼稚病》的時候，各國極左派還屬於天真爛漫的革命進攻型；這樣單純狂放的「立即革命者」今天已不存在或幾乎不存在了。現存極左派以（1924-1925年間）灰色的馬斯洛夫路線為典型；確實，連年失敗的痛苦教訓打擊了每個人。可是，遠非所有極左分子正確吸取了往昔的教訓：某些人拋棄了政治偏見，保持著革命鬥志；另一些人喪失了革命信念，但忠實於原有的偏見。不少極左派變成了懷疑主義者，樂於表現自己的「左傾激進」，只要這號激進表演與階級現實和革命實踐無關就成；每當需要處理具體事件時，極左派常傾向於機會主義。
如果說，改良主義是我們不可妥協的外部敵人，極左路線則是我們的內部病灶，妨礙著左翼反對派有效地與敵人鬥爭。所以，必須想盡辦法擺脫它。
幾個月來，我試圖用內部通信的方式澄清「列寧同盟」領導層的政治立場，想了解他們到底如何理解共產主義路線的基本方面。但事情遠比想像的複雜，巨大分歧已暴露無遺；看來，除了公開討論並解決這些分歧，別無它法。再說，隨著中東路事件的爆發，「列寧同盟」機關報編輯部已開始了這場辯論。國際左翼反對派內部為此（中東路事件——譯者注）也吵得不可開交；辯論的過程已暴露諸多嚴重分歧，有時帶有水火不容的性質；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各式思想流派，等等。
當然，局部變化還會持續發生。部分偏離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同志，將改正錯誤；另一些人相反，會越走越遠，直到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其實，所有意義重大的分歧和辯論只有一條路可走——模糊的、尚未被表達清楚和通盤思考的立場被重大事件提到桌面上來經受全面考驗，並最終作出明確結論。
凡事有弊也有利。散落各國的眾多左翼反對派小組急需一場思想的撞擊，因為停滯和抱殘守缺精神在我們內部已隨處可見；對重大政治分歧淋漓盡致的分析、爭辯和得出清晰結論，可促使部分同志找到正確的位置，圍繞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理論軸心實現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的深刻理解。
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中東路事件使我們內部出現了兩大對立觀點，和由此產生的理論衝突與分化；刨根究底的話，可說這些觀點與國際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最重大問題息息相關。形式主義極左派的最徹底代表是盧松；考慮到盧松一貫的形式主義思考方式，（在本次事件中他佔據）這樣的立場再自然不過了。一句話，盧松同志是形式主義者，而非馬克思主義者。
對地理、社會統計學和機器設備等領域，盧松比對階級社會的辯證唯物主義要在行得多；他的文章通常包含豐富信息，但政治上卻驚人地一竅不通。盧松喜歡暢想所謂「民族正義」，但對被壓迫人民的具體解放鬥爭態度冷淡。他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沙皇政權修建中東路是為了進一步掠奪和侵佔遠東；他在地圖上標出鐵路線橫貫滿州大部的方位；他援引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由於大量中國農民移居滿州，漢人已構成後者的人口主體。盧松的總結如下：滿州有一條俄國鐵路，與此同時，當地還有數條帝國主義擁有和管理的鐵路；所有這些洋人把持的鐵路在政治屬性上有區別嗎？沒有或說幾乎沒有。1924年（蘇聯與張作霖之間）關於中東路的條約是帝國主義條約；列寧（如果還活著的話），大概會把鐵路歸還中國人，盧松進一步推論道。
照上述「盧氏定理」，衡量某地區是否受到帝國主義侵害的標準，全在當地人具有何種民族屬性。「如果滿州北部住的是俄羅斯人，那麼沙俄與蘇聯的（滿州）政策就合理合法，如果住的是中國人，上述政策除了搶掠和壓迫，不可能有其它的特徵」(Revolution
Praletarienne, 1929 年8月1日)，盧松如正義法官般宣判道。讀著上述幾行引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對沙俄與工人國家的政策僅從民族屬性的視角出發去衡量，並宣布它們之間毫無區別！「社會主義者」盧松認為沙俄在俄羅斯人居住地的政策合理合法(legitime)，而布爾什維克認為沙俄的西伯利亞政策與滿州政策同樣罪惡、同樣具有掠奪和壓迫特徵；同樣，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好也罷糟也罷，它在滿州、西伯利亞或莫斯科並無兩樣。民族之外還有階級，盧松同志！孤懸於階級關係之外的「民族問題」只是幻象、謊言和無產階級脖子上的精神絞索而已。
盧松觀察事物的方法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光禿禿的公式化主義。要指出的是，中東路事件發生後，幾乎所有社民黨報刊都在發揮「盧派」公式化邏輯，並得出雷同的結論。在奧托·鮑威爾的英明領導下，第二國際的中東路決議完全重複了盧松的立場。這不奇怪，形式邏輯乃是社會民主主義一大救命工具：它視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為雙胞胎，宣稱任何冒犯或否定抽象「民主」的政治力量都是一條火線上的「戰友」；抽象「民主」這個超階級法寶則被改良主義派（實際上毫無改良行動）奉為衡量萬物的最高標準。與此相仿，民族自決原則成了盧松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而最滑稽之處在於，工團主義者盧松倒確實傾向於對「民主」原則的形式主義否定。真是一團思想亂麻！這種現象產生的思想基礎，在於形式主義者常常於否定某件事的整體之後，卻對後者的個別部分讚不絕口。
無疑，民族自決是民族解放原則的一大因素，爭取自決權（以及代議民主）的鬥爭，在各國人民（包括無產階級）的政治生活里扮演著重大角色；哪個革命者不善於利用代議民主（包括議會制度）為無產階級服務，就不算好革命者。但從無產階級立場來看，代議民主也好，民族自決權也好，都不帶有超階級性，都談不上革命政治的最高衡量標準。對我們而言，「法西斯和共產黨沒區別」的社民派議論和江湖騙子的咒語沒區別。同樣，我們認為把1924年中蘇鐵路條約混同於帝國主義（強加給殖民地人民的不平等）條約的看法也大錯特錯。
請問盧松，1924年布爾什維克能把中東路交給誰呢？北洋政府？它鞭長莫及，中央身份名不副實；張作霖？紅鬍子出身的滿州統治者、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國民革命運動的死敵。條約簽定的第二年（1925年），中國革命運動便大大發展起來，並在1926年演變為討伐北方軍閥（包括張作霖）的戰爭。把鐵路交給「張大帥」，等於和他聯手鎮壓急速發展的革命運動，等於給反動軍隊提供炮火來攻打革命陣營。如果我們這樣做了（轉交鐵路給張作霖——譯者），那便是對中國革命最無恥的叛賣。我們談論和關注的，是活生生的、由各階級捲入和完成的現實革命，而非盧松（及其形式主義難兄難弟們）腦袋裡的抽象「革命理念」。
在自己的「戰鬥檄文」中，盧松漏洞百出，到了語無倫次的地步。他認定1924年9月20日蘇聯簽定的鐵路條約犯了投降主義大錯，因為簽約對象是張作霖，「當時中國反動統治者里最壞的一個」；那麼請問到底我們該怎麼做才對呢？把鐵路直接交給他（「當時統治中國的反動派里最壞的一個」）就對了，盧同志建議道。
1924年蘇張條約一面清除了所有原帝國主義特權條款，同時也並未損害張的集團利益
[1]，因為張在滿州有軍隊，而我們沒有；但我們畢竟在家裡有軍隊，所以張也不得不顧及蘇維埃在滿州的利益。在與蘇俄的共存關係中，他時而咄咄逼人，時而向我們「示好」；他曾提出讓中東路無條件運送他的反動軍隊，我們則利用已有的條約百般抵制；他逮捕過我方的鐵路局長，而後又讓了幾步。張作霖並不指望單靠自己的力量把鐵路奪走，而出於各種原因，日本並未積極支持張的對蘇行動，而採取了觀望態度。所有這些都對（正從南向北發展的）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助力。革命援助還是帝國主義干涉？
為了更明顯地揭示盧松形式主義立場的蒼白，讓我們換個角度看問題。眾所周知，為了鞏固自己在某個落後國家的統治，帝國主義者喜歡把當地某部落、某省份（的居民）甚至某階級武裝起來，去打擊其它人；在向南美滲透時，美國常這麼干。同樣眾所周知的是，從誕生之日起，中國國民革命軍就受到蘇聯廣泛援助，北伐階段更是如此。對此，全世界的社民派都跟著資產階級罵聲不絕，說蘇聯武裝干涉中國，說蘇聯政策等於沙俄帝國主義的延續，說我們的革命援助只是件好看外衣，諸如此類。請問盧松（還有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所有支持者）對類似評語怎樣看呢？
我們布爾什維克認為，以理論、人力、金錢、武器來援助中國革命，是蘇聯最起碼的義務。至於布哈林-斯大林集團對中國革命的政治指導造成的損害遠遠超出援助帶去的物質好處，這個單獨話題以後會說到。孟什維克流亡分子沒指責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實際上奉行了孟什維克路線，而驚呼它干涉中國事務和援助中國革命本身就有罪，就「帝國主義」了！再請問盧松同志，蘇聯政府的對華干涉到底算罪行還是大功一件？說到「大功」我倒不太認同，無論從俄國抑或中國革命的利益來看，彼此援助是無產階級革命者最基本的義務。我想問：蘇聯政府是否該左手幫助南方革命軍，右手把中東路交給（正與革命軍作戰的）北方軍閥？
不管盧松怎樣看，我們的立場如下：
既然蘇聯政府沒法讓鐵路從滿州「飛」到廣東去，直接為北伐服務，它（蘇聯政府）就必須把鐵路緊抓在手裡，防止後者成為帝國主義和軍閥對抗革命的工具。這便是我們對無產階級革命者政治責任的理解，這就是我們對中國人民爭取（真實生活中的）民族自決權的具體鬥爭的態度。
與此同時，蘇維埃的中東路政策必須使中國人民（至少是較先進的部分）清楚了解到我們對中國民族解放的支持立場。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已援引過1926年4月聯共中央通過的部分決議（作者是我），這些決議明白宣布中東路為世界革命的工具，更具體地講，是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工具。當然，國際帝國主義有可能——或公開或隱蔽、或直接或間接地——從我們手裡奪走它。換句話說，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對我們更加不利的後果，蘇維埃可能被迫把鐵路讓給帝國主義，就像1918年我們被迫簽定布雷斯特和約一樣。但只要還有力量和可能性，我們將繼續把中東路保留在自己手中，並準備把它交給革命勝利後的中國。
要指出的是，蘇聯政府已在當地開辦中國鐵路工人學校，對他們進行技術和政治教育，即為中國革命勝利後的移交而進行準備，因而也引起中國反動勢力的瘋狂攻擊。據美聯社報道，現任中國外交部長聲稱「中國唯一的道路，在於聯合起來對抗赤色帝國主義，否則我們會在共產主義重壓下亡國滅種」。就這樣，中國當局以帝國主義為靠山的「反帝鬥爭」，把矛頭公開指向了共產主義（「紅色帝國主義」）。難道這些自供狀還不夠清楚、不夠坦白、還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嗎？！
盧松試圖證明帝國主義國家同情蘇俄的對華擴張政策；實際上，他只證明了前者對後者的態度在某些場合帶有內在的矛盾性。由於帝國主義的一塊主要基石是「產權神聖不可侵犯」原則，因此它們不得不口頭承認蘇維埃的產業同樣不可侵犯，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雙邊貿易也建築在這一原則上。假設明天爆發新的反蘇戰爭，所謂產權問題會變得無足輕重，資產階級將從——並只從——如何擊退「紅色帝國主義威脅」（即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著手投入鬥爭。
還要提醒大家一句：旅華白俄分子的立場也不可忽視。據8月17日《紐約時報》報道，「華盛頓的政治圈子擔心，在華白俄可能故意挑起某些本不會發生的事件（比如邊境衝突）」。在盧松眼裡，中東路事件是中國行使民族自決權的反映，蔣介石努力推動民主進步，莫斯科當局實施著帝國主義暴力；可為什麼白俄要站在中國人一邊反對俄羅斯帝國主義呢？難道這一事實還不夠清楚地說明盧松同志所處的理論困境么？真的，與捧著地理學和人種學不放的盧松同志相比，那些在中蘇邊境殺害紅軍戰士的流亡白匪更懂政治。白軍悍匪知道看事情要看本質（而非次要特徵），即世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殊死鬥爭。
布爾什維主義與和平主義
在以抽象「民族觀點」代替階級觀點後，極左派不得不從革命立場轉向純粹的和平主義。盧松反覆強調「當紅軍攻佔西伯利亞鐵路線之後，他們遵照列寧的教導，在中蘇邊境上細心和考慮周到(soigneusement)地停留下來，沒有採取任何重新攻佔中東路的舉動」(Revolution
Praletarienne，228頁)。這就是盧松眼裡無產階級革命的最高責任——無條件承認民族國家的邊境神聖不可侵犯；這就是盧松眼裡的列寧主義反帝政策！簡直不好意思去閱讀類似的「一國革命論」。紅軍停留在中蘇邊境上，因為自己還不夠強大，跨過邊境只會不可避免地招致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為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中國工農的利益，如果當時紅軍有能力保持攻勢，它理應這樣做；拒絕攻擊帝國主義不是什麼「遵循列寧的教導」，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可恥背叛。盧松及其同道的不幸在於，他們把國際主義的革命政策偷換成了以尊重民族國家為絕對前提的和平主義立場，這與列寧路線毫無關係。
紅軍曾開進孟什維克掌權的獨立國家喬治亞，幫助當地工農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為此第二國際至今不肯寬恕我們。喬治亞的主要人口為喬治亞人，紅軍則多半由俄羅斯士兵組成，在這場衝突中，請問盧松站在哪一邊？
再看1920年夏天紅軍發動的華沙遠征。盧松可能聽說過，我當時反對遠征，因為擔心波蘭工農來不及發動起來（戰爭的進度通常快於革命的速度），而使得我方過於孤軍深入；後來的形勢發展證明我的擔心是對的。遠征華沙是個錯誤，但它僅限於技術性錯誤，實踐中難免的錯誤，而絕非原則錯誤。如果物質條件好些，我們當時的最大責任就是武裝支持波蘭革命（如同其它任何革命一樣）。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西歐資產階級政府首先使用了紅色帝國主義一詞，後來它的使用者變成了社會民主黨，再後來，類似指控悄悄地成了極左派的專利。
為了否定革命「干涉」的正確性，盧松搬出古老而正確的無產階級革命原則「工人的解放歸根到底是工人自己的事」。我想問他，這條原則是否只適用於一國內部的無產階級鬥爭？一國工人階級是否該支持他國工人的罷工？是否有權利向起義者援助武器？如果他們希望向起義者派遣援軍（假設這些工人有軍隊）呢？如果他們想派遣軍隊去引發一場起義呢？在罷工實踐中，罷工者常以糾察隊阻止其它工人上班來維持罷工，這與武裝干涉有多大原則區別？
為何盧松不肯推論到底？
盧松一面佔據了抽象的民族-民主立場，一面卻又不肯推論到底。假設他的論斷正確（即中國政府正為本國的民族解放而與蘇維埃帝國主義鬥爭），那麼革命者的責任不在於對斯大林進行道德說教，而是積極地援助蔣介石。很清楚，從盧松的立場只能得出如下推論：幫助中國政府（包括以武力支持它）從沙俄衣缽的繼承者手中奪回民族自主權。盧松舉出（這次他沒說錯）蘇聯政府援助基馬爾政權反對帝國主義的例子，並提出應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中國政權：為了反擊帝國主義，即使對蔣政權那樣的工農劊子手也要予以幫助；就事論事地講，這個原則沒有錯。不知為什麼，盧松忽然猶豫起來，不肯再講下去。他似乎感到上述立場最後會推導出一個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行動起來，幫助中國政府打跑蘇維埃干涉者！
為何盧松猶豫不決？因為最後的——也是唯一可能的——結論使我們的極左形式主義者與帝國主義狗腿子打成一片了，使他們變成了白俄（正在武力支持中國政府的「解放鬥爭」）的政治辯護人。極左派的猶豫說明他們還有點政治嗅覺，但卻顛覆了自身立場的全部邏輯
[2]！
是否可以存在社會主義「租界」？
當辯論到達這一步後，烏爾邦斯和他在「列寧同盟」里的幾個親密戰友也開始發言了。與多數情況下一樣，在中東路事件中他們又想佔據「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在同盟機關報上，他們先後刊登了極左派（科爾什、盧松、帕斯）、馬克思主義派（蘭道和我）的發言，還有一篇比利時同志的（立場錯誤的）文章；然後刊登了編輯部的調和文章，66,2/3%
贊成科爾什和盧松，33,1/3%贊成俄國左翼反對派，美其名曰「我們也非百分之百地贊成托洛茨基」。 在主要附和盧松的同時，烏爾邦斯同志[3]試圖往後者的地理學和人種學裡摻入一點階級觀念，但盧松和馬克思的互補所得結果卻極其可悲。「Die Fahne des Kommunismus」（列寧同盟的理論刊物）認為「今日的中東路仍屬外國在華租界，如果從中方（？）角度看，中東路與其它帝國主義租界只有程度(graduell)
(?!)的差異」（「關於俄中衝突」N 31, 245頁），這是純粹的盧松式論點。烏爾邦斯教導德國革命者從「中方的角度」，而不是從無產階級的角度看問題。首先要指出的是，認為工人國家根本不該在它國擁有企業的觀點，純屬扯淡。烏爾邦斯和盧松一樣，從「一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看問題。工人國家在落後國家開辦企業的做法，不僅和經濟有關，也同革命戰略有關。如果這方面蘇俄幾乎沒啥進展，那是技術落後的緣故，而非政治原則不許可。高度工業化的工人國家（比如英、法、德），將在落後國家（比如本國的原殖民地）大張旗鼓地修建鐵路、工廠和農場；從各個角度說，這方面的工作都是（與工人國家）利益攸關的大事。當然，他們不能用強迫或「送大禮」的方式來從事海外經濟滲透，而應與原殖民地進行適當的產品交換。這類社會主義（海外）企業的工作特點、領導方式和勞動條件的配置，應從提高所在落後國經濟、文化水平的總前提出發；以較先進和富有的工人國家的資本、技術和經驗來進行互惠交換。這不是帝國主義、不是剝削、不是壓迫；相反，是對世界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摒棄上述做法的其它改造道路是不存在的。
當英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後，它無權把殖民地（比如印度）的產業贈送給當地資產階級。這種政策愚蠢透頂，因為它會大大加強印度資產階級和相勾結的封建主的實力，擴大統治階級對印度工農的力量優勢，推遲當地無產階級革命的到來。
正確的政策應該是這樣的：（未來的）英國工人國家宣布給原殖民地充分自由，廢除原有的全部殖民主義特權；與此同時牢牢控制在印產業，使後者不僅成為印度經濟發展的工具，更成為印度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具。毫無疑問，這一政策也會鞏固英國的工人政權，而政策的具體實施一定要在與印度工人階級密切合作的基礎上進行，並向農民提供看得見的好處。
現在我們試試像烏爾邦斯那樣，從「印方角度」看問題。我們看到，對印度資產階級來說，「社會主義租界」遠比資本主義租界糟糕得多，因為前者大大折損了印度資本家的紅利收成；對印度工農來說，情況完全顛倒過來——「社會主義租界」構成了一個個強大的革命政治和經濟基地，換言之是某種社會主義飛地，在基地內部工農可以聚集隊伍為革命做準備。當然，印度無產階級建立政權以後，它會立即得到所有「紅租界」。印度工人政權和英國工人政權之間的關係將不會建築在對原資產階級產業的惦念和討價還價上，而是社會主義勞動分工和工人階級互助精神上面。
說一千道一萬，不存在抽象的「中方」或「印方」。存在蔣介石，存在中國工農及其先鋒隊，存在無數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階層。當烏爾邦斯試圖「從中方角度」觀察事物時，他其實戴上了中國小資產者的政治眼鏡，後者的階級特徵是每遇大事便慌神，不知採納誰家觀點，和向哪兒靠攏。
對中國和俄國革命的政治評價存在哪些原則性錯誤
烏爾邦斯不滿足於簡單重複盧松的觀點，而是深入發展了「盧松主義」。如果把「Fahne des Kommunismus」的編輯部文章中所有摸稜兩可、欲言又止和預先留下的理論「後門」都去掉，它的根本立場呈現出下面這副摸樣：既然中國的民族革命已經勝利，而俄國的熱月反革命也已（或即將或不可避免）勝利，那麼……（意味深長的省略號和沉默）。
那麼怎樣？到底怎樣？！編輯部避而不答。這倒不奇怪，折中主義哲學的存在，正為了迴避重大問題的直接答案。為了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本文以後的陳述，我先在這裡做四點解釋：
1. 烏爾邦斯同志錯誤理解了俄國革命的性質和目前它所處的階段，因此，他對「熱月」的政治理解也是錯誤的。
2. 烏爾邦斯同志錯誤理解了中國革命的階級動力，以及它目前的狀態。
3. 從自己虛假的蘇俄社會性質判斷中，烏爾邦斯正在做出錯誤和極其危險的政治結論。
4. 烏爾邦斯（以及盧松和其它極左派）不肯把政治結論推演到底，只證明了自己缺少政治一貫性，但絕未減低這些結論的危險性。
接下來，我將引用一大段「Fahne des Kommunismus」的引文，來證明上述論斷。在前文所指的編輯部文章中，列寧同盟領導層試圖說明在一定條件下中國出現了「帶有革命特徵的民族解放運動，並與帝國主義公開交鋒；這一運動也表達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這場革命在資產階級階段停頓（！）下來，使得蔣介石軍政府上台，鎮壓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和觸犯了私有產權制度的農民起義；總的說來，這場革命使中國資產階級接近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傳統目標，比如國家統一……
對正處於統一進程的中國來說，帝國主義租界好似人體上的毒刺……中國人正努力通過（與帝國主義國家的）談判方式清除租界；由於中國人認為蘇俄是比較軟弱的對手，便採納軍事進攻的方式（解決租界問題）。與此同時（！），對中國的軍政府來說，以下事實具有決定意義：俄國租界在階級角度上比那些『反目的資本主義兄弟』的租界更危險。每個人都能猜到這場衝突（即中東路事件）早晚會來，因為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中國，中俄利益的和平共存是不現實的。只有在中國革命（即使它僅以工農革命為發展頂峰）勝利後，類似的合作才有可能」(N31, 245頁) 。
說真的，我不記得何時見過短短一二十行字能濃縮如此「壯觀」的政治思維混亂，起碼不經常遇到。要理清每行字里的亂麻至少得寫一頁，所以我盡量長話短說，把次要問題擱置起來。
引文的上半部分認為帝國主義租界（包括中東路），是中國民族獨立需要清除的毒刺，此處把蘇維埃共和國與資本主義國家混同起來了。接著引文又承認「與此同時」俄國租界在階級角度上（對蔣政權）更（？）具危險性，這一事實帶有「決定性」（！）意義。最後，我們看到上述觀點（明顯互相排斥）的笨拙綜合。「中俄利益完全無法妥協共存」？這句話里作者想說什麼？只看引文上半部，可以理解為「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與中國的統一追求無法妥協」；只看引文下半部，可理解為「俄羅斯工人政權與中國資產階級政府無法妥協」。
烏爾邦斯選擇上述兩種相反解釋的哪個呢？他根本不選，而是把兩個答案「綜合」起來。怎麼綜合呢？說一聲「與此同時」 (dabei)就行；5個字母，便完事大吉。烏爾邦斯認為，蘇維埃共和國與資本主義中國的不妥協對立無可避免。很好。如此說來，衝突的根本並不在於中東路和1924年中蘇條約？說得再清楚一點：今日中蘇之間暴露的不妥協矛盾，恰好反映出中國內部階級矛盾的不妥協性。假設烏爾邦斯能進一步指出依靠武力生存的中國資產階級之所以痛恨蘇維埃共和國，無非因為蘇俄的存在是中國民眾革命騷動的一個主要（力量）源泉，他就把事情基本說清了；而我僅能補充一點：中國資本家對「蘇維埃帝國主義」的恐懼實際上是對工農鬥爭的恐懼。可惜，烏爾邦斯暫時看不透這一點。
與社會民主黨一樣，烏爾邦斯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勝利」。真實情況恰好相反，在中國獲得勝利的並非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資產階級反革命，這是兩碼事！烏爾邦斯斷言鎮壓工農只構成資產階級革命的「內部細節」，無礙大局；他甚至宣布民族革命運動的政治領導——國民黨——同時也代表著中國工人的階級利益。這既是斯大林的觀點，也是社民派立場。
那麼，資產階級是否真成了蘇維埃國家裡「經濟實力最強的階級」呢？當然沒有，類似說法只能叫胡編亂造。「Fahne des Kommunismus」大概自己也沒料到，它的判斷其實擊中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十月革命。如果蘇俄的資產階級力量今天已比無產階級強大，如果兩方力量對比正以「一日千里」(mit Riesenschritten)的速度向資產階級傾斜，那維持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它得以苟延殘喘到今日）還有何意義？幸運的是，所有關於蘇聯資產階級已成為經濟霸主的「意念」只是虛幻的想像而已。而會演變成「不間斷的革命」，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環，並與後者共存亡。這就是為何資產階級反革命力量（在布哈林-斯大林集團的協助下）摧毀了中國群眾運動之後，並未實現民主改良，而是拼湊了一個軍事法西斯政權。
中國革命與「不斷革命論」
再回到那段列寧同盟機關報的引文上來。它的上半部說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勝利，下半部則說只有在「中國革命勝利後」才可能落實中俄合作。怎麼回事？革命不是勝利了嗎？它不正忙於從自己身上拔除帝國主義毒刺嗎？烏爾邦斯說的是哪門子革命呢？無產階級革命？看來不是。「即使它僅以工農革命為發展頂峰」這句話漏了底：它的性質並非無產階級革命。同時也不是純粹資產階級革命，哪種革命呢？難道烏爾邦斯（如同布哈林和拉狄克一樣）預見到中國存在某種特別的「非資非無」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可能性？如果這樣就直截了當地說出來！
要知道，正是 「非資非無」的鬥爭哲學使布哈林和斯大林跑去擁抱國民黨的。正是這一立場使拉狄克和斯密爾卡摔了跟頭。斯大林、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隨後是拉狄克和斯密爾卡）認為，在世界帝國主義和工人國家對壘的縫隙里，中國有實現小資產階級革命專政的可能性。而烏爾邦斯呢，在1917年俄國臨時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兩大歷史經驗範本問世後，仍在這個將決定東方命運的問題上執迷不悟地附和著拉狄克。難怪他一面保持緘默，一面忙於刊登拉狄克關於「不斷革命論」的膚淺庸俗到極點的文章[4]！
現在我們遇到的，不是對1905年列寧關於不斷革命的某些文章段落進行歪曲的小把戲，那些把戲季諾維也夫和馬斯洛夫已玩得夠多；我們在討論對東方命運攸關的大問題，它的解決將影響整整一代人。必須清楚地回答：到底是否可能存在某種特殊的、「非資非無」的工農民主專政，如果存在，它與國民黨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兩大類型政權有何區別？與此相關聯的下一個問題是：農民階層是否有能力在革命期間推行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既獨立於資產階級，也獨立於無產階級？對上述問題，已從俄國和中國兩場最新革命汲取豐富經驗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農民階層要麼在自己的上層和小資產階級知識界領導下追隨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這是俄國社會革命黨或中國國民黨模式）；要麼在貧農和農村無產或半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追隨工業無產階級（布爾什維主義模式），10月革命（即不斷革命）的道路。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布哈林和斯大林擰斷了中國革命和中共的脖子；而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和斯密爾卡、普列奧布拉任茨基在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轉暈了頭，最終可恥地（向當權派）投了降。對東方國家來說，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就是衡量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的分水嶺。
1917年，斯大林、加米涅夫、李科夫等人用1905年布爾什維克黨決議的某些語錄批評列寧；現在輪到馬丁諾夫[5]一夥這麼做了。但類似的假面舞會只能騙騙外行和獃子。共產國際一面在中國落實馬丁諾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路線，一面瘋狂地批判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是東方（革命）的主要問題，也是西方革命的一個主要方面。烏爾邦斯同志對此有何看法呢？他沒有看法。他要麼用隻言片語來應付，要麼更糟，借用拉狄克的看法來救急。
熱月還是熱月的「黨內預演」？
烏爾邦斯同志對中國革命理解不深，對俄國革命的理解呢？看來更糟。我指的首先是熱月反革命政變和蘇維埃國家的性質問題。熱月的政治公式，當然是個有保留的公式，一切歷史類比都是有保留的類比。當我第一次使用熱月這個詞來反對季諾維也夫-斯大林集團的時候，就強調過它的有保留性。不管怎樣，這個說法相當合理，雖然階級和時代背景已大有不同。熱月指的是反革命蛻變和政變的第一階段，即政權從一個階級的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與此同時，儘管權力的轉移——如有必要——伴隨著內戰，但表面上卻偽裝成革命黨內部的派系之爭。法國革命時期，熱月政變前夕已出現政治反動的浪潮，儘管政權尚保持在城市貧民手中；熱月完成了這一反動進程，最終使城市貧民喪失了權力。即是說，熱月並非等同於整個反動時期——革命陣地的逐漸散失、削弱和墮落，而是較為精確的質變界定：它告訴我們政權已落入另一階級手中，從這一時刻起，革命階級想奪回失去的權力就只有通過武裝鬥爭的形式，為此需要新的革命形勢，而它的到來取決於複雜的國際國內因素的相互作用[6]。
早在1923年，馬克思主義反對派就提出了革命正進入新階段的看法，這個新階段的特徵是革命理論和政治的倒退、蛻化與墮落，最終可能發展為新的熱月。假設1923年底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獲勝的話（當時完全可能），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可能在不引發內部震蕩的前提下得以凈化和鞏固。但1923年德國革命形勢以工人運動史上最可怕的政治大投降告終了；它的失敗，反過來大大加強了蘇維埃國家內部的反動趨勢——開始討伐「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主義」，「一國社會主義論」也出籠了。當時德共內的極左派對這一重大轉折毫無感知，他們一面支持俄共內部的反動勢力，一面不顧德國革命已遭受階段性失敗的基本事實，繼續堅持形式主義的革命進攻政策。
和俄共的中派分子（指斯大林集團——譯者注）一樣，德共內的極左派（馬斯洛夫、菲舍爾、烏爾邦斯）拿「反托派鬥爭」來為自己的錯誤政策打掩護；在他們眼中，我們（左翼反對派）關於在德國繼續推行進攻性政策等於自我削弱的「托派觀點」成了「取消主義」，因為對極左派來說德國革命高潮不是已經過去，而是尚未到來。換言之，他們對布爾什維克善於分辨不同階段和準確判斷具體形勢的能力大加批判和嘲笑。順便說一下：烏爾邦斯如能對那段反托派鬥爭的經驗教訓作出總結，會很有益；正是那場鬥爭混亂了德國工人的頭腦，為今天那幫毫無理想可言的官僚、冒險家和投機分子在德共內的統治奠定了理論基礎。
1924 -- 1925 年間的極左路線更加嚴重地削弱了歐洲無產階級，加快了蘇維埃共和國內部的反動墮落。左翼反對派被開除出黨、流放、逮捕，這些事件構成了反動時期的重要路標，意味著黨正不斷被削弱，也說明蘇聯工人階級的反抗力量正被不斷削弱。但這還不等於說政權已從無產階級的手中被奪走，已屬於另一個階級。
蘇聯工人階級未能阻止當權集團對左翼反對派的迫害，這個事實很讓人擔心和警惕。不過，斯大林也不得不從我們綱領的所有領域剽竊部分內容，向右翼開火，使黨內權力之爭變成一場持續性的劇烈左傾運動。這說明無產階級的（社會和政治）壓力還在，而官僚層不管如何囂張，總還在社會意義上依賴於無產階級。俄國左翼反對派必須重視這一基本事實，依據它來制定對蘇維埃國家的立場，即改良而非革命的立場。
左翼反對派遭正式取締前夕，我們不止一次地說過和寫過：左翼失敗後黨內右翼將和官僚中派算總賬。那些支持斯大林打擊我們的右翼分子，將從左翼的失敗中獲取雙倍好處。用我們的話說（說了不止一次）：「熱月尾巴會敲到中派的頭上」。這一打擊已發生過並將繼續發生；我指的不限於布哈林他們，而是俄國社會強大的潛在反革命力量，黨內右翼只是這股力量蒼白的影子罷了。
儘管左翼被取締、無產階級受到削弱，但反對派的思想和無產階級的壓力仍強大到足以迫使中派官僚層（在經濟政策上）持續左轉。正是這個「左轉」為反對派近來的投降風氣創造了前提。投降分子里什麼人都有，但主要角色的面目比較單一：他們大都一直以為革命的蛻化過程將呈直線式發展，並傾向於把每個蛻化階段都宣布為熱月的完成階段。我們被開除出黨的前夕，薩法洛夫（季諾維也夫的擁護者）先在柏林後在莫斯科驚叫「離反革命政變就剩5分鐘了！就剩5分鐘了！」。5分鐘過後，薩法洛夫便向當權派投降；拉狄克比薩法洛夫還性急，當權派把我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後，拉狄克便想宣布熱月政變已發生，而我告訴他，這隻算熱月的「黨內預演」（甚至連總預演都未必夠格）罷了，而非熱月（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反革命奪權行動）本身。1926年，斯密爾卡認為隨著布哈林-斯大林路線（鼓勵富農的農村政策，英俄委員會、援助國民黨）的進一步推進，黨只會越來越右傾，十月革命的國內力量已消失殆盡，力挽狂瀾的救星只能來自國外，而最近幾年內他又看不出誰能扮演救星的角色。就此斯密爾卡曾寫過一份提綱，從提綱可以看出，中派和右派分裂的可能性，中派在國內壓力下被迫左轉的可能性從未被他考慮過。在熱月和「建立第二黨」問題上，拉狄克和斯密爾卡曾是反對派的極左翼；結果呢，事件的最新發展讓他們不知所措，結果輕率地投降了。
1928年5月26日，我在給米·阿庫扎瓦（喬治亞老布爾什維克）的信中寫道：「斯大林新路線所要解決問題的性質，使他不得不試圖藉助我們的綱領；但在政治領域不僅存在『做什麼』的問題，還存在『怎麼做』和『誰來做』的問題。與蘇維埃命運攸關的主要戰鬥還在前頭……我們一直認為而且也不止一次聲明過，當權派的墮落不能用一條持續下降的曲線來簡單形容，因為革命的蛻化並非發生於真空世界裡，而發生在階級社會裡，伴隨著深刻的內部矛盾和爭執。黨的基本群眾不是鐵板一塊，在極大程度上他們屬於可用來鍛造階級戰士的社會原料。在階級矛盾和階級利益的衝擊下（既從左面也從右面），黨內群眾會不可避免的分化。最近黨內發生的變化衝擊到了我們（指1927年左翼反對派受到開除出黨的迫害——譯者注），但這也僅是更多新事變的前奏曲。如果說從歌劇中的前奏可聽出整部劇的節奏並得到簡短的整體介紹，我們所經歷的政治前奏曲也僅是新曲子的預告罷了，主要曲目還遠未充分顯示自己，用階級音樂的銅管、鼓、低音提琴和其它樂器烘托出政治大戲的高潮」。
事態的隨後發展，無可爭辯地證明我們的判斷一直是對的，而且不僅在對待那些反覆無常的政治小人（比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皮達科夫）方面如此，而且在對待那些極左「朋友們」的立場也是對的。這伙極左糊塗蟲傾向於把前奏當成正劇，以為黨和國家內部仍在不斷發生和變化的政治進程已經結束，而熱月則是既成事實。
烏爾邦斯同志在熱月問題上的錯誤
要指明的是，烏爾邦斯一系列錯誤結論的根源，在於他認為熱月已是既成事實，卻不肯由此作出所有不可缺少的結論。但即便那少得可憐的幾條結論，如果最終在組織內深入人心的話，足以毀掉列寧同盟。
我被驅逐出蘇聯後，「Fahne des Kommunismus」刊登的相關評論文章認為「從此不能認為斯大林的統治（集團）還代表工人階級，必須利用一切可能手段開展反對它（斯大林集團）的鬥爭」（1929年2月1日）；此外，文章把驅逐托洛茨基與羅伯斯庇爾等人死於斷頭台相提並論。換句話說，文章作者認為蘇維埃國家的熱月政變已結束。如果這是一時的憤激之言，本不值得為它耗費精力；政治鬥爭從來不乏誇張和現場估量難以避免的錯誤和偏差等等。（考察一個組織）要看它的總路線，而非一時一地的個別錯誤；不幸地是，列寧同盟的領導者試圖把一時的錯誤演化為總路線。圍繞我被驅逐後的俄國形勢問題，2月11日列寧同盟公布了相關決議，決議直截了當地宣布「這是熱月」(Das ist der Termidor)；接下來，決議說「因此，俄國無產階級有必要為爭取全部自由權利而與斯大林集團進行鬥爭，以便在與即將到來的公開反革命顛覆進行搏鬥時處於有利地位」。2月13日列寧同盟機關報的社論文章宣布「驅逐托洛茨基的事件，為1917年革命（開創的時代）划了句號」。毫不奇怪，站在這樣的立場上，烏爾邦斯越往後越經常被迫承認他「遠非百分之百地」贊同俄國左翼反對派，因為後者「走得不夠遠」。烏爾邦斯確乎越走越遠……可惜方向徹底弄反了。
我們把十月革命後出現的墮落現象與熱月相比較，首先是強調他們之間相仿的階級內涵，而烏爾邦斯和拉狄克卻把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過程簡單地形式化甚至個人化了。拉狄克說「把反對派代表趕出中央委員會，等於把羅伯斯庇爾們趕出革命政府」，而上斷頭台還是流放阿拉木圖，純屬技術問題。烏爾邦斯說：左翼反對派的取締和驅逐托洛茨基與羅伯斯庇爾一派被送上斷頭台的意義一樣。在上述對比中，宏大的歷史近似被輕率和廉價的對一人一事的評價冒名頂替了。
與18世紀的法國革命相比，20世紀的俄國革命無可比擬地深刻和廣泛得多；我們所依靠的革命階級，比（18世紀的）法國城市貧民數量更多、性質更單一、更緊密、更堅決果敢；在所有方面，10月革命的政治領導都遠比法國革命領導群體更有經驗和遠見；最後，布爾什維主義專政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的變化，遠比雅科賓黨人帶來的社會變化要深刻。
法國革命後期，城市貧民最終失去了權力；然而，儘管熱月前夕貧民的力量已被削弱（雅科賓黨人的官僚化和革命陣營內部階級矛盾的增長），剝奪權力的過程仍伴隨了一場流血內戰（熱月就是內戰）。20世紀的今天，誰會相信資產階級有能力用和平、不為察覺的官僚上層手法從俄國無產階級手中奪走政權？
原沙俄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至今掌握在蘇維埃國家的手中；土地收歸國有；原剝削階級成員仍不準參加蘇維埃和紅軍；對外貿易壟斷使蘇聯能免遭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干涉，所有這些都不是無足輕重的小事。除此之外，反對派的壓力迫使中派向熱月階級異己勢力及其在黨內的政治傾向施加了一系列打擊（但既不致命也非決定性的），對所有這一切不能視而不見。盲人騎瞎馬的政策一定是糟糕的政策。
斯大林集團的左傾不等於熱月反革命危險即將過去，正如反對派的流放也難以判斷為十月革命時代即將死亡一樣。鬥爭在繼續，各個階級還未把力量投入到總決戰中去。中派就是中派，而布爾什維克應堅守自己的原則；投降分子應受到鄙視，而極左糊塗蟲們有責任理順思路
[7]。1928年5月1日，奧地利左翼反對派小組（弗雷同志領導）機關報發表文章指出「儘管存在斯大林篡權集團，蘇俄仍是一個工人國家」。「某些政治問題，它們（對我們左派）具有百試不爽的試金石功能……今日的共產主義反對派以各式各樣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思想傾向及其組織形式存在著，對我們來說也存在著類似的試金石——蘇俄國家的無產階級特徵問題……有些反對派成員，由於對斯大林路線太過氣憤，而把澡盆里的污水連同嬰兒一起潑掉。出現了一種觀點，即蘇俄在斯大林路線的推動下可能以純粹的進化方式演變為資產階級國家……是否真的如此呢？蘇維埃國家內部林林總總的蛻化變質現象，都是資產階級明明暗暗的影響和斯大林路線彼此配合的結果；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努力迫使蘇維埃政權倒台。然而，最終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奪取政權，資產階級只有一條路可走——暴力政變……我們與斯大林路線作鬥爭，但斯大林和蘇俄之間不能簡單地划上等號。儘管已出現了許多蛻化的徵象（我們正在和將繼續與它們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只要蘇聯的先進工人仍擁有武裝，蘇聯對我們來說就仍是工人國家（儘管存在著斯大林路線）。無論在戰爭還是在和平時期，為了我們自己的階級利益，必須無條件地保衛它。這種保衛要求我們更好地與斯大林做鬥爭，因為後者無力真正保衛蘇聯……任何人，只要他在蘇聯的無產階級特徵問題上不夠堅定，他就在損害無產階級利益，損害革命利益，損害左翼反對派的利益」。
上述理論立場可說無懈可擊。假如烏爾邦斯同志轉載上述真知灼見而非科爾什派或半科爾什派極左文章，才算明智的做法。
不是抽象的中派立場，而是現階段的具體中派立場
我們看到，列寧同盟試圖從另一端掏空我方理論立場的基礎：「儘管中派主義屬於工人階級內部流派，但它和另一流派——改良主義——一樣（雖有程度差異）為階級敵人服務，儘管服務方式不同」 (N 31, 246頁)。
從表面上看，上述批評很有說服力。實際上它把馬克思主義真理演化為抽象因而是虛假的公式。僅承認中派主義或改良主義「總的來說」屬於工人階級的內部流派，還遠遠不夠；需要對具體時代的具體中派主義在具體國家的具體工人階級中正執行哪些功能進行分析。真理總是具體的。
烏爾邦斯同志告訴我們，俄國執政當局走中派主義路線，英國執政當局走改良主義路線，它們都屬於工人階級內部流派，只有程度 (graduel)的不同；雙方用不同的方式服務於資產階級。很好，這些話我們記下了。那麼，假設英俄戰爭爆發，我們該採取何種對策呢？俄國共產主義者是否該和英國同志一樣，採取失敗主義立場？或者相反，兩地的共產主義者都應充當程度不同的護國主義者？要知道，失敗主義或護國主義立場牽扯到大是大非的階級路線問題，它不可能受二三流因素（比如英俄當局階級性質的程度區別）的左右。話說到這兒，烏爾邦斯同志可能也醒過味兒來了：英國的工廠、鐵路和土地屬於剝削階級，英國擁有眾多海外殖民地及其奴隸制度！也就是說，英國改良主義在保衛現存的資本主義國家，保衛的不太成功，有些笨手笨腳和暈頭轉向，資產階級不很信任他們，帶點鄙視，始終在監視和不斷沖著改良主義當局大聲吆喝，隨時可能把後者一腳踹開——但無論如何，英國改良主義當局正在保護資本的國內和國際利益。類似結論也適用於德國社民黨。
蘇聯中派主義當局在保衛什麼？它在保護那個從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剝奪中產生的社會制度，保護效果很差，極不在行，並誘發了工人階級的失望和懷疑情緒（可惜蘇俄工人還不具備英國資產階級那樣的統治經驗）；中派主義當局的內外政策削弱了無產階級專政，客觀上在幫反革命勢力的忙；但由於客觀原因，斯大林制度主要帶有無產階級特徵而非帝國主義特徵。存在著兩種階級體制的根本差異（而非烏爾邦斯同志所說的「程度差異」），這兩種體制各自代表著歷史進程的兩個相反方向。任何共產主義者如果沒弄懂這個基本差異，他就不再對革命有益。
「翻轉過來的克倫斯基制度」
烏爾邦斯同志繼續向我們發問：「你曾把斯大林制度稱為『翻轉過來的克倫斯基體制』，又作何解釋？」。1917年的俄國克倫斯基臨時政府，體現了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方式，也是後者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所能找到的唯一現實的統治方式。它動搖、脆弱、不可靠，但畢竟屬於資產階級。為了使政權最終轉移到無產階級手中，必須舉行武裝起義（即十月革命）。
所謂「斯大林制度是『翻轉過來的克倫斯基體制』」，指它體現著反革命政變前的最後一種無產階級專政方式；這一現實專政已被工人的消極、內外矛盾和領導層的錯誤所削弱，但畢竟仍屬於無產階級。斯大林制度後上台的要麼是布爾什維克，要麼是反革命政變集團。還說得不夠明了么？
當初，斯大林集團對我這句話如獲至寶，硬說托洛茨基想發動武裝起義推翻蘇維埃，就像當年我們發動了推翻克倫斯基的起義一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正因為斯大林集團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統治形式，有必要發動起義的是資產階級而非無產階級！
一句話，無產階級仍有可能——由於反革命奪權政變尚未發生——以深刻的內部改良方式實現自己在黨、蘇維埃和工會內部復興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
無產階級國家還是資產階級國家？
需要承認，在熱月問題上「Fahne des Kommunismus」沒有把話說死，但這並未使它的立場變得更正確些。蘇俄是資產階級國家嗎？「Fahne des Kommunismus」回答道：不是；蘇俄還存在無產階級專政嗎？「Fahne des Kommunismus」回答道：不存在。那麼蘇俄政府到底體現著誰的專政呢？莫非它是「無階級國家」的「超階級政府」？ 「Fahne des Kommunismus」回答說：蘇俄政府「乍一看像幾個階級之間的政治中間商，其實代表著經濟實力最強階級的利益」(N 32, 246頁)。儘管作者沒有直說經濟實力最強的階級是誰，但整篇文章再明白不過地暗示我們：它是資產階級。照此說來，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明明就是資產階級政府，作者卻不肯直說，而以貌似中立的敘述方式取代結論。其實，假中立非但不會為文章加分，反倒說明作者缺少理論直率的態度。當然，不存在什麼超階級政府。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發生的所謂熱月政變意味著——也只能意味著——政權從無產階級手中落入資產階級手中；如果政變已完成，那麼今日的蘇俄就是資產階級國家。
那麼，資產階級是否真成了蘇維埃國家裡「經濟實力最強的階級」呢？當然沒有，類似說法只能叫胡編亂造。「Fahne des Kommunismus」大概自己也沒料到，它的判斷其實擊中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十月革命。如果蘇俄的資產階級力量今天已比無產階級強大，如果兩方力量對比正以「一日千里」(mit Riesenschritten)的速度向資產階級傾斜，那維持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它得以苟延殘喘到今日）還有何意義？幸運的是，所有關於蘇聯資產階級已成為經濟霸主的「意念」只是虛幻的想像而已。
烏爾邦斯同志回答我們說，他指的不僅是蘇聯國內的殘存資產階級，還包括國際資產階級。這也說明不了什麼。無可爭辯，國際資產階級目前比蘇聯強大得多。正因如此，一國社會主義論才暴露了自己庸俗的民族改良主義烏托邦本質。我們與極左派的區別在於我們認為世界無產階級生產角色和政治角色是階級力量對比的最重大因素，兩大階級的鬥爭帶有世界範圍，它的結局也決定著十月革命的歷史命運。極左派莫非認定世界革命已毫無希望？請痛快說出自己的觀點！某種程度上，世界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也取決於我們；就拿極左派來說，只要它或直接或隱晦地宣稱今日蘇俄已變為資產階級國家，並進而完全或幾乎完全拒絕支持後者對抗世界帝國主義，就等於幫資產階級的忙。
對蘇俄政府階級性質的列寧主義分析告訴我們，它既非資產階級政權，也不是超階級政府，而處於雙重政權的狀態。對這一狀態，俄國左翼反對派早就進行了深入分析。
斯大林中派集團幫了國內資產階級很大忙，使後者得以建立非正式的權力中心和施加政治影響的隱秘渠道；但任何重大階級鬥爭都圍繞生產資料進行，誰敢說資產階級在這場爭奪中已佔上風，要麼心智失常，要麼從未有過正常人的智力。我覺得，極左派在把革命的社會-經濟內涵「抽象化」，只注意研究外殼，卻對主要的果實見如未見。當然，在「蘇維埃果」的生長過程中，如果外殼有損（事實如此），那麼內核也有爛掉的危險。左翼反對派的所有活動都圍繞這一思想進行。但承認「爛掉」的危險與根本無視蘇維埃共和國的社會-經濟內核的存在，這兩種立場有著天壤之別。十月革命從資產階級手中剝奪的主要生產工具，至今仍在工人國家的手中，請勿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老毛病，極左派！
假設反革命政變已經結束，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怎樣的？
如果反革命政變已結束，如果國內資產階級已是「經濟實力最強的階級」，那就說明俄國經濟發展完全從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轉軌到資本主義發展方向去了，而我們也要勇敢地作出相應的戰術結論。如果國民經濟在整體上已沿著資本主義道路前進，各種對土地租賃和僱傭勞動力的法律限制便成了小資產階級烏托邦幻想的產物，毫無意義地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者的責任是講實話並只講實話，我們不會否認，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程，上述反動的人為限制措施不可避免地會徹底消失，從而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生產力充分發展掃清道路。
外貿壟斷對資本主義發展有何意義？只有消極作用，因為它妨礙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入，它會妨礙資本主義俄國與世界經濟的整合過程。馬克思主義有責任承認取消外貿壟斷（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性。計劃經濟就整體說來也是如此，只有在社會主義發展軌道上它才有存在和發展的根本理由。
在實際鬥爭中，俄國左翼反對派一直要求更加系統化地限制資本主義個人致富；要求保存和鞏固外貿壟斷和全方位發展計劃經濟。然而，只有在與它同時反對黨和其它工人組織蛻化變質的鬥爭聯繫起來，反對派的經濟綱領才有意義。需要承認，一旦反革命政變最終完成，反對派的經濟綱領即喪失了政治意義。烏爾邦斯同志對所有這些避口不談，看來根本沒弄清上述立場和要求的相互關聯性與不可分割性，所以一味重複「我們遠非百分之百地贊同俄國反對派」來給自己和別人定神。可惜，這定神葯也吃不了多久了！
工人民主還是資產階級民主？
話說回來，烏爾邦斯及其戰友們畢竟吞吞吐吐地作出了某些結論，比如——正如我們上面引述過的——他們號召俄國工人階級奪回「全部自由權利」。要命的是，他們犯了老毛病，硬咽回去半截話，拒不澄清到底哪些自由而且僅僅含糊地提一句便匆匆略過，為什麼呢？
在與斯大林路線（既承受著階級異己力量的壓力，又是前者不自覺的助手[8]）鬥爭的過程中，俄國左翼反對派要求恢復黨內、工會內和蘇維埃內部的無產階級民主。它無情地揭露了當權派對民主概念所做的醜惡歪曲，抨擊後者以所謂「自我批評」偷換工人民主的概念，腐蝕與瓦解著無產階級先鋒隊革命覺悟的思想基礎。但對我們來說，只有首先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客觀存在，爭取黨內民主才有意義。如果執政黨捍衛的是敵對階級的利益（原文：落實的是敵對階級的權力），還去要求什麼黨內民主，不太傻了么？如果形勢真惡化到那個地步，我們就不會再要求黨內和蘇維埃內部的階級民主，而會為國內的「一般」民主（即資產階級代議民主）而鬥爭，來對抗執政黨的獨裁統治。海外流亡孟什維克多次批評我們左翼反對派「走得不夠遠」，至今不肯為「國內民主化進程」而鬥爭；必須指出，我們與孟什維克的相互關係是階級敵人的關係（原文：處於街壘的不同方向），現在——由於反革命政變的現實危險性——更加如此。我們之所以為無產階級民主而鬥爭，正為了使十月革命的勝利果實免遭資本主義制度（包括資產階級代議民主）的侵蝕。
烏爾邦斯及其戰友們提醒我們「俄國反對派不正嚷嚷要引進代議民主中的秘密投票原則么？」，我們的回答如下：就目前來講，秘密投票的原則有可能幫助較先進的蘇聯工人加強在黨內和工會內的活動可能性，並利用這兩大資源鞏固自己在蘇維埃里的階級陣地。反對派上述要求與我們完全留在無產階級專政陣營內部的立場互為表裡。混淆階級民主要求與資產階級民主要求會犯致命錯誤，烏爾邦斯同志！
烏爾邦斯一面含混地談論「自由」的整體概念，一面具體地要求「結社自由」[9]。極左派認為蘇聯無產階級應該爭取「結社自由」。無疑，在目前的左轉政策下，斯大林集團比以往更加嚴密地控制和壓制著工會；無疑，工會有權利保護工人利益去反對日益蛻化的專政體制，對此反對派已用言論和行動證明了自己的立場。但需要明明白白地講清楚；反對中派官僚的鬥爭不等於要求一般的政治自由來對抗階級異己的國家機器，而是使蘇聯工會——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範圍內——能夠有實際的機會去糾正自己國家的錯誤。
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結社自由」首先意味著大工業家和農業地產商們有可能以強大政治聯盟向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施加壓力，他們也的確一直如此行事。對無產階級來說，結社自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存在進行階級鬥爭的「自由」（我們最清楚這種自由是怎麼回事！），這一社會的經濟表現為資本主義無序，而政治生活表現為「全民民主」。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沒有社會關係的條理化，社會主義根本就不能存在。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工資的調節以及工人與生產的關係，在這類問題上工會應扮演的角色，上面已說過了。這一角色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會完全不同，後者（和確保後者存在的結社自由原則）的存在和活動不僅反映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無序性，而且本身就是那個無序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想想1926年英國煤礦工人罷工造成的經濟後果，以及自那以後資方與改良派工會徒勞的和解努力，就很清楚了。
烏爾邦斯提出的「結社自由」的概念，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賦予它的概念，這一點很清楚。烏爾邦斯認為蘇聯、中國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都應該落實這一自由，假如反革命政變在蘇聯已大功告成，這一要求自然完全正確；但該假設成立的話，烏爾邦斯的提議又顯得不足：與會議、出版和其它政治自由割裂開來的結社自由沒有現實意義，嚴肅的政治活動家不會這麼無知。列寧同盟的2月會議已提到過（在蘇聯爭取）上述一攬子自由權利的必要性，而這些「一般政治自由」又仰賴於資產階級民主——說到底，需要復活資本主義制度。看來，列寧同盟著實需要把邏輯推演到底，並在辯論中首尾相顧。
在馬克思主義批評面前，烏爾邦斯一邊潰退一邊頑抗
當我提出「與斯大林集團的鬥爭不妨礙我們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意見後，在關於中東路的上半部文章中，「Fahne des Kommunismus」告誡道「無條件地支持斯大林集團的內外政策是不行的」，並要求我「徹底思考清楚」(N 31, 246頁)。當然，我懷著濃厚興趣等待列寧同盟如何從（我們已看到的）密密麻麻的理論矛盾里得出清晰的戰術結論來。
這個當口上，烏爾邦斯及其戰友大概拿到了第二國際的中東路決議，或許，這對他們起到了清醒劑的作用。鮑威爾起草的決議與盧松和帕斯的文章簡直如出一轍。不久前刊出的中東路評論下半部里，「Fahne des Kommunismus」終於承認有必要在衝突中支持蘇方！掌聲鼓勵！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得出這一結論以後，「Fahne des Kommunismus」沒有批評盧松、帕斯和科爾什派，沒有要求極左派反省，卻把矛頭再次指向俄國反對派！
政治活動的基本準則告訴我們，面對保衛蘇維埃共和國那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二三流的分歧應被暫時擱置，烏爾邦斯和他的朋友們卻另有高見。中東路事件最危機的日子裡，他們連篇累牘地刊登極左派文章，後者事實上號召援助蔣政權與蘇聯抗衡。在馬克思主義者施加壓力的前提下，在衝突持續了一個半月後，編輯部聲明支持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立場。同時卻又不向那些否認革命者最基本義務的極左派開火，而再次反對……托洛茨基。看到這裡，有經驗的政治活動分子可能都猜到了：對烏爾邦斯來說，如何看待蘇維埃共和國的階級屬性並不重要，要緊的是強調和守護自己的「獨立性」。他大概沒想到，那些費盡心機、乃至憑藉人為和不光彩手段來維持自身獨立性的做法，恰好暴露了自己對外部理論影響的極度依賴性。
「Fahne des Kommunismus」文章的第二部分聲稱：「一方面，斯大林的對華路線摧毀了中國人民對蘇俄和共產主義的好感，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人民在類似中東路事件中的立場必然受到下列現象的影響：蘇俄願意以武力保護中東路，當蔣政權的軍隊把工人和貧農浸在血泊中時，蘇維埃共和國卻毫無作為」(N 32, 250頁)。這段論述把人所共知和正確的事實因素與謬誤的新發明混為一體。蘇共當權派在中國革命中犯下了確鑿無疑的罪行；斯大林和布哈林絞殺了中國革命，這已成歷史事實，越往後這一事實越會促進國際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深刻反思。但指責蘇維埃共和國沒有在上海事變和武漢事變之後以武力支持中國革命，意味著以悲情筆調取代革命政策。盧松斷言，任何對他國內部事務的干涉（更別說武裝干涉）乃為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這固然屬於和平主義胡說；但要求布爾什維克用刺刀去挽救已被孟什維克路線扼殺了的革命，不顧具體國際形勢和蘇維埃共和國的現實力量，也是一種有害的胡說。打擊的炮火應對準真實而非虛幻的戰線，否則反對派如何能爭取到工人群眾
的政治信任？那麼——有人又要發問了——為何在中東路事件中蘇聯有決心投入戰爭呢？
我已說明，如果真的（因為中東路）爆發全面的中蘇戰爭，那麼戰爭的主要目標遠不止鐵路那麼簡單。當然，就中東路本身來說，它也比1914年死於非命的奧地利皇儲重要得多……不管怎樣，仗不會僅為鐵路而打。不論初始的借口是怎樣的，仗一打起來就不可避免地會轉變為對「蘇維埃帝國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十字軍討伐，這場反蘇戰爭會比因為皇儲之死而爆發的「討伐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戰爭還要猛烈。
目前蘇聯和南京政府正在談判，也許後者會以贖買的方式（藉助外國銀行的力量）討回中東路，亦即把鐵路從工人國家手裡轉給國際金融資本。我說過，此事上蘇方可能做具體讓步，但這毫不等於什麼中國民族自決運動的勝利，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衰弱而導致資本主義反動勢力贏得一個回合的勝利。不幸之處在於，看到讓步不可避免之後，斯大林集團極可能作出一副幫助中國人民得到歷史正義的嘴臉，而蘇聯外交部將重複盧松等人在列寧同盟機關報上發表的評論和要求。
戰爭爆發後的具體任務
假設蘇中之間因為中東路爆發戰爭，反對派該如何自處呢？「Fahne des Kommunismus」文章的回答既不清楚又躲躲閃閃。「假設蘇中因為鐵路爆發戰爭，列寧主義者應反對蔣介石和他背後的帝國主義勢力」 (N 32, 第250頁)。極左派的糊塗理論至此算丟人丟到家了！「馬列主義者」們無奈地聲明「看好嘍，我們可是反對蔣介石的！」。好的，反對蔣介石，那擁護誰呢？
「列寧主義者的任務在於動員各國無產階級進行總罷工，以阻止為戰爭目的進行任何軍火生產和運輸」(N 32, 第250頁)。這是和平主義不干涉立場。對烏爾邦斯來說，國際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幫助蘇維埃共和國對抗帝國主義，而在於阻止軍火生產和運輸——不僅針對中國，也針對蘇俄。你們的意思確實如此嗎？烏爾邦斯同志？
還是說錯了話？抑或沒徹底想明白？如果是後者，就請快些想清楚和改正重大問題上所犯的重大錯誤吧！共產主義者的正確立場簡單而明確：以任何手段阻止和破壞中國反革命政府的戰爭準備，盡一切可能協助蘇俄加強戰備。保衛蘇聯是否意味著與斯大林集團和解？
為證明己方立場與俄國反對派立場的區別，烏爾邦斯列出下面兩條理由：
1．如果蘇中戰爭期間有某帝國主義國家站在俄方參戰，該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不應與本國資產階級達成階級和解（如布哈林要求的那樣），而應繼續以推翻本國資產階級為己任；
2．一面支持蘇維埃共和國與中國反革命政府的戰爭，同時與斯大林集團進行不妥協的鬥爭。
這兩條意見渾濁不清至極，而且恐怕是作者有意為之。烏爾邦斯把具體問題與總原則混為一談，所提意見純屬不著邊際的閑談——不針對具體的中東路事件（及可能的戰爭），而泛指蘇聯與外部戰爭的任何可能性。至今為止，盧松也好，帕斯也好，都沒否認國際無產階級必須支持蘇聯對抗可能的——比如英美——帝國主義軍事干涉，如果後者借口沙俄外債問題、外貿壟斷和銀行、工廠國有化問題向蘇宣戰。當下火爆辯論的產生來自蘇中鐵路之爭的特殊性，極左派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缺乏以階級立場分析具體和複雜事物的能力，而列寧同盟為極左派觀點大開方便之門。當極左派喊出「停止干涉中國事務！」的口號後，列寧同盟在一個半月里不表態，當沉默已完全不可能的時候，便以含糊和摸稜兩可的說辭矇混過關。
「布哈林理論」！？它從哪兒蹦出來的？「不能停止與斯大林中派集團的鬥爭？」難道有誰要求停止嗎？到底是誰？沒頭沒腦冒出一段來，目的何在？
照我看，目的在於暗示俄國左翼反對派（不是投降分子，而是那部分還在堅持鬥爭的反對派）正借口反蘇戰爭的迫近而傾向於和當權派妥協。由於本文讀者大都不很了解俄國反對派綱領，有必要簡單重述（假設）對蘇戰爭爆發我們對當權派會採取什麼立場。
當1926年英俄委員會垮台、英俄斷交後，反對派在自己的正式宣言中公開表態，指出對蘇戰爭一旦爆發，蘇維埃國家的全部已有矛盾將比和平時期更加尖銳，因而也更加需要加強與當權派的鬥爭；同時我們嘲笑了所謂「失敗主義」和「有條件護國主義」的看法。這份文件誕生的時刻很重要——革命專政內部和外交局勢都處於極度惡化狀態，我想，它再好不過地說明了我們對當權派的原則立場。
關於對蘇戰爭與反對派的問題，1927年算個高潮，吵得熱火朝天、斗得不可開交。烏爾邦斯同志聽說過「克雷孟梭大綱」么？數月時間裡，當權派秀才們寫出上百文章、發表過上千講演批駁它。在大綱中，我提出「愛國反對派」的概念並指出克雷孟梭集團就是法國資產階級內部的愛國反對派。從1914年到1917年，克派集團不顧本階級宣布的「內部停戰令」，積極地向本階級政治代表階層的所有其它部分開火、上台執政並最終確保了法帝國主義（在大戰中）的勝利。我問道：難道法國統治階級內部會有哪怕一個傻瓜以為克雷孟梭成了資產階級國家的失敗主義者？
不久前巴黎出版了我的《被歪曲的革命》一書[10]，其中包括我在1927年8月1日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發言，下面附上發言摘錄：「人類史最重大事件當屬戰爭與革命。當權派路線到底有何神奇效果，我們已在中國革命身上試驗過了……除了革命，最大的歷史考驗要算戰爭。我們預先申明：斯大林-布哈林官僚集團的搖擺政策和繞彎子說囫圇話式的機關弄權手段，打起仗來毫無用處。這話也是說給共產國際現領導層聽的。對目前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說，他們只需通過一道考試就夠了：是否準備不分日夜地投票反對托洛茨基？未來戰爭對他們的考驗會嚴酷得多……斯大林式的騎牆政策不會有容身之地。這就是為什麼所有關於『一小撮反對派』、關於『光桿司令』之類的譏諷只能暴露譏諷者自己的無知。所有這些布爾什維克已不止一次聽過了：1914年和1917年都聽過了。我們對明天看得很清楚，並準備迎接它……
就國內政策而言，戰爭期間當權派這種緩慢的蛻化演變也沒有任何出路」「……國內階級矛盾在激化，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現實需要我們拿出清楚和準確的答案……。一旦爆發對蘇干涉戰爭，中派路線必然要作出選擇；要麼復辟資本主義[11]，要麼向我們靠攏（喧鬧聲)」。最後我以下面這句話結束髮言：「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反對斯大林路線！」。整整兩年後，烏爾邦斯及其同道煞有介事地要求我「通盤思考」並提醒我「即使打仗也不能無條件支持斯大林路線」？我能說什麼？我只能狠狠地聳幾下肩膀而已！
辯論是怎樣進行的？
凡事有弊必有利，中東路事件證明左翼反對派內部需要不妥協地與右傾和極左思想劃清界限。自然，政治市儈們會捂嘴竊笑，對「一小撮」反對派內部進行不停地劃清界限當笑話來聽。正因為我們還太少，所以更需要強調政治立場的清晰性，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主要力量所在。對某些（距離我們）較左或較右的朋友們，有時必須特別無情地挑明他們思想中所有糊塗和矛盾之處。幾個月里，我以私人通信的方式要求列寧同盟領導層澄清政治立場，但毫無結果，而形勢的演變越發急迫了，分歧越發外露了，公開辯論開始了。
這樣做好不好呢？列寧同盟認為有辯論總是好現象，因為今日共產國際正是禁止公開辯論的沉悶泥潭；類似觀點過去烏爾邦斯或別的什麼人跟我提過。但辯論分好多種。如果列寧同盟沒被中東路事件打得措手不及，會比現在忙於辯論好得多。熱月問題、保衛蘇維埃國家的政治正確性問題都不是新東西，德國同志曾有足夠時間進行思考並得出答案。幸好蘇中這次沒真地大打出手，真打起來列寧同盟怎麼辦？會採取何種立場？我講這些不是為了反對公開辯論，而是反對（列寧同盟）領導層那種對重大事件默不做聲、直到實在無法迴避為止的態度。事實就是事實：列寧同盟——至少是領導層——對如何回答生活提出的重大政治問題毫無準備。除了用公開辯論迫使他們去思考，我沒有其它辦法。但我至今看不到列寧同盟機關報對內部辯論的報道，……編輯部片面地把國外反對派刊物上的極左文章收集起來發表，權充辯論的政治基礎。編輯部則繼續「嚴守中立」，似乎在縮脖等待整件事的結果。儘管問題尖銳得不能再尖銳，烏同志仍滿足於轉載幾篇反馬克思主義的極左文章了事，白白浪費著時間。中東路事件爆發42天之後，在我發表了第一篇有關評論之後，編輯部才發覺「是時候說話了」，但姍姍來遲的政治聲明仍以慢節奏進行：小文章還分成兩節，政治結論拖到下周才發表，為什麼？！難道就為了給拉狄克的混帳謠言騰出版面？！四十多天里列寧同盟的政治路線何在？無人知曉。
這個狀態不行。類似的工作和思考方法削弱著列寧同盟，不僅給台爾曼之流、也給布蘭德爾之流幫了大忙。熟知俄國左翼反對派歷史的人會明白，烏爾邦斯實際上部分地贊成斯大林集團強加到我們頭上的某些「托派觀點」。當權派一面在黨的輿論陣地上隱瞞我們的真實立場，一面聲嘶力竭地宣稱「托派叫喊十月革命已死」「托派鼓吹資產階級民主」。無疑，斯大林集團在組織鬥爭中的部分成功依賴於上述謊言的傳播。但讓我們困惑和憤怒的是，列寧同盟半公開地號召我們接受上述當權集團硬安在我們頭上的無恥謊言，據說這才叫「正宗列寧主義政策」吶！
事情之所以變得越發急迫，還有一個原因：國際反對派內部某些大人先生們互相做神秘狀耳語道：「其實老托他們也知道資產階級反革命勝利了，現在裝傻只為了方便辦事而已」。這些「深通世情」的革命者離革命立場已太遙遠，遙遠得除了「手腕」、「手段」、「混政治哪能不整人呢」之類的格言，對任何革命立場都毫無感知！極左派受了太多犬儒哲學的浸淫，越早把這類分子清洗出去，對我們的事業越有利。
「Fahne des Kommunismus」關於中東路的綱領性文章還作出暗示，轉彎抹角地告訴讀者在系列重大問題上烏爾邦斯總是對的，而其它人全錯了，比如1926年10月16日俄國左翼反對派宣言；列寧同盟視自己為德國第二共產黨（而非德共內部派別）、並單獨參加議會選舉的立場，1929年五一和八月一日事件的立場；等等)。我想，文章作者不該這麼主動自揭傷疤，因為恰好在上述每個事件中烏爾邦斯都摔了跟斗，現在還糊塗著呢。至於1923-1926年間，烏爾邦斯和馬斯洛夫如何一起既支持德共極左路線，又維護蘇共官僚右傾政策的不光彩歷史，我先按下不提。如有必要，我準備進一步分析烏爾邦斯現象的深層原因，指出他所犯錯誤彼此有著必然聯繫，這些錯誤產生於一定的思維方式，不管是何種方式，它肯定與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無關。「烏式」政治實踐好似盪鞦韆，不停地在科爾什和布蘭德爾之間晃來晃去，或把兩者簡單粘為一體，以示高明。
宗派主義和一國革命論[12]傾向的危險
本文涉及的分歧均屬戰略問題，與它們相比，德國左翼的內部分歧算戰術問題的範疇了。儘管後者也貫穿著兩條路線之爭，但對它們的討論應另花時間進行。
毫無疑問，烏同志在國內問題上的諸多錯誤與他對德共的錯誤態度有關。他把德共（不是指上層專職幹部，而是革命工人核心和跟著它走的左派無產階級群眾）當成死狗、當成徹底完蛋了的組織，這樣的立場是宗派主義。列寧同盟本可扮演更大的角色，但它用所謂第二黨的稱號阻斷了向前走的路。既沒有清晰嚴謹的理論根基，又急於成為「第二黨」，這便使得列寧同盟內已混入一些完全與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決裂的異己分子；為了討好那些黨內異己分子，列寧同盟的領導層有意迴避在若干重大問題上明確表態，而這又進一步惡化著組織內部的形勢，使病灶擴散得更深。
存在不少這樣的「左翼」組織和小組：他們原地踏步，極喜「自成一派」的現狀，並批評其它組織「走得不夠遠」；他們強調自己「遠非百分之百地同意」其它組織的立場，以為炫耀的資本；時不時出版一兩期報紙，並對虛假的存在幻象頗為滿意；他們無堅實的理論和組織基礎，無清楚的路線，無前途。同時他們（準確說是他們的頭頭們）也感覺到自己的虛弱，所以對任何「外來影響」都怕得要死，不敢對任何人或事表示贊同，因為如此一來那可炫耀的「自成一派」（本就局限於憋悶的機關報編輯室里）便消失地無影無蹤了。
這還不是全部危險性。
蘇共對共產國際的理論領導，早已被行政控制和財政供養等「實在」手段所取代。在與官僚專斷的鬥爭中，蘇共黨內的左翼和右翼反對派都很積極，但出發點卻相反。就社會本質來說，機會主義總是「民族」的，因為它主要從無產階級在一時一地的個別具體需求里做文章，而輕視與抽象化階級的歷史任務。對國際運動對自己的控制，機會主義流派總是難以忍受，因而總是竭力把自己與國際運動的關係化為無害的形式聯繫，就像第二國際現在做的那樣。德國的布蘭德爾集團會給捷克或美國的右翼反對派同道發賀電，互相說些客氣話，同時確保彼此決不干涉各自的「有民族特色的」機會主義路線。所有這些都蒙上了「反對官僚蛻化」和「反對莫斯科粗暴干涉」的幌子。
左翼反對派和這套行為作風不該有任何共同之處。對我們來說，國際團結不是擺設，而是理論立場和現實政策的軸心。不少極左派——不僅在德國——打著反對斯大林官僚集團蛻化變質的名義，半自覺地推行著分裂國際左翼反對派的路線，試圖使一個個單獨的組織「獨立自主」並「民族化」，脫離國際力量的影響。和各國反對派一樣，俄國左翼反對派同樣需要外部的影響和聯繫，但我很擔心烏爾邦斯並不打算干涉俄國同志的內部事務（值得歡迎的大好事），而力圖使德國左翼反對派儘可能遠離俄國的影響。
需要時刻留神，務必使左翼反對派反對蘇維埃官僚蛻化的鬥爭保持於正確軌道，而不滑向空洞的「政治自力更生」上去。因為這號自力更生只不過把革命組織的官僚蛻化蒙上了一層民族的遮羞布而已。
左翼反對派目前面臨的突出危險——官僚化和抱殘守缺——來自何方？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與國際聯繫和合作的努力無關。共產國際那種梵帝岡教廷式的「國際主義」領導之所以能存在，既仰仗蘇共的老資格和革命威信，更靠蘇維埃國家的權力和鈔票。左翼反對派沒有權力和票子，也不能對各國同志們予取予求，這一危險基本不存在；但卻存在另一類型的危險——共產國際現領導層以「國際主義」名義實施的罪惡政策，已導致各國左翼反對派產生了極強烈的、無法遏制的「大道朝天各走一邊」的慾望；但革命組織無法人為地退回到民族國家的活動範圍內，它與無產階級的性質和利益都背道而馳。各國左翼反對派龜縮一隅的後果，只能是機會主義加宗派主義。
結論
1. 需要對熱月問題和現今蘇維埃國家的性質問題採取清晰立場。需要無情抨擊科爾什派的錯誤論斷。
2. 需要最堅決和無條件地保衛蘇聯免受外部帝國主義干涉，這並不排斥——相反更加要求——在與干涉勢力進行的戰爭期間與斯大林集團進行比和平時期更加不妥協的鬥爭。
3. 需要拒絕和譴責要求在蘇聯實現「結社自由」和其它「一般政治自由」的綱領，因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綱領。我們的標語和方法論來自無產階級民主綱領，它的目標在於通過和中派官僚集團進行鬥爭鞏固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
4. 對中國革命佔據清楚的立場，以免中國事態發展的新階段又讓我們亂做一團。需要在所謂「工農民主專政」和不斷革命論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
5. 需要清楚地認識到，列寧同盟是德共黨內派系，而非獨立政黨。由此制定出我們對德共的具體政策（比如在選舉期間）。
6. 需要譴責國際左翼反對派內部的民族自我限制和「各干各的比較好」的傾向。積極擁護理論團結基礎上的國際聯合趨勢。
7. 需要承認「Fahne des Kommunismus」不符合共產主義左翼反對派理論刊物的要求。所有德國左翼反對派人士和國際力量有必要籌備一份聯合性質的理論雜誌，以對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以及進一步傾向作出相應評價。
我以為，以上各點（遠未涵蓋所有基礎問題）目前當屬最為重要和絲毫不能拖延的任務。
君士坦丁堡
1929 年9月7日[1] 原文直譯應為「並未作出反對張的保證」
[2] 原文直譯應為「不徹底性是極左派政治嗅覺的光榮，但不是他們的邏輯的光榮」[3] 為了方便，我在這裡和下面將只提烏爾邦斯同志，實際上我指的是列寧同盟執委會的多數成員。[4] 順便說一下：拉狄克在文章里說了個大謊，似乎我在阿拉木圖阻撓過對布哈林-加米涅夫秘密談判的公開揭露，以便試圖與右派合作的可能性。這不太可能是拉狄克自己編出來的，可能是亞羅斯拉夫茨基的傑作，或是明任斯基的小報告？而烏爾邦斯的機關報（版面很多嗎？）不僅連載小說，連亞羅斯拉夫茨基-拉狄克的謊言也樂於刊登。如果烏爾邦斯同志誠懇地向我徵詢意見，我會立即告訴他，關於布加談判的消息我幾乎是與關於他（烏爾邦斯）試圖與布蘭德爾結盟的消息同時收到的。我當時的立場，全寫在當時那篇關於左右翼反對派結盟努力的無原則性和絕對不可容忍性的文章里了。這篇文章在幾個月前先由布蘭德爾註銷，然被"Volkswille".轉載。——托洛茨基注[5] 馬丁諾夫在20年里(1903 -- 1923) 是孟什維主義的主要理論家。當列寧生病後，反托派運動開始了，這時馬丁諾夫便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1923年他提出事業革命和新經濟政策前的革命實踐屬於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現在他是共產國際的主要理論家。他的政治原則始終未變，但如今他把這一舊的原則隱藏在列寧語錄下面了。為了適應打擊論敵的目的，存在著幾個搜集和偽造這類語錄的「秀才工廠」。—— 托洛茨基注[6] 原文直譯應為「取決於複雜的國際國內的原因」[7] 原文直譯應為「應該在思考中遵守馬克思主義秩序」[8] 原文直譯應為「使變得更容易者」[9] 原文直譯應為「聯盟自由」[10] L. Trotsky. La revolution defiguree. Les editions Rieder.[11] 原文直譯應為「走上熱月道路」[12] 原文直譯應為「民族範圍內的自我限制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