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活躍在中國近代史舞台的無名洋巨人·壹·中文比英文還溜的傳教士
主編/扛霸君
校正/編輯 Jungle 深鹿 欣悅
序
在19到20世紀的西方海外殖民擴張時期，以英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並沒有如她們的殖民地和勢力影響範圍所想像那樣強大且無所不能。殖民國家煞費苦心地經營著一個終極力量的假象，維持著一個不可動搖的帝國存在的基本信念，並通過國家慶典的隆重與繁盛刻意展現。在帝國主義維持統治地位的過程中，西方流行文學讚美稱帝國的強大力量就等價於對他國殖民的正當性。其最終結果就是殖民者自身心中優越感的產生和對被殖民者」卑微身份」的接受。這種刻意宣揚的假象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20世紀晚期的不少西方研究學者仍然對此堅信不疑。
但現實情況稍微有所不同，英國等西方帝國事實上都是脆弱的。英國領導人非常清楚當前統治模式的脆弱性和資源在全球過度分散的危險性。因此，他們通過外交、談判和勸說的方式來鞏固統治，同時也把戰艦作為保證統治的最後手段。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所面臨的問題是：人們在享受帝國擴張所帶來利益的同時，有關人類公共利益的普適原則適時建立並為人人稱道，源自國家在全球統治地位的優越感與對世界平等的哲學思考產生了嚴重的衝突，所以人們開始對帝國當權者行為的正當性產生了質疑。正是這種矛盾削弱了當權者採取果斷措施的能力。
在當時，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個由低階層歐洲人組成的複雜的個人聯盟所管理。而英國傳教士李德立正是來自於這個階層。生長在一個「強大且先進」的國度里，李德立從小耳濡目染英國的民主制度，初到中國的他自然而然地想要扮演「救世主」，試圖領導中國底層人民走出「黑暗」。
因為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有著靈活的談判技巧，李德立能夠比遠在英國的當權者更有效地在中國實施英國威權，而他的英國身份也幫助他得到了中國掌權者的保護。
對英國當權者來說李德立是個不和諧的音符，但他的英國身份迫使英國政府在中國對他給予保護，所以在中國，他仍然是威權的源頭。雖然英國官方在公開場合對他表示支持，但私下裡卻希望李德立消失，尤其當他抨擊英國對華輸入鴉片，以及質問英國政府對日本入侵滿洲的默許時，這種想法更甚。
李德立在他所處時代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其超前於當代人的想法和行為，是造成西方殖民者排擠他，並將他視為帝國利益威脅者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同時，這也使他獲得了當時很多中國人的信任。
1902年，李德立等人在中國江西省九江烏龍譚
壹·中文比英文還溜的傳教士
1864年，李德立 （Edward Selby Little） 出生於英國金斯頓溫特波恩（Winterborne Kingston）的一個基督新教家庭。畢業於英國皇后學院和劍橋大學彼得學院。1886年22歲的李德立和妻子Caroline僅攜帶一本世界地圖、一本英國傳教士編寫的《來華指南》來到中國傳教。
剛來中國時，李德立就體會到了巨大的文化衝擊。他傳教的第一個地方是當時還算富裕的江蘇省鎮江市一個單薄簡陋的小木棚屋。由於近代朝廷堅持的閉關政策，當時絕大部分中國人從來沒見過藍眼睛白皮膚的外國人，很是新奇，所以都蜂擁而至擠滿了棚屋來看他們。他回憶道：
「當時彌散在整個屋子裡的氣味簡直讓人難以忍受；地上腐爛的動物屍體和污穢物所散發的惡臭以及疾病簡直難以描述。而有些來看我的中國人喉嚨腫脹得如同兩個拳頭一樣大。另一個人的鼻子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大雞蛋生生被插入到了皮膚下；其他人則渾身布滿著嚴重的疤、瘡或各種顏色的傷口。有些來參加佈道會議的人甚至有著天花或其他傳染病。身上有跳蚤和虱子的人也不在少數。。。他們蜂擁過來圍繞在我身邊討論著我的外表和衣著，我的靴子對他們來說簡直是世間奇物。」
簡而言之，這些景象讓中國人，也讓李德立大開眼界。這其實是一個外國人對當時中國工薪階層的第一印象。在他看來，中國的統治者極度腐敗，以至於百姓微薄的工資低到了僅僅夠保證自己存活下來，要想有衛生保健更是痴人說夢。
直到好幾年後，李德立才開始改變「愚昧的中國人不願意改變自己的命運，去爭取一個更好的政治環境」這樣的看法。
李德立認為他傳教使命的第一個，也是最大的障礙是學習中文。
絕大部分西方人沒法，也不願意學中文。身在中國的他們總認為自己是局外人，渴望著回到自己的家鄉，最終一找到機會就離開這片東方的土地。李德立則下定決心不讓自己陷入這種消極的情緒，並且要快速克服他的劣勢。一開始，他用盡了當時在劍橋學希臘語的方法，卻始終不得其法。在這裡，他遇到了很多全新的問題：希臘語是表音的，而中文卻是表意的；更難的是，不同的音調代表不同的漢字。因此李德立無法借鑒西方語言的學習經驗，還必須打破頭腦里固有的西方語言結構，在心中構造一種全新的語言體系。正因為西方人廣泛存在著聽不清中文音調的缺陷，一些魯莽的傳教士總會被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笑話。
但是李德立發現所有這些困難都令他很興奮。他意識到克服這些困難會讓他擁有深入了解中國的能力。因而，他熱切地享受著學習中文的過程，甚至為中文學習的複雜而感到愉悅。
經過不懈的刻苦學習，他最終能說出一口精準而又富有感情的、非常地道的中文。由於他經常說中文，以至於在講台上，他的中文比英文還溜。
有一次回訪英格蘭時，他起立面對一大群英國人祈禱，直到說了一半，他才意識到自己竟然不假思索地在說中文，然後才換成英文。眾人的表情在此刻不難想像，應該是在《九品芝麻官》里，包大人在別人婚禮上幻想新娘的時候，眾人吃驚而發愣地看著他的表情。
對李德立來說，精神上的帝國主義如同國王對王朝所擁有的神聖權利一樣符合邏輯。和這個邏輯摻和起來的還有他如同孩童般的純粹和天真。當他的傳教行為被人們理解為傲慢和盛氣凌人時，他感到非常震驚。但他從不外露這些情緒。他總是彬彬有禮且富有尊嚴，他的憤怒從不會持續太久。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傳教士和將來中國教會的執行委員，李德立在年輕且充滿曲折的傳教工作里，是個值得人們稱讚的楷模。
當時的傳教士領袖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認為，傳教的主要目的應該是通過傳播實用知識，來儘可能快地讓中國進行國家改革。這種基於基督教而又超出基督教的傳教方式，強調用一個更具有自由主義的方式來對神學教條進行解讀，並著重於推行一種更著重於實用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基督教。
李提摩太認為，西方文明中的各個正面元素的輸入能夠給中國帶來最大利益。他想讓中國人沉浸在西方的文化氛圍中，把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偏重實用和經驗的中國文化逐漸轉變為更加理性和科學的西方文化，讓中國人民在知識層面和精神層面上富足起來。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傳教士的到來確實能給中國人帶來一些積極的影響。
李德立也在身體力行實踐著這個願望。
後來，為了實踐自己過去的農業經驗和現學的市場知識，李德立來到了一個叫Ho Shan Fen的小鎮，打算在這裡一展身手。在這個只有兩三百村民的小鎮里，從沒有傳道士來傳過福音。在這裡，他第一次體會到了中國閉塞的政治給外國人帶來的困難：排外情緒是他在這裡所遇到的村民對他的基本反應。
也正是在這裡，他第一次近距離地感受到中國底層階級的絕望困境，並且深深地為自己的祖國派遣船艦把一種特殊貨物---鴉片運到上海的行徑感到羞愧：
「我的心被一個非常可憐的婦女徹底地打動了。她抱住我的腿，央求我幫幫她的兒子們和親戚們戒掉吸食鴉片的癮。她訴說著兒子和親戚賣盡一切只為換取鴉片的絕望，就連賴以生存的田地和房子、日夜陪伴的妻子和孩子也成為了換取鴉片的籌碼。一個有著20年煙癮的人也跟我說：『我們也想改變，想放棄這種陋習，但我們沒能力去戒掉煙癮。你能給我們葯來戒癮嗎？』我承諾盡我所能來幫助他們。當人們帶著責備的表情問我為什麼外國人給中國帶來鴉片時，我的心一沉，感到非常地羞愧。」
從那以後，李德立就成了鴉片貿易的極力反對者，他尤其反對英國對鴉片貿易的支持態度。他曾多次公開表達他對骯髒的鴉片貿易的批判，他認為這是英帝國所實行的最丟盡顏面的外交政策之一。不需要過多想像就能知道，在英國官僚機構的某個昏暗角落裡，一封絕密文件被打開了。它將會伴隨李德立在中國的整個職業生涯，並且最終為未來的誹謗者提供摧毀他的「彈藥」。
1891年7月，諸如傳教士吃中國嬰兒、用嬰兒的心臟和眼睛製作西藥的謠言，在中國民間傳的沸沸揚揚。因為缺乏當地中文報紙的證偽，這些謠言多如牛毛而且傳的煞有介事。而中西世界觀之間那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深深地加劇了這些謠言的擴散。
19世紀末期，其實不僅僅只有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認為自己是優越的種族。傳教士從未真正領會的是，除了對西方的科技領域有所畏懼之外，中國農民也自古都有著「天朝上國」所賜予的與生俱來的優越感。
傳教的一大障礙是成千上萬中國人潛在的實用主義人生觀——即經過上千年統治者接連不斷的壓迫，孕育出來的宿命論人生觀。貧窮驅使人們接受任何外界提供給他們的東西。這種人生觀還混合著佛教、道教、儒教、祖先崇拜、以及其他迷信，因而催生了 「什麼有用就用什麼」的人生哲學。當傳教士把基督教帶進中國時，它就如同救命稻草一樣被中國底層人民牢牢抓住，很快融合了進來。畢竟，處於在壓迫和戰亂之下，底層階級會拿取任何對他們有幫助的東西。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開始發現這個新信仰與本土信仰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基督教的傳播受到了相當大的阻力。
但這個新信仰的問題在於它的排他性。傳教士堅持認為上帝是唯一真神，所有其他的神都該被丟棄掉。更糟糕的是，一些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攻擊中國本土信仰，尤其對中國的祖先崇拜表示輕蔑。這就導致了中國人對基督教產生了嚴重的敵對情緒。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說，如果一個神沒有幫助他們，那麼在危機時有著其他神的護佑就成了必要
而且，至少在道教和佛教里，沒有絕對的對和錯的觀念，有的只是人們對道的不同追求。這些宗教的信奉者甚至提出通過一生禪修、沉思的方式來悟道。除佛教與道教外，儒教因為制定了正確行為的標準和一套在當權者眼中理想的市民生活法則，被當權者極力推崇。與基督教不同的是，這些宗教很少這麼激烈地去貶低其他教派。有些宗教信奉即使只是暫時的心靈安靜也能即刻帶來益處。而基督教卻說著通過救贖來達到死後的回報。這對於急需得到生活物質救助的中國底層人民來說，不具備絲毫的吸引力。如果秋天沒收成，那救贖還有啥用哇？
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普遍著眼於此時此地的物質生活。人們的話題也都是關於健康、財產和兒女等現實話題。至於精神生活等話題，那些連基本的物質需求都沒有著落的人，自然不會去關注了。
更讓中國人覺得費解的是，大量的傳教士團體用不同的語言交流（包括美式英語、英式英語、義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等），並且用不同的教義來佈道，但與此同時每個團體都宣稱只有自己的信仰才是唯一的真理。到李德立來中國時，這裡已經有為數眾多的基督教派在競爭中國皈依者。
基督教里最大的差別存在於新教與羅馬天主教之間。在中國紮根已久的天主教專註於加強教會對追隨者的影響力以及「拯救靈魂」。他們一心一意朝著這個目標發展，所以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功。而新教，尤其是英國新教組織，則好像更關心在傳播福音的同時，把中國文化改造得符合西方觀點。拯救靈魂確實也是他們的一個目標，但他們同樣也在試圖解決人們的需求，無論這是否有利於教會成員。
這也正是李德立在中國努力的方向。
1890年六月，李德立在傳教工作中取得了兩個重要成果：一個是中文印書局的建立，另一個是他編輯的中文基督教報紙的創刊。這兩者都只為傳教服務。
清政府對這些基督教刊物非常頭痛，因為他們深知這會對中國帶來不可忽視的文化衝擊。
由於李德立個人對印刷廠和報紙所涉及的一切財政負責，他也因此負債纍纍。不過經過他的不懈努力，出版社也在兩年後擺脫了赤字，並且發展得非常好。隨後，出版社被正式命名為「衛理公會派出版社」(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儘管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阻力重重，李德立依然堅持著，踐行著他一生的信仰，力圖為深處絕境中的中國底層人民帶來些許脫離苦海的希望。
下期預告：
下一章我們會講李德立如何克服艱難險阻，把一塊蠻荒之地改造成重要的避暑勝地的故事。他與中國的廬山牯嶺又有怎樣的淵源？敬請期待。
以後的故事會越來越精彩 O(∩_∩)O~
參考資料：
本文的大部分參考資料來源：《Colossus Unsung》, Bob Molloy, Xlibris Corporation, 2011。
李德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BE%B7%E7%A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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