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縷曲》與吳兆騫（qiān）-----詩詞改變命運！

02-20

康熙十五年，即1676年,冬天，京師普降大雪。天寒地凍的千佛寺庭院里，一個穿戴厚實的中年人望著紛紛揚揚的雪花，想起了遠在千里之外的好友。他悲從中來，不可斷絕，遂匆匆寫下兩闕詞，這就是清詞中的名作《金縷曲》。詞中這樣寫道：

（一）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

置此札，君懷袖。

（二）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凄涼否？千萬恨，從君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

言不盡，觀頓首。

詞是書信體，上章慰友，當時作者喪妻，而朋友儘管流放苦寒之地，拋母別子，但畢竟有妻相伴，故云「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讓朋友感到自己並非世界上最不幸之人。「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借用申包胥哭秦救楚的故事，表達對落難朋友鼎力相救的誓願。下章自慨，傾訴十多年來對朋友的思念，並以杜甫自比，而以流放夜郎的李白喻吳，故有「杜陵消瘦」、「夜郎僝愁」云云。末句「言不盡，觀頓首」原是書信結尾的套語，用在這裡反覺自然親切。並非苦心經營精雕細刻而成，也無名言警句，給人的感覺是平淡，如說家常話，但它卻感動了許多讀者，成為清詞中最為人傳誦的傑作之一，至有「千秋絕調」（陳廷焯語）之譽。作者「以詞代書」，寄贈的朋友姓吳，名兆騫，字漢槎，江南吳江人。我想吳兆騫在冰天雪窖中獲讀此詞，一定是熱淚縱橫情不能已。但這並不重要。因為，吳兆騫終於結束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並非他的眼淚感動了命運之神，而是顧貞觀的詞感動了一位貴人 —— 納蘭性德，宰相明珠的公子。據作者附記云：

二詞容若見之，為泣下數行，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囑也。」余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為期。」懇之太傅，亦蒙見許。而漢槎以辛酉入關矣。附書志感，兼志痛雲。

「河梁生別之詩」即《昭明文選》中託名李陵與蘇武的「別離詩」，「山陽死友之傳」則指向秀悼念亡友嵇康的《思舊賦》，皆為古典詩文中抒寫友情的千古絕唱。顧貞觀《金縷曲》二首之情真語切，絲毫不讓前賢。納蘭性德是性情中人，重然諾，他既被顧詞感動，便說動他父親明珠宰相，吳兆騫終於在五年之後生還回京。納蘭性德後來在《祭吳漢槎文》中說：「《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

這個對雪傷懷、憑欄遠眺的中年人叫顧貞觀，號梁汾。是時，他在大學士納蘭明珠府上任家庭教師，與明珠的長子、清朝最傑出的詞人納蘭性德相交甚厚。之前，顧貞觀曾請求納蘭把那位「冰與雪，周旋久」的朋友解救回京。

納蘭性德既是當朝首相的公子，又是皇帝御前深受信任的一等侍衛，普天下還有什麼辦不了的事呢？那個被顧貞觀懷念並欲營救的人，到底犯下了什麼樣的彌天大罪，以至於納蘭性德也要以五年乃至十年為期才能相救？

北京城的冬天寒冷肅殺，但如果一路北上，出山海關，渡遼河，越長白山，涉松花江，一直走上3000多里的路途，北京的寒冷便不值一提。因為這裡才是冰雪籠罩的苦寒之地。關於這裡，地方志生動地描繪說：「……號荒徼，人跡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嶺，萬木排立，仰不見天。亂石斷冰，與老樹根相蟠互，不受馬蹄。朔風狂吹，雪花如掌，異鳥怪獸，叢哭林嗥，行者起踣其間，或僵馬上。」

顧貞觀深深挂念的那位朋友，在家信中也對漫長得似乎看不到頭的冬天和讓人發瘋的嚴寒刻骨銘心：「寒苦天下所無，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風如雷鳴電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陰雨接連，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盡凍。雪才到地即成堅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這個冰雪統治的近乎鴻蒙初開的地方，它叫寧古塔。有清一代，它是一個令人談虎色變的不祥的詞語。它不僅意味著難以忍受的嚴寒，還意味著隨時可能面臨的死亡，以及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的窘迫。

當顧貞觀在京師向納蘭性德苦苦懇求施以援手時，他的朋友已經在寧古塔度過了整整18個春秋。18個呵氣成霜的漫長冬天過去了，當年風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如今已是兩鬢飛霜的滄桑中年。

吳兆騫出生於官宦世家，少時即聰慧，十來歲時所作詩文已令見者驚嘆。及長，他與陳維崧、彭師度合稱「江左三鳳凰」。不過，就像大多數恃才放曠的才子一樣，吳兆騫也性情傲慢，頗招物議。他常常把同窗的帽子拿來當小便壺，老師責問他，他辯解說：「戴在那些俗人腦袋上，還不如拿來裝尿。」老師感嘆說：「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

老師的預言得到了驗證。一場後來被史家們稱為南闈科場案的無妄之災，徹底改寫了吳兆騫詩酒風流的寫意人生。

順治十四年（1657）八月，吳兆騫參加江南鄉試，中舉。就在吳家歡呼雀躍之際，災難已經悄然降臨：右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鉞也在這次鄉試中中舉，而主考官也姓方，叫方猷。言官由此咬定，方拱乾與方猷「聯宗有素，乘機滋弊，冒濫賢書」。方拱乾向朝廷解釋，他與方猷素無交往，更沒有聯宗。

但是，向來對江南、尤其對江南士人沒什麼好感的順治採信了言官的說法。他在審理此案時，下令把中舉者悉數押往北京，由他親自複試。這是一場奇特的考試，信奉「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的讀書人斯文掃地：考場設在中南海瀛台，舉子們身戴刑具如同犯人。每個舉子身旁，是兩名手持鋼刀的「監考」士兵。如此考試，舉子們「悉惴惴其栗，幾不能下筆」。結果，吳兆騫交了白卷。

關於吳兆騫交白卷的原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其一是說吳兆騫突染風寒，疾病纏身，交了白卷。其二是說吳兆騫驚嚇失常，不能握筆。其三是說吳兆騫視複試為奇恥大辱，拒絕作答。以吳兆騫的性格來說，第三種可能性最大。複試前，自視甚高的吳兆騫異常悲憤，他說：「焉有吳兆騫而以一舉人行賄的？」

吳梅村曾有《悲歌贈吳季子》一詩，慨嘆其遭遇：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消魂別而已。

君獨何為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十三學經並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

詞賦翩翩眾莫比，白璧青蠅見排抵。

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

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

彼尚愁不歸，我行定已矣。

八月龍沙雪花起，槖駝垂腰馬沒耳。

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

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

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鬐為風沫為雨。

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

噫嘻乎悲哉！

生男聰明慎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

受患只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這樁科場案的結局是，兩名主考官斬立決，18名同考官絞立決，8名複試不合格的舉子革去舉人資格，杖40，流徙寧古塔。吳兆騫即其一。

至於被當作靶子攻擊的方拱乾，他和他的家眷一起，也被流放寧古塔。值得一提的是，吳兆騫與方拱乾雖年齡懸殊，卻因共同的命運而在此後成為相知的文友，在蠻荒的絕域，他們通過詩文抱團取暖，打發難捱的流放歲月。

流放又稱流徙，這是一種古老的刑法。它的雛形，可以追溯到上古。但流放真正成為一種常刑，是在隋唐以後。清代，流刑是五大主刑之一，五刑從輕到重，分別是笞、杖、徒、流、死。也就是說，流刑是僅次於死刑的嚴重懲罰。流放的遠近，為4個等級，即2000里（附近）、2500里（近邊）、3000里（邊遠）、4000里（極邊和煙瘴）。

根據清朝法律，判決下達後，犯人必須一個月內上路，法律術語叫起解。犯人由判決地派兩名差人押送，稱為長解；沿途所經州縣，再派兩人在境內協助，稱為短解。每天的路程，法律也給出了明確規定：日行50里。2500里的，限50日到達；3000里的，限兩個月內到達。在交通發達的今天，50里不過咫尺之遙，但在幾百年前全靠雙腳的條件下，不論風霜雨雪，日復一日地爬山涉水50里，卻是一種巨大的考驗。

最不人道的是，株連制度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因此，大多數被流放寧古塔的犯人，他們不是一個人上路，而是整個家族一起遠行。那些自幼就用布匹裹了腳的女人們，哪怕以前養尊處優，從不曾走上三五百米的路，這時也必須依靠纖秀的三寸金蓮，行走在荒無人煙的古道和瘴氣瀰漫、虎狼出沒的原始森林。

沿途，流人的伙食由政府比照在押犯供給，標準定為每人每天8兩，15歲以下減半。如此之低的口糧，僅僅只能保證流人不餓死——前提是這些口糧能及時發放到犯人手中。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區區8兩口糧也沒保障，常常餓著肚子趕路的流人隨時可能淪為餓殍。

流放途中，流人必須一直戴著枷鎖，直到流放地才能打開。如果沒有錢賄賂押送人員，這沉重的木製枷鎖就會一連幾十天戴在脖子上。倘若行走於陡坡懸崖，密林山徑，其痛楚與危險可想而知。至於那些因父親、丈夫或兒子的罪責而一同流放的女人，她們除了行走的艱難、飢餓與危險，還面臨另一種屈辱，那就是遭到押送者的性侵。

關於可怕的押解之路，《研堂見聞雜錄》中說：「半道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飢人所啖，無得生也。」如此糟糕的押解，使得流刑儘管不像死刑那樣立即綁赴刑場，但死亡率也高得嚇人：明朝的一次押送，其死亡率竟達到了三分之二。

回顧歷史，中國文人似乎與流放有著解不開的緣分：從屈原到李白，從韓愈到劉禹錫，從蘇軾到黃庭堅，從函可到吳兆騫，他們都領略過流放的滋味。儘管從表面看，流刑要比死刑好得多，畢竟沒有立即斷送性命。然而究其實質，不過一個長痛一個短痛。對統治者來說，把他們認定作姦犯科的人處死，固然能逞一時之快，但對民眾的威懾卻不及流放。因為，流放者沿途的悲慘遭遇和到了流放地之後長達幾年幾十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非人生活，它給民眾造成的心理陰影更加持久，更加廣泛。讓民眾對嚴刑峻法永遠懷著忐忑和恐懼，從而在國家意志劃定的框架內做一個恭順聽話的良民，這顯然是最有效也最經濟的治理方式；而流刑，庶幾正是這樣的方式之一。

寧古塔在今天的黑龍江省東部的海林和寧安。《研堂見聞雜錄》中記載：「按寧古塔，在遼東極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積雪，非復世界。中國人亦無至其地者。」

就像唐代喜歡把犯人流放到炎熱的嶺南一樣，有清一代，喜歡把犯人流放到寒冷的東北。東北是滿清的所謂龍興之地，是這個少數民族大一統政權最穩定的後方根據地。清初，南方的反清運動如同星星之火，以台灣為基地的鄭氏不時襲擾東南，西南先有流亡的永曆政權，後有興兵造反的吳三桂。對清廷來說，安置流人的不二選擇就是他們的老家東北。

清代的寧古塔，既指軍政合一的行政單位寧古塔將軍，又指寧古塔將軍駐地。這一駐地，最初在今天的海林舊街，稱為寧古塔舊城；後來移駐到今天的寧安縣城，稱為寧古塔新城。今天的海林和寧安各有44萬人口，均已撤縣建市，著名的鏡泊湖景區即在寧安。但在300多年前的清朝初年，這裡卻是與世隔絕的蠻荒之地。方拱乾感嘆，「寧古塔，不知何方輿，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

從北京到寧古塔，距離已達到流放的最高標準，即稱為煙瘴的4000里，費時需四五個月，不少人根本沒走到寧古塔就已倒在險惡的路途上。康熙初年，朝廷終於良心發現，規定流徙寧古塔的犯人不得於冬月至次年七月的寒冷季節上路，以免犯人因衣衫單薄，凍死於途。

作為同案難友，吳兆騫以及方拱乾等人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農曆三月初三從北京出發。方拱乾拖兒帶女一大家子，吳兆騫的家人原本也當一同受罰，幸好由於友人極力周旋，吳兆騫才得以獨自服刑。行走了長達128天之後，他們終於在當年七月十七抵達寧古塔。在過松花江時，因天氣炎熱，吳兆騫到江中沐浴，不想患了重感冒，不得不穿著厚衣服騎行馬上，又遇上天降大雨，「委頓欲絕」。

方拱乾這位曾經榮華富貴的老官員，吃驚地發現作為省級行政中心的寧古塔新城竟然還不如南方的一座小鎮。一望無垠的荒原上，出現了一座「無疆界，無城廓」的「省城」：這座城枕河而居，一些短木頭插在土裡為牆，周長約3里，開了4道城門，城門用碎石砌成，高丈余。城裡修築了幾間茅草屋，那就是政府機關了。這樣的城門和房屋，遇上大雨就會倒塌，倒塌了就不得不重修。很快，方拱乾就對這裡酷寒的氣候有了切身感受：「四時皆如冬。七月露，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數日即霜，霜則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凍，至來年三月方釋。五六月如中華二三月。」

多年以後，在寧古塔出生並長大的吳兆騫的兒子吳桭臣在回憶錄中，也對寧古塔的極端天氣記憶猶新：「其地寒苦。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復飛起。不數日即有濃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堅冰，雖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即重裘禦寒也。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尚未萌芽。」

今天的海林和寧安一帶，雖然冬天依然漫長，但並不像吳桭臣所說的那樣極寒多風，這並非吳桭臣誇大其辭，而是300多年前的地球，正好處於遠比今天更寒冷的小冰河時期。

對大多數不幸的流人來說，到達流放地，不僅不是苦難的結束，反而是更大苦難的開端。不能生還故鄉、埋骨桑梓的不祥命運當然令這些安土重遷的中國人深懷恐懼，貧乏的物資供應與謀生的艱難也令這些來自魚米之鄉的南方人不堪其苦；但與完全喪失自由和隨時可能死於非命相比，這些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煩惱。

按清朝慣例，流刑其實是一種統稱，其下還有諸種區別。最輕的叫遷徙，最重的叫發遣，流放到寧古塔的，幾乎都是發遣。發遣到寧古塔的犯人，去向有二，一是為奴，就是影視里常見的所謂「與披甲人為奴」，披甲人，即守邊將士；二是當差。

為奴的命運最為悲慘。一旦為奴，就意味著已經沒有絲毫人身自由，這些奴隸的命並不比一匹馬一頭牛更重要。如果奴主願意，他們可以將奴隸處死而無須負任何法律責任。那些帶著如花美眷一同流放的流人，命運尤其悲慘：奴主為了佔有他們的女眷，往往將礙手礙腳的男性殺死。此外，一旦為奴，終生不許贖身，子子孫孫都充當奴主的會說話的工具。這種毫無人性的法律，激起了不少流人絕望的反抗，他們有的逃往深山，有的殺死奴主。但抓獲後，他們將被凌遲處死。

與為奴相比，當差相對好得多。當差又分兩種。一種是常犯，也就是普通犯人，他們的去處是到官莊勞動。清初，政府在寧古塔遼闊的土地上設立了眾多官莊，官莊有莊稼要種，有牲畜要牧，需要大量人手，流人正是廉價勞動力。這些官莊每庄10人，1人為庄頭，9人為壯丁，「非種田即打圍燒炭」。每個人一年上交糧食12石，草料300束，豬肉100斤，木炭100斤，石灰300斤，蘆葦100束。流人們在類似於奧斯維辛勞動營的官莊里起五更睡半夜地終日勞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凡家中所有，悉為官物」，他們僅僅得到一口苟延殘喘的粗劣飲食。方拱乾多次看到，冬天裡，舂了一夜米的年輕女子，赤腳單衣地到井邊挑水，路滑擔重，不堪其苦，而這些女子，「皆中華富貴家裔也」。另一種是官犯，也就是曾經做過官或是獲得過功名的讀書人，他們被安排到驛站、礦山或衙門服各種雜役，這已經是絕大多數流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規格待遇了。不過，他們仍然是犯人，仍然是戴罪之身，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必須到衙門例行報告，以表示他們一直在朝廷指定的流放地認真改造，絕沒有亂說亂動。

吳兆騫和方拱乾是文化人，方還是曾經的朝廷中高級官員，他們自然非普通流人可比，因而在寧古塔的生存條件要好得多。當是時，寧古塔只有數百居民及一些守邊軍人。在這個閉塞偏遠的化外之地，當地軍民對文化人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尊重：「見士大夫出，騎必下，行必讓道，老不荷戈者，則拜而伏，過始起。」這讓身為犯人的方拱乾感受到了人世間的溫暖與善意。

初到寧古塔，孤身一人的吳兆騫十分狼狽。寧古塔糧食珍貴，吳兆騫阮囊羞澀，有一段時間，他只得用一柄斧頭敲碎冰塊，化雪為水，在小爐子上煮些稗子充饑。幸好，家境富有的方拱乾等人對他施以援手，解衣推食，吳兆騫總算不至於餓死凍死。4年多以後，吳兆騫的妻子葛采真及妹妹吳文柔從蘇州老家千里迢迢趕到寧古塔，並帶來3個婢女和一筆錢，吳兆騫的流放生活才算安頓下來，並於次年生下兒子吳桭臣。吳兆騫為兒子取小名蘇還，希望自己像北海風雪中牧羊的蘇武那樣，最終葉落歸根，回到故里。

作為當世不多的才子，流放之前的吳兆騫即有文名。在文盲占絕大多數的寧古塔，才華和名氣為他嬴得了相對安定的生活：「副帥安公，雅重文士，憐弟之貧，以米相餉。」至於寧古塔將軍巴海，此人雖系糾糾武夫，卻對包括吳兆騫在內的流放文人頗多眷顧，他聘請吳兆騫作塾師，教授他的兩個兒子。巴海的仁厚，惹得朝廷頗為不滿，聖旨多次指斥他寬大無邊，沒有劃清界線。

清朝初年，不斷向東方擴張的沙俄屢屢在東北製造摩擦，寧古塔一帶便是兵戈相交的前線。對兵力不足的清軍來說，大量流人是一支潛在的可徵用力量。康熙三年，沙俄再侵黑龍江，朝廷下令，流人中，除了旗人和年滿60的老人外，其餘一概當役。其中，選200名服水性者為水軍，習水戰；又建立32座官莊，屯積糧草。巴海召集流人開會，傳達朝廷旨意。對文人，他仍然網開一面，讓他們在水營、庄頭和壯丁三者之間自行選擇。但三者均被流人視為畏途，「諸公皆相向流涕，將軍亦為凄然」。於是，巴海再次法外施仁，宣布「惟認工可代」，只要贊助國家工程，也就是出錢，就可以免去當兵或服苦役。

儘管有巴海的細心關照，但吳兆騫畢竟是服刑的犯人，一不小心就可能導致滅頂之災。有一年春節，巴海生病，臨時執事的一位副都統不知出於什麼考慮，突然命令吳兆騫和錢威前往吉林烏拉。軍令一下，吳兆騫只得匆匆上路。是時，天寒地凍，積雪深達四五尺，山草均被雪埋，除了帶上人的口糧，還得帶上馬的草料。一輛馬車只能負重幾百斤，吳兆騫夫妻二人共擁一床破棉被蜷縮在牛車上。行到百里後，人馬俱乏，苦不堪言。3天後，當吳兆騫快要走到烏稽林的原始森林時，有騎兵飛奔而至。這是巴海聞訊後派來的，他取消了吳兆騫等人的差使，讓他們立即返回寧古塔。死裡逃生的吳兆騫感嘆說，「倘再行兩日，到烏稽林，雪深八九尺，人馬必皆凍死。將軍真再生之恩也」。

惡劣的氣候，貧乏的物資，幻滅的理想，不能自主的命運，遠離家鄉與親人的離愁，諸種人生的不幸如同一條條小蛇，噬咬著吳兆騫們日漸荒涼絕望的心。能夠找到路子的，都在設法儘早離開這個鬼地方。當年一同流放的文人中，第一個南歸的是方拱乾。桐城方家乃世家大族，方拱乾及其子侄又曾多年為官，家中較為殷實。順治十八年（1661）冬，也就是流放寧古塔3年多後，方拱乾以認修前門城樓工程得以自贖；次年正月，他和家人終於重回久別的京城。

吳兆騫卻沒有這樣幸運。他繼續出沒於天高地迥的孤城寧古塔，一直從青年到中年。最美好的錦瑟年華，都交付給了大面積的風雪和愁苦。在寫給顧貞觀的求救信中，他用語凄楚：「弟年來搖落特甚，雙鬢漸星，婦復多病，一男兩女，薇藿不充。回念老母，郁然在堂。迢遞關河，歸省無日。雖欲自慰，只益悲辛。」

但是，就像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說過的那樣，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同理，一個人並不是生來就是為了領略痛苦的。儘管流放生活無比艱辛，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吳兆騫畢竟不是奴隸，他即便犯了罪，也是官犯，理應比平頭百姓處境稍好。更何況，他還是腹藏錦繡的文化人，他擁有汩汩流淌的詩文，充當對抗這個荒誕世界的武器。因此，詛咒惡劣的天氣、粗劣的食物和茫茫難料的前途之暇，他們雅聚、飲酒、作詩、著述，就像從前在江南一樣。

1661年重陽節，18位流放文人相約登高，與會者張縉彥文中記載：「岩回波繞，升高騁目，天風颼颼，迥然有塵外之思。遂系馬披榛，燒蓬置酒，分曹競飲。」聚會的一段插曲是，有人下套捉到一隻野雞，殺掉之前，年過六旬的方拱乾偷偷將其放飛。

聚會成為黯淡生活的一大亮點。他們結成七子之會，這個類似於詩社的民間組織，每月聚會三次，酒酣面熱之際便分韻作詩。苦難的人生如同一條黑暗的長路，那些來之不易的歡樂就像這條長路上偶爾浮現的一盞盞燈火，如果沒有這些燈火的指引和誘惑，沒有人能夠把一條黑暗的長路自始至終地走下去。

給顧貞觀的信中，吳兆騫謙稱他的詩文乃是「課徒之暇，間有吟詠。正如哀雁寒跫，自鳴愁恨，安敢與六代三唐競其優劣哉」。但事實上，就是這些堅硬歲月里為他們帶來一點點柔軟和撫慰的詩文，成了後人高山仰止的不朽之作：方拱乾的《何陋居集》收詩近千首，全部寫於流放途中及流放地寧古塔，它是真正意義上的黑龍江第一部詩集；吳兆騫既是清代惟一一位邊塞詩人，也是中國最後一位邊塞詩人。世事就是如此峰迴路轉，柳暗花明：蜜蜂隨意采蜜，卻采來一個聲勢浩大的春天；流放者自抒胸臆，卻堆疊出文學史上一座座繞不過去的高峰。

經納蘭父子營救，1681年，朝廷同意吳兆騫以認修工程的名義自贖。十一月，吳兆騫在流放寧古塔23年後，終於活著重入山海關。出關時，他還是風華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是頭髮花白的老者。他的兒子吳桭臣回憶說，山海關外有一座山，同一座山卻有兩個名字，出關的稱作悽惶嶺，入關的稱作歡喜嶺。入關那天晚上，吳兆騫一家宿於嶺下，逆旅燈前，吳兆騫和夫人葛氏各自講述了當年出關的情景，往事歷歷，幾如昨日。數天後，抵京師，「與親友相聚，執手痛哭，真如再生也」。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有一首《出塞詩》，極寫流放東北之「盛況」，其中有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詩句或有誇張，但當時內地各省在東北流放地的確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據李興盛先生統計，清代的東北流人，總數達150萬之多。京師通往東北的流放路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大批耳熟能詳的名人或名人家屬：

鄭成功之父鄭芝龍及家屬，崇禎三子朱慈煥的家屬，汪景祺的家屬，呂留良的後人，金聖嘆的家屬，佛學家兼詩人函可，大學者陳夢雷……

平民百姓也好，佳人名士也罷，一旦被那隻看不見的手流放到遙遠的寧古塔，就意味著悲慘人生自此開始，埋骨異鄉幾成不爭的事實。因而，方拱乾和吳兆騫既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

吳兆騫能從寧古塔的死人堆里爬出來，重返月白風清的人間，顧貞觀功莫大焉。從某種意義上講，兩首《金縷曲》改變了一個流放者的餘生。然而可嘆的是，入關後，吳兆騫卻因一些瑣事和顧貞觀產生了矛盾。明珠得知後，有一天，他把吳兆騫叫到書房，吳兆騫進門時猛然看到，書房裡寫了一行大字：顧梁汾為吳漢槎屈膝處。剎那間，前塵往事，噴涌心頭，吳兆騫嚎啕痛哭。

因南闈科場案而流放寧古塔的諸人中，方拱乾是最早生還的。令人嗟嘆的是，50多年後，戴名世《南山集》案發，因戴名世引用過方拱乾的兒子方孝標的著作，業已去世的方孝標被開棺戳屍，方孝標的兒子方登嶧等人流放卜魁，即今齊齊哈爾。流放途中，方登嶧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幾十年前他的祖父方拱乾帶著家人流放寧古塔的情形，焉知半個世紀後，悲劇重演。方登嶧感慨賦詩：五十年前罹禍日，徵車行後我生時。豈知今日投荒眼，又讀先人出塞詩。

方登嶧卻沒有他的祖父幸運，他和他的兒子都死在了流放地。方登嶧有一個孫子叫方觀承，此人少時徒步趕到卜魁省親，並居留5年。方登嶧死後，方觀承偷偷將祖父的屍骨帶入關內掩埋。後來，方觀承因緣際會，一直做到了直隸總督，成為地位顯赫的封疆大吏。

流人子弟的貧賤和早年的人生歷練，使得方觀承在顢頇的官員中一枝獨秀。他體恤下情，重視生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以人為本：有一年他治下的磁州逆匪作亂，他上奏擬斬3人，絞7人。朝廷認為殺人太少，懷疑他「有所縱馳」；皇帝一天之內下了13道聖旨批評他。但他堅持只處理這10名罪大惡極者，決不肯濫殺無辜以迎上意。

這位流人子弟出身的高級官員，想必已通過家族的悲慘遭遇而明白：對大權在握者來說，只需輕輕勾寫幾筆，就意味著成千上萬的普羅大眾從此陷入生命的絕境。是故落筆之前，如果有一番猶豫，有一番體諒與悲憫，那便是億萬兆民渴望已久的陽光和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