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的死亡工廠里，他因為紋身，偶遇了自己後半生的愛情

文身，在今天是一種cool的標誌。

可是在五十多年前，對於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來說，文身就像一個烙印，時時刻刻提醒他們那段慘無人道的日子。

奧斯威辛被文身的囚犯

一進集中營，猶太人們會被要求脫下衣服換上統一的囚服領取編號，隨後將編號刻在前手臂上取代自己名字。

據倖存者回憶，文身時的第一反應是疼痛，然後意識到自己的姓名將變成冷冰冰的數字，「就像一隻待宰的牲畜。」

Lale Sokolov

拉萊·索科洛夫（Lale Sokolov）是一名猶太人，曾被囚禁在最著名的「死亡工廠」奧斯威辛集中營。

期間，他還擔任過集中營里的文身師。

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里，因為害怕被當成納粹、連累家人，拉萊死守這個秘密幾十年。直到妻子去世，他鬆了一口氣，和別人說起了這段傳奇的經歷。

1942年，26歲的拉萊被押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名字變成了32407。

進集中營後，老殘病弱直接被送進毒氣室，較為強壯的拉萊逃過一死。

他被分配到工地上修建營房，可因為勞動過度繁重，沒過多久就染上了重病。

幸運地是，拉萊通曉六國語言，黨衛軍將他扔給了正缺助手的法國文身師Pepan。

Pepan照顧他直到康復，教他文身，還教導他如何學會閉嘴，向殘酷的命運低頭。

因為Pepan，拉萊第二次與死神擦身而過。

奧斯威辛集中營

可是某天Pepan不辭而別。

黨衛軍軍官說他坐船離開了，但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拉萊意識到，自己並不比那些囚犯離死亡更遠。

集中營的小孩在展示他們的文身

Pepan走後，拉萊成為了主文身師。

他可以在管理樓吃飯，甚至被分配一個單人間。如果沒有新的囚犯需要文身，還會被允許擁有一點空閑時間。

「給你什麼就接受什麼」「你應該感激，因為這樣子證明你還活著。」拉萊說當時唯一的念頭就是生存。

「有一天，也許我會把你送到毒氣室去接受治療。」

黨衛軍軍官經常對拉萊說句話，邊說邊一本正經地看著他的眼睛。

拉萊只能逼迫自己「習慣」這種死亡威脅，畢竟這裡是集中營。

納粹軍官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就在這黑暗的人間地獄，拉萊遇到了自己的愛情。

某天他收到一張文身編號的工作單：34902。抬頭一看，是位年輕的女孩。

拉萊在她的左手臂上刻下數字，而她明亮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拉萊的心裡。

還有她的名字，吉塔·富爾曼諾娃（Gita Fuhrmannova）。

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女囚犯

拉萊想盡一切辦法打聽到了吉塔的信息。

他託人偷偷地給吉塔送信，送她額外的口糧，幫她換到更好的工作環境。

他想給她活下去的勇氣。

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女囚犯的生活環境

吉塔總說，「她看不見未來。」

但屢次躲過死亡的拉萊想讓她知道，「我們可以生存下去」。

為了獲得吉塔的心，拉萊決定幫助更多其他的囚犯。他相信如果自己給更多的人帶來希望，吉塔就會被打動。

集中營里的孩子

食物是奧斯維辛的硬通貨。

他將自己多餘的食物，分給前室友們和吉塔的家人。藉助和外界溝通的機會，將囚犯給他的珠寶和錢，向營地周圍的居民交換食物......

通過所做的努力，吉塔愛上了這個善良的文身師。

事實也證明，拉萊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情。

1945年，納粹戰敗，他們想趕在蘇聯軍隊到來之前，運送囚犯離開奧斯威辛，吉塔就是其中之一。

還沒來得及見最後一面，這個他深愛的女人就離開了。

拉萊僅僅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也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吉塔·富爾曼諾娃

無奈的拉萊用從納粹那裡偷來的珠寶付了路費，輾轉回到了他的家鄉——捷克斯洛伐克。他發現姐姐沒死，老家的房子仍在那裡。

他的心卻一直被一個人佔據著——吉塔現在在哪裡，我還能在見到她嗎？

他像只無頭蒼蠅一樣，不知道從何找起。也許吉塔現在離他家鄉有上千里，也許吉塔早已不在人世。想到這裡，拉萊有種無法抑制的悲傷。

1946年猶太人從捷克斯洛伐克逃亡到澳大利亞

但是，他仍不想放棄。冥冥之中，他覺得和吉塔會再次相遇。他駕了一輛馬車，去了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的火車站，因為這是回捷克斯洛伐克的必經之地。

他留在了火車站，逢人就問，「有沒有認識吉塔的？「沒日沒夜地搜尋著每一張來來往往陌生的面孔，卻沒有一絲收穫。

在火車站露宿一周後，火車站長建議他到紅十字會看看。

心灰意冷的他在前往的路上，看到一堆人出現在了馬車前，他瞟了一眼，發現裡面有一位年輕的女子。

拉萊 與 吉塔

他看到了一雙明亮的眼睛，像是吉塔的雙眼。

他又仔細看了一眼，沒錯，真的是吉塔。他欣喜若狂，大叫著吉塔的名字。亂世里被分散的倆人終於又重逢了。

這對重逢的戀人，在1945年10月完婚。之後，拉萊在蘇聯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開了一家紡織店，生意也還不錯，他們過上了安穩的生活。

和平時代里，拉萊也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國家。他偷偷地將賺到的錢寄出國，用來支持以色列。政府發現後，拉萊被拘禁，店也被充公了。

吉塔與兒子加里

他們千辛萬苦逃亡到了維也納，巴黎，最後來到了悉尼。在遇到了一對來自墨爾本的夫婦後，他們相信在這裡可以開始新的生活。

1955年的墨爾本

定居墨爾本，吉塔回到過歐洲三次，而拉萊餘生都沒回到過歐洲。

他們有了一個孩子，名叫加里（Gary）。

而加里，從未聽父母談起過相愛的經過，經受的煎熬。

2003年，吉塔去世。出於對她的懷念，以及自己為納粹工作的負罪感，拉萊想把積壓了幾十年的秘密講出了。

經朋友介紹，他找了業餘作家，當時還在墨爾本公立醫院工作的海瑟·莫里斯（Heather Morris）。

莫里斯開始每周去拉萊家聽他講故事，一直到三年後拉萊去世。

在最近出版的《奧斯維辛的文身師》（The Tattooist of Auschwitz）一書中，莫里斯坦言，因為拉萊，自己才有機會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始終樂觀的老人讓她發現「即便在被迫害、受壓榨、彼此仇恨的時代，也不要低估愛的力量…...」

莫里斯說，「對拉萊來說，故事的一切，都發生於那個18少女的眼睛。」

「我在她的左臂上文下數字，

她將自己的數字印在了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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