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露：一個「紅色女間諜」的《無間道》
一個紅色女間諜，為什麼長期戴著「漢奸」的帽子？
為什麼他的上級說「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
1
1982年的一天，著名的「紅色女間諜」關露在她的寓所服安眠藥自盡，桌上放著剛剛她寫完的回憶錄。僅僅三個月前，丁玲才剛向她傳達了中組部《關於關露同志平反的決定》。
也就是說，之前支持關露繼續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洗刷自己「漢奸」的罪名。一旦了卻心愿，這個世界對於她而言，便再無可留戀之處了。
這位1932年入黨並加入「左聯」的民國才女，她的人生本有無數種可能。
關露最早以詩集《太平洋的歌聲》在文壇嶄露頭腳，她為影片《十字街頭》的主題曲《春天裡》作詞曾傳唱一時，當時與張愛玲、蘇青等女作家齊名。
作為一名左翼作家，她本可以像丁玲一樣，到延安，寫抗戰，寫土改；或者像柯靈一樣留在上海，繼續革命文學創作，等待解放的到來。然而，她卻接受了組織的安排，潛伏進日偽的76號魔窟，成為一名紅色女間諜。
當然，即使是作為地下黨，她也可能像熊向暉一樣，成為一代傳奇人物；或者像張露萍一樣，雖然暴露身份，英勇就義，卻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又或者，抗戰勝利後，她恢復了自己的身份，來到延安。她本可以功成名就，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但她卻遭遇被迫與戀人分手和不得發表作品的雙重打擊。
解放後，她本可以作為一個文化系統的普通女幹部，平靜地度過她的後半生。但受上司冤案牽連，她兩度入獄，直到精神崩潰，出獄時仍然頂著「定為漢奸，不戴帽子」的污名。
在人生所有的可能中，留給她的，卻是最慘烈的一條。這一切不是因為她工作不出色，也不是因為她違反了黨紀國法，只是因為——
她太出名了。
2
無間道I：「其實我是一個好人。」「誰知道？」
關露的人生，其實是毀在一張照片上。
1943年，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在日本東京舉行，這次會議被後來稱為文學漢奸的大會。關露作為日本人控制下的《女報》編輯，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女報》的編輯工作是組織上安排的，因為主編伊藤俊子是日本的左翼進步人士，關露的任務就是通過伊藤俊子，保持與日本左翼聯繫。
作為我黨隱蔽戰線的工作人員，關露本能地知道自己不應該拋頭露面。為了潛伏工作，她甚至專門整過容，就是希望從以前朋友的記憶中消失。
但組織卻交給她一個秘密任務——希望她通過此行，與日共領導人恢復聯繫。關露只好上路了。然而後面發生的事，卻是她始料不及的。
這一次，她參加會議的照片被登在國內的報紙上，人們又一次想起了這個小有名氣的左翼詩人，發現她居然搖身一變，出現在敵人的大會上。
其實張愛玲、蘇青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也照了合影，也上了報。但這兩位畢竟是公開為日本人的雜誌寫文章的，比起對方陣營的死敵，人們更無法原諒昔日同志的背叛。於是憤怒的炮火全部傾瀉到關露的身上。
一家叫《時事新報》的報紙評論：「當日報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
她又一次出名了，這次，卻是臭名昭著，以至於被國民黨列入「鋤奸名單」。
兩年後，抗戰勝利，關露恢復了身份，回到了解放區。這時，她總可以過拋棄過去、重新開始生活了吧？
也不行。「關露」這個名字已經牢牢的作為漢奸文人印在了人們的腦海里。在戰後「懲治漢奸」的風暴中，掌握宣傳機器的國民黨政府自然也不會為她洗冤。
於是，她已經完成的作品，不能以自己的名字發表，她與戀人王炳南的關係，因為怕她的「惡名」被敵人抓住把柄，也被組織否決了。
即使時隔幾十年，我仍然在天涯上看到一篇關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帖子，將她列入「附逆文人」的名單。
人總是相信眼見為實，一張照片足以令一個人變成一個魔鬼。民意洶湧，每一個都有意無意地參與到製造這場悲劇的行動中。
如果說關露後來的遭遇是命運的捉弄，那麼之前，卻是每一個情報人員都會面臨的「無間道」。
讓我們把視線再拉回到她擔任《女報》編輯之前的時光。
3
無間道II：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還記得《無間道》中的在黑幫卧底的警察陳永仁（就是梁朝偉演的那個角色）嗎？
一個好人，卻要像壞人一樣生活，整天打家劫舍、背妻別子。一個壞人，卻要有好人的道德標準，即使身邊的人對自己再好，也要大義滅親。
實際上，關露面臨的局面比陳永仁還要複雜。最初組織上給她的任務是潛伏進76號魔窟，伺機策反頭目李士群，因為關露的妹妹曾幫助過李士群。這一段經歷，也讓她成為電影《風聲》中顧曉夢的原型。
李士群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早年是叛變的共產黨人，現在是汪偽的特務頭子，據說還有蘇聯特工的背景。但他並不被日本人信任，又面臨重慶方面的暗殺，所以他也想通過關露與共產黨方面保持聯繫，尋找退路。
更複雜的是，共產黨方面也沒有把策反對象的寶壓在李士群一個人身上，同時還派了其他人策反周佛海，而周佛海又被重慶方面策反，最終利用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幹掉了李士群。
在日、偽、蔣、共四方勢力角逐的上海灘，情報工作遠比敵我對壘的戰場複雜得多，關露作為底層的「卧底」，夾在重重的關係之間，後來的精神分裂，很難說與這段經歷沒有關係。
就像陳永仁天天都要提醒自己是個警察，做夢時也要喊「放下槍，我是警察」一樣，每一個卧底都恐懼這樣的自己，都希望儘早脫離這樣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
近十年的卧底，使陳永仁心理面臨崩潰，支持他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僅僅是「恢復身份」。但他的結局卻是個悲劇，他的警察檔案被刪除，知情人也都死了。
而且，情報工作的威脅不僅僅是身份的暴露，還要時刻提醒自己的行為是否會觸犯紀律。關露的上級潘漢年，正是因為誤見汪精衛一事，為日後埋下殺身大禍，也殃及關露。
關露最終恢復了身份。但她的這段經歷，成為她日後人生的最大夢魘。比如，在她第二次出獄時，審查報告仍然不肯給她清白的結論，認為她「在接受組織任務到敵偽機關期間，並未積極為黨工作，而是公開地為敵人工作，起了漢奸的作用。」
潘漢年曾說過一句話:「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每一個卧底都是雙面人，決定永遠在善與惡之間，他們總會在某一刻追問自己的內心，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自己。
無間道III：出來混，總有一天要還的
也許我們永遠不會像關露和陳永仁一樣，面對極端善惡的考驗，但在人生某個階段，我們也常常在用「卧底」心態生活。
有時，我們相信自己其實是一個好人，但為了做好事，不得不做一些壞事。
我們也在等「解放」——現在叫財務自由——努力工作，等賺到一千萬，老子周遊四海去。可是「說三年，三年後又三年，差不多十年了，老大！」
當我們把工作當成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們想要擺脫這種狀態的心情就愈加強烈。我們的心情就愈加恐慌，怕自己永遠也不等到那一天了。
幸好，我們不用像關露一樣活得小心翼翼。
我們隨時可以用破罐子破摔的心態釋放一下自己的憋屈：去TMD早晨的鬧鐘，去TMD擁擠的地鐵，去TMD永遠看不完的文件，去TMD老闆一點都不好玩的笑話……
我們的生活即使再瑣碎、再無聊，比起關露，也是幸福的。
（本文為「民國新女性」系列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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