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城市與謠言

作為一個客居者，來到台北之後，日子一下子閑散起來。寫字，逛博物館，以及在台北城市間遊盪幾乎成了生活的日常。偶爾在周末前往台北周邊的市鎮或鄉村，然後在周一之前回到城市潮濕的公寓。生活方式如同節奏緩慢的電影，思緒卻獲得了難得的空間，緊湊而紛亂。有時，不知要做什麽或什麽也不想做，就會翻阮義忠的攝影集《台北謠言》《北埔》《八尺門》或《人與土地》。自然的純粹與痲痹的疏離，尷尬消長；鄉土與城市，涇渭分明。

(壹)

第一次看阮義忠的影展是在松菸文創園區，主題是知名的《人與土地》。展廳是未經加工的工業化風格，沒有天花板，頭頂上有黑色的鋼鐵骨架和各種錯綜的線路。黑白照片和鉛灰色的手寫體解說排在臨時架起的白色展板上，一張被放大的鄉村少年的面孔，印製於捲軸，從高處沈重的垂下來，惶恐而好奇的與參觀者對視。

展覽似乎是由琉璃工坊參與承辦的，於是在黑白影像的盡頭，擺滿了等待出售的琉璃擺件，有斑斕的光彩和驚人的價格。售票的工作人員禮貌而周到，進出的微笑致意中都不忘加上一句「歡迎選購琉璃禮品，都是純手工燒制的哦。」然後，那片在展覽中由黑白色的圍欄所圈畫出的台灣鄉土，在這些斑斕色彩和溫柔行銷中黯然失神。

展廳中一道薄薄的擋板後面，旁邊的房間在進行關於琉璃工坊的活動餐會，活動的發起人動情講述他們的創業艱辛。她說「台灣是如此的落後而微小，我們有什麽可以拿出去和別人相比的文化產業」，她又說「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我們應該讓外邊的人看到，讓那些上海，東京甚至法國巴黎的人看到，了解到。」我無意評價這樣的表述，但是矛盾的史觀和同樣矛盾的自我認同卻是實實在在充斥在人們的生活中的。對於鄉土的背離和對於城市繁盛的矯飾助長了這樣的矛盾。有些人願意直面這樣的困局，尋求出路；有些人，無視或逃避，將恐懼包裝成傲慢；更多的人，其實只是平凡而普通的居民，只是希求一份生活的安定。

發言人娓娓道來，不時有掌聲響起，以及玻璃杯碰撞的聲響。濃厚的香水氣味越過擋板，在那些充滿田野，月光，破碎房間，滄桑笑容的影像中顯得突兀而失真。觥籌交錯的另一邊，偌大的展廳里只有我和J，還有偶爾進來納涼的老人，他們的身上汗水和衰老的氣味，似乎也化作了黑白影像的一部分，會隨時在彩色的現代生活中消散無蹤。

離開的時候，暑熱正盛，酒會的熱鬧依稀可聞，門外湖邊有喧騰的蟬鳴。一對年輕的夫妻正帶著他們的小女兒在湖邊的草地上玩耍。爸爸和女兒賽跑，做出努力的樣子，又刻意的輸掉「比賽」。得勝的女孩開心的撲進母親懷裡宣告喜訊，邁著搖晃的步子，專註又執著。

這樣的場景讓每個路人都真誠自然的微笑起來，忘記了我們腳步下的泥土，離開土地已經久遠，並且可能再也無法回溯。

(貳)

「今天，似乎人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完全相信土地會帶給他們希望了。他們竟也開始感覺到土地是個包袱，感覺到大地一日日的在敗壞中死去??他們的土地一天天的變，他們原有的那股令人感動的氣質，也一天天在消失，人與土地的關係，再也不是以前那個樣子了。」

阮義忠在《人與土地》的序言中這樣解釋他的創作初衷，或者說是他想通過對於鄉土的關注而找回的那些在城市中日漸失卻的美好價值。因此，無論是影展還是攝影集中，觀賞者都能直接的在那些破碎的鄉土中尋找到美好而純粹的落腳，又或者，是於痛苦無奈中生出的希望與皈依。

傾頹的房間中，孩子有星星般閃爍的眼睛；艱難的生活里，勞動者有樸素而羞澀的笑容；懵懂純樸的信仰被用來化解艱辛，填補希望；隆重的葬禮寄託生死，新生的嬰兒延續輪迴。

如今，距離《人與土地》的首次出版，已經過去近三十年了，人們依舊推崇讚美這些黑白的影像，以及影像背後的故事。影集不斷再版，影展於各地開幕，阮義忠與他所執著的鄉土情懷已經成為一種品牌或標誌。然而，這些作品吸引人們的根本原因，已經從它們的真實可貴，轉向，它們的遙遠陌生。是的，越來越多的人們正是用這樣一種陌生化的審美來看待這些影像的。未經開發的田原與山野，雕刻滄桑的漁夫與農婦，純體力的原始勞作，自給自足的微薄收穫。所有這些意象是存留於影像的過去的真實，也是，今天被不斷消費的台灣鄉土記憶。未曾踏足過鄉土的年輕父母這樣告訴自己的孩子，「看，那就是這片土地曾經的樣子。」

今天，許多曾經被稱為鄉土的地方已經被城市侵襲吞沒，許多仍然被稱作鄉村的地方甚至比三十年前更加的「荒蕪」。日新月異的，又或者面目全非的，描述中空缺的形容詞容易填上，人心歸屬的缺失卻太難補足。

在花蓮，宜蘭的鄉村，晚上八點，很多街道就已經靜謐的如同深夜，整群的野狗在荒野里俯卧著，昏暗的燈光中眼睛有紅色的反光。隨處可見廢棄的房屋，出售招牌上的電話還屬於上個世紀。荒棄的田地盡頭，是一座座工廠隆起的鐵架與煙囪，密集而快速的生產取代了緩慢的農作。留在村中的老人說，年輕人都走了，去台北或高雄打工，很少回來或再不回來。當一個家庭完成了由鄉村到城市的遷徙，他們與土地也就不再有上一代人那樣的親密關係。用阮義忠自己的話說，「我彷佛已經看到一群疲憊的人掉到一片破碎不毛大地的裂縫中，無法翻身而出的命運了??」

(叄)

人們拋棄土地的時候，也同時拋棄了土地所承載的希望與價值傳統。人們湧入城市的時候，也同時被城市中無處不在的經濟市場，廣告行銷，意識形態所支配左右。城市變身為哭鬧著膨脹的巨嬰，不斷索取，有選擇的接納，最終將那些無力供養他的人們推向城市的邊緣，自生自滅。

阮義忠說，「針對台北而言，我最想表達的是他生病的樣子，是他病態的一面。而這種癥狀是在他的骨子裡，並不在他的外表上。就像一個生病的人，他的器官已經潰爛了，但他還是可以打扮的讓人看不出他的病容。而台北就是被包裝的太好了。我覺得我在台北拍照，常常拍到他的包裝，而掀不開他的假像，拍不到他的病態。」

假象的揭露催生了《台北謠言》這部攝影集。在《人與土地》中，影像的黑白是對於土地與勞動者的敬畏，在《台北謠言》中，黑白色則是冷漠，痲痹與疏離，是真與假的混淆。

1975到1988年的台北，解嚴中的人們開始重新學習與社會，與他人相處，也開始面對新的摩擦與對峙。這是與昔日那土地上的勞動者截然相反的生存狀態。華廈之下，玻璃有炫目的反光，人類的面孔卻沈鬱無措。新的建築堆疊起密集的窗，巨幅的廣告牌下簇擁著眼神空洞的人。相似的動作，在土地上是撒網，插秧，灌溉，祈禱神靈庇佑風調雨順；在城市裡是散發傳單，清洗幕牆，廣播體操的蹲起運動，股市交易里仰望的焦灼。獵奇誇張的審美，局促不安的生活。所有人都在逃，逃向咖啡館，電影院，歌舞廳，彈子房，逃向一個可以臨時佔滿虛無內心的地方。「整個台北就是一個巨大的避難所」，沒有人可以逃離，只是躲藏的更深了一些。

二十幾年過去，我看自己照片中當下的台北，街巷幾乎沒有變化，只是華廈傾頹了，人們臉上的荒誕也幾乎沒有變化，只是更習慣更自然了。 離開土地的家庭，降生於城市的孩子們長大了，也開始又一輪新的逃脫，逃向手機遊戲，網路論壇，轟轟烈烈的街頭社會運動。

城市，卻依舊是嬰兒模樣，哭鬧索取，沒有止歇。

(肆)

關於《台北謠言》阮義忠有這樣一番自問自答。

他問：「這是不是也和你觀察台北的方式有關？」

他回答：「我太習慣於台北了，就算我對他有強烈的憎恨情緒，但是日子一久，這種情緒也變得很模式化了。因此出現在眼前的台北病症，對我來說好像有點視而不見。很多足以反應出台北病情的畫面，在我眼前晃來晃去，而沒有覺察出來，而那些吸引我強烈注意的就是台北的包裝，我想這也是都市最恐怖的地方。」

長久生活在一個地方的人，往往容易因為習慣而忽略身邊簡單的美好，因為熱愛而無視城市獨有的問題。遊客們則只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窺探些許城市的包裝，帶走一些自以為是的經驗。網路上，則更是充滿了偏狹或挑撥，雖然那些藏匿在背後的發言者可能連他所評論的地方都未曾踏足過 。

正是這些形形色色的原因，讓我們看到了許多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城市樣貌，包括台北。

有人說這裡的人們熱情親切，素質很高；有人說這裡的人們虛情假意，傲慢無知。有人說這裡的街道有古舊質樸的美，有人說這裡的城建不過相當於大陸三線城市。有人說這裡是東方民主的典範，有人說這裡是失敗民主的例證。有人說這裡包容並蓄，自由開放；有人說這裡充滿歧視，民粹失智。

每個人似乎都在說話，張張合合的口中吐出言語是不成套的拼圖，無論你怎樣的拼合都無法得到完整的畫面。或許，和所有的地方一樣，台北沒有全貌，沒有人能訴說台北全部的真實，正如沒有人能訴說台北所有的虛偽。

「為一個城市造像，是一件永無止盡的事。如果開始嘗試去做，本身即是犯了自視過高的毛病。既使這個努力會使自己對事情的真相有所體會，但是他只不過是城市的一則謠言罷了；沒有意義，也不會流傳下去。」

尤金·史密斯的這段話，是阮義忠的影集《台北謠言》名稱的由來。史密斯是新聞紀實影像大師，用一生去揭露社會的不公和戰爭的殘暴。阮義忠則拍攝了成千上萬張關於台北城市的照片。如果說他們對展現城市全貌的努力都尚且是一則則沒有意義的謠言，那麽曾經的日子裡我寫下的文字，拍攝的影像呢？

我問：「這是不是也和你觀察台北的方式有關？」

我回答：「對於這個城市，我喜歡但還未及熱愛到要盲目辯護，是過客但又有機會長久的停留凝視。我試圖摒除所有的標籤和刻板印象，在日復一日的平常中留下一個寄居者所能展示的片刻真實，雖然我現在知道，那也不過是台北遍地謠言中屬於我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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