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捐款2000萬美元引起的回憶

02-21

本文寫於2017年2月4日，最初發佈於微信公眾號「孟慶偉英文寫作」（微信ID: justintheeconomist）。

今天被一篇名為「馬雲2000萬美元獎學金回報當年200澳元及生命中至關重要的29天」的文章刷屏了。看完文章，我很有感觸，因為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想起了中學在平遙學習英語的經歷，思緒回到了十幾年前，和大家分享下。

到高中畢業時，從來沒出過國，只去過全國幾個城市的我已經和世界上60多個國家的人有過面對面的交流。

這些人中有來自紐約的姓氏是Cohen的猶太人，移民多倫多的斯里蘭卡裔，寮國裔北達科他州人，印尼裔荷蘭人，加彭裔法國人，在清華學習明清史的西雅圖人 Peter 和他的海洋學家父親 Bill，來自布里斯班的園丁和她的白領老婆，在特拉維夫拿到醫學博士的南加州浪子 Tyler，在俄亥俄拿到博士回到高麗大學任教的韓國統計學教授 Lee，領養了一個湖南棄嬰的芝加哥家庭，在烏蘭巴托創業的法國人 Romain，從歐洲一路騎自行車騎到平遙的西班牙人，來自牛津住在自己蓋的樹屋的夫婦 Emma 和 Phil，每隔幾年都要來平遙住一周不讓服務員打掃房間的法國三口之家和他們的鄰居男孩，幾乎每年來平遙參加國際攝影展的「倒插門」到法國的英國攝影師 Andrew，訪問過8次中國的阿德萊德大叔，性感的印尼荷蘭混血姑娘和瑞典姑娘，來自悉尼的英語老師 Lise 和她的設計師丈夫 David。人物的趣味性和多樣性可能不差於《經濟學人》人物傳記中的主人公。

在和他們的交流中，我開始從零了解宗教、移民和多元文化，不同國家的語言、習俗、個性，開始提醒自己注意說話寫作的邏輯，開始拋棄自己之前從來沒有意識到的愚昧和偏見，並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歷史和政治，重新了解自己和國家。在那個年代，那個年齡，那個小城，這些對我有非凡的意義，可以說是我世界觀和價值觀成型的幾年（formative years）。英文的提高反倒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看似矛盾但感覺異常真實的是，雖然我沒有邁出過國門一步，但我篤信自己是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cosmopolitan）。這和我多大，生在哪裡，住在哪裡，去過多少個國家沒有關係，只和我的認知有關。魯迅先生曾說過「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我覺得特別親切。

這一切要從初中說起。

非常幸運，我讀完小學後選擇去山西平遙讀初中。那是1999年，而在1997年12月，平遙古城剛剛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同被列入的還有長城、秦兵馬俑、莫高窟等。

很快，平遙也出現在了當時外國遊客幾乎人手一冊的 Lonely Planet 旅遊手冊上。平遙的定位和差異性是它是中國保存最完整的明清時期古代縣城的原型。它的位置也佔盡了優勢：位於北京和西安這兩大外國遊客必去的城市中間，從北京坐卧鋪睡一晚就到平遙，從平遙坐卧鋪睡一晚就到西安。再加上外國遊客對中國歷史和漢文化特殊的興趣，在那個物質尚未富足的年代，造訪平遙的第一批遊客中，多為外國遊客。

從初一下學期開始，我就開始去街上找外國遊客交流。一兩年後，我會隨身帶一個小筆記本，上面是手繪的主要英語國家的地圖，旁邊有主要的州、省和城市信息，這些足以夠我完成破冰。當然還有近一段時間在學校學到的單詞和句子，之前的外國朋友寫下來的表達、習語和例句。我會先試著用自己會的辭彙和肢體語言表達自己，實在不行我會用大招--拿出文曲星。

我們的交流多半從一句「Hello, where are you from?」和一個膽怯的微笑開始。我會告訴他們我是學生，不是本地人但會講當地方言，會講點英文，可以給他們免費介紹平遙的景點，解答他們關於生活習俗和文化的問題，也想和他們聊聊天，了解他們的旅行見聞和文化。我的主動和坦誠獲得了很多遊客的信任。

我不會把外國遊客當做英語學習工具。唯一的例外是，讀高中時如果在英語課上我覺得一些習題的答案很難講得通，或者覺得老師的講解不能讓我信服時，我會把句子、選項和老師的說法記下。上街時，在和母語是英語的朋友確認過後，我會問這幾個問題：

How would you crack it?
Does this answer make sense?
Would you say it in everyday conversation?

Is this appropriate or acceptable?

我關心的是母語人士怎樣習慣性地表達，怎樣的說法是地道自然的，而不是良莠不齊的練習冊提供的模稜兩可的答案和中國老師自圓其說的解釋。

在當地，一些導遊往往會把外國遊客帶到一些「簽約門店」，賺取可觀的回扣。據我的觀察，很多商店有三種價格：本地人一種價格（從是否會講方言判斷），說普通話的一種價格，老外一種價格。我頂著壓力和白眼，提醒外國遊客注意這種價格歧視，甚至在必要時幫他們砍價。這樣換來的是陌生人的信任，甚至是感激，還有持久的友誼。多年之後汶川發生了地震，我給外國朋友寫郵件募捐，還收到過十來封郵件的回復。

上高中時，學校沒有一個外教，我邀請了在街頭認識的英國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亞人到我們班上和同學作交流。高二時，在年級主任的邀請下，直到現在還保持聯繫的加拿大朋友 Daniel 作為第一個外國演講人在學校禮堂和全年級的學生做了交流。外國朋友對中國的中學教育，中國學生對一些事物的看法也很有興趣，因此他們也會提問，通過交流對中國有更客觀更豐富的了解，而且這些了解是在旅遊手冊上沒有的。

我獲得的啟示是：自己能做的事情，能聚合的信息和資源比自己想像的多很多；真誠、坦率、換位思考、主動、敢於嘗試能夠叩開很多機會的門。也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隱約感覺到自己不管做什麼，都是一個創業者。

除了面對面的交流，我和很多外國朋友還一直保持著書面聯繫。聯繫最多、關係最好的是前面提到的來自悉尼的 Lise 和她的丈夫 David。

二人均為移民，Lise 生於丹麥，在Sydney Community College 教移民學生英語；David 老家是蘇格蘭，有自己的工作室，設計銀飾和其他飾品，還花很多時間攝影。我們在平遙有了一面之緣後，他們就從下一站目的地五台山給我寄來了明信片。我也在2004年夏天發出了第一封寄往國外的信（下圖）。

兩個月後我收到了 Lise 的回信，那種興奮和喜悅是很難描述的。她把我寫的信也寄了回來，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批改。她在信里建議我：

The next time you write, leave space between the lines for corrections (I always ask my students to do that).

現在回頭來看，這應該是我第一篇有反饋的英文寫作。由於得到反饋的機會很難得，我會把 Lise 改的每一處都放聲讀幾次，直至自己感覺改的東西讀起來很自然，或者能夠背出來為止，並會提醒自己在以後寫作時注意類似的錯誤。Lise 自己寫的信我也會仔細閱讀好幾遍，用鉛筆把自己覺得地道的、簡單的、自己不會用的表達划出來（下圖）。

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寫了一封信，這次按 Lise 的建議在信中空了行。其實主要是把自己在學校的情況和一些見聞用英文表達出來，現在來看語言非常笨拙，根本無法和現在基礎和條件很好的高中生比。但我很享受寫信，因為自己有機會使用在學校和閱讀中剛剛學到的表達，可以收到反饋，每次還能從 Lise 那裡獲得鼓勵。從那以後 Lise 每次會把我的信複印一遍，保留原件，在複印版上做批改。不管錯誤多麼低級，有多少，她總會在最後表揚我比上一封寫得好，有進步。我對英文寫作的熱情就這樣一點一點被點燃了。

後來我們的書信交流逐漸被郵件取代了。上大學時我的語法已經很好了，但每次有錯誤或不地道的表達，Lise 和 David 總會在郵件里提醒我，還會附上幾個例句，幫我理解和掌握。

Lise 和 David 對我的幫助一直延續到我讀大學。不論是準備英語演講比賽的講稿，還是後來申請美國碩士，他們都會幫我潤色語言，給我鼓勵。

大學期間我還和當年在平遙認識的十幾個外國朋友保持著聯繫，坐在電腦前敲出一封封郵件也是大學最美好的回憶之一。

1980年馬雲在杭州結識了 Morley 一家；2004年我在平遙結識了 Lise 和 David 夫婦。雖然故事不盡相同，但我知道共同的主題是視野、跨文化交流和友誼，這可能也是英語能給我們帶來的最大的非物質回報。

馬雲在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演講時說到：

我想要感謝 Ken Morley 和他的家人對我的幫助、支持、和理解。過去的30年，我一直懷著感恩的心生活著，希望有一天，因為這份友情，我可以成為像 Ken Morley 先生那樣的人，幫助和支持自己根本不認識、只是在街上遇到的年輕人。我希望自己可以做的更多，希望可以在未來一直做下去。

我非常感同身受。也希望在英文寫作提高上，我能夠幫助更多的人，「根本不認識、只是在街上遇到的年輕人」，讓他們也擁有一片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