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的通貨膨脹

先上圖:

一、通貨膨脹變化情況

圖2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通貨膨脹率

二、通脹產生的原因及解決措施

近幾十年我國通貨膨脹曾經出現過四次波峰，其產生的原因和呈現的特徵也各不相同

第一次通脹:國民經濟恢復和調整期的通貨膨脹(1979-1980)

80年代初期，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黨的工作重心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這段時期，宏觀經濟增長速度迅猛、投資規模猛增、財政支出加大導致出現較嚴重財政赤字、盲目擴大進口導致外貿赤字，外匯儲備迅速接近於零。1979年至1980年我國兩年財政赤字都達170億元以上，國家不得不增發貨幣130億元來彌補國庫虧損。

1980年底，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比1978年增長63.3%，大大超過同期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16.6%和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37.3%的幅度，自然引發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通貨膨脹，使商品價上漲率達到波峰的6%，已經到了經濟危機的臨界點。

由於從中央到地方對調整的認識不統一，在1979年停建、緩建了一批大中型項目，1980年繼續停建、緩建了一批項目的情況下，基建總規模仍然沒有減下來，地方和企業財權擴大後盲目上項目，財政大量赤字，貨幣發行過多。

這一階段宏觀調控主要採取了行政和計劃手段對經濟進行整頓。通過壓縮基本建設投資、收縮銀根、控制物價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抑制通貨膨脹。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從1978年的11.7%逐步回落到1981年的5.2%，穩定了國民經濟。

②第二次通脹(1985-1987）

1986年後，由於政策調整，隨著商品價格的放開和工資改革的推行，舊有價格體系和經濟結構中不合理因素又使通貨膨脹再度爆發。

1987年底貨幣供應量達到1454億元，比1983年增加925億元，增幅為174%。這是因為工資改革、職稱評定及隨之而來的基本建設投資的大規模升溫，和鄉鎮企業以銀行信貸形式大批上馬，導致了市場對貨幣的大量需求。央行以發行第四套人民幣和推行大額面鈔的方式，應對了過熱經濟對貨幣量的需求，卻導致了一輪新的通貨膨脹。

這次通貨膨脹出現溫和的持續發展，零售物價上漲率保持在6．0％——8．8％之間；生活費用指數增長保持在7．0％——11．9％之間，財政對物價補貼增長率則急劇下降。這次波峰的產生主要是物資需求膨脹所引起。從消費方面看，這一階段消費品零售額年均增長21．4％，居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長15．1％；從投資需求看，固定資產投資額年均增長26．6％，工業企業生產貸款年均增長21．4％。投資膨脹帶動收入和貨幣膨脹，使公開通貨膨脹率年平均達到7．0％，主要是屬於需求推動的通貨膨脹。

針對1984年的經濟過熱，當年11月，國務院要求各地各部門嚴格控制信貸投放。信貸控制政策方面，中央銀行開始建立綜合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的調控手段，如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由於缺乏必要的政策操作實戰經驗，在調控力度把握方面失當，1985年貨幣、信貸「雙緊」政策在抑制總需求的同時，也導致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被迫改為比較寬鬆的政策，取消了對專業銀行貸款規模的指令性控制。

③第三次通脹(1988-1989）

1988年3月，上海率先調整了280種國民經濟必須商品的價格，接著各大中城市相繼提價，提價率占商品總量的80%，價格平均上漲30%，最高者達到80%，尤其是家用電器、摩托車、油等化工產品。此次通貨膨脹率首次突破兩位數進入奔騰似的通貨膨脹。零售物價上漲率高達18．5％，創造了建國40年以來上漲的最高紀錄，當年財政價格補貼高達319.6億元，商品供求差額為2731.3億元。生活費用指數增長達20．3％。儘管1988年國民收入較上年增長了11．4％，但由於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問題，如結構失衡、投資膨脹和消費膨脹的加劇，企業和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的形成等等，使這一時期爆發了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可以說，這次通貨膨脹既有結構性和需求推動的影響，又有成本推動的作用，是多種因素促成的「綜合症」。

為抑制通貨膨脹，政府不得不從1989年開始採取「雙緊縮」的猛烈收縮的宏觀經濟政策。1988年，中央銀行執行緊縮貨幣政策，並嘗試了諸如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高對專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回收再貸款等多種間接調控手段，開始重視對基礎貨幣供應的調控。1989年11月，採取了「雙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如一面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一面嚴格控制貸款規模等。

④第四次通脹（1992－1994）

1992至1993年，由於市場經濟改革，國家全面放開了對過去發放票證、限額供應的商品的限制，允許其以溢價形式，根據市場供求關係自由定價。同時，計劃經濟時期由國家統一定價和指導價格的幾乎所有商品，都根據成本和市場需求形勢重新定了價格。為了彌補差價，提高職工價格補貼標準以及再度提升工資，企業爭上項目，外出投資，動用有限的外匯儲備大量購進各種機械設備和高檔商品，一再地擴大了銀行信貸規模。地方政府大搞開發區開發和用信貸大規模開發房地產業。開發過熱，項目虛增，使許多生產資料價格上升40%。為了維持正常經營，許多企業，包括集體、私營企業，都不得不靠「三角債」來維持局面。

國內貨幣供應量增幅均達35%以上，直接導致當期或稍後時期物價水平的普遍上漲，引發「通貨膨脹」。1993年，國內的通貨膨脹率為13.2%，通貨膨脹高峰在1994年，當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21.7%，物價上漲率分別為13.2%、21.7%、14.8%。

成這次通貨膨脹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銀行資金大規模的高速增長（1992年GNP比上年增長12．8％，1993年增長13．4％），從而出現高投資膨脹、高工業增長、高貨幣發行和高物價上漲。其間，1992年——1993年上半年是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1994——1995年是結構型通貨膨脹。用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的話說就是：原來的產業結構失調，經濟要發展的話，有些關鍵性的產品短缺就嚴重了，造成「瓶頸」現象，帶動了物價上漲，這就是結構型通貨膨脹。結構型通貨膨脹的誘生因素和具體的傳遞機制決定於各國獨特的經濟類型和制度因素；對於不同的國家說來，結構型通貨膨脹不具有通用性。分析中國的結構型通貨膨脹，必須從我國的經濟和體制的特徵來尋求原因。在中國主要是產業結構失衡，具體表現為：其一是農業部門生產力發展滯後，農副產品長期不能滿足人民需要和工業部門需要（特別是在80年代末）。其二是工業部門中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嚴重脫節，加工工業相對過剩，而能源材料工業嚴重短缺，成為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其三是在某些部門投資過量的同時，某些部門投資則明顯不足。首先是農業投資增長明顯低於其它行業，農業投入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時有下降，我國農業所得到的資金支持與它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相比極不相稱。其四是非物質生產行業基本建設投資也存在著內部結構失衡。1985——1992年基建投資增長最快的是金融保險業，年平均增長27．4％，增長最慢的是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視事業，年均增長為7．2％。總的說來，導致我國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國市場發育程度低，市場運行機制不完善，表現為價格不能完全給企業和消費者傳遞準確信號，因而價格信號對資源分配起不到應有的導向作用。同時，由於市場缺少風險機制，結果仍然是生產要素不能自由地達到有效組合，資產存量也無力調整，而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失衡導致有效供給不足，從而導致結構型通貨膨脹。

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採取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增強貨幣供給的產出效應，提高貨幣資金的使用效率，使貨幣供給量在增加總供給、抑制總需求方面產生積極作用；存款利率一度長漲到 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儲蓄還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說長期存款的利率幾乎達到25%，存一萬元錢，年利息2500元，這種高利率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少見的。為了抑制股市的投機，漲停板、T+1、調高交易稅數管齊下，最終導致了1995-1996年的兩次大跳水，中國股市進入長達數年的熊市。中國股民用血的代價，明白了套牢一詞的含義。

三、歷次通貨膨脹的成因分析

1、投資膨脹的形成過程

對於各級政府而言，從1980年開始，全國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分灶吃飯」體制，1985年實行 「劃分稅種基礎上的總額分成辦法」，到 1988 年開始實行「財政包干」體制，各地區分別採取不同形式向中央財政上繳收入承包。這些預算管理體制的改革，使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獨立化和明朗化。地方政府可在財政收入增長部分中獲得高於中央的份額，刺激了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而且在下放財權的同時，中央把大部分原屬中央管理的國營企業劃歸地方政府管理，並把許多原來由中央承擔責任的工作交給地方政府完成。在這種分權制下，地方政府不僅要對本地區的基本設施建設等經濟發展和物價補貼等居民生活負責，還要對本地區的勞動適齡人口的就業負責。由於能源、原材料的緊張，失業人口增加，基本服務設施短缺等問題，對地方政府形成強大的壓力，必然使地方政府具有追求本地區財政收入最大化傾向。

為解決這些壓力，地方政府通常採取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擴大投資規模，提高發展速度；二是儘可能多爭取國家投資項目，並設法截留中央的收入。這樣會造成地區政府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形成地方性市場。地區封鎖迫使地方政府在本地區建立小而全的工業體系，從而造成重複投資、重複建設，以致投資規模膨脹。對於企業而言，隨著放權讓利的改革進程，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投資主體，擁有追求利益的自主權。若對一個真正的商品生產者來說，投資是一種風險行為，如果投資失敗，將導致企業破產和倒閉。正是這種風險機制，約束了企業的擴張衝動和迫使企業不得不考慮產出效益。但在國有企業機制尚未完全轉變的情況下，投資決策和投資使用的分離使得利益與風險具有非對稱性。投資最終決策者是國家，企業可以從國家決策投資中獲取利益，但不會承擔投資失敗的責任和風險，投資成功的收益由國家和企業共享，投資的失敗則由國家承擔。因此，企業必然熱衷於向國家爭項目?爭投資，甚至不管資金的成本高低，盲目向銀行的貸款，加大投資力度。

2、投資膨脹催生通貨膨脹過程

儘管地方政府和企業都有強烈的投資衝動，但顯然僅有衝動並不足以產生投資擴張行為。在實際情況中，由於中央對地方政府與企業放權讓利的同時，沒有建立起相應的約束機制，這種投資衝動慾望與投資預算軟約束相結合，在投資資金來源的多渠道化的推動下，必然促成現實的投資擴張行為。投資擴張必然導致對投資品需求的擴大，需求的擴大必將推動價格的上漲。在生產能力沒有充分利用的情況下，會促使投資品生產增長和供給增加，供給的增加會促使物價下調，回復到原來的水平。同時，投資品價格提高會使一部分投資者中止其投資意向，從而減少對投資品的需求量，使價格逐漸回落。但在投資和生產的風險約束機制未能建立健全，企業自我消化能力和應變能力很低，市場競爭不充分，宏觀調控手段尚不充分和靈活的情況下，當投資規模的膨脹超過了生產能力界限，或經濟結構?產品結構嚴重畸形出現瓶頸制約，投資品價格就會出現持續上漲。物價上漲使生產條件很差的生產企業變得有利可圖，從而那些在原有的價格水準上不能盈利的資源被投入使用，投入產出率必然降低，由此導致供給的增長大大低於物價的增長，甚至趨於停滯。投資品的價格居高不下，並且向下游產品轉移，引發物價的全面上漲。

四、對未來通貨膨脹的思考

2006、2007年，我國出現了經濟過熱的現象，經過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整，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經濟形勢由過熱轉為緊縮。宏觀政策再次調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內需，保證國民經濟平穩增長。但整體經濟體制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仍然存在，有可能再次引發通貨膨脹。我們需要吸取過去的經驗，根據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做好通貨膨脹的應對準備。

1、控制社會總需求。投資膨脹源自投資需求過大。投資需求是社會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尤其對於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關鍵措施是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其中主要通過制定和實施正確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在財政政策方面，大力壓縮財政支出，努力增加財政收入，堅持收支平衡。在貨幣政策方面，採取緊縮信貸，控制貨幣投放，減少貨幣供應總量的措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綜合治理通貨膨脹，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控制消費過快增長，以此來實現控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

2、控制貨幣供應量。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貨幣供應過多。投資膨脹會造成大量貨幣以投資或貸款的形式流入市場，當超出貨幣需求時，就會造成物價上升。要控制貨幣供應量，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控制貨幣投放，保持適度的信貸規模，由中央銀行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靈活有效地調控貨幣信用總量，將貨幣供應量控制在與客觀需求量相適應的水平上。同樣，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國外資本大量湧入。為穩定匯率，中央銀行不得不被動大量收購外匯作為國家外匯儲備。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導致了基礎貨幣的投放，所以，減少貿易順差或適時適度地人民幣匯率升值能緩解貨幣流動性過剩格局，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貨膨脹。

3、採用組合政策。通過對歷次通貨膨脹的治理來看，單一貨幣政策效果未必良好，需結合其他政策。如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熨平」周期波動，並把財政政策的重點放在優化結構上，把貨幣政策的重點放在調控總量上，才能有效地治理通貨膨脹，我國曆次的治理也是在逐漸結合各類宏觀調控政策。

4、加強金融監管。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經濟的不穩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強的傳染性。最近全球的金融危機正是這樣的例子。目前，我國經濟中的不穩定性因素多而複雜，並且實現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時間尚短，所以，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經濟管制的同時，也應該通過體制的不斷完善加強監管，做好目前分業監管體制下各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避免金融監管真空以及重疊區域，從而避免由於金融的不穩定性推動貨幣供需波動，進而造成通貨膨脹問題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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