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記載一個快速發展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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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訪問中國時，社會學家謝宇意識到自己能作出一些別人所不能的貢獻。
他在美國已經生活和工作了21年，是一位備受推崇的社會科學家，以應用數字驅動的分析法來研究人類經驗的廣度而聞名。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一直致力於對我們周圍的社會世界進行系統性和實證性的理解，」謝宇說。他如今在普林斯頓擔任社會學教授、國際和地區研究學院教授，以及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致力於對中國社會進行跨學科的研究。
謝宇於1983年來到美國，受益於中國一個派遣少數優秀學生出國讀研的國家計劃。他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學習了科學史，又進而獲得了社會學的博士學位。 他成為密歇根大學的教授，開始發表一些有爭論性話題的研究論文，比如關於為什麼女性在科學上沒有達到男性的水平，以及為什麼亞裔美國學生和白人同學之間的成就差距越來越大。
在密西根安娜堡定居後，謝宇的早期職業生涯主要投入於研究和美國相關的問題。謝宇的妻子獲得材料科學博士學位後，在行業內找到工作，兩人生兒育女。謝宇撰寫了眾多論文和書籍，指導學生，並成為密歇根大學在研究人口結構變化領域最受敬仰的教職人員之一。
到了2003年，謝宇逐漸明白，這個星球上最大的人口結構變化發生在人口最密集的區域：中國當時在各個領域的飛速發展，包括收入、教育、城市移民，其文化變革本身都使美國的任何發展相形見絀。「這就好像見證了文藝復興或者法國大革命。」謝宇說，「過去，研究人員沒有用來分析社會變化的工具。 而現在，我們有了。」
可是在2003年，中國並沒有這樣的工具。當時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們並沒有接受過謝宇等人在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開創的實證性調研方法的訓練。這些調研方法可以將意見和事實區分，並在大批人口的數據群中揭示隱藏的趨勢。
當時國內同樣缺少的是數據本身。政府收集的信息有限——主要是人口統計數據——其中能被公開的就更少了。沒有關於中國人在處於不同背景和地理位置下的日常生活經驗的質量指標，謝宇知道，想就人們生活的具體變化作出明確的結論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在這一點上，謝宇看到了自己能做的貢獻。他夢想進行大規模的研究，收集關於典型中國家庭的數據。他知道這不會容易。謝宇20世紀90年代就已嘗試過收集數據。 他和他學院的研究生從密歇根州前往中國去訪問一些中國家庭，但他們在獲得當地官員的同意方面遇到了障礙。
?在美國待了幾十年後，社會學家謝宇的研究方向轉回他的家鄉中國。
謝宇需要一個值得信賴的中國團體來支持這項研究，並且在理想的情況下，為其提供資金。 最終在北京大學，中國最頂尖的大學之一，謝宇得到了他需要的幫助。
經過一系列的協商後，北大的社會研究所終於同意組織一個全面項目對中國家庭進行多年跟蹤性研究，來獲得關於家庭規模和組成、婚姻狀況、教育水平、健康和日常生活等諸多方面的信息。
被命名為「中國家庭小組研究」（小組研究指一個在不同時間點跟蹤同一研究對象的研究），英文縮寫為CFPS，該項目將隨機抽取15000個家庭進行調查，覆蓋全國25個省份的4萬多人， 佔中國人口的95％。
該項目在2008年開始了試點研究。 謝宇帶領他的研究設計組，經常在密歇根和北大之間來回奔波。作為北大的客座教授，謝宇需要對員工進行培訓，並設置用來存儲和處理研究數據的程序。
北京大學助理研究員孫燕記得那些早期的日子。她於2009年加入該項目，現在是項目的調查經理，負責監督每個研究區域內大學生訪問員的招聘和培訓。這些大學生會挨家挨戶進行訪問，而這些訪問往往並不容易，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有些被訪問的居民會叫警察來問：「為什麼這個人在我們小區拿著台筆記本電腦東問西問？」孫燕回憶道。
訪問員將受訪者的答案輸入計算機輔助系統，孫燕負責追蹤這些答覆，並用它們來改善調研問題。孫燕可以找出訪問員在提出兩個問題之間花了多長時間、是否會繞回之前的問題等。她說：「我們利用這些數據來分析訪問員的表現，以及問題是否被調查對象清楚地理解了。」
該項目的調查結果之一是中國的不平等正在穩步上升。 在2014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謝宇和當時的研究生（現哈佛大學助理教授）周翔報告說，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是世界上最高的。這個項目中獲得的數據對於這個結果是必不可少的，謝宇說，因為官方發布的對收入不平等的估計要低得多。 他和周翔把這不平等的原因歸結為區域經濟差異和城鄉差距。
該項目最新發現的一個問題是，年輕的中國人同居的比例增長，代替了婚姻。謝宇和現北大助理教授賈宇研究了2010年和2012年的CFPS數據——這些數據在該項目誕生前從未被系統性地採集過——並發現同居在年輕人當中變得越來越常見，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身居城市的專業人士群體。他們在2015年的人口與發展評論雜誌上發表了這項調查結果。這與美國的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美國，同居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中更為普遍。
「別和他玩撲克」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名譽教授羅伯特·豪瑟（Robert Hauser）是謝宇獲得博士學位時的學術顧問之一，現擔任CFPS的顧問委員會成員。「這個項目對於中國的調查有三個方面非常重要：首先，它是對比性的，整個方案的設計與美國類似的調查項目相當。 其次，它使用的是最先進的調查技術; 第三，所有調查數據都是公開的。「他說。
豪瑟在謝宇抵達美國後不久就認識了他，並記得他是當時學院里最有活力、最刻苦的知識分子之一。 「他非常出色而且擅長一切，」豪瑟開玩笑道， 「不要和他玩撲克牌。」
另一位謝宇的長期好友和導師同意這一點。「他尋求建議，思想深刻，然後自己下定決心。」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名譽教授唐納德·特里曼（Donald Treiman）說，「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導師，總是竭盡全力確保他的學生為學術界的未來職業做好準備。 這是他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謝宇除了在北京大學任客座教授外，還是香港中文大學和其他三所中國大學（上海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兼職教授。 這些任命使他能夠擔任大量中國社會學研究生的學術顧問。
張春妮曾是謝宇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之一，如今在北京大學擔任社會學助理教授。她說，謝宇的成就不僅是在中國引入了社會學研究方法，而且是幫學術界指明了值得研究的具體方向和指標。
「過去，大多數學者把研究興趣集中在經濟改革等『重大』社會問題上。」 張春妮說，「然而，謝宇和他的學生專註於對中國的『小』問題，特別是家庭問題的研究。這拓寬了人們的視野，吸引了更多研究這些問題的興趣。 如今，與家庭有關的問題在中國研究界是非常熱門的。」
謝宇的研究作為一個範例，展現了如何將中國問題納入一個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並回答的研究問題，張春妮說。然而，與其抄襲西方研究，謝宇堅持認為對於中國的研究應突出其社會背景的獨特性和變化性，並講述不同的故事。
?謝宇的CFPS項目通過訪問全國25個省4萬多人，爭取全面捕捉中國飛速發展的文化。
「我想要找出真相」
除了對中國社會的興趣之外，謝宇還研究亞裔美國人相關的問題，包括為什麼亞裔美國人在標準化考試中成績普遍更高，並比美國白人更有可能上大學。與紐約市立大學的Amy Hsin在2014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合作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中，謝宇指出：學術上的刻苦努力，而不是在被測試的認知能力或社會人口學方面的優勢，是亞裔美國人成功的最大因素。
然而，之後的研究發現了一些相關的社會經濟因素，特別是在非亞洲人群體中。與密歇根大學的劉愛蘭一起，謝宇發現亞裔美國人的父母和非亞裔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分歧。亞洲父母不論社會經濟地位如何，都希望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 然而，在非亞裔的美國人中，來自低層社會經濟背景的父母往往對子女沒有太多期望，而較富裕且受過教育的父母卻抱有很高的期望。該研究發表於2016年的社會科學研究期刊上。
這些關於亞裔美國人成就差距的研究引起了很多的關注；許多主流媒體的文章中頻頻出現引用謝宇出版的文獻。謝宇拒絕被扯入關於他的工作背後的政策含義的討論。 「我只想找出真相。」他說。
兩年前，謝宇來到普林斯頓，成為普大新建立的Paul and Marcia Wythes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及普林斯頓國際和地區研究所（PIIRS）的一部分。 該中心著重於通過跨學科的方式研究中國社會學。 謝宇說：「普林斯頓是少數能夠引誘我離開密西根安娜堡的地方之一。」
該中心的目標是從跨學科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的社會變化，結合了經濟學、東亞研究、人類學、政治、宗教和國際事務。該中心也接待訪問學者，舉辦系列講座和研究生研討會。
每年夏天，謝宇帶領普林斯頓的本科學生通過PIIRS（「全球研討會」）項目在中國學習，課程由他親自教授。他說：「讓這些未來學者們了解中國的最好方法莫過於讓他們在國內獲得第一手體驗。」
「有些學生在上普林斯頓之前學過中文，但即使是從未學過中文的學生們也都準備好了迎接新的挑戰。」謝宇說。這些夏季旅行，加上定期訪問監測CFPS項目的進展，以及作為兼職或客座教授在國內五所大學輔導研究生，這些意味著謝宇每年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待在中國。但這是應該的，他說，「你需要經常訪問，否則你可能會錯過一些東西。」
原文作者Catherine Zandonella，發表於Discovery: Research at Princeton, 2017-18年刊。《知識分子》獲授權刊發，略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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